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电影主管部门为推进电影产业化也在不断推出改革措施，如1995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发出《关于改革故事片摄制管理工作的规定》，宣布除原先经国务院批准拥有故事片出品权的16家制片厂外，其他13家省、市级国有制片厂亦可出品故事片；社会法人组织若投资额超过70%，可与拥有出品权的制片机构同署“联合拍摄”。1997年，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发出《关于试行“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的通知》，宣布国有省级以上和具备相应条件的地市级电影单位、电视台、电视剧制作单位，均可向电影局申请故事电影单片摄制许可证。特别是加入WTO以后，电影主管部门加快了推进电影产业化的步伐。2000年10月，中央文件《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第一次正式使用了“文化产业”这一概念。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大会报告在阐述发展先进文化的任务时，将“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并置，提出要“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支持文化产业发展，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按照中央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电影明确定义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于是，把电影作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来发展，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成为了电影改革在相当长时期内所追求的目标。在新世纪新的历史背景下，电影主管部门按照发展电影产业的规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遵循电影作为可经营的文化产业的改革思路和发展方向，广电总局出台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电影改革政策和措施，大幅度降低了电影制片、发行、放映领域的资格准入门槛，并形成了电影投资主体的多元化格局，使得电影产业化从政策导向和口号变成了可量化的“现实”电影生产力，并逐步把电影引入了电影产业化发展的良性轨道。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主要有：2002年开始实施的新的《电影管理条例》。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制片业的初步放开，一些民营机构也拥有了独立拍摄电影的条件。2003年底，广电总局相继发布了第18、19、20、21号共4个总局令文件。2004年11月，广电总局又出台了《电影企业经营资格准入暂行规定》（广电总局第43号令），在20号令放开电影制作、发行、放映领域主体准入资格的基础上，43号令进一步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扩大了投融资主体开放的范围，并用法规形式巩固了电影产业改革的成果。
2003—2006年，中国电影每年以连续25%到35%的速度递增，远远超过了同时期国民经济的增长幅度。故事片的生产数量从2003年的140部、2004年的212部、2005年的260部，增长到2006年的330部，年均增长率达到30%以上。与此同时，自2004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激增至15亿元后，2005年继续攀升至20亿元，2006年中国电影票房收入则突破了26亿。另据统计显示，2001年国产片所占电影票房份额不足35%。2004年，中国电影第一次在本土电影市场上击败好莱坞，拿到了55%的市场份额；2005年，我们在本土拿到了60%的市场份额；2006年，我们在本土也拿到了55.3%的市场份额。“2007年的电影生产保持了连续五年快速增长的旺盛势头，国产故事片年产量达到402部，比2006年的330部增长21.8%，再创历史新高。2007年，我国电影票房为33.27亿元，较2006年增长26%，连续五年保持了20%以上的高速增长率。其中国产影片票房为18.01亿元，占总票房的54.3%，连续五年超过进口影片。国产电影的海外销售收入（含票房收入）为20.2亿元，全国各电影频道播放电影的收入为13.79亿元，分别比2006年增长1亿元以上。以上三项收入相加，2007年全年电影综合效益达到67.26亿元，比2006年增长超过17%，创下历史新高。”童刚：《实践科学发展，加大改革创新，努力开创电影大发展大繁荣的新局面》，《中国电影报》，2008年2月7日，第2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民营资本及其他社会资本显示出了空前的活力和竞争力。华谊兄弟、新画面、北大华亿、世纪英雄、海涧影视等民营企业出品的影片如《英雄》、《卧虎藏龙》、《大腕》、《手机》、《十面埋伏》、《天下无贼》等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市场波澜，占据了全国影院市场的主要票房，成为中国电影市场走出低谷的决定性力量。民营资本在制片、发行放映、影院改造等各个方面都成为了中国电影最具活力和扩张力的新兴力量，并有效拨动和改变了中国电影的运行轨道及发展态势。
五华语大片与中国电影工业
有趣的是，当初“探索片”的代表性人物张艺谋率先完成了所谓从“艺术电影”到“商业电影”的转型。而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陈凯歌都是中国电影导演中最具文人气质和文人倾向的一个导演。进入到新世纪后，他也开始反思中国电影的“文人传统”，认识到中国电影如果完全固守“文人传统”，那么，“中国电影永远做不了工业”；而“从一个社会的、工业的角度看，中国电影急需商业电影”。《无极》作为陈凯歌商业电影的一个尝试性作品，存在的问题可能比张艺谋的电影更多，但这种转型对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商业电影的发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应该说，张艺谋、陈凯歌向商业电影的转型，对他们自己是一种自我挑战，对中国电影工业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英雄》之前，国内电影市场几乎是国产电影的唯一市场，《英雄》等影片大大拓展了中国电影的市场空间，逐渐形成了内地市场以外的香港、台湾市场，韩国、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市场，甚至还打入了欧美主流院线市场。中国商业大片激活了国内电影市场，唤醒了中国观众对电影的热情，把大批观众拉回到了电影院，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电影工业的水平，对推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发展具有不容否认的积极意义。不过，超级商业大片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几个“大腕”导演的特权，而永远不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运作模式。而且，由于这些超级商业大片对海外市场作了错误的想象，把海外市场的口味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一味的古装加武打，以至于不少西方人误认为“中国人生活在武侠世界中”。因此，我们不得不遗憾地指出，超级商业大片在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电影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的同时，也由于价值观的混乱而歪曲了民族历史，扭曲了本土文化的形象，甚至也危及本土文化的安全。
从《英雄》到《十面埋伏》、《无极》、《夜宴》再到《满城尽带黄金甲》，其实都是按照一种超级商业大片模式在运作。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海外资金拍摄，凭借海外市场收回投资。我个人也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不管超级商业大片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对于中国电影工业都有一种正向积累的意义。倪震先生曾经指出：从《英雄》到《十面埋伏》，是中国电影双重转轨的产物，也是“主流大片”向“商业大片”的转型。尽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巍巍昆仑》、《百色起义》、《开国大典》、《周恩来》、《鸦片战争》等影片的规模和投资不可谓不大，也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显著的经济效益，而《大决战》、《大进军》系列，其规模和投资都开创了中国电影的新水平，代表了那个时期电影工业的水平和经验，但是，那毕竟是事业型、政治性电影管理体系的产物，与电影产业化大背景下大片的商业化运作有根本的不同。
正是由于超级商业大片出现了主流价值观念混乱的诸多问题，因此，又到了“商业大片”向“主流大片”转型的时候了。《集结号》率先完成了这种转型。当然，这并不是回到“原点”，也就是《大决战》、《开国大典》、《周恩来》、《鸦片战争》那种事业型、政治性的电影，而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这就是中国主流大片发展的辩证法。尽管我们的主流大片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鉴了美国的“高概念”电影的制作模式和创作模式，但我们在探讨和阐释中国主流大片的时候，也应该有本土的意识，更要有发展的眼光。2007年1月，在全国电影创作工作会议上，赵实同志就明确提出要积极发展主流大片：“大片的概念应该是主流大片，突出主流意识，追求一流制作，进入主流市场，赢得大众好评，创造好的效益。……发展主流大片，是基于国际市场竞争的需要，是与电视剧市场、音像市场、网络市场等多媒体市场竞争的需要，没有大片的支撑和大片的影响，国产影片很难在娱乐市场上占据主导地位。”王太华同志进一步指出：“赵实同志这次在会上提出要发展主流大片，我完全赞成。我们非常需要，而且完全有可能拍出主题健康有益、艺术精湛新颖、技术先进引人的，有中国特色的主流大片。”
总之《集结号》是一部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主流大片，对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大片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和价值。《集结号》之所以在获得高票房收入的同时获得了极高的观众满意度，彻底改变了中国大片的口碑和形象，就在于影片不仅表达了“每一个牺牲都是永垂不朽的”的主流价值并契合了当下追求公平和正义的主流社会心理和愿望，更在于这种表达的有效性。在契合主流社会心理的前提下建构主流文化价值固然重要，但使得主流文化价值得到有效传播同样重要。我们甚至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说，主流文化价值的有效传播是当下电影创作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集结号》不仅感动了老年观众，也感动了大量的年轻观众，使得“80后”，甚至“90后”的电影观众都接受并认同了影片所要表达的价值观念。如果中国电影每年有3至5部《集结号》这样的主流大片，那么不仅会有效地提高中国电影的市场占有率，而且更能有效地提升中国电影的形象，有效地提升中国电影的文化软实力。
《集结号》对中国电影，尤其是中国大片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和价值，还在于《集结号》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商业运作模式。招商银行作为一家与改革开放同时起步的商业银行，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就贷款了5000万给华谊兄弟，开创了资本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新模式，对中国电影产业化的意义是不容低估的。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显现出来。对于任何产业来说，最重要的元素一个是资本，一个是市场。而是否有良好的市场回报，则是决定资本是否进入的最关键的因素。众所周知，制约中国电影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1933年，中国电影的先驱郑正秋就在其登载于《明星月报》的文章《如何走上前进之路》中抱怨民族资本未给电影界以足够的支持：“中国的电影界里，还没有大资本来投资，整个电影界里，没有三两个是真正的大老板，有许多公司的当局者，只够称他们为小资本家，而且小得可怜，论他们的工作，有时比劳工还要辛苦。”
毫无疑问，电影产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龙头之一，需要有资本的支持。电影被定位为文化产业，那么难免就要提到产业中很重要的一个核心，那就是资本。并且，这种资本不是“事业型”的而是“市场型”的，即完全是通过市场化运作、商业化运作，不仅要收回成本，而且还要获取必要的商业利润。只有这样，资本与文化产业、电影产业的结合才会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和可能。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电影产业应该有效地采取资本运作的方式，在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的前提下，消除现有的资金屏障，广开渠道，吸纳非系统内的其他资本，以促进资本的市场化流通，并建立一个健康的资本运作平台，从而进入资本运作的高级阶段，以此提升中国电影产业的规模。也就是说，政府及其管理者也应该制订相应的产业政策、资本政策，从税收、运作程序等方面给予适当的倾斜和优惠，鼓励和支持资本与产业的结合。事实上，主流大片要得到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支持和资本的支持都是极其重要的。毕竟，没有大资本的介入和支持，主流大片不可能得到可持续发展。毕竟，只有用自己的钱才会有充分的话语权。
超级商业大片退潮之际，当务之急是要发展像《集结号》这样有中国特色的主流大片，迅速填补超级商业大片留下的市场空当，有效地占领电影市场、引领电影市场。虽然中国电影现在面临一个空前的发展机遇期，但如果不能有效而迅速地调整电影产业结构的话，就有可能丧失空前的发展机会。因此，迅速发展有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因而能够有效地提高文化软实力的主流大片，对于推进中国电影产业化、促进中国电影又好又快地发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夸张一点说，能否有效地推进主流大片对中国电影工业具有生死存亡的意义。不错，中国是一个文化资源大国，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和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是，仅仅在理论层面大谈特谈中国“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深厚”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和价值。唯有有效地把“文化资源”、“文化底蕴”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和文化影响力，并通过一定的手段有效地传播出去，才能称得上“文化软实力”。而要实现把“文化资源”、“文化底蕴”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产力、文化竞争力、文化影响力、文化软实力，有效的途径就是推进主流大片。中国电影所急需的，就是要大力推进和发展能够提升文化软实力的主流电影，尤其是主流大片。而且，我们必须有一定数量乃至批量的主流电影、主流大片，才能有效地提升文化软实力。
六中国特色电影产业化与中国电影工业
中国电影产业化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化。赵实指出：“产业化，就是坚持市场的主导作用。这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电影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遵循市场规律、艺术规律和精神文明建设规律，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大力培育电影市场，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推动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形成以民族电影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市场格局……电影整体上要走产业化的发展道路，同时也要积极探索新的途径、新的机制推动公益事业发展，比如农村公益电影放映、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国家重大科技研发、电影遗产保护利用等。”赵实：《深入贯彻十七大精神，努力推动中国电影大发展大繁荣——在全国电影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国电影报》，2008年2月7日，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