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庄子对生死由种种解释而有了把握；但是在死未来临之前，所存有涯之生，仍主张给予适度之养，故有《养生主》之作。篇中庖丁之言“依乎天理”、“因其固然”诸语，当为养生之概括性原则。人之生分为形体和精神，以老聃死说明形体之必然奄化；以泽雉之不蕲畜乎樊中，譬喻精神之蕲求解放。末后假借薪尽火传，道出形灭而神存之理，意在强调养生当以精神为重，而以形体为轻。
明白《养生主》一篇大旨之后，现在依其原则，进一步加以解说。庄子基本认定，形体为自然而生，故对惠子一再指出“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由伤其身。 ”（《德充符》）人之形貌既为道与天，自然所与，因此形体不可得而为我所支配。如说：
子来有病 ……子犂往问之 ……倚其户，与之语曰：伟哉造化，又将奚以汝为，将奚以汝适？以汝为鼠肝乎，以汝为虫臂乎？子来曰：父母于子，东西南北，唯命之从，阴阳于人不翅于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听。我则悍矣，彼何罪焉……（《大宗师》）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丞）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孙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故行不知所往，处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强阳气也，又胡可得而有邪？（《知北游》）形体为天地间之阴阳或强阳气所化，气乃虚灵之潜能，而为人身之中主，故形体常受其支配。由是，一般用物养形，便是未能得其“依乎天理”、“因其固然”的要领。如说：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养生主》）（按，马其昶曰：樊中饮啄，神虽不劳，非鸟所乐。）达生之情者，不务生之所无以为。达命之情者，不务知之所无奈何。养形必先之以物，物有余而形不养者有之矣。有生必先无离形，形不离而生亡者有之矣。（《达生》）现在既知，饮啄及物有余，非养形之正常方法；为顺应形体之自然或天理，当改以自然养之为宜。如说：
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无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德充符》）昔者有鸟止于鲁郊。鲁君说之，为具太牢以飨之，奏九韶以乐之。鸟乃始忧悲眩视，不敢饮食。此之谓以己养养鸟也。若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则平陆而已矣。（《达生》）以自然养之形体，终非不朽，这是无法解开的结。然庄子所谓养生，非只限于形体，尚有精神一面，故复再指出，果欲养形，必本乎德。用德养出来的形，终可趋向道德之追求，以代替个人对形体的重视。《德充符》篇中所述诸人，均为形体不完而具有道德之士，便是明证。养生之最终目的，亦当以此为归趋，故说：
德有所长，形有所忘。（《德充符》）
更说：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释神，莫然无魂。（《在宥》）由道德的追求，而不再重视形体之存在，称之“形忘”、“坐忘”与“伦与物忘”。前者德长而“形忘”，是忘之始。后者同于大通而“坐忘”或大同乎涬溟而“伦与物忘”，是忘之终，此由初始之“形忘”，而到终极之“坐忘”或“伦与物忘”，乃人生对于自己形体，可能做到的最便捷解脱途径。
根据这种以道德（按，特指自然之道德而言）为归趋的养生功夫，所产生的“忘”之结果，精神既“同于大通”或“大同乎涬溟”，致使内心情感，相对得到缓冲，从而可以减轻一般对形体、由生到死所持的严重看法。养生至此，便算达到“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圣人之道也”（《天地》）的境界，而终至于“忘汝神气，堕汝形骸”（《天地》），神形两忘。真能达到这一修养之士，小则如兀者王骀，可以视丧其足犹遗土；大则如将死之子来，更可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