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时（下午3点）。--我以为这个美国人拿着的是一封介绍信，他来这里是想采访我。我确信他是一位记者，但他来这里的目的让我十分开心，因为他带来的书信出自福斯特先生（前美国国务卿，在马关谈判中协助过李鸿章）之手。他在信上说到，从那些（日本和美国的）有识之士那里搜集到的意见表明，条约所带来的影响我们的比预想的好得多。”福斯特国务卿的这封信经过了仔细的印刷，很可能在李鸿章挑选之后进行了发表。严格说来，这并不是李鸿章回忆录的一部分，从广义上说，这也算不得什么机密文件，更不会是官方文件。但我认为，在这里介绍一下这封信还是有必要的。
我亲爱的朋友和总督先生：您给我的来信大概从两个星期前就开始跟着我走，直到这个周一晚上我才收到。我当时正等待来自华盛顿的邮件，以及相关事宜的进一步指示。
很高兴听说头疼不再像以前那样困扰您，我真诚地希望，在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您的身体已经完全康复。您应该还记得，您对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是，既然日本疯子的子弹没能把您怎么样，那这所有的烦恼也不能将您打倒。但我担心您并没有按您所说的做，如果您只是安心待在家里养病，让大自然和医生们照顾您，那到现在，您的身体就应该已经痊愈了。
我亲爱的总督，您任凭京城的敌人用他们的言论和愤怒烦扰您，这实在是十分愚蠢的行为。如果您成功兼并了日本，他们肯定只会说您别有用心。
您一定要记住，毫无疑问，您也肯定明白，就我所知，在世界历史中，还从未签订过一份让双方都满意的和平条约，甚至是仅有一方完全满意的都没有。一方或者另一方（更多时候是双方）都肯定说是对方在谈判中得胜了。全权议和代表的任务根本就是吃力不讨好的活，特别是当你代表的是战败国的时候，更别说代表弱国了。
我公开出面在这里说这样的话可能显得考虑不周，但我要毫不犹豫地告诉您，除了您自己国家之外的全世界，包括日本，都认为您在这次谈判过程中取得了非同寻常的胜利。我收到了一些来自美国的电报，有些是官方的，但大部分都是个人的，所有电报都指出说由于您的卓越智慧，日本天皇遭到了批判，因为日方在这次谈判中损失的比他的军队获得的要多。而且在我们之间，我们双方都知道您并没有期望回国的时候，’嘴里还留着一颗牙，头上还有一根头发‘，是的，您曾十分幽默地这样说过。
为此，就让这所有恼人、愚蠢的批评过去吧。这根本伤害不到您，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我听说您已经或者将要失去一些奖章和名誉。但这些都会回来的，您会得到更多的奖赏。不论这些荣誉能否失而复得，您要永远相信自己，您已经为您的国家和人民鞠躬尽瘁了。
请相信我，我是阁下的朋友和祝愿者。
约翰·W·福斯特美国公使馆，东京1895年6月7日“六月初四（阳历6月30日）。我看见也听见有很多对我在马关和平会谈时的讲话和立场的谣传，今天，我要把所有导致最终达成并签署协议的正反两方面理由都写下来。我将会把这个声明作为补充报告，递交给朝廷。并要求将其写入史册之中，我相信这个要求肯定会被朝廷批准。我还会转寄同样的一份声明给伊藤伯爵，请求这位高尚的君子阅读，如果有错误的话还请他帮我指出来。”
“在这里我先说明，我是怀着为太后和人民竭力服务的诚挚渴望，才冒险去和日本谈判的。我从未踏上过他国的国土，我一直希望自己生在中国，也死在中国，不要遭受踏上异国土地的责备。”
“同时，我反对之前派出的议和代表。我开始极力反对派出德璀琳先生，后来又反对派出张荫桓前去，因为我很难想象日本政府，或是其他任何重要机构，会就如此重大的事情与他们这个级别和资格的人谈判。”
“当总理衙门通知我说，朝廷已经决定了派张荫桓去和谈，我当时立即反对，因为我相信由他带领着代表团去完成这个任务只能是失败。接着，他们不友好地冷冰冰地问我，我是不是准备好了随时接受这个任务。”
“为什么应该是我？一直以来，我在言论上和行动上都是反战的。现在，如果我表现得非常急切地想要结束战争，那人们肯定会指责我，说我这完全是出于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考虑，而置国家和人民利益于不顾，其实我只是想让日本军队停止进攻。现在，在这里我还要说这样一句：在大清帝国还没有一个人或一群人，在这次战争中的个人损失或花费能与我相提并论。我的管家已经清算了好几个星期了，到现在还没算完。因此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知道我在这次战争中的投入有多大。但在军需品和日用补给方面就花费了我白银二百六十五万两，而我实际投入现银的具体数目现在还不能确定，约二百三十万两。不管是北京还是天津，中部还是南方的人们都知道这一点。如果我冲上前去，极力毛遂自荐的话，那马上就会有人窃窃私语，接着他们会大声谈论，最后会像狮子一样大声咆哮，说我李鸿章为了挽救自己的个人财富，情愿牺牲民族的荣誉和皇室的脸面。”
“是的，我和所有大清子民一样，想要和平，甚至是更期待和平。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我都比帝国内的任何官员失去的都要多。但我还没有焦急到为此玷污自己的名声，使自己遗臭万年。”
“我曾经与伊藤博文就朝鲜问题进行过交涉。我从潜伏在日本的人员那里得知，日方想就任何与暂时停战或永久和平相关的事情与我进行商谈。这件事情在广州、香港和北京都传开了。军机处知道了，总理衙门也知道了。但我还是没有焦虑，在任何时候，我都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主动出面去寻求和平。我只会在别人请求我，并最后得到朝廷的绝对任命后才会去。”
“我对自己去日本并不感到难过，但一想到只能派我去，我就感到十分痛心。”
“是皇太后自己亲自下令，命我前去和谈。这是与圣明的太后熟识这么长时间以来，我第一次有理由为她心生怜悯。我一直是十分敬畏地，或者，至少是愉快忠诚地听从于她。但现在，我这个年迈的中堂大人似乎成了她唯一的希望。我离开国土出发去日本时，耳边还环绕着这句残忍的话语：’是你引起了战争，现在就看你能不能让这场战争停止，而不使你的祖国在这些日本狗腿子面前丢脸。‘”
“一路上这句话都在我的耳边萦绕。当我见到日本天皇使节时，这句话又大声在我耳边响起。这些字句比行刺者的卑劣子弹还要厉害，他们深深地烙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我想知道，如果我死在了日本，死在了为国效力的途中，我的那些敌人是会发笑，还是责备，还是会流出眼泪呢？”
“我到达日本的时候，受到了往常一样的礼仪接待。伊藤伯爵亲自到我的临时住所拜见，我们像老朋友一样交谈，而不像是两个想吸光对方血液的邻国和谈大使。毫无疑问的是，大清京城和两湖地区的人民，以及日本的所有民众，他们都极度狂热，希望战争继续。有时候这些老百姓会把自己变成可怜的傻子，特别是当他们在危急存亡的关头，依旧一无所知。”
“伊藤最先对我说的话里面有一句是：’你为什么要把高升号派去朝鲜？‘’我？‘我问道。’我可不是清政府。‘”
“于是，这就成了和谈的特别开端。实际上，就在我们到达的那天，我就被迫面对我应该对战争负责的说法，换句话说，如果不是我，清政府可能永远不会进行挑衅行动。”
“我这样回应了日本天皇的全权和谈大臣：’伊藤伯爵，你我两人曾就这个朝鲜问题交涉过，我们都能够完全理解彼此，因为我们当时是坦诚相见。我希望我们也都能抱着同样的态度进行现在的和谈。因此，在最开始，让我告诉你真正可以归咎到我身上的事情是什么。我确实建议朝廷向朝鲜派兵，而且，实话告诉你，派出去的军队很多都是我的辖军。但我得到了朝廷的十足保证，说远在派出任何军队之前，就会派出一位信使前往东京，让天皇政府完全了解清政府的意图。但就在这件事情上，我被骗了，我的军队也被骗了，导致现在两国不得不面对这场决裂。”
“我相信中堂大人所说的每一句话，”伊藤说道。“毫无疑问，中堂大人说的是实话，都是实话，‘福斯特先生说到。
伊藤拜访我的时候他正好在场。”
“在这位美国外交官的这一番话之后，大家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我注意到，福斯特和日本大使互相友好会意地点了点头。”
“’至于派出高升号的事情，伊藤伯爵，‘我说。’如果现在只是你我之间简单的非正式谈话，不属于谈判的范畴，我就想说一句--我认为你方对我方船只的打击行为，实在是可恶且野蛮。”
“虽然伊藤的脸抽动了一下，但他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我相信他是在极力克制自己，战胜了内心的挣扎，把‘是的’这个词又吞了回去。”“这之后过了一小会儿，他就离开了。在第二天上午的正式和谈之前，我们再也没有见面。福斯特先生陪着我将近一整天，直至深夜才离开。我觉得这里是我表明想法的合适地方，我认为中国应该永远记住福斯特，他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伟大朋友，就像我应该永远拿他当良师益友一样珍惜他。我的确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不是福斯特先生，当时的情况可能会变得对我们更加不利，虽然他的观点一点都不片面倾向于我方，甚至是在争论几点问题时他实际站在了日本那边。”
“在和谈上我的第一个提议就是宣布立即停火。我力劝说既然我们是交战国各自派出的全权代表，我们聚集在此的共同目的都是商讨签订和平协议。那如果在我们和谈的同时还在不断向陆上和海上的将军们发号施令，那就未免太奇怪了。”
“我就这个问题说了一会儿，这是我就此类问题发言时间最长的一次。在我说完之后，大家都沉默了几分钟。接着伊藤伯爵离席，与他的同僚们聚到了房间的一角。经过他们一番商量之后，伊藤伯爵说到：
‘作为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的全权代表，我们同意中堂大人的提议。但我们不得不提出以下要求：至少是在停战期间，清政府必须将塘沽、山海关的安全防护堡垒和所有军需品移交给日本；将天津一线的铁路和全部车辆交给日方；将天津城的堡垒、军需品也都交予日本管理。’”
“听到这个提议，我目瞪口呆。如果不是在心里谨记着这次会议的严肃性，以及日本代表团成员的个性，我肯定会谴责伊藤狮子大开口。坦白地说，想到他们在停火之前提出了这样的条件，实在是让我大为惊骇，我似乎已经找不到言语来表达我的惊讶了。事实上，我当时能想到的就只是请伊藤伯爵将他刚刚说的话复述一遍。如果他是真的让我们把京城的大门和我们的战争军需品转交他们手中，那实在是太莫名其妙了。”
“伊藤一字一字地复述了一遍，和之前一字不差。”
“他每多说一个字，我的内心就似乎有新的愤怒激起。在他说完之后，我费了很大劲才控制住自己，没有爆发。”
“我抬头看着福斯特先生，到此刻为止他还只是一个旁观者，我看见了他的脸色变得苍白。”“‘这些是你们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条件吗？’我尽可能冷静地向日本天皇的全权代表问道。”“‘这是能让我们停火的唯一条件，’他回答道。”“‘那就让我们在谈判的时候继续打仗吧，’我回应道。”“和谈的第一次会议就这样戛然而止。”“当我再次回到住处，独自一个人的时候，我一步一步地仔细研究了当前的局势。我极不情愿地得到了以下结论：日本政府打算把和平协定里可能存在的最严苛的条款都强加在我们的身上。日本人像我一样，完全了解了大清的现状。因为这些年来，就我个人的了解，他们将间谍、密使和情报人员安插在了大清帝国的每个角落。北京、天津和南京都充满了日本的文武官员，他们有些受雇于饭店，有些从事房产买卖，还有大部分都生活在外国租界，据我所知，还有少部分，甚至是从我这里领取俸禄。当然，我在知道这些之后，立刻将他们赶出了我的管辖范围之外。”
“但是，大清完全毫无准备，没想到会与日本开战。不是我自夸，我敢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当前的可怕事实。我一直以来都主张保持我们对朝鲜的控制，因为几个世纪以来朝鲜一直都是我们的藩属国。如果她不是与满洲相分离的一个狭长半岛，日本人就永远不会认为他们在那里享有比在山东，或是在我家乡安徽更多的权利。但为了与邻居之间和平相处，清政府与日本于1884年，在天津签署了一项协议，当时伊藤伯爵也是日方代表。协议商定，双方都应从朝鲜撤兵，并由朝鲜国王处理国内的所有内部骚乱。双方还进一步达成协定：‘特此提出并达成一致，如果朝鲜国内出现任何严重动乱，或是与大清或日本有重大关系的事件，如果朝鲜请求外部派兵救援，协议两国都应该予以支援，但在派出军队之前要书面告知对方派兵的意图，并在事件平息之后，立即撤兵回国，不得留兵在朝鲜的任何地方。’”
“日本政府声称我大清政府违反了这一严肃的条款。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是我自己上当受骗了，因为我已经告知了伊藤公爵，就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我从北京接到的确切消息是，在响应首尔方面的请求，派出援军之前的恰当时间里，朝廷已经派人向东京送去消息。朝鲜国王自知无法镇压东学党的疯狂起义，于是毫无疑问地向清政府寻求援助，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样做的。”
“我曾在两个帝国的高级谈判人员的面前做出过此声明，福斯特先生是当时的见证人。但我想在这里将其记录下来，作为我永久的判断。”
“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迟早将朝鲜霸占，那它就不会在接到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已经向首尔派兵的消息后，就立即向朝鲜派出军队，我再强调一遍，是立即。清政府派兵并不是为了侵略朝鲜，也不会为了给侵略朝鲜寻找机会或借口。恰恰相反，我们的皇帝和政府都十分愿意，甚至是十分急切地，想要看到朝鲜靠自己处理内部事务。这个国家长久以来都是我朝的巨大负担，曾经是，现在是，将来也会是。所谓的隐士王国朝鲜和清帝国之间存在着最友好的关系。清政府其实是在政治上和实质上都将朝鲜纳入为一个省，由设在首尔的总督衙门管辖，或者是更加直接地由朝廷直接管辖，这样清政府都得不到一点好处。”
“如果不是日本急于向我大清开战，朝鲜政府不管是在此前还是之后，都可能永远不会赞同‘高升’号被击沉，以及随之发生的成百上千名勇士被杀。他们只是服从命令前往朝鲜维和，这些将士本身处于毫无防御能力的状态，根本没有任何向日本发动进攻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