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乔年先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后改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到上海工作，与妻子、儿子住罗亦农家里。1927年年底的一天，他和妻子史静仪带着儿子来看父亲。乔年不喜欢父亲在《布尔什维克》上连篇累牍写杂文，他已听到一些讥笑了。《布尔塞维克》自创刊到1928年2月27日停刊，办了十九期，陈独秀在《布尔什维克》上发了一百四十篇杂文，几乎每期有他的六七篇短文章。短文尽是些嘴边话，可写可不写的。
陈独秀见儿子、媳妇和孙子来了，很高兴，但一谈到大革命失败原因，父子俩话不投机。乔年参加了八七会议，说：失败你是有责任的，你对汪精卫过于相信。陈独秀一听不高兴了！他压了一肚子的气，平常没有人发火，和秘书不好发火，也不好抱怨共产国际新来的代表对自己的态度。这会儿见乔年拿别人的话当面指责自己，火暴脾气一下子就发作了。他抬高声音说：说：我有什么责任，国际代表天天坐在那儿指挥，什么事不要经过他？
史静仪一见父子俩动了气，忙向乔年使眼色，叫他们不谈这些。陈乔年因为刚受打击（不久前，在党内斗争中，他的中央委员差一点被取消），心情也不好。而且，打击的根源，多少和父亲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次见面，父子俩不欢而散。
本来陈独秀是准备留乔年夫妇在这里吃饭的，但乔年气得连饭也不肯吃就走了。乔年走后，陈独秀也感觉不舒服，毕竟是儿子来看自己的啊！而且，他的话不是他个人的话，代表了党内的许多同志的意见。这次见面争吵，在乔年被捕牺牲后，令陈独秀懊悔不已。
1928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由项英任书记，主席团成员是项英、王若飞、陈乔年和李富春。2月16日，正月二十五日，星期四，江苏省委在陈乔年的主持下，在英租界北成都路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委组织部长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也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产业总工会主任联席会议。
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英租界新闸巡捕房警察突然同时包围了刺绣女校和酱园路两个会场。巡警冲入会场时，陈乔年正在刺绣女校会上讲话，不幸和其他同志共十一人被逮捕，当天押到英租界新闸捕房拘留所，次日，陈乔年等人被引渡到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起初，陈乔年化名王某，敌人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因他来沪不久，叛徒唐瑞林不认识他。敌人用了种种手段，想探明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都未得逞。和陈乔年一同被关押在天字一号的，有桂家鸿等同志，此外还有一个未见过的“政治犯”。陈乔年是组织部长出身，对陌生人很警惕：怎么关了一个陌生人？
“我叫唐瑞林，是政治犯。”这个人见大家不理睬他，显得很主动，移到陈乔年身边，自我介绍道。原来，敌人为了弄清楚被捕人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搞苦肉计，把唐瑞林作为“政治犯”，和乔年等关在一起。
“我姓王。”陈乔年应付了一声。“你是不是安徽怀宁人？口音很像哩！”唐瑞林问。显然，这个“政治犯”对乔年一举一动都感兴趣。陈乔年本来很警惕，现在更感觉蹊跷了。自己是哪里人，一般人很难一口说得准确，因为自己到上海早，加上到法国读书，到北京工作，口音已经不是纯正的家乡话了。如果别人知道自己是安庆怀宁人，就很容易知道自己就是陈乔年了。陈乔年机智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嘛！”2月20日左右，从女监传过来一张字条，说在天字一号的唐瑞林可能是出卖我们的叛徒，要陈乔年等人注意。
乔年被捕当天，汪孟邹得到了这个坏消息，跑来告诉侄子汪原放：“不好！不好！乔年被捕了！”汪原放听了，大吃一惊，忙问：“啊？这怎么办啦？”但对乔年被捕的具体情况，汪孟邹也不清楚。过了几天，彭礼和到亚东书店，汪原放才知道乔年被捕的经过。汪孟邹和汪原放听了，都非常难过。汪孟邹说：“这回，仲翁最不好过了。”
汪孟邹有一段时间没有去看陈独秀了。他胆子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叛变，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他现在害怕提共产党，到处是暗探，只要和共产党有联系，很容易套上红帽子，不问三七二十一，被立即枪毙。汪原放和陈独秀回到上海后，汪孟邹把侄子狠狠教训了一顿，并明确对陈独秀说：“你以后少来亚东图书馆了。”本来，准备出版《独秀文存》二集，年初已编辑好了，现在也不敢出版了。陈独秀和汪孟邹有二十多年的关系了，他知道汪孟邹胆子小，并无恶意，点点头。
乔年被捕后，五十岁的陈独秀几天没有说话。他无心再写“寸铁”，桌上《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书稿编写也停了下来。许多时间，他躺在床上发呆，或默默抽烟。他对人生和世界，几乎绝望。
陈乔年等同志被捕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约见在上海养伤的陈赓，请他负责成立特科情报组织。陈赓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在撤往赣南会昌时左腿负伤，去年10月间，陈赓由香港转到上海爱多利亚路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腿伤。伤稍好后，陈赓同妻子王根英在法租界霞飞路的一条石库门弄堂里租了一间房住下，继续养伤。这次谈话，周恩来对陈赓神情严峻地说：“你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尽快在敌人内部建立起我们自己的反间谍内线，刺探敌情，营救入狱的同志。”
陈赓迅速开展工作，很快查明唐瑞林就是出卖陈乔年等人的叛徒。知道唐瑞林是叛徒后，陈乔年等人对他十分冷淡，眼神里流露出来的都是鄙视的眼光，这个“政治犯”一无所获。2月下旬，这个“政治犯”在一次“提审”之后，再也没有回来。
2月28日，胡适寄了关于吴稚晖的思想的校改稿，请吴敬恒指正。前年六七月，胡适产生了“述吴稚晖”的念头。但真正动笔，又是七八个月后了。胡适迟迟动笔，除了担心有拍马屁的嫌疑外，还有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的案子问题。
去年6月底，汪孟邹请胡适营救被逮捕的陈延年。胡适转请吴稚晖帮忙，谁知吴稚晖落井下石，写亲笔信将陈延年已被逮捕，关在龙华监狱的消息通知了上海特务处处长扬虎。7月4日夜，陈延年被杀。
报纸刊登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把胡适推到了一个尴尬的地位。因为汪孟邹知道胡适请吴稚晖帮忙这件事啊！胡适一直闷了一口气，这会寄文章，忍不住写信道：“七月初我在杭州读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直到几个月之后方才有续作此文的兴致。今日重提此事，不过表白一个敬爱先生的人对先生的一种责望，先生或不见怪罢？作此文的大意，先生是明眼人，定能看出此中总不免有点‘借刀杀人’的动机。”
说吴稚晖“借刀杀人”，对于一个前清举人出身的人来说，话不能不算重。吴敬恒3月4日写回信，毫不遮掩地说：“我是狂易了，也破产了，怂恿杀朋友，开口骂朋友，也同那班畜类是一丘之貉罢了，还敢在先生面前忏悔么……‘风潮过了世界在’，马格斯煽出来那班恶魔，是会归天的……”
“马克思煽出来那班恶魔，是会归天的。”言下之意，他对陈延年的死没有什么忏悔的。他怂恿杨虎杀陈延年，完全是共产党提倡阶级斗争，杀人在先。
被吴稚晖数落了一顿，胡适差不多是自寻其辱。隔日夜，胡适给吴稚晖写了一封长信，说他所以不满意于今日“以暴止暴”，不赞成杀人放火，是希望国民党当局诸公作釜底抽薪的思考。吴稚晖是一个能刻苦的圣人，所以对苏俄大花钱制造共产党，大生气。胡适写道：“我以私意揣测先生所以痛恨共产党，似犹未免有一分以律己之道律人的意味……即此一分律人的态度便可以养成“以理杀人”的冷酷风气而有余了。此言并非责备先生，不过心有所不安，曾日夜思之，姑且为先生一陈几个月来的疑虑罢了。”
信写好后，怕节外生枝，被人指责为共产党“张目”，胡适没有敢寄出。因为陈延年的案子，胡适和吴稚晖结怨，后来吴稚晖骂胡适是反革命，根源于此。
吴稚晖出卖陈延年后，陈独秀“颇不值其为人，以老狗呼之。”（潘赞化语）在一首打油诗里，陈独秀揭了吴稚晖的老底：吴家哲嗣今应斩，绕室汪汪犬吠声。原来，吴稚晖中年嫖娼，患深度梅毒，割睾丸以保命。当时，吴稚晖急绕室狂呼曰：“吴氏之嗣斩矣，吴氏之嗣斩矣！”冯玉祥在通电中，也骂吴稚晖：“苍颜老贼，皓道匹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