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貌取人出自《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有许许多多弟子，其中有一个名叫宰予的，能说会道，利口善辩。他开始给孔子的印象不错，但后来渐渐地露出了真相：既无仁德又十分懒惰；大白天不读书听讲，躺在床上睡大觉。为此，孔子骂他是“朽木不可雕”。孔子的另一个弟子，叫澹台灭明，字子羽，是鲁国人，比孔子小三十九岁。子羽的体态和相貌很丑陋，想要事奉孔子。孔子开始认为他资质低下，不会成才。但他从师学习后，回去就致力于修身实践，处事光明正大，不走邪路；不是为了公事，从不去会见公卿大夫。后来，子羽游历到长江，跟随他的弟子有三百人，声誉很高，各诸侯国都传诵他的名字。孔子听说了这件事，感慨他说：“我只凭言辞判断人品质能力的好坏，结果对宰予的判断就错了；我只凭相貌判断人品质能力的好坏，结果对子羽的判断又错了。”
目前，一些大学毕业生为找工作“突击整容”蔚然成风，许多男生更是成了主力军，按他们的话说，“单位用人，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和学识很重要，但外在形象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与之相对，人事部发布新的公务员体检标准，山东、江苏各地纷纷取消公务员考试中的关于身高、容貌的具体规定，变得更加公正，更人性化。
一方面是政府机关努力破除以貌取人的壁垒，另一方面，很多企业依然在“相面”中寻找人才，在品质和才能决定前途的年代里，相貌的重要性却一再凸显出来，颇为值得深思。中国人的以貌取人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历经千年演变成为一种大众的行为心理？
在常人眼里，“以貌取人”就是将人的容貌言行等外在的标准作为对人进行评判和选取的标准。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以貌取人已经开始与选官制度相联系。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阎步克对此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他发现，中国古代选官中“以貌取人”最初来源于儒者和先秦贵族对容止和威仪的重视，儒家的礼仪中有专门的“容礼”，儒家经书中还有很多关于君子应该具备的“威仪”的规定；而在先秦“威仪”也被认为是“君子”这个阶层的固有属性和高贵教养。
虽然在战国选官时，已经存在着“另一种对面貌娇好的偏爱”，但他指出这种“以貌取人”与贵族和教养没有必然联系，而是来源于人们“爱美”的社会心理。如果这种情况普遍化，就说明君主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可以完全将个人好恶体现在官员的选拔上，贵族和教养都被抛弃了。
到了汉代，人们崇尚的是阳刚之美，欣赏的是“体貌丰伟”和“仪容端正”，在选官时，对身体和容貌提出了一些要求，一般是要求身体健康能够胜任工作，对一些特定的官职有比较详细的要求，如对谒者（汉代的一种礼仪性的官职）就要求相貌端正，声音洪亮等。
阎步克指出，汉人是很重视容貌的，出众的容貌拓展了仕途的例子很多，如西汉的江充就是凭借相貌出众引起了汉武帝的注意，进而得到了重用。而扬雄虽有才气但因相貌平平，而被当时的人小瞧。
魏晋至南朝时，风气为之一变，名士欣赏的则是阴柔之美。名士只有长得像个美貌的女子才会被人称赞，甚至有人认为病态美才是最美的。这一时代的容貌欣赏具有很多的阶层和身份特点。
唐代选用官吏提出了以“身、言、书、判”为标准，对身高等等有了比较具体的标准和要求。但“以貌取人”在唐代选官中并不占有太大的比重。
阎步克教授认为，科举制度的普及，以文取人淡化了对容貌的要求，很多相貌丑陋的人做了高官，有的甚至做了宰相。到宋代，武官一般要求身材魁梧的人担任（直到明清也是如此），但文职主要看才学，外貌身体条件相对宽松，残疾人也可以参加科举考试，甚至有个右腿瘸、左眼盲的人当了状元。
从先秦到宋，出于人之常情，长得好看的人在选官时比丑的更受欢迎，这也是官场的一种“潜规则”。但最主要的还是看能力、才学和品行，容貌并不占重要地位。
明清选官中的“以貌取人”被强化，体现了专制制度强化下“主子心理”的加强。
阎步克教授指出，到了明清，容貌在选官时的重要性大大提高。在官员的考核中，容貌的评价竟占到了六分之一；科举殿试时还经常以容貌定状元，有的人甚至因为名字好而当上了状元。太祖朱元璋自己长得叫人不敢恭维，但对状元和官员的容貌却挑三拣四，十分可笑。很多有才华的人因为相貌丑陋而落选。
在明清社会，如果说以前皇帝和选官部门“以貌取人”更多的是一种“爱美”的社会习尚的话，这时，皇帝和选官部门的“主子心理”得到更明显的体现。对此，阎步克教授分析说：“皇帝和有司有时候会以貌取人，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未能免俗，屈从于以貌取人的社会习尚了；同时，这习尚升级为一种‘主子心理’：奴才的容貌得让主子悦目。这时专制者对臣民的予取予夺能力之大，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是以要求官员的身材和脸蛋也得让皇帝养眼开心了。”就像明朝皇帝，挑学生，挑状元，挑官员时经常以容貌作为标准。
清代选官中有一种“大挑”之法，就是在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中挑选一等的3人作知县，二等的9人作教职，这种选举6年举行一次，其标准就是“身”和“言”，“大挑”时的验看实际就是以貌取人的。阎步克教授指出，这种以貌取人，具有一层游戏规则的意义。
“社会流动趋于活跃，无数士人奔竞钻营于仕途上，竞相推销自己，这时候就成买方市场了。朝廷是买主，士人的奔竞显示了对官本位的高度认同，这局面本身就是帝国统治的社会文化基础，所以不能让士人闲着；但国家的官缺很紧俏，因此又得建立一种游戏规则，以淘汰一批人，保留一批人，总得想办法把大多数的人卡下来刷掉。大挑的面试方法就有这个游戏规则的意义。”
阎步克教授进而指出，士人们面对着考试，在容貌上任由满清王朝挑来挑去，“就是这个阶层进一步丧失自主性，独立精神和文化尊严的表现，进而是皇权强化，官僚政治强化的表现。”他认为，“历史后期以貌取人的情况，包含着‘主子心理’和‘游戏规则’的双重作用。”
在如今的社会环境里，虽然政府努力贯彻人员选用时的公平公正原则，企业也以找到才学识兼备的人才为首要目标，可是在千年的文化传统的熏染之下，加之目前人才供求方面的买方市场，很多人依然有意无意地在“主子心理”“游戏原则”指导之下，选用人才。这是亟须警惕的。
当我们看到大量青年为工作而整容，当我们听到依然有很多人因为相貌被排挤在成功的大门之外，我们应该意识到，对不良传统的分析和批判绝不应该是一天两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