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留下的材料，直接记载商业行会的简直绝无仅有。但我们不能因此便抹煞古代商业行会的存在；反之，我们从种种文献的记载中，实可间接地证实它的存在。
中国是一个庞大无比寒热温三带兼而有之的国家，因为气候地理上种种的关系，各地都有其特殊的出产：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荀子·王制篇》）
夫山西饶材、竹、谷、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枏、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史记·货殖列传》）
从而，各种工业制造品的大量生产亦带有地方的色彩：
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庐，胡无弓车。……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材美工巧，然而不良，则不时不得地气也。橘逾淮而北为枳，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周礼·冬官·考工记》
这种手工业生产的地方专门化是各都市间商业发达的主要条件。可是问题不是这样简单：
（1）各地的言语是不能相通的。《孟子·滕文公》篇：
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传诸，使楚人传诸？”曰：“使齐人传之。”曰：“一齐人传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2）各地的风俗习惯是非常差异的。各地通行的都是长子继承制，而“楚国之举，恒在少者”（《左传》文公元年）。齐国更有一种特异的风俗：
长女不得嫁，名曰“巫儿”，为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至今以为俗。（《汉书·地理志》）其结果，各地人民的乡土意识非常浓厚，北方人民心目中的楚人是“南蛮舌之人”，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更被认为一种了不得的空前大改革，这么一来，各都市之排外是当然之事了：
温人之周，周不纳客。问之曰：“客也？”对曰：“主人。”问其巷人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问之曰：“子非周人也，而自谓非客，何也？”曰：“臣少诵《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今君天子，则我天子之臣也。岂有为人臣而又为客哉？”君使出之。（《战国策·卷一·东周》）
天下共主的周王也抱着非周人不得入周的地方主义，则其余各地的排外更可知道了。在这种封建割据的状态下，打破疆域界限的商业买卖怎么样能举行呢？商业行会的组织便有其必要了。因为（1）古代交通工具不发达，在途中往往有被盗匪劫夺之虞，若不共同协力来防御是不成的。（2）各地有各地的特产，商人们为保持买卖上的信用计，有共同维持良好质料及规定价格之必要。（3）商人们为取得本地及贸易所在地的统治者的保护及其他特权计，也必须一致联合才成。
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勿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左传》昭公十六年）
荀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真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左传》成公三年）
（秦师）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曰：“寡君闻吾子将步师出于敝邑，敢犒从者。不腆敝邑，为从者之淹，居则具一日之积，行则备一夕之卫。”且使遽告于郑，则束载厉兵秣马矣。（《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与郑君盟及慰劳秦兵以救郑等活动，以我看来，绝不是弦高个人的事情，而是整个商业行会的共同行动。观于弦高之一面犒秦师，一面又可派人回郑告急，由其动作之灵敏看来也就可知此商业行会组织之严密了。而况外人所不能入的周，他们也能去做买卖呢？这种行会恐就是后来带有地方性质的“帮”的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