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初版（1934年）到现在，跨越两个世纪，历时72年，其间虽由台北食货出版社于1978年据原版影印刊行，但随着食货出版社在1988年结束营业，这本书早已绝版多时。这样一本老书，是否尚有重印的价值及必要？更何况作者全汉升（1912-2001）先生生前即对笔者提及这是他22岁，就读大学三年级时的课业，完全是不成熟之作？当百花文艺出版社年中表示要将此书重印出版，询问笔者的意见时，针对上述两点，笔者确实不无疑虑，但经过细思后，疑虑即涣然冰释。对中国工商行会研究成绩最为卓著的已故经济史家彭泽益教授二十多年前便指出：“回顾中国行会史的研究，可以说，过去国外研究的成果反而要比国内多一些。长时期国内只有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中国行会制度史》和寥寥可数的一般通论式的文章。”在当日学术界因条件所限，对中国行会史的研究未予足够的重视的情况下，全先生这本书在学术史上所具有的意义，越来越为相关研究的学者所重视。本世纪初，专攻近代工商同业组织的转型及其在近代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的年青学人彭南生博士认为：“20世纪30年代，全汉升出版了《中国行会制度史》。这是研究中国工商业同业组织的开创性之作，是一部探讨从行会的起源、萌芽直到近代的手工业行会、商业行会、苦力帮的通史性著作，为后学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最近研究近代中国新式商人社团最有成绩的朱英教授在其主编的书中对本书的学术重要性质更作如下的评估：“20世纪上半期，中国行会史研究在初期起步的基础上逐渐取得发展。——其表现之二，是出版了全汉升的专著《中国行会制度史》，该书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专门研究行会与同业公会的学术著作，可以说是国内行会史研究在这一时期取得明显进展的最重要的代表作。”过去国内行会史研究成果乏善可陈，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降新史料的整理出版及不少颇具分量的相关论著的问世，在原来的基础上，带动了行会史研究新领域和新视野的开拓，以及深度的进一步发展，情况已完全改观。作为国人行会制度史研究的奠基之作的《中国行会制度史》在本世纪初重印，旧书新读，应是一宗具有学术意义的事。
本书作者全汉升（1912-2001）先生，广东顺德人，是上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最为辉煌的史学工作者。1935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蒙系主任陈受颐教授推荐，被北大史学系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选拔，进该所为助理员，隶第一（历史学）组，自此潜心研究，紧守学术岗位，与史语所结下终身不解之缘。1944年10月蒙傅所长及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陶孟和先生提拔，全先生获派赴美国，先后于哥伦比亚、哈佛及芝加哥三所著名学府进修，受业于Shepherd B。Clough，Abbott P。Usher及John U。Nef等经济史大师，汲取国外经济史学界的新观念及新方法，并与西方经济史家建立联系，奠下日后学术交流基础。1947年全先生回国，除史语所本职外，复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兼课，讲授中国经济史及西洋经济史。1949年1月他追随史语所迁往台湾，迭升任为终身职研究员，复受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嘱托，与台大合聘，任经济系教授，为培育经济史人才而备尽心力。1952-56年间并兼系主任。胡适任“中研院”院长时，聘全先生为代总干事，迄1961年9月第三度赴美研究止。1965年11月全先生应聘至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历史系任教。1975年他任新亚书院院长，两年后从中大退休，转任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凡一年。嗣后他专任新亚研究所教授兼教务长，1980年2至8月应邀任东京东洋文库资深访问学人。1983年起他任新亚研究所所长凡11年。1984年12月以高票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第15届人文组院士。1995年9月全先生夫妇离港返台湾，定居新竹；2001年11月29日因吸入性肺炎病逝于台北，享年90岁。
全先生治学六十年来，研究业绩斐然，范围绵长而辽阔，上自魏晋，以迄抗战前夕。经初步统计，著作包括专书9种、论文116篇、书评10篇及其它论著6篇。其学术见解及成就，深受学界同道推崇重视，专精博通兼顾，无论就研究的深广及质量来说，实同辈经济史家所稀有。论者指出日本学人研究中国史，成绩以经济史等三数领域最为显著；较早期国人在经济史方面堪与日本学界相抗衡者，或仅他一人而已。
全先生自进入史语所工作至初度赴美进修前，唐、宋时期为其研究兴趣所在，并兼及魏晋南北朝及元代，而先从宋代商业史着手。或因战时通货膨胀的经验与体会，货币与物价变动遂成为他毕生最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他也因此成为中国物价史的研究先驱。这一领域的探索因史料缺乏及过去币制与度量衡不统一而不易展开，但他仍作出可观的成绩。我们对民国以前约千余年间的物价变动有一概略认识，他实厥功至伟。1949年以后，全先生的研究重心转移至明、清及近代，大致集中于两大课题：近代工业建设成绩及近世货币与物价史研究，尤着力于美洲白银流入对中国财政与经济生活的影响。他到香港任教后三十年间，更是全力贯注于明中叶以还，金银比价及中国与西班牙、日本、葡萄牙、荷兰之间的贸易关系等问题。透过他从货币、物价、国内外贸易等多面性深入探讨，我们方能对清代整个经济体系的演变面貌，有一更完整的认识。他在这一领域的卓越成就，实非他人所能企及。他数十年来的研究工作，点出许多可资推衍的重要课题，留下足供后学跟进的轨迹；最显著的例子莫如美洲白银与明、清经济及清代粮价、米粮市场与贸易，近已成为显学，名家辈出。凡此实以全先生的著作为先导。
自进入史语所后，全先生但知遵照傅所长“闭门读书”的指示，遂养成习惯，孜孜不息，以扩大史料搜集及网罗范围，发掘新问题，缜密剖析，撰成论著为一生的志业与嗜好。他不断吸收西方经济史研究新的观念、方法及成果，重视量化及数据，目的在于扩张研究的工具，堪称以一己之力为中国经济史研究带动新风气，开拓新的视野及领域，并提升学术水平，极尽筚路蓝缕，拓荒发轫之功。回顾二十世纪这一学术领域的长足发展，无处弗见他的心血灌注。哈佛大学已故杨联升教授曾题诗云：“妙年唐宋追中古，壮岁明清迈等伦。经济史坛推祭酒，雄才硕学两超群。”生动地将全先生在中国经济史研究上的重大贡献勾划出来。
接着要谈一下本书写作的大环境及个人因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社会革命运动密不可分。国民革命军北伐前后，随着革命运动的兴起，知识分子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探析当日中国社会结构及经济关系实况，藉以指引革命的进程；学术界中最为扣人心弦的现象，当推1927-1937年十年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论战不仅强化了当时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论战中所提出的问题也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成熟。一些学者注意到中国历史中，特别是社会经济层面的复杂性，实非简单的概念所能表述和概括，遂转趋穷究史料，撰写学术专题论著，而于先前社会史论战参与者所专注思索的理论问题，仅略表关切。同时，新史料如军机处档案的发现及系统性整理，更促成学界的研究热潮；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黄金时代从而开始出现。全先生是这一学风转变中，就学于北大史学系，而政治系教授陶希圣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陶氏在《中国社会史丛书刊行缘起》中，力主“要断定中国社会的发达过程，当从中国社会历史的及现存的各种材料下手。”当时陶氏讲授中国社会经济史，全先生跨系修读，对之极具兴趣，深感其中亟待开发的新领域尚多，遂决定以此为终生研究志业。全先生因家境贫困，学业时有中辍之虞；陶氏将全汉生的习作《中国行会制度史》作为中国社会史丛书第4种，交上海新生命书局出版，印数1500册；陶氏并鼓励他投稿《食货半月刊》，藉笔耕，全先生大学三、四年级的生活费用方有着落。事隔44年后，本书早已绝版，陶氏再续前缘，由他所创建的食货出版社将之影印再版，当可算是学林佳话。
《中国行会制度史》全书十章。头两章讨论行会的起源及萌芽时代的手工业与商业行会，接着的三章顺时代先后对隋唐、两宋、元明的行会加以论述；第六章则专章对会馆展开探讨；七、八两章阐释近代的手工业及商业行会；第九章专对近代苦力帮之史进行考察；结论部分析论行会制度的利弊与衰微原因。本书问世前，书中第一章及第二章部分内容以论文形式，题为《中国古代的行会制度及其起源》，发表于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出版的《现代史学》2.1，2（1934）；第九章部分内容则先刊行于《中国经济》2.1（1934），题为《中国苦力帮之史的考察》。
综观全书，章节安排显然是详近略远，全书约四成的篇幅探讨明代以前的行会制度发展，当中宋代的比重至为明显，几近这部份一半篇幅。研究聚焦于宋代，一方面固然是宋代工商业的性质及规模，与前代相较，不可同日而语；另一方面则与全先生初期的研究重点集中于宋代的社会经济活动层面息息相关。宋代一章充分反映全先生对史料的驾驭能力，《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辑稿》及《宋史》等基础史料而外，举凡笔记、政书、类纂及地志等，无不广征博引，巨细靡遗。值得一提的是全先生对最新学术信息的掌握，无论是史料或近人成果，一经面世即为他所取资；如研究宋代最原始的资料《宋会要辑稿》，1933年由北平图书馆据徐松自《永乐大典》录出的原本影印，问世未几即为他引用。又如美国学者F。L。Nussbaum取材自德国学者W。Sombart所撰的巨著Der Moderne Capitalismus，加以编著而成的A History of 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of Europe（New York，1933），出版约一年，大概初到北平，即为全先生所披阅，并作为这章引证比较之资。事实上，Sombart此书要到三年后（1936）才有季子（李季）的中译本《现代资本主义》刊行。
余下的五章历时虽比前一部分短，须处理的历史面相却更为错综复杂，也更显出全先生的治史眼光及洞见，预示其出色的治学潜力。对于不需熟练技术，没有严格学徒制度限制，却有地盘划分的职业行会——苦力帮，在他之前，学者对这一为人所漠视，以社会底层民众为骨干的组织加以讨论的，几近阙如；全先生独具慧眼，特辟专章阐述，填补文献记载的空白，实极具问题意识。在会馆及近代的手工业、商业行会这三章中，全先生长篇抄录主要刻在石碑上的会馆及手工业、商业行会的组织、功能、经费及规章的记载，稍欠深入的探析，不过这些抄录于书中的石刻记录，在上世纪相关史料尚未广为整理出版前，一般不大容易查阅。这一处理方式，就当日条件考虑，在保留史料方面不无可取。应予指出的是他敏锐地注意到会馆与中古行会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对于本行工商业的统制只是消极的，——会馆则较积极，尽量保护会员的利益而使之发展，甚至要与外来的帝国主义者冲突亦在所不惜。”在这三章中，全先生除汲取相关权威研究者如根岸佶、D。J。Macgowan，H。B。Morse，J。S。Burgess及S。Gamble等人的成果外，史料搜罗之列更扩至民俗资料，《海关十年报告，1882-1891》，北京、天津及上海的报章如《晨报》、《益世报》、《大公报》和《时报》，以及《新青年》杂志，无不缜密爬梳，厘清史实。结论中全先生指出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环境渐次变化，行会制度在政治及经济方面的弊害渐次浮现，可是它在道德、政治及经济层面的积极功能及作用也不容漠视；如信用维持，“对于商品的尺度、质量及价格都有详密的规定”，培养成员勤勉、尽职和互助，提高同业的人格地位。他虽认为内在及外在原因，使行会制度的衰微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他又敏锐地观察到“事实上又不全是如此。我们绝对不能坐井窥天似的只看见某一方面是这样，便说全体都是这样，而在观察我国近代繁复万分的社会现象时，更应时时刻刻的保持着这种态度。”无论形式及实质上，行会制度得以苟延残喘，实因：地方割据；交通不便，语言、文化及风俗因地而异，地方色彩浓厚；大通商口岸外，内地资本累积有限，大规模企业不多。凡此都让行会组织有存在的空间。他这一灼见，经日后众多精密的研究所验证后，几已为学界所认同，成为行会史研究的共识。
全先生因木讷寡言，埋首学术研究，予人冷漠而不通世务的现象，事实上，他在书中的一些观点却甚具现实意义。如他指出“商会的成立，似已打破旧来的行会形态，但这只是形式而己，实质上绝对不是这样。”他以民国广东为例，其时内乱频仍，故广东的商会募集并设置强有力的商团，保卫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镇压力量且及近郊数百里，作用与中世纪威尼斯、热那亚等城市的行会并无两样。全书最后一页中，全先生有这样的话：“最近，国内与国外，统制经济的声浪很是刺人耳鼓；若果我们要替统制经济在历史上找一根据，那么，恐就是行会制度了。自然，因时势的不同，二者统制的范围、性质亦随之而异；可是，一脉相传，二者在精神上总是前后有多少关联吧。”联想到当日国内外的大环境及大气候，他这一观察应是意有所指，绝不是无的放矢。
无可讳言，因当日研究条件所限，书中所言或有不足及可资商榷的地方。全先生认为自唐代以来，为避免自由竞争，行会对本行同业在贸易上都有一致的规定及统制。随着国内外贸易的发达，唐代后期都市经济已远比从前复杂，同业间不再像从前那样紧密集中在一起，行会于是出现变质。宋代因工商业的复杂及分工的细密，“行”更有空前的发展；“行”在各业及各地都普遍存在，即便教师、乞丐及苦力等行业也不例外。至于行会与政府的关系，行必须为官府筹措原料用品，而政府收购价格甚低，运费又须由行自理；对行来说，官府所赋予的任务（行役），实为一弊端甚多的沉重负担。全先生所言稍嫌简略，或有必要作更进一步的引申。唐代都市中，商店分类结集一起，在政府规定的商业区域（市）开设，这些同业街区名为行。商店专设于市的制度，到唐代末年已见弛废，至北宋中叶后完全崩溃。商店分布便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毫无限制地选择在交通便利的地方任意开设；一是脱离规定的商业区域的约束，但仍保留同业街区，散布于都市之内，定期进行商品贸易。因形势的刺激，商人遂依靠同业组织——行——的力量，取代市的制度，努力共谋营业上的共同利益，其中最主要的是商业独占权或垄断权。行并非为应行役而产生，主要是对于入为行的商业独占特权的报偿，二者同时发展，实非偶然。全先生认同日本学者根岸佶的看法，汉代京师的为同郡人所共享的公产——郡邸，其性质与现今的会馆基本上并无分别。但据何炳棣教授的研究，郡邸实质上为各郡在京的办事处，绝非同乡会馆式的私人组织。全先生明确指出会馆“一面是同乡的团体，一方面是同业的组合，可说是同乡的行会。”这一说法大体上是可以立足的，不过可稍加补充。据幸存于方志的资料所见，早在十五世纪二十年代，即已有人在北京创建会馆。初期在京会馆的性质为同乡仕宦公余聚会的俱乐部，其后推广为广泛的仕商共享的同乡组织；京师以外的会馆则多由在外从事工商的同乡人所捐建。对于经常与会馆并论，且被混用的商业组织——公所，书中并没有论及。这二者的区别，学界意见纷纭，莫衷一是。笼统而言，一说认为随着狭窄地缘观念的消融，会馆也朝超地缘的同业组织的方向转变，不少公所也具有显著的地缘性，故实质上二者无大区别；另一说主张公所原则上为同业组织，不分籍贯，这正是公所与以地缘为主的会馆的最大分野。
葛兆光教授从一批撰写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尘封于清华大学旧图书馆多年的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毕业生论文所呈现的水平，“是以专业的兴趣为选题的方向，以课题的意义决定论文的取向，”感到“那个时代人文社会学科的大学生，初一出手，竟然有如此的水平，这不能不让今天还在教书的老师反省，也不能不使现在还在号称做学术的人汗颜。”重读这本原出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北大史学系三年级学生习作的小书，我充分认同葛教授的感想。本书虽不是石破天惊的洋洋巨著，但提供踏足行会史领域的后学一块可予立足的基石。今日这一研究领域的面貌，随着原始资料整理出版，严谨的学术论著相继问世，很多重要历史现象因此得以阐释，把行会史研究向前推展一大步，与这门学问天地初开，全先生脱颖而出时不可同日而语。饮水思源，实拜全先生开山之功所赐。
何汉威
2006年10月27日于台北
延伸读物：（觹符号表示入门基本书刊，可先读）除注释中的相关论著外，读者尚可进一步研读下列著作：
王翔，《近代中国手工业行会的演变》，《历史研究》1998.4.
觹曲彦斌，《行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李华，《明清以来北京的工商业行会》，载南京大学历史系明清史研究室编，《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觹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3.
彼德·小戈拉斯，《清代前期的行会》，载（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
汪士信，《我国手工业行会的产生、性质及其作用》，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集刊》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马敏、朱英，《浅谈晚清苏州商会与行会的区别及其联系》，《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3.
徐鼎新，《清末上海若干行会的演变和商会的早期型态》，《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
宫田道昭著，丁日初译，《论清末的对外贸易商品的流通机构—以行会的流通垄断为中心》，《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清水盛光著，陈慈玉译，《传统中国行会势力》，《食货月刊》15.1，2（1985）。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期中国城市手工业商业行会的重建和作用》，载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黄福才、李永乐，《论清末商会与行会并存的原因》，《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3.
虞和平，《鸦片战后通商口岸行会的近代化》，《历史研究》1991.6.
觹蒋兆成，《浅谈中国的封建行会》，载《中国古代史论丛》1982年第二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