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1711—1776），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在哲学上的作用和地位与康德相当。休谟开创了近代欧洲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哲学体系，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产生了广泛影响。
休谟生平
1711年5月7日，大卫·休谟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父亲是在宁威尔区担任律师的约瑟夫·休姆，属于休姆伯爵家族的一支，并继承了祖上的产业。母亲是法尔科纳夫人，法律学院院长大卫·法尔柯纳爵士之女。
休谟是这对家世良好的夫妇的第二个儿子，之后他们还生育了一个女儿。休谟的父亲约瑟夫·休姆才华横溢，不幸的是他在休谟幼年时便英年早逝，留下妻子只身照顾他们的三个子女。
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在具有非凡美德的法尔科内夫人的悉心抚养下，童年的休谟还是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对文学的兴趣便是在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这个兴趣后来甚至成为主宰他一生的激情，成为他快乐的主要源泉。
12岁时，休谟早于正常入学年龄两年前往爱丁堡大学就读。因为好学、冷静、勤奋的天性，他在家人的建议下选择了法律专业，但很快他发现自己真正喜爱的是哲学。所以，他并没有刻苦钻研当时著名的法学家富特和维纽斯的著作，而是如饥似渴地阅读西塞罗和维吉尔的作品。
18岁时，休谟在哲学方面的研读成果促使他彻底开始面对这个“全新的思考领域”，并使他下定决心“抛弃其他所有快乐和事业，完全奉献在这个领域上”。但倾心哲学研究是需要足够的物质保障的，而由于长子继承家产的风俗，休谟所得到的微薄的家产只能维持生计，研究哲学的时间极为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1734年，休谟只身前往异乡经商，但他很快便发现自己并不擅长经商。就是这年，他将名字由休姆改为休谟，因为英国人很难以苏格兰的方言正确念出休姆这个名字。
数月后经商失败，休谟便去了法国。为了潜心研究学问，他只得在乡下隐居，并制定了一生的计划。他严格执行自己的计划，并过着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以弥补财产的不足。
最终，通过在法国三年的隐居生活，休谟完成了《人性论》的写作。1737年，他去了伦敦。1738年，《人性论》正式发表。虽然该书在现代备受瞩目，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用休谟自己的话说：“媒体对这本书的反应是一片死寂，甚至没有激起任何狂热者的抱怨。”
虽然《人性论》在当时极不成功，但该书的写作过程是异常艰辛的，几乎使得年轻的休谟达到精神错乱的地步。为了恢复正常的思考能力，休谟决定暂时回到平凡的生活。
所幸，《人性论》的沉寂并没有打倒休谟，他很快便恢复过来，并继续自己的研究。1742年，由于感觉《人性论》的失败是由于写法的缘故，休谟在爱丁堡重写了《人性论》的前半部分，即《人类知性研究》。
1744年，休谟在出版《道德和政治论文集》一书后，申请担任爱丁堡大学的伦理学和精神哲学系的教授，但被拒绝。1745年，休谟应邀担任安南戴尔侯爵的家庭教师，前后有一年左右的时间，休谟的职务和薄产也因此而有了显著的改善。1746年，休谟又应邀成为圣·克莱尔将军的远征军秘书。次年，他又做了这位改任英军驻维也纳和都灵宫廷使节的秘书。在休谟的一生中，这两年是他唯一中断研究的时间。他愉快地度过了这两年，并且获得了足以自立的钱财。
休谟在都灵期间，其《人类知性研究》在家乡爱丁堡出版。与《人性论》的“一片死寂”相比，该书获得了一定的反响。
从意大利回到英国后，休谟发现米德尔顿的《自由探询》一书备受关注，而自己再版的《道德与政治散文集》却像以前一样仍没有受到多大欢迎，这使他感到十分羞辱。然而，这些挫折都没有对他的研究和创作造成影响。
1749年，休谟再次回到乡下，在哥哥家中住了两年，此时，他的母亲已经过世。这两年期间，休谟完成了《政论文集》和《道德原则研究》（即《人性论》重写的另一部分）两书的写作。与此同时，休谟的第一部著作《人性论》逐渐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甚至需要再版才能满足逐步增加的销量需求。
1751年，休谟从乡下回到城中居住。1752年，他在爱丁堡出版了《政论文集》。该书初版即获成功，在国内外大受欢迎。同年，《道德原则研究》也一并出版。此书虽然最被休谟看好，但问世之后却无人问津。也正是在这一年，休谟被聘为苏格兰律师公会图书馆管理员。虽然这份工作收入微薄，但却使他有了博览群书的机会。于是，他制定了《英国史》的写作计划。休谟认为，贯串1700年的《英国史》取材广泛，内容丰富，适合各种人群阅读，应该会获得成功，但事实完全相反。该书第一卷遭到了包括英国人、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以及一些教士和非国会派新教徒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的一致谴责和非难。而且，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这些人的暴怒之后，这本书甚至被完全遗忘了。
《英国史》在一年中只售出了45本，这种失败是不言而喻的。这次，休谟的确开始灰心丧气了。若不是当时爆发了英法战争，他很可能会就此放弃研究和写作。但由于特殊的环境，休谟还是鼓起勇气继续这本鸿篇巨著的写作。
1756年，《英国史》的第二卷开始出版。相比于第一卷，此卷为许多人所接受，销量也有了显著增加。第二年，休谟在伦敦出版了《宗教的自然史》一书。
1759年，休谟发表了《都铎王朝史》。此书招致了很多反对的声音，但休谟并不理会这些，他继续潜心于《英国史》的写作。1761年，休谟完成并出版了《英国史》。此时，该书正逐渐被人们认可，销量也有所回升。
通过多年的著书写作，休谟在经济上完全自立了，甚至可以说是富有了。此时，年届五旬的休谟回到了故乡苏格兰，打算在这里平静地度过余生。
1763年，赫特福德伯爵再三邀请休谟陪同自己出使巴黎，休谟只得应邀前往。不久，休谟便被任命为使馆秘书。1765年，赫特福德伯爵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离开了巴黎。休谟担任了临时代办，直到年末里奇蒙公爵到来。
1766年年初，休谟从巴黎回到了爱丁堡，打算继续过自己的隐居生活，但又一次事与愿违。1767年，康威先生邀请休谟担任副国务大臣。因为康威先生的人品以及自己与赫特福德伯爵的友谊，休谟只得再次应邀。1769年，休谟回到爱丁堡时已经颇为富有了。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还算健康。
1775年春，休谟患了肠胃病，由于最初没有留意，病症很快成为不治之症。1776年8月，休谟因胃癌在爱丁堡逝世。
休谟著作
休谟的一生是不懈奋斗的一生，他一直坚持用自己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思想，为全人类服务。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政论文集》、《宗教的自然史》、《英国史》等。
《人性论》
《人性论》第一次发表于1738年，之后经过两次修订。在本书中，作者提出支配人生活的是意志、情感（或激情）而非理性，道德和政治的基础是“自利心”，以及同“自利心”相辅相成的“同情感”等观点，并试图把实验推理的方法推广应用于精神哲学，剖析人性中的理智和情感，从而建立一个新的哲学体系。
《政论文集》
《政论文集》出版于1752年。本书的出版使休谟进入了经济学家的行列，在书中，他引入了几个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以建立新的观念。其主要见解有：构成财富的不是货币而是商品；货币流通量应与市场货物量相联系；低利率不是货币过剩而是贸易兴旺的现象；没有一个国家能只以贵金属来维持出口；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原材料、气候和技能方面的优势，因此产品的自由交换是互惠的；穷国弄垮富国乃因其所生产的不足以在交换中占多少分量。
《宗教的自然史》
《宗教的自然史》出版于1757年。本书与《关于自然宗教的对话》是休谟的关于宗教的两部相辅相成的著作，其主要内容是介绍了多神教是人类最初的宗教，多神教的起源，多神教的各种形式——寓言、英雄崇拜，一神教从多神教中脱颖而出的起源等。
《英国史》
《英国史》出版于1761年。本书的出版被看做一件具有文化意义的事。在书中，休谟不仅追溯国王和政治家们的业绩，而且极力为读者呈现出有教养阶层的思想关注。它更充实地为公允建立了更高的标准。从当时来看，《英国史》的问世，实属一个创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