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皇帝对道教施行“尊崇敬奉”的崇道之策，但另一方面又从严控制道教的发展，严格教团管理。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下诏曰：“自今天下僧道，凡各府、州、县，寺观虽多，但存其宽大可容众者一所，并而居之。” 《博罗县志卷一前事》（民国版）记道：“明洪武二十四年十月，大毁寺观，定郡县只存寺观一区为丛林。徙诸观当毁者林木，构丛林观于罗浮延祥寺右。归并各寺于延庆寺。” 因而有“九观十八寺二十二庵”之盛的罗浮山，仅存丛林观和延庆寺。明太祖还定额限制各地道释人数：“府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在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还设立了道箓司，将全国的道士分为以符箓为旨的正一道和以丹鼎为旨的全真道。由于全真道与前朝皇帝关系密切，所以全真道一直得不到朝廷的重视。朝廷甚至规定“在山修炼的全真道只限一二人，三人以上皆不准”。这是造成明初中国道教特别是全真道教空前衰退的根本原因。
至永乐年间，全真道士张三丰受到明成祖的青睐。明英宗诰赠其为“通微显化真人”；明宪宗封其为“韬光尚志真仙”；明世宗敕封其为“清虚元妙真君”；明熹宗更加封其为“飞龙显化宏仁济世真君”。全真道派大有中兴之势，各地的全真宫观也得以渐渐恢复。作为全真道派岭南栖息地的罗浮山，也得到了“香火鼎盛”的重生。但是，由于罗浮宫观年久失修，以至于“葛仙翁丹灶药炉，狐丘虎穴；文皇帝金书玉简，荆束铜驼；冲虚观一洞道房，十崩九破”。明万历年间官至礼部尚书的韩日缵牵头发动粤中名人如东莞袁崇焕、中山何吾驳、南海陈子壮、博罗张萱等十余人，每人各写一篇《募修罗浮诸名疏》，广为散发。利用他们的声望，发动社会集资，维修古观，终使罗浮山冲虚观等名胜重展昔日的辉煌。
明代罗浮道教由于政局的变化，而处于停滞并趋于衰落的境地，未能产生在全国道坛上举足轻重的玄门高道，未能在中国道教史上留下仙痕鸿爪。但也有徐子明等人在岭南道教名人阁中，占有一席之地。
徐子明，博罗人。明代明福观（即九天观）道士，有道行。“明福为罗浮古道场。至今五百余年，而境益胜。”（明·陈琏《送神乐道士归罗浮序》）明福观仙名远播京师，明太祖朱元璋便于洪武已巳（公元1389年）宣召明福观道士徐子明入京，赐住京城神乐观。时任中顺大夫、扬州知府的宝安人陈琏赞之日：“其为人淳笃勤恪，所业已精，声迈同列。凡预供祀之列者三十年余，未尝有毫发过失，人皆重之。”陈琏预言：“他日闻有振玄风宏道脉，为罗浮增重者，必吾子明也。”
永乐十年（公元1412年），子明以“年老弗克供事，诏许还山”。明福观也因此而声名显赫，顿成山中名胜。
明代的罗浮道侣中，有个颇有名气的女道姑姓罗，号素月。东莞人张穆（号铁桥道人）在《记读书石洞及素月师》一文中写道：“天启丁卯（公元1627年），道人读书石洞。有女道人罗姓，号素月师，原出大家，已入山二十年，不知有女子身。登涉飘然如御风。于罗浮梅花村募种梅花千本，以续胜事，泉石异人也。庚午（公元1630年），道人复与诸子居石洞。山中人于雨前争采茶。素月师手制，持就石洞试水……素月师有诗：‘水疑天际来，声自云间起。耳根本无尘，对此何以洗？’爱其语，为勒于石。”
另外，见之于陈伯陶《罗浮指南》的明代罗浮名道，还有颇具神奇色彩的“草衣道人”。陈伯陶记道：“草衣道人，不知何许人也。尝游诸名山及罗浮，结茅庵栖息，采果实啖之，蛇虎驯绕其旁。年近百岁，颜如童时。卖药城市间，以手摩病人额至腹，投少剂即起。既还山卧，累日不起。有全真子晨昏往候，凡七日，见其足微伸，手渐展，须臾起曰：‘子为谁？’命取所脱草衣。全真子持献惟谨。道人喜，乃以《龙虎金液还丹通元论》授之。全真子拜受。道人与别曰：“吾将南游矣！”其后，有人见道人与全真子采药于增城蒲山。其入城至一土人家曰：‘君家有笃病，乃祟所为。’书符令佩，以水喷其面。后数日病者愈，治具款留。道人兀坐仰空语。问之，曰：‘适逢翠虚、九霞二先生，将偕之入山矣？’遂欢饮，至夜出门去，竟莫知所往。”李时行谓：往入罗浮，见道人背负一囊，贮书数卷。问何书？曰：“此《九鼎刀圭火符之诀》、《五雷金书玉篆之文》。吾得之九霞（即鞠九思），九霞得之翠虚者。”（即陈楠）望之倏不见，因为作传载之集中。陈伯陶笔下的草衣道人，颇有黄野人的仙风道骨。
另外还有“以葛屑和药，治疫辄愈”的葛道人；自号“四百三十二峰太狂长啸仙”的梁可澜；“情古通今，冲虚观楹帖皆出其笔”的“秋江钓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