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齐物论》，由排遣是非，而泯绝人（群）我。其间尚有一“丧我”之重要观念，须得一说。前于“天人关系的调整”一节中，曾谓丧我与无我同义，其外露之情态为形如槁木，心如死灰。并举三例，予以说明。今再试看郭象注“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云：“槁木死灰，言其寂寞无情耳。夫任自然而忘是非者，其中独任天真而已，又何所有哉？……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外内，然后超然俱得矣。”又，陆长庚亦注云：
“丧我者，忘我也。忘我则天矣。游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 ”则丧我又可谓为忘我。由此一观念引申，遂演出后文之“大仁不仁”、“葆光”、“圣人愚芚”，以至“忘年忘义”种种说法。原来，此处之忘我，与前面之无我，本为丧我之两种现象。忘我由“坐忘”而来，偏向外形之淡漠，即槁木之象，而期精神向内在凝聚。无我由“心斋”而来，偏向内心之冥化，即死灰之象，而期精神与外物相合。因有如许不同，称谓遂亦各异。故知“忘我”之义，便是要求一己摆脱四周与人（群）或物可能发生之牵连纠结，以回归于一个单纯的自我，借此除可跳出是非之圈外，其为用尚不只此，唯庄子最能道出其中奥妙之处。如说：
忘足，履之适也。忘腰，带之适也。知忘是非，心之适也。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之适也。（《达生》）泉涸，鱼相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大宗师》）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让王》）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外物》）以上诸“忘”，由庄子谈来，已极富意趣。设使人能善忘，则可无往不适，并达到更高一层的成就。故《达生篇》中所举“醉者之坠车”，“痀瘘者之承蜩”，以及“津人之操舟若神”诸寓言，皆在教人以能忘。本此善忘之理，移用于群己之际，忘所当忘，不失为良好的交接之道。因为人之行为，皆能各自独有其合理方式，或彼此相容不碍之生活境况。此种方式或境况，唯有了解相忘之三昧，才能促成与保持。
群己交接之际，首当相忘者，厥为利泽之施予。虽然道家思想，对于人之情欲的观点，内主恬淡，外求素朴。但在普通生活常态中，适度满足情欲的需要，亦予承认，非如墨家之“以自苦为极”。故庄子以为人（群）己交往，利泽之施予，诚有必要。但对此关系，不宜存之于心，见之于形，即“行贤而去自贤之行”（《山木》）是也。盖以利泽为天所生，假手于人，加以施布。如施布者念念不忘，希求报偿；或自诩仁义，借示夸耀，皆是贪天之功，违天之意，离道远甚。如说：
施于人而不忘，非天布也。（《列御寇》）吾师乎，吾师乎，齑万物而不为义，泽及万世而不为仁。（《大宗师》）（古之真人）利泽施于万物，不为爱人。（同前）较利泽施予更难忘怀，厥为情感之发抒。物质之授受，如觉失当，只为一时形体的痛苦，有形而可补救。情感受到抑制，则会造成心灵的创伤，无形而不易平复。故庄子不重视“天地之私贫”，而坚主“哀乐不入于胸次”，正由此故。
而情感最易流露，正多为喜怒哀乐之类。一己喜怒哀乐之发生，大率常由他人之敬侮，或外在之得失而起。敬则喜，侮则怒。得则乐，失则哀。一心全随他人及外在之情况而变化不定。但是，他人之品类不齐，敬侮之原因多端，外在之现象无常，得失之后果难定。就此四种不测因素，何足成为一己情感之准，而加措意。如说：
夫复謵不馈而忘人，忘人因以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为然。（《庚桑楚》）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天地》）故圣人，其穷也，使家人忘其贫；其达也，使王公忘爵而化卑。（《则阳》）
肩吾问于孙叔敖曰：子三为令尹，而不荣华，三去之而无忧色 ……子之用心独奈何？孙叔敖曰：吾何以过人哉，吾以其来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为得失之非我也，而无忧色而已矣。我何以过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何暇至乎人贵人贱哉！（《田子方》）较此情感更于难忘，则为权力欲。权力欲乃意志政治化后的一种疯狂冲动，常足掩盖理性，令人不能自已。庄子的政治主张，本章稍后一节，即可讲到。在此但就治者与被治者间的统属关系（一种特别的群己相忘之道）而言。这类统属关系的形成和维持，颇多强制成分在内。殆以往古君主时代之治者，所依自为绝对之权力。权力运用的结果，在上治者自视为无限量的存在。转待在下被治者，只如满足其权力支配之工具。而庄子则认为，掌握权力，君临天下，固足制人，亦将丧己。因如不能相忘，终必有若无名人所谓：“感（撼）予之心。
《大宗师》）鲁哀公所谓：“轻用吾身。 ”（《德充符》）甚非为政之道。此亦所以魏侯以魏为我累（见《田子方》），鲁君知鲁为己灾（见《山木》）。故治者宜与被治者上下相忘。如说：
故有人者累，见有于人者忧。故尧非有人，非见有于人也。（《山木》）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天地》）至仁无亲 ……使亲忘我易，兼忘天下难。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难。（《天运》）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刻意》）
庄子本有轻世的思想，故对群己关系的理想，颇与老子的“小国寡民”之说相近。而且他是欲求轻世以达成绝乎尘俗的超世祈向。这种超世祈向，属于高级的精神生活，其现实的条件，要在保持内心的宁静，而不受到外来的扰动。故于其至德之世的理想中，亦尝主张“老死不相往来”之离群索居。至若现实生活，欲保持内心的宁静，不受外来的扰动，且于群己之间，互行相忘之道即可。由此得一认定，如对前述有关利泽、情感、权力之类，真正一一能忘，自可摆脱世俗之累德，一意乎道，性定自适；寝而无所不忘，上与浩气同体，亦即可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如说：
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堕尔形体，吐尔聪明，伦与物忘，大同乎涬溟。（《在宥》）如此群己相忘之道，并非完全不关心现实社会，这只能说是庄子补救俗弊的方法之一。他站在全体的立场着想，不愿世人显露私恩私欲，借以除却情感的牵连，避免利害的纠葛。果能如是，才能各自心思纯一，居于超越的精神境域；同时彼此自可维持“无所甚亲，无所甚疏。抱德炀和，以顺天下”
的态度。这种态度在表面看来，虽较落落寡合，但相互的摩擦冲突，也可因而无形消失。有此先决条件，南郭子綦始能“荅焉似丧其耦”，而独闻“天籁”。庄子所向往正为这种精神上的高洁生活，身外一切群己关系，便属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