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就《雷雨》、《日出》修改的理性认识来说，的确都大体上接近和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概括。无论是对帝国主义的揭露，对周朴园和金八同帝国主义勾结的描绘，以及对鲁大海和方达生的性格改动等，都意味着作家的政治水平提高了。但是作家这些正确的理论观念毕竟没有化成现实主义的形象血肉，政治水平的提高也未能形成生动的艺术构思。这样的图解思想就成为外加的东西，而不能有机地融入作品的主题之中。这个事实就表明，如毛泽东同志说的“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1953年，页870、875。而曹禺的创作思想正是在这样一个问题上陷入了矛盾之中。
现实主义是有着它自身的规律的，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有它的独立性。不能否认世界观和创作方法的深刻联系，进步的世界观可以指导作家更深刻更锐敏地观察生活研究生活，但是它不能代替作家深入生活斗争的实践，也不能代替作家对生活的独特感受和艺术发现。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优越性在于，它总是从现实生活出发，严格遵循着现实生活的发展逻辑，并且在创作中始终把客观的现实生活作为它的坚实基础的。像曹禺这样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在他解放前的剧作中，无论是《雷雨》、《日出》还是《北京人》，都显示他是忠实于现实生活的。他虽然还不具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但却从艺术形象的描绘中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真知灼见，揭示了前人所未曾揭示的现实的真实关系，提出一些前人所未提出过的生活课题。他把他自己的生活发现和艺术发现贡献给人们，就使读者感到兴趣得到教益。就这些具有现实主义独创性的作品的独特的思想感情个性和独特的艺术风格来说，都是不可重复的。因为这些都是作家在具体历史条件下，他自己对生活的思想感受、情感激荡和审美情趣的产物。他从当时的思想水平出发观察生活反映生活，不但把他对生活的发现熔铸在作品之中，而且把他的偏颇局限也都融入其中了。因之，他的每一部现实主义作品，都有它的特点，都有它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的不可重复的性质。周恩来同志曾说：“我在重庆时对曹禺说过，我欣赏你的，就是你的剧本是合乎你的思想水平的。”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2月17日于紫光阁。这是极为耐人寻味的深刻见地。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既不能脱离自己的思想故作高深，说些虚浮的饰语来装潢自己，又不能降低其艺术水平。只要他实事求是地去描写现实，从中发现生活的隐秘，哪怕思想水平不那么高，也会使人“欣赏”。正确的思想不能破坏创作的规律，只能引导人们去更好地认识生活。修改《雷雨》、《日出》的失败，说明即使作家已经获得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识，但只要违反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规律，也可能导致相反的效果。
与此相联系的，是作家对待自己的旧作的不公正的态度，还提出一个具有多年现实主义创作实践的作家如何对待自己的现实主义传统的课题。这不仅是曹禺个人的作品评价问题，实际上是如何评价“五四”以来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的重大问题。在建国初期的革命浪潮中，有些评论文章把巴金、曹禺、老舍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家都贴上“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标签，看不到他们作品同革命现实之间或强或弱的联系；同时，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机械理解中，似乎既然是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作品，也就同工农兵方向不够协调了，从而忽视他们的作品同人民的革命方向的内在关联，对于他们的艺术成就也就不能给予充分肯定了。所以，曹禺修改《雷雨》、《日出》是有着舆论的影响的。如果作家把不公正地否定自己现实主义的旧作作为寻求新的创作方法的起步，就未免简单地割断了历史。的确，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同一般的现实主义是有区别的，但是二者之间也有着历史的联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批判地继承过去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当曹禺把自己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当做“疮脓”加以否定时，就难免不影响他更好地反映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斗争。在我们看来，虽然作家于1952年又恢复了《雷雨》、《日出》的原来样子，并看到他修改的失败，但是，作为创作思想，他仍然未能解决正确对待自己的历史经验，未能较好处理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这在他《明朗的天》的创作中时隐时显地透露出来。这正是我们需要在探讨《明朗的天》创作得失中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二探索表现新的生活
《明朗的天》作为曹禺建国后的第一部剧作，在探索表现新的时代、新的主题、新的人物上，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曹禺从发表《雷雨》到完成《北京人》的创作，他的现实主义的剧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长夜漫漫中，他探索着生活的真理，探索着寻求着推翻旧制度的道路。在他的作品中不断积累着革命的因素，渗透着党的影响，使它呈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亮色。他批判着私有制社会的罪恶，但并不知道改变这种社会现实的途径；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革命，但又对现实的革命发展缺乏科学的认识。因此，在他的作品中总是摆脱不掉苦闷的印痕。虽然他忠实于现实生活，但毕竟因为没有一个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就在他描绘的现实关系中暴露出思想的局限。《明朗的天》在作家创作道路上的转折意义，就在于他努力用科学的世界观来观察现实描写现实，并且力求站在工人阶级立场上表现他的爱憎之情和是非观念。如果说曹禺过去对政治还多少带有某些清高的态度，而他创作《明朗的天》则是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自觉为革命事业服务。而这些对曹禺的创作来说都意味着带来新的变化，并且决定着《明朗的天》创作的面貌。
作家创作上这种新的变化，首先表现在艺术构思中具有明确的创作企图。在题材的选择，情节的提取，主题的提炼上，作家都力图以理性的观点加以分析、衡量和判断。作家曾说，《明朗的天》在创作方法上同过去写的剧本是有些不同的，“过去他写剧本时，虽然也企图发表某些见解或者宣传某种思想，但是对这些见解和思想常常自己也不是想得很明确、很深刻的”《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而在创作《明朗的天》的过程中，则是在深入生活的深切感受中首先明确了写作的思想企图。这些，都反映了作家迫切要求思想进步的积极性。例如，他选择知识分子改造作为他的创作题材就不是偶然的。自然，曹禺熟悉知识分子是个重要原因，而尤为重要的原因，是作家从自己的斗争经历中深切感到知识分子改造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当他深入协和医学院的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改造的运动以后，从种种惊人的事实中，“明确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因之，《明朗的天》的创作反映着作家追求新的世界观的强烈愿望。同时，也使得他的创作企图更为明确了。
当作家以明确的思想意图投入创作过程时，他不但对自己掌握的素材做出选择，而且在选择过程中，他尽可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判断材料的价值以及他选择的人物、事件的潜在的意义。同时，他还努力揭示全部事件发展的必然性以及它的种种内在联系。《明朗的天》选择一个美帝国主义经营的燕仁医学院作为典型，并且选取一些受美帝国主义毒害很深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剧中人物，颇能看出作家的用心。而他又把整个剧情安放在从1948年北平解放前夕到抗美援朝斗争的高潮这一时代背景上，显然是要突现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的尖锐斗争中，知识分子改造的严重的社会意义。燕仁医学院本来就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产物，同时，又是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
在第一幕中，作家明确地揭示了这所医学院的反动性质，它不是什么“慈善机关”，更不是单纯的“学术机构”。贾克逊名为学者，大夫，实际上是文化特务。当他仓皇逃走时，还指示他的代理人江道宗等，要“保护医院的美国标准”和“学术传统”，决不允许“别的力量”来“破坏”它的“秩序”凡引《明朗的天》中文字，均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正是在这个高等学府中，知识分子长期受到美帝国主义反动文化的熏陶，深受其毒。不但有像江道宗那样的奴才，忠实效劳于贾克逊，还有孙荣、尤晓峰那样崇拜谄媚贾克逊的人物。而像凌士湘那样热爱学术甚至抱着科学救国思想的细菌学家，也看不清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全国解放前夕，在中国“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页1489。。正是这些人还“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因此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毛泽东选集》笫4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页1500。。作家比较真实地描绘了这些深受美帝国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随着北平的解放，特别是抗美援朝的斗争到来，在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所表现出来的崇美甚至恐美的情绪就尖锐地暴露出来。当作家明确地把知识分子改造的主题同清除美帝国主义影响的斗争，同保卫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目标联系起来，就使得作品的思想主题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战斗性。在曹禺过去的剧作中，从来没有像《明朗的天》这样把人物和事件同时代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使人物在历史的旋涡中得到展现，使事件具有明确的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就作家反映解放前后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我们党清除美帝国主义“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的斗争来说，《明朗的天》是唯一的一部形象的历史记录。周扬曾说：“知识分子在解放前后的思想变化和进步在我们的作品中被反映得太少了。曹禺的《明朗的天》多少弥补了这一方面的缺陷。”周扬：《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
其次，作家创作上的新的变化也表现在戏剧冲突的提出、发展和解决的整个过程中，作家都能根据现实的革命发展，给以明确的解决和正确的答案。如果说，一个现实主义的剧作家总是要面对尖锐的生活冲突和社会矛盾，那么，他也就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他自己在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中的深刻感受。而这种冲突的性质和状况，又不能不透露在剧中人物同社会环境的冲突的性质和状况上。在曹禺的旧作中，他的现实主义的戏剧冲突，一般都处在个人和社会环境难以解决的矛盾之中，无论个人如何反抗都不能冲出社会环境的重围。即使有了某种希望和光明，也不能找到一条正确解决矛盾的途径。而在《明朗的天》的创作中，由于社会制度变了，作家个人同社会环境的矛盾性质和状况变了。当他在处理人物和社会环境的矛盾时，无论在提出矛盾还是解决矛盾上都产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是表现个人和社会环境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是表现个人和社会环境的适应协调，使矛盾找到正确解决的途径。描写对人的改造是旧现实主义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歌颂对人的改造的成功则是社会主义创作的课题。
《明朗的天》的矛盾冲突是错综复杂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交织在一起。作家面对这些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在结构组织情节场面中，都作了认真的分析；对于事件发展的因果关系都有着明确的判断。如环绕着赵王氏被贾克逊当做实验品惨害致死的事件，斗争的确十分尖锐复杂。解放后，赵铁生为母亲的屈死提出追究，这表现了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合法权利。但是，当事人孙荣却顾虑重重，害怕说出事实真相，而江道宗明知隐情，却竭力掩盖并阻挠调查工作。凌士湘等人不相信贾克逊会杀害赵王氏，甚至为贾克逊进行辩护。作家在提出这个矛盾时，既明确地指出造成这严重事件的祸首是贾克逊，并把它同美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联系起来，从而揭示了事件的社会根源。同时，作家也明确地把凌士湘等人敌我不分，判断为是深受美帝国主义思想毒害的表现。齐观山作为党的领导者的形象虽然刻画得不够理想，但是作家却把他放到解决矛盾的主导地位上，努力表现出党的领导作用。齐观山满怀阶级深情受理了赵铁生的申诉，但是，他没有用感情代替政策。他既表示“把问题调查清楚”，又引导赵铁生认清谁是真正的敌人。他抓住这一典型事件来推动知识分子改造，通过说服教育和调查研究，揭露了事件真相，终于“打开”了贾克逊之流给那些知识分子“盖上了”的“眼睛”，使他们看清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面目，从而觉醒起来。作家在描写这一事件中，条分缕析，分寸得体，把复杂的矛盾冲突推向胜利的结局，具有一定说服力。
凌士湘的形象是作家倾力塑造的主要人物，也是作家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形象。这个人物的思想转变过程有它的典型意义。在揭示凌士湘的思想转变的描写中，表现了作家努力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来透视人物，由此反映了作家的思想立场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