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6月7日，斯大林决定给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电报：“鲍罗廷对谭平山长沙之行的解释不能成立。我们认为，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应当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而不能利用考察加以阻止。”
就在这天，陈独秀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把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叛变革命归咎于农民过火行动，并强调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困难：“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和罗易有分歧。去是必要的。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妨碍了土地问题的解决。我们主张派谭平山去纠正过火行为。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政策。本应让谭平山委员会立即出发，但为时已晚。长沙的政变不只是反对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过火行为引起的。共产国际可能不知道，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问题……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会后，罗易给莫斯科拍电报，汇报陈独秀和谭平山不执行共产国际电报。
6月9日，联共（布）政治局开会，“建议鲍罗廷、罗易同志和中共中央无条件地坚决执行我们关于立即平息长沙反革命叛乱和取缔反革命政府的指示。指出武汉政府的犹豫不决导致了长沙农民起义的失败”。
这一天，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陈独秀情绪高涨，分析北伐军与冯玉祥会师郑州后，张发奎、唐生智回师武汉，有利于抑制何键部队，共同解决共产党的危机将延缓。陈独秀认为去年刚访问苏联的冯玉祥五原誓师，是国民党再起的希望。
蔡和森说：“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提出了自己草拟的《两湖问题决议案》，认为在湖南为消灭许克祥，“应发展农军至五万以上”；湖北要尽量“扩大武汉三镇工人纠察队及同志的武装力量”。
罗易认为唐生智回来，危险更大。应执行国际指示，立即征服广东，他支持蔡和森的计划，发动湖南暴动，北伐军回汉时，实行总罢工，讨伐朱培德。
任弼时（布林斯基）说，我建议党中央发表宣言，揭破汪精卫假左派的面目，和他摊牌。
谭平山表示反对，说：我们没有力量和国民党决裂。
陈独秀说：革命现阶段的问题，既不是退却也不是进攻。如果我们退却了，那就意味着我们失败；但如果我们只是进攻，这可能会使我们失败。
任弼时问：那到底取什么方针呢？
陈独秀说：既然当前的形势是复杂的，那么我们必须有一种复杂的政策来对付，而不是简单地退却或简单地进攻。
会后，谭平山骂罗易是“左派”幼稚病。
6月13日，汪精卫、唐生智回到武汉，准备分共。迎接他们的是“欢迎铁军凯旋”的罢工，和“打倒纵容反动势力的国民政府”口号。一打听，是总工会领导人刘少奇及中共中央秘书长蔡和森同意的。汪精卫立即约见鲍罗廷、陈独秀，声泪俱下、咬牙切齿地说：“总工会连络武人来倒我。”鲍罗廷、陈独秀“气得要死”，表示对总工会行动极为不满。
隔日，在共产党政治局的会议上，鲍罗廷不同意没收大地主的要求，否则，同国民党的决裂就不可避免。罗易反对说：“陈独秀建议把土地问题提交两党联席会议，这是一种倒退……”
晚上八点，根据罗易的要求，罗易、鲍罗廷和陈独秀三人在鲍罗廷家就对国民党采取的方针达成一致意见。陈独秀致共产国际电说：“你们的指示是正确而重要的，我们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专政，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用改组的办法驱逐汪精卫尤其困难。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必须吸引住他们的左翼领导人，并达成一个共同的政纲。如果我们同他们分裂，要建立我们自己的军事力量将是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陈独秀等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改变了立场，同意采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建议。
这天，联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