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爆发前两年，冯·汉纳根先生催促李鸿章批准订购克虏伯公司大量的重型炮弹，以期给“镇远”号和“定远”号两艘铁甲舰配备10英寸的大炮。但是订单从未被实行过，因为张佩纶不赞同在爆炸弹药上花钱，而他的朋友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三个舰长都同意他的观点（如果我们能弄清楚李鸿章对这种“节约”行为究竟是否知情，以及他在多大程度上赞同将是非常有趣的事情）。
于是中国的两艘铁甲舰于9月17日前去参加黄海海战了，两艘舰总共才只有三颗重型炮弹。在这三颗炮弹中，一颗由（克虏伯公司的）炮手指导员赫克夏发射，击中并且几乎是摧毁了日本的“松岛”号旗舰。如果能为这些重炮提供充足的炮弹，那么黄海海战的结果或许是有利于中国的，毕竟丁提督是一个斗士，他的大多数部下都是可靠的。但是战舰的大炮没有发挥一点作用，因为张佩纶的节约思想迫使他们在战斗结束的时候在小炮上使用那种不会爆炸的钢弹。因此我们可以精准地说黄海海战失败的原因是李鸿章女婿张佩纶的贪污腐败所致。
由于张佩纶在李鸿章的衙门里做事，李鸿章本人是推卸不了责任的。他不能假装不知道亲戚的坏名声，因为御史们的奏折里经常提到这个情况，但是李鸿章一直保护着他。四个月后，张佩纶因被控和一个日本特务有腐败交易，遭到了革职流放。
在为战舰重炮订购弹药之前，黄海海战已经结束了一个月。炮弹被运送到中国的威海卫时已经为时已晚，因为舰队已经被敌人封锁，正在做着最后的抵抗。此外，这个据说是无敌的堡垒中，勇敢的丁提督发现由于总督的供给部门的无能和腐败，所以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上都无法完成防御任务。麦克卢尔上将和泰勒上校手下的几个忠实的欧洲人坚定地支持了他，但命运对他如此残酷，从日军包围海港的那天起就注定了灾难的结局。
在这个要塞里，104发炮弹中只有4发是填满了东西的，而其中只有1发填了火药，其他都是沙子。8英寸立体的阿姆斯特朗的观测镜被人偷去了，后膛也出了毛病。整个要塞乱成一团，山东巡抚急着要把自己的过失推到别人身上，所以和丁提督作对起来，而不是合作。这次围攻的一个特点就是要塞里出现了许多个日军收买的叛徒；也许是一个或多个叛徒控告了丁提督，所以他在12月份时被迫交出指挥权，进京接受进一步的处罚。这个命令后来通过李鸿章的影响和丁汝昌手下所有的外国军官的强烈抗议而被取消了，这足以让这位勇敢的将领在应该得到鼓励和帮助时感到失望。
2月12日，丁汝昌的弹药用光时，他把炮台和港口交给了日军海军司令伊东上将，自己便在当日舍身成仁了。和他一起自杀的还有刘公岛的指挥官，即李鸿章的亲戚张将军。在停止抵抗的前一天，丁汝昌还希望能从山东巡抚那里寻求援助，但希望破灭了。不仅如此，李鸿章还下令让丁提督在必要时刻放弃要塞，但要把他的舰队开往另一个港口。这个命令可能是由张佩纶或者总督衙门里的一个无赖草拟的，以期让这些好人的战败和死亡来填充他们的腰包。
李鸿章十分欣赏丁汝昌（他是一个和蔼忠诚的人），对于他的死而感到万分悲伤。李鸿章十分敬佩这位将领，说腐败和属下的背叛动摇了一切却动摇不了他坚定的心。伊东上将以他日本武士般的勇气和情感也十分欣赏这位不幸的对手，并把丁提督的尸体好好运到烟台。伊东遵照了东方人的习俗，在要塞被占领之前，不下一次地劝说丁提督放弃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的毫无希望的事业，但他被礼貌性地拒绝了。
由于威海卫的沦陷和丁提督的自杀，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因为李鸿章的陆军和海军已经不存在了。朝廷开始处置李鸿章的许多将领，因为这些将领表现地十分无能和怯弱。同时为了防止获胜的日本人进军京城，朝廷准备逃亡西安。李鸿章在灾难降临的时候总是沉着冷静的，他安排自己的可动资产从天津转移到安徽老家，并承担起新的任务，担任全权大使和谈判者前往日本去了。
这样，由于内部的腐败和混乱，这个曾让李总督感到自豪并成为其名声之源的海军以耻辱为结局，一切都化为泡影了。他多年来的努力就和在沙子上建造的大厦一样，在第一波的冲击下就倒塌了，因为这一切都没有以忠诚和爱国为坚定的基础。
中国陆军的溃败甚至更加彻底、更加迅速，但陆军的威望从来就没有赶得上海军。确实作为一支作战力量，它的无所作为几乎是社会接受的事情，所以对李鸿章和中国政府来说这种失败并不十分出人意料。李鸿章的外国雇佣军供应充足，薪饷很高，但它只是皇家的卫队，是给大家参观的仪仗队，只能用于宫廷的政变，或者刺激一下记者和外交官的想象力，让人留下中国认真备战的印象，实际上却是一种异国风情的结果，给人一种纯粹的地方性和非典型性的舞台印象。在重组军队方面，李鸿章和其他总督所做的断断续续的努力，就好像是在穿破了的旧衣服上反复打补丁。密吉先生曾有幸看到了李总督管理机构的运作情况，对此他做了一番描述：
“军事设施一成不变。正规军没有组编，只是组建了一系列的地方军队，而且这些军队毫无凝聚力可言，也不受中央调配，外国教官的权力被限定在教学范围之内，并且要听命于他们的学生，他们自己没有一点权力。他们可以训练士兵，但大部分的军官却不去参加阅兵场上单调乏味的训练。少数一些已经获得欧洲军事教育的军官和外国教官一样，都无法说服他们完全无知的领导。所以那些最荒唐可笑的陋习不是慢慢影响，而是迅速地涌进了每个营房、每个学校，把科学的教学变成为空虚的滑稽剧。”
关于陆军武器和弹药的供给情况，也和海军一样存在着官员无能和不忠的现象。地方当局都在各出各的牌，直隶省也是一样，只想获得合同的好处和利益，根本不在乎材料和设备的配套供给。既没有制度也没有中央的监管，所以地方当局甚至下属的官员们在购置任何一种武器和弹药时都相互竞争。同样地，各省兵工厂购买的机械设备和材料都成了主管官员谋求发财的途径，而且用不着和其他兵工厂和京城方面沟通；所以最后买来了大量根本没有用处的弹药，结果给那些从来没有受过训练却使用这些弹药的人带来了危险，因为当局从来没指望有人会使用这些东西。在天津，就如同根据条约对外开放的主要港口一样，主管军事供给的官员只顾及如何从军火合同中获得巨额回扣；到处都有德国的、奥地利的和日本的代理商给他们提供过时的武器和填了沙子的炮弹，价格方面当然会让双方感到满意。这种腐败情况在1894年暴露之后还没有得到改变。相反，由于战争赔款而使得官员们常规的财源减少了，他们更是不计后果地我行我素，军火交易随着他们的需求和贪欲的增加而繁盛起来。直隶和往常一样，走在各省之前用国家越来越少的信誉作为抵押，大量购买不同种类的大炮和步枪。所以仅仅在天津制造局的西局，联军就在1900年发现并查封了大约200万两银子的、且还未使用的战争物资，这些东西被买来不是为了军队的需要，而是为了官员们从中捞到好处。
与法国交战时，李鸿章扮演的角色更多是政治家和外交家，而不是军事家。在讨论这件事情和其结果时，李鸿章总体而言是让人知道，法国的胜利主要是依靠广西巡抚对战争技术的一无所知，也即是在暗示自己管理下的开明地区和那里是完全不一样的状况。无疑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他精心策划的政策的启发，这个政策就是如果不能获得一个有效的防御系统，那么就制造出强大的感觉。
1884年5月，李鸿章在天津和《泰晤士报》的记者讨论当时的形势和自己的计划时，反复说到自己希望欧洲不要受到中法战争的误导而觉得中国不能够成功抵抗侵略。他暗示说，自己信任中国士兵的素质，所需要的就是组织、操练和优秀的军官。所有导致中国弊端的主要原因是地方自治体制，由于这个体制，总督甚至是巡抚都是半独立状态，同时他们对军事一无所知。
李鸿章产生这些值得称道的想法是非常自然的，当时他正处在事业的关键期，他既要维持对慈禧太后的影响还要依靠极其保守人士的荒谬愚蠢以及自己按西方方法进行军事改革的合理性。1个月后，李鸿章和一位记者（即密吉先生）宣称，说那场战争的结果已经让世人弄清了局势，并让他和故意妨碍者形成了更加鲜明的对比，让“他的国人承认他是一个吸收了外国思想且知道以和为贵的国民精神的中国人”。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法战争的结局对李鸿章来说是有利的。同时，就长远来看，他努力减少法国从战争中获得的优势。他跟《泰晤士报》的记者保证：“尽管中国行动是软弱无力的，但对他来说，好像没有理由怀疑大清帝国能够创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管理良好的军队，以此防御欧洲人心中不灭的野心，甚至还能挽回从前的损失。”李鸿章的这些话就是想给海外制造一个尚有潜力的印象，在国内制造一个他是那个能发挥这种潜力的“强人”的印象。
但是在中国，公众人物的言行之间差距相当大，甚至超过了欧洲政党政治的欺骗性。李鸿章把越南北部战役的失败归因于广西巡抚的愚蠢和无知，也归因于中国政府不善用人的习惯。他谴责当时已经腐败的管理体系，说在治疗起作用之前必须换入健康新鲜的血液。这次李鸿章食言了，因为在1894年他任命的将领们不仅不是新鲜血液，还是腐败无能的老派官员，而文职中最重要的位子给了张佩纶和盛宫保这样的人。
在这里我们不需要多说1894年陆战中让人心痛的过程了。李鸿章手下的将领们的首要目的就是为了让日军发动战争留下余地，但表面上还要做出坚决抵抗的样子；天津的部队（从李鸿章的家乡安徽省招募来的）更关注从朝鲜打劫来的赃物，而不是如何与敌人交战。他们的指挥官是卫汝贵将军，此人是李鸿章身边的红人之一，他的无能和软弱经常受到御史们的弹劾，并于11月份被斩首。叶志超将军是李鸿章的提拔对象和保护对象，此人以叛变求和以及在平壤溃逃而臭名昭著。唯一英勇作战的部队是山东回民左宝贵指挥的，他和同僚的观念相反，在战场上身先士卒，最后战死在沙场上。
旅顺的防卫任务交给了卫汝贵的兄弟卫汝成，此人同样胆小无能。和他合作的是文官龚照玙，当日本人包围要塞时，他逃往了烟台，但随后又被山东巡抚逼迫返回自己的岗位。在这些指挥者的领导下，中国军队根本无望进行防御。这个耗资巨大并被德国专家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大要塞几乎在第一波攻击中就沦陷了。要塞驻军和往常一样抢夺码头的财宝和商店，以及平民的财产，然后准备好逃亡。指挥港口防御的军官在切断了布雷区的金属线后也逃走了。大量的鱼雷和地雷没有被引燃过一颗。实际上，日本的小松将军在10月24日登陆金州或在两周后夺得大连港时，都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当日军进入旅顺港后，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大量的煤炭和弹药，防御工事被暴露在外面，码头的机械设备也没有毁掉。
旅顺港是李鸿章最显著的成就，是他一直以来自豪之处，它短暂的命运和不光彩的结局只是有助于强调李鸿章在30年前就有机会宣布的事实，即没有能干和勇敢的领导人，中国的士兵就不会打仗，而官僚中产生不了这样的领导人。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的阶级偏见比他的信念更为坚定，所以他并没有奉行这种想法。
在经过战败的羞辱和国人的愤怒后，李鸿章还是没有进行实际的军事改革。12月初，当垂头丧气的清政府在失败后向日本派遣和平使节、向欧洲列强求助时仍抱有一丝希望，指望出现一个奇迹般的政策能够挽回局面。怀着这样的期望，总理衙门请来了冯·汉纳根先生，让他出主意。他来到了京城，和恭亲王和庆亲王进行了协商，献上了自己已经制定好的方案。这份方案就是迅速组织一支10万人的大清帝国（不是地方性的）军队，让2000名外国军官指挥。
德璀琳先生出使日本一无所获，当时恰好从日本回来，在出席这次会议时给总理衙门那些年老的权贵提供了一些有关财政和行政改革的良好忠告。他说这些改革必须马上进行，因为它们是任何合理的军事计划取得长期成功的基本的重要前提。衙门里的满洲大臣对此深信不疑，打算通过冯·汉纳根先生的建议，但汉人大臣却一致地反对了这个计划。当李鸿章被咨询意见时，他也站在了反对者一边。在他的指引下，其忠诚的仆人盛宫保递交了另一个“更为节省”的计划。因为有关各方都很清楚原因，所以他提议建立一支规模较小的军队（3万人），并给他们配备更多的枪炮。
李鸿章的提议得到了朝廷和大多数汉人高官的支持。他们这一方不会进行任何花费巨大的建军计划，尤其是在那些开支必须得到外国人严格监管却又没有利润可图的情况下。他们所希望的就是冯·汉纳根参与的这件事是一个魔术般的计划，该计划通常由那些行骗的游侠骑士向李鸿章提出，并用从未使用过的计谋打败日本人，这就是张之洞等一些人鼓吹的却没有细节的那种陷阱。但这些人希望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授予两千名外国军官权力，让他们能够限制官僚们自古以来就有的贪污、随意授职和以权谋私的行为。
李鸿章，这个伟大的进步者，在这件事上变成了反动派的领袖。他强烈反对的根本原因是基于这样的事实：由外国人重组军队，意味着受制于人，尤其是在武器购买方面被他人控制。换句话说，虽然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但比这更重要的是满清官吏世袭的“回扣”权力。在李鸿章一个人身后，站着整个国家的官吏，他们关心自己的阶级特权，远远胜过大清大清帝国的荣耀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