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7日，星期三，中共五大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礼堂开幕。陈独秀1920年年初曾到武昌高等师范演讲，想不到现在到附小开大会来了。会场一片肃静。被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首要分子”几乎都在这里。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李维汉、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董必武、项英、陈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陈乔年、贺昌、阮啸仙、杨匏安、王荷波、彭公达、李立三等参加了会议。
汪精卫应邀出席会议，并致贺词。汪精卫离开后，为了防止意外，会场迁往汉口市郊黄坡会馆。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一百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
李大钊没有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前夜。4月28日下午二时，三十八岁的李大钊身穿被捕时的灰布棉袍、青布马褂，在北京警察厅看守所被绞杀（李大钊一个人的绞刑持续十八分钟），同时遇难的有路友于、范鸿劼等共二十人。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没有来。十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深、古应芳、钱大钧等杀害。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与敌人周旋。
陈独秀主持会议。在他身旁坐着罗易、维金斯基、鲍罗廷及米夫、罗卓夫斯基等人。米夫（1901-1939），1921-1923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员，1926年任副校长，1927年-1929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1928年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处副主任，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天气不冷不热，会场内主席台挂着马恩列斯相片和国共两党党旗。大会开始时，大家起立唱《国际歌》，有人发现叶挺手臂上有一个虱子，捻了给叶挺，叶挺一边捻一边说，“捻死这个吴佩孚！”这位代表又从叶挺的衣领上捻下一个虱子，问，“这是哪个呢？”叶挺也笑，说：“你应该晓得这是哪一个！”那意思，是蒋介石。
4月29日，穿着长衫的陈独秀作工作报告，足足讲了五个小时。会前，住在中央机关六十一号的陈独秀，精心准备了数万字的发言提纲，要谈的问题太多了！他谈农民问题话很少，说：“我们的同志从前就向农民进行刚工作，如彭湃同志就在广东农民群众中工作过。我们党向农民进行工作已有两年……今后，我们应开展农民运动，增加农民协会的会员人数。”
会间休息时，罗亦农走到瞿秋白面前说：“糟糕。”罗亦农绰号“大口”，他于4月22日，与李立三等离开上海到武汉出席党的五大。
羊牧之走到低头一支接一支抽烟的瞿秋白身边，轻声说，“叶挺问中央讨论过没有？”瞿秋白半天没有吭声，最后说，“要相信中央”。羊牧之点点头，走到一边去了。叶挺的话，唤起了瞿秋白的回忆。陈独秀的报告，在五大预备会上讨论过，而且发生了争论。对于中山舰事件，陈独秀归咎于革命力量不足，指责上海工人不该起义。提到党内妥协退让，陈独秀就发火，就训人。这些情况，瞿秋白当然不好告诉羊牧之。
陈独秀发言后，罗易引导代表就陈独秀的报告进行辩论。辩论进行了四天，要求发言的达三十八人。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瞩目。任弼时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回到上海正逢四·一二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见到了毛泽东，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意见。
辩论期间，每个代表收到瞿秋白写的四万字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尽管瞿秋白和陈独秀矛盾已经很大，但他在这篇长文里，矛头主要指彭述之。他在今年2月17日在上海写《瞿秋白论文集》“自序”，提到陈独秀，还是很友好的态度：“秋白是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从1923年回国之后到1926年10月间病倒为止，一直在陈独秀同志指导下，努力做这种‘狗耕田’的工作，自己知道是很不胜任的，然而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不可一日或缓。”
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长文里，瞿秋白写道：“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瞿秋白列举了1923年至1927年党内领导层右倾错误十七例，说：“将这些事实一一罗列起来，自己看一看，真正要出一身冷汗！”他直接点了彭述之的名字：“彭述之虽然一口咬定没有民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于似有似无的鬼，实际上却去和这个鬼联合，以备反抗他所认为是买办阶级的新右派。如此说来，资产阶级是有的，不过是‘鬼’面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联合。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论！”
彭述之嘴里咕噜道，“见了鬼了”，这是他的出口腔。瞿秋白在文章后面写道，我们的党已经是群众的了。我们党一定能克服并消灭彭述之主义。在小组讨论时，瞿秋白当面讽剌彭述之：“当前革命的领导权，已经或正在被这个鬼篡夺了。”正在作记录的羊牧之发现，瞿秋白发言时脸色刷白，但声调高昂。
瞿秋白的小册子在代表中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坐在杨之华身边的恽代英一边翻《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一边笑着对杨之华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他指的是扉页上副标题“第三国际还是第〇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恽代英和瞿秋白、张太雷都是江苏常州人。
周恩来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央的错误，他在大会前和彭湃、方志敏等同志准备了提案，但陈独秀拒绝在大会上交流，并将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
蔡和森说：“我党必须负起领导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责任，而不能当他们的尾巴。我们应当通过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来一扫小资产阶级身上的动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我们的革命肯定会失败。”他提醒人们注意：“不要忘记，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同时在庇护资产阶级和地主，这些人随时可能重演三·二〇和四·一二事件”。
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尔5月21日在莫斯科写材料，赞扬了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同志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中对此作了全面的论证（遗憾的是，可以看出来，了解这个小册子的人很少，其实，这本小册子，尽管有一些缺点，但除了给彼得罗夫主义以毁灭性批判之外，它还对中国的阶级力量作了很有价值的分析，提供了很多实际材料）。”
另一方面，瞿秋白的小册子当时没有产生预期的影响。李立三1930年说，瞿秋白的“这本小册子在当时并没有能引起全党同志严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会时也没有很热烈的讨论，于是党的机会主义危险，并没有能挽救过来”。
限制瞿秋白小册子发生重大影响，和维经斯基、罗易态度有关。5月3日，维经斯基在中共五大上说：瞿秋白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彼得罗夫同志（彭述之）为所犯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还这样说：“您承认这一点还是大家抨击您，您都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这样说为时过早，彼得罗夫本人可以证明。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不像彼得罗夫分子，而像孔夫子信徒，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就判处我的政治死刑，或者五年政治监禁。”
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尔5月21日联名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写信，对维经斯基极力庇护陈独秀的做法表示不满：“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错误根本不是来源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而是来源于俄国反对派在中国的思想上追随者——右倾的彼得罗夫和布哈罗夫、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以及庇护他们这些人的维对决议的否定和抵制……”
彼得罗夫即彭述之，布哈罗夫即罗亦农，“维”指维经斯基。
1930年，维经斯基写文章承认，他没有支持瞿秋白反对陈独秀的斗争：“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前，在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开始迅速形成了针对陈独秀的反对派，尽管当时没有得到我的支持。”
5月1日，武汉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此次游行示威的不下五十万人。当时，儿童团员、青年团员和工人纠察队把守会场入口处，不准穿长袍的人进入会场。提出“谁穿长袍，谁就是劣绅”的口号。陈独秀知道后，对当时任武汉工会主席的向忠发拍桌大骂道：“你们搞什么名堂？这是胡闹，这是无政府主义。为什么不能穿长袍？我也穿长袍嘛。”
当瞿秋白替向忠发辩解时，陈独秀把瞿秋白推出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