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蒙李玉皓女士盛情提议，《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与《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两书得以纳入陕西人民出版社“新世纪学人文萃”而增订再版。两书1996年同时以寥寥千册初版，由于发行不畅，仅托几位朋友代售百余册，但当年底竟踞北京“万圣书苑”销售榜首，因此而收到多封同道者的诚挚来信。特别是以四川大学一批中青年学者为主体的“成都地区高校面向21世纪学术月会”两次讨论《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一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孟登迎教授推荐经典书目，此书亦忝列其中、台湾中原大学曾庆豹教授将此书列入学位课研修书目、《大学人文教程》（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知识分子”一章作者邵建将此书与萨伊德的《知识分子》同列推荐、美国国际神哲学院(ITS)院长唐崇怀教授甚至从此节中提取创造出术语用于他的论文，……这些反响引领我超出作者身份而从思想史角度理解该书的时代背景。
诚如《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初版序言所强调的，此书并不奢望传世，而是迫于时势写给当代中国大陆读者的(正如四川大学吴兴明教授所指出的：此书的语境完全是中国人陆的)。序言坦言此书与中国社会现实关联的思想论战性质。这也正是此书之后尽管已有相当数量的域外知识分子论名著译出，我依然相信此书本土独立价值并同意再版的主要原因：书中所描述与分析的中国精神价值问题仍旧存在而且更形严重了。此书手稿于1988年后在友人中流传，1996年成书出版，其间中国大陆社会发生了继1976年结束文革之后第二次重大变动。这一变动的主要社会涵义是新的利益集团或阶层的形成与分化。1996年至今已十年，这一利益分化已远超出了社会转型期自然分化性而呈恶化格局。攸关此书题旨的是，正是这一恶性分化格局不仅畸变了中国现代化改革，而且从社会存在根基处动摇与瓦解着中国人的共同体观念与精神价值信念(而据专门研究者的友人告知：经历过纳粹集中营的波兰人、处于“休克疗法”大动荡中的俄国人却保持着高贵宁静的精神)。值此严峻时代，此书所定义的作为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知识分子，所承担的便不仅是一般的文化观念传播(如八十年代文化大讨论)，而更突出的是关怀并挺身实践(不仅是“守护”，而且是更为艰难的探索与建设)公共精神。这也是今日中国大陆语境下人文精神的首要涵义。
但恰是这种攸关知识分子特性的公共精神，在今天受到来自知识分子生存压力的重大限定。此书首章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原理与末章关于知识分子处世困境的规律在今日呈现为残酷的生存法则。不仅是时代观念，而首先是变化了的社会生活机制，使金钱成为当代人的上帝(尽管表现为富人穷奢极欲与穷人赖以活命迥异形态)。笔者交往所观察到的是：与八十年代完全不同，当代中国大陆一流知识分子中已少见超越金钱者。这意味着个人幸福已成为统治性的人生观。2005年一位有名望的中国哲学家因走私人口被捕，据说替亲属筹措金钱以改善生存处境。网络对此事的评论，是强调儒学学者应知行合一。这诚然是对现代人文知识非实践化的针砭，但所立足的却是知识分子的个人修身，而未能正视知识分子生存基础及其制度环境的变迁。可是，历史生活中真实发生效力的儒士仁学理想与人格节操不仅拥有巫史传统，而且拥有从科举到品评、从书院到乡约一系列社会支撑体制。就此而言，每一时代知识分子之可能超越性地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均有其相应的社会基础与时代认同心理氛围。然而，继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打碎绅士社会及其文化基础之后，作为将共产主义意义阐释推至反人性极端的文化人革命的反拨，20世纪末叶以来的市场化转型也瓦解了作为共产主义意义阐释基础的公有制。这是现代中国人耳热能详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尽管《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一书力图阐发的正是相反方向的原理：意识如何不可或缺地参与建构社会存在)。人心随社会存在转变之快，使两个时代之交替甚至成为毋须记忆分隔的同一时空下的直观画面。困难的是：只有基于公民权利与民主法制的现代化社会才会有现代性的公民道德与公共精神，但只有现代性的公共精神才是特权共同体演进为现代文明社会的守护神。人文知识分子及公共精神正当代中国现代转型的处境比上述现代化—现代性悖论更为复杂。例如，与西方现代化—现代性历史不同的一点是，中国缺少如基督教那样仍保持现代生命力的精神团契体制(而团契则是现代性私人信仰衔接现代化公法体制的重要环节)，因而缺少支撑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制度性资源。关于当代中国人文精神重建与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考从而不能仅仅执着于个体修身与节操品质的精神形而上学，而亟待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调查、试验中建设中国的现代团契。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动已日益突出地要求人文科学走出哲学思辨而与社会科学相结合，两书增订版所增加的内容只是极其有限地透露出这一转向。
增订版除校正初版技术性错误外，《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做了较大调整，增加了最近十年的相关论文，并改名为《人文精神与现代性》。《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附录增添的几篇关于公共精神的论文，针对性背景之一则是九十年代输入中国的柏林(I．Berlin)消极自由观淮橘成枳的复杂影响。以消极自由为底线的个体自由观念诚然至今仍是中国现代化有待养成的文化条件，但在转型期公共财产被强行瓜分的扭曲社会分化格局下，无视公共精神的现代或后现代的个体主义或私人化思潮，实际后果却是犬儒主义乃至更糟的利己主义。将与之对立的公共精神混淆为极左意识形态，执着于个体差异性与抽象虚假的个体自由主义，不仅脱离了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的现实境况，也是对西方反思现代性思想(如新共和主义、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忽视。因此，人文精神及人文知识分子在现代公私两域本属正常的形态差异，在增订版中呈现出紧张对立，这正是回应1996年初版以来中国社会及思想状况所留下的烙印。
增订版将初版中本已包含的一个观点明晰化了：人文观念及作为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主义，实质是其表面对立一方的神性信仰的转化与替代物。在现代性文化中，人文精神不仅与科技对立互补，而且与神性信仰对立互补。对这种对立互补的或显或隐状况的观察与思考，是我自九十年代末以来在“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方向下的工作，希望今后可以结集面世与同道者交流。
值此天崩地解动荡时世，天下事、国事、家事何等艰难沉重！与九十年代开始流行的嘲讽伪崇高意识形态的喜剧感有别，我同时还感受着一种几乎绝望的进行中的悲剧。列维坦式的社会进程置人文精神于不顾，一如后者恝然于前者。当从经济领域到学术领域的巧取豪夺摧毁公德后，中国人的私德已危及人性底线：2003年5月6日，陕西省城固县二里镇三名男中学生将寻亲途中沦为乞丐的李文兰——一位年近他们母亲的妇女挟持到野地凌辱，并以菜杆捅李下体，李拖着血污的身体死去(《华商报》2003年6月3日-7日)。这虽属恶性但绝非个别孤立的事件表明：孟子所揭示的作为先验人性标志的“四端”已被打破。我们今日不再抽象盲目地美化“民间”甚至“童心”。身心疲惫的我日益痛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无力渺小。虽曾激情投身文革毁家纾难、插队于贫困山区与近二十年学术思想活动，但在今天作一名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文知识分子，我已愧难担当。十年前撰写《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末章末节“隐逸的人文意义”的意象，近年来卜兆般不时浮现心头。
但我仍确信人文精神深伏于不知何处。我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华商报》生活事件报道，追寻人文精神的踪影，积攒那些感动与教育我的报道。具有历史哲学意味的是，人文精神似乎在危难之际才格外清晰地显现出来：正是在日常甚至趁人命危勒索的医护室中，2003年春夏之交，同“非典”搏斗殉职的医生与护士以生命见证了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真理存在，这古老的誓言回响在警察、司机、接线员的职业道德信念行动中，使这个危险的季节成为久已罕见的精神季节。今天，2005年12月16日，辽源大火灾后的第二天，响应夜半求血的高音喇叭呼唤，百余名市民起身走入零下18度的室外，汇聚在辽源市中心血站排队献血。“成排的出租车等在血站门口，他们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排队等着把献血者免费送回家。”(《华商报》2005年12月16日）这一场景必定不能够持存于日常功利世界，但“人类历史上发生的这种现象将永不被忘记，它表明人性中有一种非政治家根据过去的事件进程所能预料的向善禀赋与能量，……”（《院系之争》)康德这一判断所依据的经验原型乃是：正是那些平日对邻人算计每一法郎的法国市民，却在攻打巴士底狱的战斗中为止义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生命。纵使劳动二重性结构中的人为着谋生甚至自私自利，但劳动超越性前景却令人不可遏止地思乡归家般倾听着意义召唤。正如孟子所深刻揭示的：“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善言善行的感召力尚且如此，一种善的(亦即公平正义的)制度下的人性又将如何！然而，善的制度之需要善的人，一如善的人之需要惭愧的是，我已只能以读者身份阅读网络与报纸上那些密切关注中国每天所发生的事件并迅速反应的杂文——我视之为从意义高度阐释中国转型并直接建设中国善的制度的思想行动：例如“孙志刚事件”那样介入并改造社会存在的推进中国现代化行动。这些杂文是当代中国思想真正优秀的代表。这些思想型的作者与行动者同那些诉讼维权的底层抗争者？舍弃一切甘与残疾亲人相依为命者一道，构成今天中国伦理与人文意义溃败时代的抵抗中坚。在这个幸福主义与享乐主义的生存时代，他们依然如同人类知识分子远古原型的自我牺牲巫师一样。详参《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第三章第一节所述“自我牺牲”的文化人类学涵义。为追求与动物生存相区别的人性意义(significance)而义无返顾地牺牲一己幸福。
谨致以深切的敬意。
尤西林
2005年12月16日于陕西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