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前的一个深冬，一位从京城“下放”的老教授，携家眷来到我村安家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或说劳动改造。
老教授一家四口（夫妻俩及他们的小女儿和长孙）就住在我家的后院里，而且一住就是十多年。
在那特殊的年代、别样的岁月里，我的家人对老教授的态度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我的两个叔叔。
二叔当时是村里的民兵连长，“思想觉悟”非常高，爱憎分明、能随时划清敌我界线，对老教授一家视若仇敌，自动“肩负”起监视和“教育”的“义务”，常常对老教授横眉冷对、恶言恶语。
有一次我奶奶看不下去了，就对二叔说：“人家是大地方来的，知书达理的，你何必这样对待人家呀……要落报应的。”
二叔就颐指气使地大声嚷嚷：“什么大地方来的，不就是他妈的臭老九、走资派么……我连野兽都不怕，还怕他妈的教授吗？”
三叔则恰恰相反，当时还在上中学的他，对老教授一家视若亲人。对知识渊博的老教授更是毕恭毕敬、非常崇拜，在攀谈求教的同时，还经常帮老教授一家挑水磨面拣活干。
老教授特别喜欢我三叔，常和他有说有笑、甚至彻夜畅谈。后来，还送给我三叔许多的书籍。
1977年恢复高考时，已辍学三、四年的三叔，在老教授的鼓动和指导下，以全县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同时考上清华大学的还有老教授的小女儿——后来成了我的三婶。
次年，老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孙子被专车接回到北京。如今，我三叔、三婶也早已是学富五车的博士生导师了，成为国家的栋梁、时代的娇子。
而我的二叔就不同了，他至今扎根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可迟迟毫无作为。新时期的改革大潮、党的富民政策，也没能改变他的处境。他在家乡富饶的沃土上依然困守着脊的生活和苍白的人生。
一个人的世界观和处世态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心态，基本上也就决定了他（她）一生的前途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