《新青年》同人中，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都很注意政治问题，但这种政治热情，在北洋政府的腐败的气氛和武力下，处于半休眠的状态，被迂回的艺文的形式掩盖着。易宗夔只反对旧文学，不愿意碰旧政治，也是这个氛围下的产物。去年7月1日，陈独秀写《答顾克刚》，解释《新青年》的主旨虽不批评时政，但不等于不关心政治。他说：
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政治思想学说，亦重要思想学说之一，又何故必如尊函限制之严，无一语栏入政治时事范围而后可也？德意志，俄罗斯之革新，皆其邦青年学生活动之力为多。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之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
1918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旗帜鲜明地说他喜欢谈政治了：
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本志《新青年》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甚么政治呢？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甚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
这种政治兴趣的实际爆发，是在欧战终了的消息传来的时候。
1918年11月11日夜，但一战停战的电报传出后，被鲁迅称为一向麻木的中国人，甚至也传染着了一点狂热。这种少见的民众政治热情，以快速的速度相互感染，北京教育界不得不卷入进去，各学校于11月14日到16日放了三天假，庆祝协约国的胜利。这是破天荒的，北京的青年学生欢喜若狂了。一向不讲究文采的陈独秀，也禁不住在《克林德碑》一文中抒发情感，文乎文乎的形容那几天北京市民庆祝胜利的盛况：“旌旗满街，电彩照耀，鼓乐喧阗，好不热闹！东交民巷以及天安门左近，游人拥挤不堪。”
11月15日、16日，北京大学连续两日下午在天安门举行对广大群众的讲演大会，由蔡元培等人演说。胡适记得，陈独秀也参加了演讲，但陈独秀说，“余方卧病，不愿出门”，没有去演讲。陈独秀不去演讲，除了生病，还因为他不满意这次世界大战。中国因参战，增加了日金一万四千万元，美金五百五十万元的外债；参战华工死伤数千人；因参战而起政潮，解散国会，张勋复辟，南北分裂，督军割据。
这次演讲的一个直接果实，就是《每周评论》应运而生了。用胡适的话说，《每周评论》是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狂热的乐观时代的大影响”，而一向不谈政治的蔡元培，无意的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天安门演说之后不几天，因母亲去世，胡适奔丧南下了。
从某种意识上说，这张小报的发行，是陈独秀、李大钊尊重胡适早先只谈文化，不谈政治的结果。胡适曾主张，目前所进行的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因此，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所以，他一回国就发誓，“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
现在，陈独秀和李大钊热心地创办了《每周评论》，策动政治改革了。他们的主张得到张申府、周作人、高一涵的支持，此外，钱玄同、刘复、马裕藻、沈尹默等人对《每周评论》也有兴趣。最后确定《每周评论》编辑部设在北大红楼文科学长办公室，发行所设在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米市胡同七十九号安徽泾县会馆。参加的人交五元大洋，做开办经费。
12月21日，冬至的前夜，北京的夜已很冷了。李大钊和张申府到宣外大街北京《晨报》的印刷所，校对《每周评论》第一号。这一夜，两人校到凌晨四点。第一期组稿，为了模糊警察厅的注意，登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文章，连高一涵看后都说，尽是些迂腐的议论！一些文章，与陈独秀在《发刊词》里说“《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还有一段距离。
《每周评论》创刊后，北京的《国民公报》、《晨报》；上海的《星期评论》、《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闻风景从，一时间，谈政治的刊物蔚然成风，遍布南北。就在这样的风气中，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里说的共产主义幽灵，悄然降临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