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如果李鸿章自己掌握了或者努力反复去灌输“新方法的精神”，我们就会很容易相信李鸿章努力的真诚性，更容易同情他的巨大失败。但是，令人可恶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政治廉洁方面，李鸿章既没有通过言传也没有身教去传播那种新信仰的种子。相反的是，比起那些名声不怎么样的同僚，在贪污受贿和裙带关系方面他的管理是十分松懈的。
的确，我们将会看到，一开始的时候李鸿章周围就聚满了一批穷困亲戚和贪婪的亲信。在他的权力达到鼎盛时期的时候（1886年-1894年），可以公允地说，陆军和海军都成了他的家族和追随者们追逐利益的摇钱树；财务限制了陆军和海军的发展并使之陷入瘫痪境地。这些人从训练和性格来说都无法从事任何诚实、本分的工作，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就好像庆亲王在京城的衙门一样，成为了职位、官位和荣誉的营销处。
这些滥用权力的人中，最卑鄙的人也许就是李鸿章的女婿张佩纶（关于此人以后还会提及更多）；他的兄弟李瀚章总督也是家喻户晓的“无底洞”；他的儿子们无耻的贪污行为也成为了人们的笑柄。最后，李鸿章和臭名昭著的腐败分子李莲英的亲密关系，还有他本人对金钱的永不满足的贪婪，以及他担任总督时敛来大量钱财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这些事实让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无论李鸿章在担任总督之初，有多么的爱国，目标有多么的坚定，但最终溃烂的腐败行为迅速地从他本人发展到他管辖范围内的每个行政部门，让他的陆军和海军成为了一具空壳。在对利益的追逐中，他和他的追随者们都忘记了要为国家负责任。1890年，他准许追随者把舰长琅威理从海军中驱逐出去，这破坏了他管辖下的唯一一支纪律严明、作战有方的军队。因为李鸿章的默许，从那时候开始，舰队和兵工厂变成了半商业半企业的性质，而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官方经营（受到日本的密切关注）导致了中国遭受失败的屈辱。
无论在战败前还是战败后，李鸿章的拥护者都在努力表明，他之所以没能够组织有效的国家防御系统，那是主要因为中国的权力太分散，而他的集权化努力因为各省总督的反对声和独立行政而失败了。
从某种意义来讲，李鸿章的改革还是地方性的尝试，中国政府从来没有采取一致的管理制度。由于这个原因，负责广州、苏州、南京和其他地方兵工厂的官僚，仍然是各司其职，把他们的经营管理托给不具专业技术知识或者没有明确责任的亲朋好友。但是从本质来说，李鸿章是一个维护地方传统的人。
在李泰国-阿思本舰队（1861年）的事件中，李鸿章作为江苏巡抚十分反对清政府建立一支独立于各省当局的大清帝国海军的企图，迫使京城方面放弃这个计划。后来当他担任直隶总督时，野心驱使他支持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制。他以身作则，倡导大刀阔斧的改革，然而他训练的军队、建筑的要塞、组织的舰队、成立的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显然都是地方性的；当和日本爆发战争时，对于中国的其他人来说，这就相当于李鸿章一个人和日本的战争。
李鸿章的海军陆军计划和南方总督制定的海军陆军计划的差异，以及近代中国舰队中南洋水师和北洋水师的区别，只有能力的不同而无动机方面的差别。比如，主要是因为他的特殊优势，才能让李鸿章能够在旅顺和威海卫建立海港，而且可以从户部获得这种改革所需的资金。
李鸿章的海军是地方性的，陆军是区域性的，在这些事情上，他和其他总督级别的同僚一样，都尊奉着中国古老的传统。但是在他的生活记载中，没有迹象表明他曾经试着根除这样的传统，或者说是要结束这种体制，即从一开始就明显让中国无法建立起可以对付西方列强的有效国防系统。那么像他这样一个有杰出才能的人为什么会毫不反抗地继续在这个体制下工作？他的智慧一定让他意识到这种体制在国家危难时刻是注定失败的。另外，我们在提出以上问题时还要面对重要的财政因素，这是所有问题的根本。
地方行政系统只是封建家庭体制和裙带关系的发展结果，所以在骨子里就存在着这种制度与生俱来的弊端。在这样的地方体系中，李鸿章能够（而且做到了）给亲戚和追随者提供官职，还给许多同乡提供了职位。甚至他采用西方方法训练的军队也招的是安徽籍老乡，大多数军官都是他的家族成员。指挥北洋舰队的丁提督就是安徽人，但他的那几位受过外国教育的军官却是福建人（不得已而求其次），因此在琅威理上校在1890年离职后出现了家族搞阴谋的行为以及部队纪律松散的局面，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能打胜仗。李鸿章承认并接受了这个体制，这相当于从一开始就放弃了所有合理的军事原则。
李鸿章和所有亲戚利用清政府管理的漏洞不断获取利益，同时如果这些舰队在国内外给人留下了具有实力和明确目标的印象的话，他们就十分满足了。当有人问到“虚张声势”被揭露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从忠实地工作和战斗在李总督军队中的欧洲人提供的证词中找到答案。他们的话最终证明了官员的贪污腐败是中国战败的直接原因。李鸿章是这类腐败的知情人和容忍者，所以应该为这次雄伟壮丽的军备计划惨遭失败的结果负有直接责任。其失败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任用的那些人，还在于他自己。
如果我们回头看一看李鸿章获得军事权威声誉的源头，即他和戈登合作的那个时期，我们能发现他所表现的素质是人们期待官僚学者拥有的那种--睿智、非凡的策略、明哲保身的意识、书写公文的才能。李鸿章自己也承认他和戈登的关系牵扯到双方不断的斗争，即戈登为了部队及时的粮饷，而李鸿章为了逃避付钱。白齐文是一个能干的指挥官，但就是因为同样的金钱纠纷才投降了敌人。
在处理白齐文叛变事件中，就像李鸿章在通缉令中说的那样，只要抓到白齐文，不管死活都好，这就体现了他的战争观，他的观念没有因为他和英国军官的交往而改变了东方模式。他有着丰富的政治策略和远见，但在军事战术方面他和著名的同僚张之洞一样简单粗浅，他的认识水平还在明朝使用弓箭的年代，即头戴凶猛的面具，大声叫唤吓退敌人。在他和捻军交战的时候（1866-1867年），命运又眷顾了他。
1865年捻军打败了僧格林沁，让曾国藩在山西和湖北击败他们的努力化为泡影。事实上，捻军是太平天国的分支，在清朝对长江流域恢复秩序后，他们分散成为小型的游击部队。但是就连对付这些游击部队，李鸿章还常常避免直接的进攻和对抗战；他的方法就是把捻军包围到一个对其不利的地方，通过断绝他们的供给来“把他们驱赶进海”。以上方案意味着把捻军赶到相邻的几个省份里，那些省份为了镇压捻军就得付款（给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在报告中描述了他的部队在围剿中是如何的积极，敌军的力量是如何的强大，他需要多少军费支持，这些军事认知都被中国的学者看成是作战将领的典范，以此证明李鸿章适合指挥军队。
在政治知识和普通常识方面，李鸿章走在了同代人之前，他知道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中国军队没有希望在与欧洲军队作战时保住阵地，而且他在军校聘请了外国教官，还为要塞的建造、兵工厂和造船厂的建立聘请了外国专家，这些都说明他公开地和保守观念进行对抗。1870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并从曾国藩手中接管这个有着较强战斗力的军队，因此他很容易凭着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而高枕无忧。但是他和华尔、白齐文和戈登交往时引进的欧洲军事科学，以及他在南京建立兵工厂的过程中得到的经验，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他开始用西方的模式组建了一支海军。他跟朝廷解释了自己的政策，说他雇佣外国顾问、引进外国设备的目的是为了能让中国可以有效地抵抗外国侵略。日本能够这样做，为什么中国不可以？他的目的是合法的，理由也是合理的；但是经过了25年的努力后，合法性和合理性都化为泡影了，因为他没法让海军、陆军的管理免遭官场腐败的侵蚀而变得不堪一击。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重述李鸿章在1870年到1894年间为了重组和改革而采取的各种各样的措施。从所有表面迹象看，这些措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琅微理上校的治理下，北洋水师（两艘铁甲舰、六艘巡洋舰和一些辅助的舰队）已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效力，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旅顺口、大连湾和威海卫海军港要塞的防御工事都是在冯·汉纳根先生（李鸿章在军事方面的德国顾问）指挥下完成的，被视为固若金汤的工程。
大家普遍认为李鸿章采用这种西方军事科学方法训练出来的军队可以和任何一个列强的军队相媲美。事实上，中国龙号称是不可战胜的大型动物，但是有机会看到它表面之下的人都清楚，表面光鲜的权宜之计和弄虚作假的伪装只是一个坚固的外表，里面空空荡荡。赫德爵士和德璀琳先生这样的顾问对军事并不熟悉，有可能会被这样闪亮登场的虚假外表所欺骗，但各个方面的专家尤其是李总督部下的专家，都深深地明白中国安全依仗的这个结构已经腐烂到了核心。
首先来说说海军。北洋水师的组建体现了20多年来的努力。1886年，舰队在数量上达到了顶峰，1890年达到了最高效率。1891年，北洋水师在丁提督的率领下参观访问了日本，并给日本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让日本政府迅速增加了大量的舰只。中国船员（大多数是山东人和浙江人）的整洁干练和严明守纪也得到了好评。
李鸿章对沿海海军防御每三年会视察一次，最后一次（1893年）的视察显然是一次胜利的巡视。那里是他毕生的心血，所有人都对亲眼所见的这些成就给予了赞美；他的要塞、军校、铁路、码头、战船和枪炮全都油光锃亮。枪炮鸣礼，龙旗招展，都在迎接着他的到来，欢送着他的离去；同僚们对这些印象非常深刻。慈禧太后也是这样，很快就赐予他三眼花翎，这个待遇是汉人官员所得的最高荣誉。海内外的新闻媒体也是这样，因为李鸿章从来没有打算隐藏他任何一处闪光点，而且“自己的记者”人数众多并在那样的场合给予了他十足的赞扬。
这个时候李鸿章名声如日中天，但阴云迅速从地平线上聚拢，随后会遮蔽他前程的阳光。想一下，当一个有才智的人看到李鸿章在一片赞扬声和感恩声中从自己巨大成功的手工艺展归来时，就不得不惊讶这位老人自欺欺人的地步有多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这个虚幻的辉煌构造有所认同。他周围的那些人，有的在轮船甲板上，有的在衙门的办事处，他们都是他亲自任命的狡诈的贪婪之徒，这些人迫不及待地出卖了国家的安全，急着把钱揣入腰包。
比如，在迫使琅威理舰长及其下属的英国指挥官辞职的三个福建船长策划的阴谋中，随后导致了舰队的迅速腐化，李鸿章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此事？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体力不佳而默许了这个阴谋？
公正地考察这个事实，我们得出了以下结论：李鸿章在这次事件中负有主要责任。李总督一般情况下不愿意把实权授予哪怕是最好的外国顾问，所以在修订协议的时候，他得知琅威理坚持要求得到和丁提督一同管理舰队的权力时，便口是心非了。当丁提督暂时不在舰队时，琅威理发现自己只是个空头衔。总兵刘步蟾是三个阴谋策划者之一，他的目的就是把琅威理从位子上拉下来，所以坚持要求管理整个舰队事务，李鸿章支持了他。这样摆脱外国人之后，三位舰长（林泰曾、刘步蟾和方伯谦，全都是福建人）便开始把海军作为自己盈利的商业机构。其结果是灾难性的、直接性的。脱离了忠实的监管和纪律后，各个供给部门迅速腐化了。阴谋策划者把备战放在了舰队的末尾；相反他们依靠李鸿章的和平外交来维持和平状态，同时从“虚假”的军队中分享利益。要完成一个彻底瓦解的过程四年就足够了，日本人完全明白了这一点。
广东人林文庆是改良派的领导人康有为的朋友，他在1900年所写的文章中说，了解了琅威理辞职的原因也就知道了为什么中国几乎所有的新计划都会失败。他还说，外国专家和国内无知的高级军官之间相互妒忌，学生和军官的薪酬太低，裙带关系和错误的政策，都是中国采用欧洲海军和陆军体制落得失败的原因。无疑，林文庆没有把官员的不诚实列在导致灾难的原因中。
因朝鲜而发生的战争危机到来的时候，李鸿章大肆夸耀的海军几乎没有起任何作用，它们就像京城墙上画着中世纪的枪炮一样。李鸿章认识到这个情况了吗？我们觉得他意识到了，因为朝廷和总理衙门催促他派舰队为沉没的“高升”号复仇时，他却尽量地拖延时间，把舰队小心地藏在海湾里。如果报告所言属实，那么正是在这个关键点上他给慈禧太后递交了一份奏折，暗示说如果皇太后没有坚持把用于海军建设的资金挪用到重建和修饰她的颐和园上，那么海军不会这样惨败。可是总理衙门不理会任何借口，御史们一致地发出谴责和嘲讽声，李鸿章被迫派出他的舰队，让它们去黄海海战中碰碰运气。
天津机器局的每个欧洲人都很清楚，丁提督手下的舰长们胆小懦弱，再加上舰只数量不够，这都意味着灾难。这位勇猛却无能的司令官也明白这一点，在他的建议下，李鸿章匆匆忙忙地让在中国政府里工作的勇敢而忠诚的外国人作为他的人力资源。没有冯·汉纳根先生、泰勒上校、麦吉芬上校、麦克卢尔上校和其他欧洲人的指挥就不可能对敌人形成有效的对抗，而就只会是一场可耻的彻底失败了。
冯·汉纳根先生在“高升”号沉船中侥幸逃生（7月25日）之后，被任命为丁提督的参谋长和顾问。8月，他从威海卫向李总督报告说，舰队缺炮弹，因此建议李总督下令天津机器局全速运送充足的炮弹来。但是炮弹没有现货，而斯图阿特先生和外国工作人员都没法提供所需的炮弹。9月，当舰队前进时平均每炮只有14颗炮弹，而里面装的都是练习时用的轻型的炸药。臭名昭著的张佩纶，也就是李鸿章的女婿，衙门里第一号“捞钱王”，这时正主管军械的供应部门。中国海军的失败主要是因为他的巨额贪污，部分是因为那些纵容他贪污并分享赃物的军官们的贪生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