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文明时代，最优秀的人才是具备体力和生产经验的人；在工业文明时代，则强调技术、规范和发明；在信息社会里，最优秀的标准不仅要具备上述优势，还要有更强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处理日趋复杂的种种不确定性问题。
一个企业家如果不能适应时代精神的发展，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当代中国企业家的精神资源所具备的优势在于，我们是一个有着悠久的人文精神传统的国家。随着社会的不断丰裕，企业家的道德意识、人文意识将会自觉的提高。但是，我们毕竟生活在现代社会，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企业家仅有这些人文资源还是不够的。其中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还有诸多弊端妨碍了我们企业家的心理结构向现代化的转换。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意识普遍淡薄，知识结构落后，无力实现企业的创新目标，而这恰恰是现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风暴”对我国企业的冲击极为严重，进一步凸显了我们企业家思维的局限性。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反思传统文化对企业家意识的种种束缚，然后探讨中国企业家应如何建立适应时代的新思维。
第一节传统文化的弊端：科学知识与创新精神的匮乏
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所揭示的人的精神特征始终是一个辩证的、发展的过程。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企业家需要的是欲望意识、市场意识、个体意识以及改革意识等，那么，今天他们更需要的是积累现代知识意识和自主创新意识。
但是，传统文化观念的诸多弊端妨碍我们企业家思维的转换。我们所说的传统文化观念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思维模式、习俗和惯例等业已积淀成形的观念体系。与西方国家相比，东方国家创新精神则显得远远不足。即使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但近30年来其创新力无法和欧美相提并论，这也是最近几十年日本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根源。事实上，1996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根本原因还是东亚社会创新意识和创新新力不足造成的”。简单地说，当大量的资金涌入东亚之后，东亚各国绝大部分企业的盈利能力主要集中在传统行业，而激烈的竞争导致企业的边际收益率下降，大量过剩的资金不得不进入房地产市场、资本市场寻找回报率。最终因银行呆账、坏账多，出口不振，引发了金融危机。相比之下，与此同时的美国经济却高速增长，虽然也有大量国际资本流入，但没有出现类似的现象。一个重要原因是，“硅谷”中的企业家们的创新精神诞生了“知识经济”，导致企业收益率高，资金使用率高，避免了金融泡沫的出现。
与东亚、日本相类似的是，两千多年儒家传统的文化意识已经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企业家的意识或潜意识之中，成为其主体或自我的一部分。其缺陷主要是：惯于经验主义的思维而不重视抽象思维；注重人际与道德知识的积累而忽视对自然界的探索；注重群体意识而忽视个体独立意识……凡此种种，都是妨碍我们现代化的意识和心理的成长。下面我们通过与西方文化比较对此进行分析。
一、西方传统理性精神回顾
马克斯·韦伯认为，理性精神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根源之一。因而它也始终成为整个西方企业家精神的组成部分。国内著名哲学家李泽厚认为，中国是一个实践理性的民族。或者说，经验主义、直觉主义是我们思维的传统。因此，理性意识不足是当代中国企业家存在的普遍的精神特征。
所谓的理性就是对一切事物进行“合理化”的科学规定。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因而他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
理性精神起始于希腊文明传统。在远古时期，人们看到的世界只是纷杂变换的现象世界：树木、野兽、岩石、蒸汽、天空……所谓的理性主义就是寻求其表象背后的共同特征或本质。当希腊哲学家泰勒士宣布“水是万物的始基”，即把水看成是构成一切事物变化的本源时，意味着理性主义思维开始走进了人类精神世界。这个结论是泰勒士千百次观察分析个别的具体事物，并对感觉经验进行了一系列抽象概括的结果，这一判断试图揭示事物的普遍性。以求对世界整体性的把握。在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进一步认为“数”是万物的本源。数学在古希腊以及近代欧洲都被认为是表现人类理性功能的最典型的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在比较深入地研究数学的基础上还广泛地研究了天文学、声学和医学，并力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来解释世界，因此西方哲学史上把毕达哥拉斯学派称为古希腊第一个理性主义学派，而“理”一词在它的原初意义上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理性主义就是主张用合理的逻辑思维来理解自然的观念。自此，希腊人开始抛弃了远古关于天地生成的非理性的神话或传说的原始思维特征，相信人类的理性可以洞见和把握世界的本源，因而人类思维开始走向了超越经验有限性的理性之路。事实上，我们今天所发明的飞机、火箭等都不是一般经验的产物，而是来自于人类理性精神的创造。
后来希腊的理性主义走向更加高度抽象的思维层次，主旨是进一步追求知识的确定性，从而奠定了理性在认识论上的绝对地位。希腊中晚期的哲学家柏拉图是整个西方理性主义的奠基人。柏拉图提出了著名的“理念论”学说，“因为思想是有普遍性的，普遍的东西（即共相）只能为思想所产生，或为思想所把握，它只有通过思维的活动才能得到存在。柏拉图把这种有普遍性内容规定为理念。”亚里士多德哲学是古希腊理性主义发展的顶峰，因为这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古希腊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宏伟的理性哲学体系，处处关心确定的概念，把世界上不同事物的个别方面的共性特征，以一种逻辑的方式，高度概括成一系列理性原理。
到了中世纪基督教时代，理性主义被阉割了，宗教信仰高于理性之上。不论多么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必须信仰和服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十四五世纪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理性精神开始向宗教信仰宣战。现代天文学创始人哥白尼（NicolausCopernicus，1473—1543）的“太阳中心说”在自然科学中引起的革命，是理性对信仰的反击，因为宗教所倡导的“地球中心说”仅仅是一种教义，显然没有经过科学论证。而后的意大利物理学家、天文学家和哲学家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进一步推进了理性精神的发展。到了18世纪，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者，鼓励人们对宗教经典和神学教条大胆怀疑，反对一切教会权威，让理性重新占居人类的头脑，由此，“理性”成为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点，在这个世纪中，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面前为自己存在辩护，最终使信仰主义受到了最后的致命一击。理性从而开始获得了具有普遍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地位。
近代社会的大解放，使欧洲理性主义的传统获得前所未有的彰显。它贯穿于整个欧洲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等领域之中。西方理性主义的历史成就举不胜举，韦伯首先提到的是现代自然科学：它赋予理论知识以数学形式，并用严格的实验对理论知识加以检验。韦伯还提到了文学作品以及以剧院、博物馆和杂志为代表的艺术组织：作品主要表现为奏鸣曲、交响乐、歌剧，乐器则主要包括管风琴、钢琴和小提琴。线条透视与空中透视在绘画当中的应用以及雄伟建筑的结构原理；韦伯罗列的还有：科学的法律学说，理性化的官僚体系等。
在经济世界里，西方近代工业技术的发明、推广和应用都是来自科学研究并通过企业家的创新活动而完成的。近代以来，科学精神和企业家创新精神促成了众多的产业的诞生，从火车、飞机、灯泡到今天的航天机、电脑……
二、“天人合一”思维妨碍了人对具体事物理性化的思考
现代化是完全建立在科学精确计量和理性分析基础之上的产物。与此相比，传统的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过分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的价值取向，也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维的特点是重感觉，轻分析；重统一，轻矛盾。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模糊思维和感觉主义。凡事都缺少理性和严谨的科学思维习惯。所以，我们看到在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的企业家中，牟其中对自己的企业的计划，出口成章，动辄要投资几百个亿，建几十个项目，都是一些完全没有经过论证的信口开河之词。今天，中国的企业家大多数还是跟着感觉走，几乎看不到精确的经济理性思维的影子。
“天人合一”传统思维也导致了在我们的文化中忽视技术和实业倾向。孔子说：“君子不器”，告诉人们凡是具体事务都是不值得去做的，那仅仅属于百工之人的下贱之事。这个问题在宋明时期更为严重，程朱理学重在教人思考天道而不重视实干，知识分子沉溺于空疏义理思辨的玄学之中，以至于边塞告急，朝中竟没有人可以领兵打仗。在今天，人们依旧崇尚的首先是官员级别、学位级别等，而实业家、科技人员往往不被重视。
三、儒家的道德意识约束了个人主体性的发展
在传统中国，最高的学问是伦理知识，孔子的《论语》成为文化的“圣经”，儒学被称为“仁学”。儒家的伦理意识重视与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社会安定，主要是通过一套“礼法”规定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把群体观念发展到了极致。因而，它是不太提倡个人主体价值存在的意义，并对个体意识产生强烈的排斥感。这种求同排异的后果，无疑会扼杀个体的活力。它把个人的意志和行为紧紧束缚在父权和君权、天理的秩序之内。人们越是要成为儒家文化称道的人，就越要泯灭个性，否定自我。因而，沿着儒家的道路不可能出现近代人文主义的价值观，诸如个人尊严，个性解放，自由意志和独立人格等。
儒家文化使个体的任何行为都要服从群体的规范、心理和习惯，而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果谁要标新立异或敢于创新，就越可能遭到群体的孤立和攻击，从而导致个体对群体的畏惧和依赖心理。这种依赖心理严重地阻碍了人的创新精神的发扬。当原本活生生的“人”，成为一种群体性的符号、一种工具时，人的个性活力必然被压抑和泯灭。但从科学技术和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创新都是以个体为突破的，都必然带有创造者主体的个性特征，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从福特到盖茨，无一例外都是如此。今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时期，而创新则是现代技术文明的核心。因此，我们要改变片面强调群体而贬抑个体的传统观念。从一定意义上说，创新是人的自由意志和个性的体现。而只有追求个性和自由的人，才可能具有很强的创新意识和独创能力。创新在本质上就是追求新意和差别，如果因循守旧、求同去异、千人一面，则无“新”可言。所以我们应该注重塑造具有个性的创新人格，它是一个人进行创新、发明的心理基础，是创造者所必备的、良好的、持久的个性品质。
四、“官文化”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
中国是一个悠久的大帝国，官僚系统是这个大帝国的命脉所在。所以，在社会等级排序中，有“士、农、工、商”的说法。其中“士”即为官，所以形成了“官文化”为主流价值的文化传统。官位代表个人在社会中的最高成就，而个人依附在官位级别上没有独立的生命价值。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官僚和无数苍生，都在皇权高压下匍匐，甚至以高呼“吾皇万岁”为终身荣耀。马克思曾经把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现象，蔑视地称之为“普遍的奴隶制”。“官文化”不是崇高创新，不是倡导一代胜过一代，而是推崇守旧，“天可变，地可变，祖宗之法不可变”。使几千年期间，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科学文化，一直难以进步，终于在近代社会不可避免地落后于国际社会。
今天，西方世界级商业领袖的幸福感更多是来源于企业的经营成就，而我们不少的企业家们依旧摆脱不了封建帝王思想的意识和观念，不少企业家的骨子里存有很深的帝王情结，主体意识中有太多的权力欲和支配欲。企业作为一个生产组织的价值定位往往被扭曲为权力角斗的政治场所。总是力图让下属成为“自己的人”。于是，在堪称中国优秀企业的许多企业里，竟然出现一些著名的企业家的身后没有副手的现象。他们的幸福感更多是建立在社会名利和行政地位上，或者是建立在下属对他的崇拜感上。
五、小农意识妨碍了知识积累与创新精神的产生
小农意识来自于农业生产特点，核心是重视短期利益，急功近利心态至上，集中地表现为一种权宜思维而很少做长远的理性规划。小农意识塑造的企业家个个都具有“权威谋略”政治家的风度，他们或是以广告战愚弄公众从而欺骗消费者而谋取利益，而不是真正尊重客户的价值；或者是只关注下属员工的现在，而不关心他们的未来；或者是只注重当前既得利益，而不重视企业的长久发展……
这些都是我们的企业缺少创新的文化根源之一。今天，全社会都在积极呼吁的要出成果，但是却没有人甘于真正坐“冷板凳”，扎实地进行科学研究；企业已意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是却没有太多的企业愿意出巨资进行技术创新。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联想集团的“倪柳之争”就是一个显著的事例。一方要走开发未来世界级的技术道路；而另一方要追求当前的市场利益。结果，几乎所有员工都站在追求市场利益的一方。
六、“家”文化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创新
日裔美国学者弗郎西斯·福山在1995年出版了《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赢得了人们对信任研究前所未有的瞩目。福山把“信任”看做现代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文明规则之一，并以此为准绳对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运行模式进行了分析。
他把中国（以香港、台湾为例）、法国、意大利和韩国等四个低信任度的社会称为“家庭主义”模式。在这四个社会中，经济结构的基本单位都是家庭，因而它们要建立超越家庭以外大型企业，都不得不借助国家、政府的力量。在“低度信任社会”里，企业的创始人一般不会放心大胆地使用职业经理人而将自己的子女放在一边。其中，福山深刻地分析了华人社会的致命缺陷。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对外人的不信任通常阻碍了公司向制度化和社会化的方向发展。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至今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其结果往往是，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之外。华人企业的家族业主宁可眼睁睁看着它四分五裂成几个新的公司或全面解体，也不会让专业经理接管公司的经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中国只能产生“国家垄断”的大型企业，而没有出现像洛克菲勒、福特、摩根这样延续百年至今依然充满活力的超大型家族企业。
直到今天，在人们的头脑中还没有发育出充分的社会契约观念。在中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华人经济圈中，困扰私营企业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如何从“家族企业”转型为“现代企业”的问题。这种转型并非仅仅依赖制度变革就可以实现的，它背后还有深层的文化习俗及其惯性的影响。从经济学的意义上来说，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因而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低效率、高成本的代价。
什么文化基因使华人社会成为如此低信任的社会？为了加深对这一文化痼疾的理解，我们摘录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维系私人道德”的部分观点，进而加深对“家”文化的社会学解释。
从己向外推以构成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每根绳子被一种道德要素维持着。社会范围是从“己”推出去的，而推的过程里有着各种路线，最基本的是亲属：亲子和同胞，相配的道德要素是孝和悌。
中国的道德和法律，都因之得看所施的对象和“自己”的关系而加以程度上的伸缩。我见过不少痛骂贪污的朋友，遇到他的父亲贪污时，不但不骂，而且代他隐讳。更甚的，他还可以向父亲要贪污得来的钱，同时骂别人贪污。等到自己贪污时，还可以用“能干”两字来自解。这在差序社会里可以不觉得是矛盾；因为在这种社会中，一切普遍的标准并不发生作用，一定要问清了对象是谁，和自己是什么关系之后，才决定拿出什么标准来。
这样的“家”文化必然严重地妨碍企业的创新活动。首先，家族企业的所有者与职业经理人不是平等的契约关系，还是旧式的“主仆关系”，因而职业经理人不可能完全发挥自我的主体能力，按照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律展开经营活动。企业成员以亲友为主，重要管理职务常由家庭成员担任，导致企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未能达到最优。同时企业内部容易产生因这类派系关系形成的“内斗”，从而加大管理损耗。最大的损失是，它扼杀了在重要管理岗位上的人才竞争的活力，使社会上一些同家族没有关系的优秀人才无法进入企业核心层，也使内部的优秀人才看不到发展的希望而纷纷跳槽。其次，家族企业有着较为明显的排外心理倾向，企业中非亲友员工的录用与升迁，通常与其同家族的亲疏程度有一定的关系。企业给亲友的薪酬不仅要体现对其劳动贡献的补偿，更要体现温暖的亲情伦理关怀，结果家族制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往往不健全或徒有虚名，任人唯亲使现有的规章制度无法形成有效约束，管理工作难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这一系列因素导致企业的经营不能实现最低成本的运营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相对于传统管理而言，现代企业管理的突出特点是知识管理，管理过程已从对人和物的驾驭，转向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开发。企业要在内部提供知识共享途径，促进企业员工创新活动的展开。由于企业知识与社会知识的共源性，知识管理效果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显而易见，如果家族制企业将主要管理权限和利益分配限定在亲友的窄小范围之内，而人为地将企业内部人员划分成两个圈子，就会极大地限制企业的创新能力。由于不同利益关系的员工之间难以实现共同目标、行为的协调，企业必然缺乏知识共享的途径，知识积累和运用的速度将会大大地降低。
总之，在今天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里，社会人才、信息、知识如果不能被家族制企业广泛吸收，要想在企业内部完成长期的知识积累和技术积累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应的，企业创新也就无从谈起。纵观海内外华人家族企业，以通过技术创新而闻名的企业少之又少。
第二节“金融风暴”的启示：知识与创新
上述种种弊端无疑都是妨碍我国企业家进步的文化根源。2008年在美国爆发的“金融风暴”对我国企业的冲击极为严重。同时也进一步凸显了我国企业家思维的局限性：知识积累不足，创新思维缺失。我们要通过这次危机，反思自我，加快思维的更新和变革。
此次“金融风暴”来临之际，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原始积累的结束期大致相吻合。即使没有金融危机，我们中国的企业家都普遍感到生意难做。缘何如此？我们首先要回顾30年中国企业发展的历程，从而搞清楚中国企业家赚钱的运作模式是什么？企业家的思维特点是什么？30年来，中国的企业家很了不起，许多人从小干起，不怕风险，成为今天社会瞩目的企业家，这一精神还应继续光大。从赚钱的模式上看，我们的企业家主要是利用早期的市场空白，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较低汇率等外部条件，通过不断扩张企业的规模实现自我发展，这也导致企业长期以来形成了依靠出口和国内市场低价竞争的赚钱方式。从意识和精神层面说，中国企业家赚钱主要是冒险性思维、模仿性思维和扩张性思维。模仿性思维主要是模仿外来的经营管理制度、技术和产品；扩张性思维则表现出一哄而上、缺少特色、无限地追求规模扩张的行为。上述原因使大部分企业无法实现足够的积累用于创新活动，这也是我国的产业目前处于世界经济产业链条的底部的根本原因。当然，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必经之路。
从长期来看，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当缺少技术创新能力时，自身的发展只能依赖在传统行业的规模扩张，其结果不言而喻，最后引发企业收益日渐萎缩。从广义上说，创新实际上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它包括五方面：（1）引进新产品；（2）引用新工艺即新的生产方法；（3）开辟新市场；（4）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这几个“新”才是企业实现利润长期增长的可靠途径。
尽管我们的社会早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由于种种原因而迟迟未能解决。“金融风暴”的到来，再次警示我们的企业家必须改变固有的思维。
一、企业为什么要走“知识型”道路
人类发展的历史是一部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因而知识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在自然经济社会，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几乎经历了两千年的漫长历史。人们仅仅需要经验积累和充足的体力就可以了，因而知识只是等同于经验。由于技术进步缓慢，知识发展更多的局限于心术、智谋等方面。《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智慧就是典型的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维特点。同样的，早期西方企业家也多是依赖掠夺、狡诈获取财富的。但是在今天，依赖这种方式获取财富的机会正在减少，在这次“金融风暴”中，那些一时风光，欺骗公众的企业家，因自身的贪婪和愚蠢而纷纷倒下。在“次贷危机”爆发前，雷曼兄弟持有大量的次级债金融产品（包括MBS和CDO）以及其他较低等级的住房抵押贷款金融产品。其“问题资产”，即有可能减值的资产为71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它的缓冲资本32亿美元，两者的比率高达2∶1.结果，当房屋滞售，价格跌落，信贷紧缩时，这个有着158年悠久历史的投资银行，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再如，前纳斯达克主席马多夫日前涉嫌设下“金字塔式”投资骗局而被捕，其涉及款项高达500亿美元，可能是历史上最大惊天诈骗案之一。事实证明，这些持有原始的阴谋思维、掠夺思维的企业家注定是不可能长久的。
我们所说的现代知识主要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专业知识。今天，知识和财富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以比尔·盖茨为代表的企业家，通过知识与创新精神获得巨大的财富，因而成为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企业家的精神旗帜。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现代经济生活日趋复杂，这需要我们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理解事物的特征。例如，几百年前的企业不需要太多的经济学知识就可以经营企业了。但是今天我们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复杂，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而仅仅靠冒险和模仿是不能够应对复杂的金融危机的。我们从南方发达省份得到一份内部金融报告：
“案例”
我省多数中小企业家素质不适应本轮宏观调控的要求。本轮宏观调控的突出特点是主要运用汇率、利率、税率等经济手段调控经济运行，这对企业家的汇率风险管理能力、财务管理能力、市场意识等方面素质均提出较高要求，中小企业家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冒险家”素质，在应对本轮宏观调控时难以奏效。我分行调查发现，不少企业因缺乏汇率风险管理能力，不敢接国外的大单、长单，直接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在我分行入户调查的58户中小企业中，56户中小企业均被动承受汇率风险，只有2户中型服装企业成功管理了汇率风险，并从汇率升值中受益。
这就涉及一系列汇率知识问题：本币结算还是外币结算？推迟还是提前结算？是否用利用金融工具来回避外汇风险———人民币远期外汇交易、远期外汇买卖、外汇期权等。事实上，当代许多伟大的企业家，比如李嘉诚先生，只有初中文化程度，但他坚持学习英语，每天都看英文报纸，了解国际信息。我们国内的企业家有多少人能做到呢？
我们正在步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在企业经营资源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重。如果说传统企业生产的产品是大量物质资源与少量的知识的聚合，那么知识经济中企业越来越多地生产蕴含大量的知识而只需少量物质资源的产品，换言之，产品中或服务中知识的含量大大增加。在我国市场经济初始阶段，小商小贩也可以发家致富。那是因为进入市场从商的人太少。今天小商小贩是很难发家致富的，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含量低、人人都可以做的工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结果必然是收益甚微。经济学做出的证明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是企业的利润趋向于零。而一个企业如果拥有一种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产品，在市场上就拥有了价格决定权。
在西方，今天由于知识在企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企业正在成为学习型组织。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彼得认为，企业本身是以个人学习和团队学习为基础的系统，它像人一样可以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提高生存与发展的能力，就本质而言就是一个具有持久创新能力去创造未来的组织。它就像具有生命的有机体一样，在内部建立起完善的“自学习机制”，将成员与工作持续地结合起来，使组织在个人、工作团队以及整个系统三个层次得到共同发展，形成“学习—持续改进—建立竞争优势”的良性循环。
如果我们今天中国的企业家还认识不到知识的重要性，依旧依赖于经验、冒险的思维方式经营企业，那只能是一个短命的未来。
二、企业为什么要走创新之路
知识不仅仅是工具，还是企业实现创新的基础。如果说30年前我们开始走入了市场经济的时代，资源、市场、消费者都是企业亟待开发的领域，因而粗放型和扩张型的企业经营模式自然成为企业家的主要选择。时至今日，这种思维还残留在一些人的头脑中，诚如郎咸平所遇到的问题，企业家总是说，告诉我哪些项目可以投资这类问题。事实上，像几十年前那样轻易地可以找到投资的项目并且赚到高额利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企业家还死抱着旧的思维，企业迟早要被市场淘汰。因为这类企业的特征，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在“金融风暴”中倒下的企业类型，诸如产品模仿、竞争低价、品牌失真、偏重出口等。应该说，就是没有“金融风暴”，我们原有的企业运作模式的潜力和外部生存条件已经走到了尽头。
具体地说，首先，同类产品价格竞争激烈已经到了你死我活的底线，上述因素使我国企业整体实力下降，大多数企业积累不多。根据郎咸平的测算，2007年制造业利润为5%，2008年大概是零利润。我们从商业银行相关统计数据就可以从反面观察这个问题。全国2008年上半年，已有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现在许多中小企业要么会拼命寻求新的债务资本，要么干脆延期偿还到期债务，这种预期必然反过来影响商业银行放贷的信心。而中小企业本身的资质、偿贷能力，以及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状况等，都在不断加剧商业银行对企业“慎贷”、“惜贷”的情绪。一些商业银行纷纷预警：要审慎防止因中小企业，尤其是外贸型中小企业破产、倒闭而带来的信贷风险。可见我们现行许多企业的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其次，《劳动合同法》导致了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也在消失，今天我们的劳动工资已经超过一些周边的国家，如印度、越南。随着工资成本的不断上升，未来中国的劳动力竞争优势还会逐步下降。此外，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原有的人民币汇率低的优势也在逐渐丧失。
而“金融风暴”进一步加剧了传统企业运作模式的死亡。目前，倒闭的中小企业类型恰恰验证了这一点。目前最先遭遇倒闭的是以下三类企业：一类是劳动密集的企业；二类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三类是贴牌的企业，这三类企业占据了倒闭企业的90%以上。即使今天一些企业家在固有的地盘还能够赚到足够的钱，但这能保证企业永远持续发展吗？我们应该注意到时代在急速的变化，如果我们不能调整自身的适应能力，就会像恐龙一样在地球上消失。因此，我们的企业家应该超越原有的模仿思维和简单的冒险精神，建立以创新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一些前两年积极开展创新的企业群体在这危机中站稳脚跟，如广东四会市4000家中小企业在金融风暴中无一倒闭。
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的角度说，今天我们这个发展模式也走到了尽头，由此造成的矛盾日益凸显。一方面是经济快速增长与贸易摩擦之间的矛盾。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外需，低成本优势，因此挤压了外国本地企业的市场份额，进而影响国外的经济增长和就业。结果是中国增长得越快，遭遇的贸易摩擦便会越大。近年来中国开始成为全球贸易争端的最大受害国。中国已连续9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的逐步加剧，相应的，中国出口企业所面临的海外贸易环境越来越糟糕。
此外，我们已经支付不起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资源代价。我们的土地资源是稀缺的，但是我们耗费了大量的土地资源；我们的生态环境是脆弱的，但是我们发展了很多破坏生态环境的产业；我们的GDP占全球的的比重只有4%~5%，而资源消耗量却占到7%左右……如果不从根本上转变增长方式，能源将无以为继，生态环境将不堪重负，我们将无法向历史和子孙后代交代。
最后，这种模式无法容纳大量的就业人口。我国有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但是我们没有着重发展能够容纳更多的就业人口的服务业，使得我们就业的状况趋于恶化。因为我们都知道，创造就业能力最强的是服务业，但是因为我们大量的资源投向重化工业，而没有关注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结果全社会容纳就业的能力不足。
今天，我们的企业家必须对经济的走势有清醒的认识，麻木不仁或不予理睬，继续沿着老路子经营企业，终将置于被淘汰的境地。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一次讲演中谈到：
举一个例子，2004年1月，美国《华尔街日报》写了一篇文章，讲了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作用。说的就是苏州的一家外资企业叫做罗技，这个企业是世界上最大的鼠标生产商。报道讲，它年生产鼠标2000万个，现在可年产1亿个鼠标了，不光企业，我们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在用罗技的鼠标。现在要说的是中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价值链中所处的地位。
罗技鼠标实际上是个普通鼠标，单价是40美元。40美元是这样分配的：罗技自己得了20%，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得37.5%，15美元；零配件供应商，就是原件，比如光敏原件，GR和摩托罗拉得35%，14美元；苏州工厂，包括工人工资、电力和其他经常性开支得3美元，占7.5%。
这个例子说明什么？说明了我国企业在世界分工体系价值链中间处于盈利的最低端，原因在于我们的产业缺少创新，只好为外国人打工。
针对当前部分行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面临的困难，中央已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目的是增强企业和经济发展的后劲。外部条件已经具备了，企业应该坚定信心，苦练内功，积极消化不利因素，加强经营管理，加大研发投入，消化吸收引进技术，促进产品升级换代。
中央政策信号标志着“金融风暴”之后，企业家必须转换企业发展的意识或思路，核心是要把企业创新观念当作首要的经营意识，企业家精神要从早期的冒险精神转化为创新精神。
三、创新精神：企业家与自我主体的发展
动物的意识仅仅满足于自身适应于自然的需要，而人类的意识不仅能够适应自然，还能够创造性的改造自然，以满足更高层次的生存需要。马克思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指出，蜜蜂建造蜂房仅仅是为了自己享有，而建筑设计师设计房子并非是为了自己所居住；孔雀的美丽只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而艺术家所创造的作品则重新发现生命的美丽……说到底，人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或实践活动证明自己的存在，即人的自由意志通过对象化的活动实现自己的存在。如古代的人们不断地对石器进行改造和完善，克服石头对人的“反抗”，在石头上面实现自己的意志和才能，使石器成为合目的性有利于人类的价值的东西。今天人类所生产出来的火车、航天器、计算机都是按照人类自身的需要创造出来的新事物，而且这种创造性活动是永远不会满足的，永远要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这是人类进步的精神源泉。
同样，企业家的任何创新在本质上都是对自我的超越。超越不仅需要企业家积累知识，还需要有真正的自由精神，两者结合在一起才会形成企业家的创造力。自由的精神决定企业家不受任何教条的束缚，因而才可能在平凡中发现不平凡的创新点。没有一个企业家不想把企业做大做好。那些只着眼于当下功利境界的人很难有宽阔的人生视野，拘泥蝇头小利而忙碌一生，因而不可能拥有真正创造性的成就。因此，机遇固然是企业家创新的外部条件，但企业家自身的成长才是关键。在这一点上，孔子说得对，“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吉利汽车老总李书福虽然早已成为亿万富翁，但依旧生活俭朴，一双80元的皮鞋竟然穿了两年。他说：“要说赚钱，我早就够了，就是想做点事情。”类似的企业家还很多，原因就在于企业家把创造的过程看做是自我进行不断超越的心理满足过程。所以，我们评价企业家的时候，不仅要看他赚了多少钱，还要看他是否有自我的超越精神。
时代呼唤我们的企业家要超越原有的旧思维和惯性心理而走向创新精神。什么是创新精神？通俗地说就是，别人没发现的，你发现了；别人没想到的，你想到了；别人没做成，你做成了———这就是创新精神。创新精神是现代人必备的社会意识。在早期的自然经济社会中，人类主要依靠自然条件实现自己的生存，创新意识发展十分缓慢，只有少数的工具发明为人类的社会生产效率做出有限的提高。而现代社会大大加速了创新新能力。其中，其中技术创新是核心内容。第一次技术革命发生在18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纺织工业、机械工业、冶金工业、造船工业为主的产业革命是这次技术革命的产物。到19世纪30年代末，机器大工业在英国占了绝对优势，使其成为第一个工业强国。1870—1940年世界兴起了以电力技术革命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起源于德国完成在美国，如电报、电话、电灯三大发明等。第三次技术革命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以原子能的开发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为标志。这次革命从真空管、半导体到现在的集成电路都出自于美国并很快波及日本、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使这些国家经济飞速增长。随着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深入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进入了新技术革命阶段，出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突破和革命性发展。这次新技术革命最初从美国开始，以后逐步扩展到西欧、日本和世界各地，不仅在个别科学理论和技术领域里出现新的突破，而且几乎是在各个学科和技术领域里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世界在80年代后半期，形成了微电子、信息、生物工程、航天、新材料、计算机和网络等技术，继而形成新技术群，并出现一批含有高科技成分的产业群。
熊彼特（Schumpeter）认为，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创新精神。在其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1912）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50）中对企业家的定义、职能等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他认为，企业家是对生产要素进行重新组合，即建立新的生产模式的人。其本质特征就是创新。熊彼特指出：企业家的职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的发明，或更一般的，利用一种生产新商品或新方法生产老产品，通过开辟原料供应的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通过重组产业等改革生产模式或使它革命化。因此，只有能够对经济环境做出创造性的或创新性的反应，从而推动生产力增长的人才能被称之为企业家。
企业创新的过程是一个将知识、技能转化为市场需要的产品的过程。对我们每个企业而言，创新意味着新的盈利机会，是企业长盛不衰的根本。当前我们中国的企业普遍感到市场疲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原有的技术水平的产品的市场需求已经饱和。事实上，我们每年都进口大量的高级产品，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进行生产呢？还有，曾经风靡八九十年代的许多著名的企业为什么很快销声匿迹了呢？核心是缺少创新产品，而世界上那些百年大公司，无不是以创新技术为核心来经营企业的。这需要我们改变思维，既不要好高骛远，又不要灰心丧气。立足根本，坚持创新，就会有一番作为。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思维（notasunsetindustrythinkingthatonlythesetting sun）。飞利浦公司是个百年老店，其秘密在于永不枯竭的技术创新成为公司发展的动力：
创新是一个全方位的概念。今天企业家必须树立起新观念，创新有风险，不创新就很危险，一旦创新成功，发展就有保险。企业家大部分都是经营传统产品的企业，传统产品是否就没有创新的机会了呢？惠州一家做米的企业，竟然把每斤大米卖到200元钱。据介绍，这种大米在种植时通过施加硒化合物，大大提高了稻米的硒含量，长期食用可起到防癌抑癌的作用。
无疑，企业家要把创新活动看做是企业经营管理中最重要的活动。只有把企业家要把创新意识升高到企业生存的第一观念的高度上来。而不是临时抱佛脚的短期措施，企业才有未来。我们在前面说了，人是超越性的生命，如果企业家的自我总是被动的接受环境的压迫下而不得不进行创新，这样的企业家是不可能有大作为的。所以，创新应该是企业家自觉自愿的活动，在这个活动中企业家不仅赚到钱，重要的是得到自我超越的心理满足，比如我们创造出一个新的产品，不但增进了消费者的福利和企业的收益，企业家本人也获得了一种常人所没有的、高级的精神享受，即证明了自我具备而别人不具备的能力和素质。
纵观世界企业家发展史近代欧洲的工业革命的诞生则是完全的依赖于创新活动，蒸汽机、电话……到今天的电脑，都是人类创造出的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从而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许多大企业家的创业经历就是一部创新的历程。福特是第一个创造流水线生产方法的人，革新了人类原有的生产方式；王永庆是从米店做起的，别人的米粗糙，他设法把米做得精细；别人是坐商，他是主动上门服务。再看，温州人为什么挣钱？因为他们是第一个炒房者，第一个炒矿者……创新者永远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什么是“第一桶金”？只要你在产品、服务市场机会和营销方式上有所创新，优于同行，你就可能赢得更多的赚钱的机会。这是我们所说的企业家观念根本性转换的意义之所在。
四、建立以创新为核心的经营理念
我们的企业家先后经历了生产管理主导型和市场主导型的经营模式。但这两种模式已经不适应现在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只有创新的产品才可能有新的市场空间，才可以有定价权。但是当前的企业家们对创新的认识还较为初级，许多企业把创新仅仅看做是引进一种产品、一两个技术人员，由此就可以万事大吉了。而事实上，企业家创新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
第一，企业家的权力意识必须向创新意识转换。因为我们中国的企业家是从传统社会演变而来的，儒家文化所训练出来的企业家通常是权力意识较重和人际关系意识较重，喜欢事必躬亲，琐碎不堪，导致企业家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在具体事物上，因而不能集中精力思考创新、发展一类的大问题。这要求企业家勇于从日常的具体业务中摆脱出来，放权给下属管理人员，而集中精力思考一些企业的战略性大问题。在日益复杂的技术社会里，企业家要改变“官本位”的意识，权力不应该是企业家追求的终极目标，而超越前人的成就，才应该是企业家最高的人生境界，才能使个人获得前所未有的精神满足。今天我们的企业应以创新为核心改革企业的经营组织形式。除了前面已论及的企业家要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创新工作上以外，企业的经营组织结构也要相应的转换，有条件的企业应建立技术创新部门，集中管理技术创新工作。包括集中搜集信息，研发产品，协助新产品的市场推广等工作。较小的企业也要有专人负责，长期与外界的技术部门、人员进行密切的联系。
第二，培养企业创新精神的文化环境。前面我们说过，近三十年来，我们的企业家的生存之道就是模仿之道，模范思维要求和别人相同，或者说是“求同”的思维。创新思维则是要求和别人不一样，是“求异”思维，也就是要有勇气尝试别人未曾尝试的东西。这要求我们的企业文化必须具备包容精神，包容不同的思维、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价值观……这些都是企业创新的源泉。众所周知，中国文化的思维有二，一是经验主义思维，只承认自己经验过的事物，而不习惯未知的事物；二是整体主义思维，过分强调大局而否定个性。这种文化习惯也是造就了我们今天中国的企业缺少创新活力的原因之一。因而未来的企业文化是一个应该能够使每一个员工在企业中大胆发挥自己的才智、个性的组织，唯有如此，才可能推动企业创新的发展。
第三，企业要尊重创新人员的主体意识和地位。这需要企业家有开放的心态。在研发方向报酬分配等方面，尊重创新人员的主体性地位。激发他们对企业技术发展的热情和主动性。企业只有强大的技术创新的长期支持，才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已有无数的证明显示：当一个实际的创新发生时，一个创新小组常常是创新的核心。通用电气（GE）在飞机引擎与工程塑料上的巨大成功，主要归功于公司有一群狂热的发明者带领着他们的小组在不停地奋斗。如今，国内一些创新能力强的企业在制订的知识产权管理制度及专利工作管理办法中，对专利申请项目都有明确的奖励制度，在申请的专利取得专利证书后，公司给予发明人或设计人一定额度的奖励，并将专利工作纳入单位工作的考核项目，以激励科技创新。在公司内部，结合产品特点开展多科专利技术研究，并将具体要求与本职工作相结合，提高专利申请量。
第四，要把创新看做企业持续性的管理过程。比尔·盖茨说，微软不创新，一年就死掉。经验表明，世界上还没有一种产品可以仅仅依赖一次技术改进就可终身定乾坤。因为一旦当技术比较的竞争优势在市场中显现的时候，必然激发相关产品竞争者对产品技术改进的积极性，新的技术优势可能会后来居上。因而我们的企业家必须建立创新是一个持续的过程的观念。
§§结束语 走向真、善、美：企业家自我超越的历程
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企业家意识的发展也是由多个不同的环节或阶段所组成的一个历程，只有对其全部过程给予回顾，才能深刻把握企业家自我发展的特征和规律。
动物是不自由的，它仅仅服从于自然选择；而人是可以有无数个自由选择的生命。正如马克思所说：“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即人有自我意识，即自己知道自己。所以能够把自我和世界区别开来，由此，自我意识和世界构成了互为对象化的关系。自我意识借助外物来观照自我、认识自我、确证自我和发展自我。人有了自由选择就意味着不安于现状，而是要积极创造，并在现实中展示出来，这就是自我的超越意识。
鸽子不能在真空中飞翔，人也不可能在虚无中超越。因而，人的超越性是在现实中的超越。企业家尤其是如此，只有不断实现资本、财富的增长，才能确证自我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家要经历一系列外部世界对自我的限制，包括人与物的矛盾，诸如市场、资金、产品、人才等制约；还有人与人的矛盾，诸如竞争、利益纠纷等。在战胜这些困难的同时，企业家也不断地拓展对自我的认识。最初的自我处于主观精神阶段，即“主体物质欲望化”阶段，企业家把物质形态资本、财富当成自我的本质。这导致一些企业家的主体被异化，丧失了作为人的本质。但在经历了挫折之后，企业家将逐步进入客观精神阶段，即“自我社会化”阶段，承认并遵守社会道德精神，认识到只有自我与社会统一起来，才可能实现自我。即使如此，企业家仍会感受到主体受到社会的限制而不自由。于是自我要进展到人文化精神阶段，也就是自我与世界达成一体的真、善、美的崇高境界。
真、善、美何以成为人生最高境界呢？企业家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也是人与世界逐步达成一致的过程。在超越过程中的每一阶段，自我和世界总是要在其终点达成和解，然后又开始新的超越。在漫长的自我实现过程中，人逐步扩大自己的认识能力，除了懂得自我、他人、社会具有共同本质之外，还会意识到自我是宇宙的一部分，即自我与自己、自我与他人、社会与自然之间包含着无限性的联系，有着相通的本质。它们不仅仅是竞争对立的或限制的关系。认识到这个无限性，企业家就会从个体性的“小我”走向“大我”。因而就会做到爱己、爱人和爱自然万物。这就是中国古代“民胞物与，万物一体”之说，也可以说是“天人合一”之境。至此，人与世界从对立最终走向和解。相应的，企业家就会有奉献意识、捐助意识、仁爱意识、环保意识及其健康意识等真、善、美的崇高追求。
无疑，没有超越勇气的人，注定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人，也就无需体会人与万物的一体性关系；同样，那些沉迷于的宗教和老庄玄学的人，希冀不经过艰苦搏斗就可以达到无限性的人，其自我意识的对象是一个缺少真实性的空幻世界，所达到的也不过是一个虚假的无限性。
黑格尔说，自在自为的统一就是自由。超越与和解的统一就是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唯此，人的生命才会获得完满性和无限性。我们从多个视角审视了当代中国企业家自我的发展问题，目的是加深人们对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点和规律的认识。
§§附录 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全文）
尊敬的Bok校长，Rudenstine前校长，即将上任的Faust校长，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各位老师，各位家长，各位同学：
有一句话我等了30年，现在终于可以说了：“老爸，我总是跟你说，我会回来拿到我的学位的！”
我要感谢哈佛大学在这个时候给我这个荣誉。明年，我就要换工作了（注：指从微软公司退休）……我终于可以在简历上写我有一个本科学位，这真是不错啊！
我为今天在座的各位同学感到高兴，你们拿到学位可比我简单多了。哈佛的校报称我是“哈佛大学历史上最成功的辍学生”。我想这大概使我有资格代表我这一类学生发言……在所有的失败者里，我做得最好。
但是，我还要提醒大家，我使得SteveBallmer（注：微软总经理）也从哈佛商学院退学了。因此，我是个有着恶劣影响力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被邀请来在你们的毕业典礼上演讲。如果我在你们入学欢迎仪式上演讲，那么能够坚持到今天在这里毕业的人也许会少得多吧。
对我来说，哈佛的求学经历是一段非凡的经历。校园生活很有趣，我常去旁听我没选修的课。哈佛的课外生活也很棒，我在Rad-cliffe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每天我的寝室里总有很多人一直待到半夜，讨论着各种事情。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从不考虑第二天早起。这使得我变成了校园里那些不安分学生的头头，我们互相黏在一起，做出一种拒绝所有正常学生的姿态。
Radcliffe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那里的女生比男生多，而且大多数男生都是理工科的。这种状况为我创造了最好的机会，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可惜的是，我正是在这里学到了人生中悲伤的一课：机会大，并不等于你就会成功。
我在哈佛最难忘的回忆之一，发生在1975年1月。那时，我从宿舍楼里给位于Albuquerque的一家公司打了一个电话，那家公司已经在着手制造世界上第一台个人电脑。我提出想向他们出售软件。我很担心，他们会发觉我是一个住在宿舍的学生，从而挂断电话。但是他们却说：“我们还没准备好，1个月后你再来找我们吧。”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那时软件还根本没有写出来呢。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夜以继日地在这个小小的课外项目上工作，这导致了我学生生活的结束，以及通往微软公司的不平凡的旅程的开始。
不管怎样，我对哈佛的回忆主要都与充沛的精力和智力活动有关。哈佛的生活令人愉快，也令人感到有压力，有时甚至会感到泄气，但永远充满了挑战性。生活在哈佛是一种吸引人的特殊待遇……虽然我离开得比较早，但是我在这里的经历、在这里结识的朋友、在这里发展起来的一些想法，永远地改变了我。
但是，如果现在严肃地回忆起来，我确实有一个真正的遗憾。
我离开哈佛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平等。人类在健康、财富和机遇上的不平等大得可怕，它们使得无数的人们被迫生活在绝望之中。
我在哈佛学到了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新思想。我也了解了很多科学上的新进展。
但是，人类最大的进步并不来自于这些发现，而是来自于那些有助于减少人类不平等的发现。不管通过何种手段———民主制度、健全的公共教育体系、高质量的医疗保健，还是广泛的经济机会———减少不平等始终是人类最大的成就。
我离开校园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在这个国家里，有几百万的年轻人无法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也不知道，发展中国家里有无数的人们生活在无法形容的贫穷和疾病之中。
我花了几十年才明白了这些事情。
在座的各位同学，你们是在与我不同的时代来到哈佛的。你们比以前的学生，更多地了解世界是怎样的不平等。在你们的哈佛求学过程中，我希望你们已经思考过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新技术加速发展的时代，我们怎样最终应对这种不平等，以及我们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
为了讨论的方便，请想象一下，假如你每个星期可以捐献一些时间、每个月可以捐献一些钱———你希望这些时间和金钱，可以用到对拯救生命和改善人类生活有最大作用的地方。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对Melinda（注：盖茨的妻子）和我来说，这也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将我们拥有的资源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在讨论过程中，Melinda和我读到了一篇文章，里面说在那些贫穷的国家，每年有数百万的儿童死于那些在美国早已不成问题的疾病。麻疹、疟疾、肺炎、乙型肝炎、黄热病、还有一种以前我从未听说过的轮状病毒，这些疾病每年导致50万儿童死亡，但是在美国一例死亡病例也没有。
我们被震惊了。我们想，如果几百万儿童正在死亡线上挣扎，而且他们是可以被挽救的，那么世界理应将用药物拯救他们作为头等大事。但是事实并非如此。那些价格还不到一美元的救命的药剂，并没有送到他们的手中。
如果你相信每个生命都是平等的，那么当你发现某些生命被挽救了，而另一些生命被放弃了，你会感到无法接受。我们对自己说：“事情不可能如此。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理应是我们努力的头等大事。”
所以，我们用任何人都会想到的方式开始工作。我们问：“这个世界怎么可以眼睁睁看着这些孩子死去？”
答案很简单，也很令人难堪。在市场经济中，拯救儿童是一项没有利润的工作，政府也不会提供补助。这些儿童之所以会死亡，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在经济上没有实力，在政治上没有能力发出声音。
但是，你们和我在经济上有实力，在政治上能够发出声音。
我们可以让市场更好地为穷人服务，如果我们能够设计出一种更有创新性的资本主义制度———如果我们可以改变市场，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利润，或者至少可以维持生活———那么，这就可以帮助那些正在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中受苦的人们。我们还可以向全世界的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将纳税人的钱花到更符合纳税人价值观的地方。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样一种方法，既可以帮到穷人，又可以为商人带来利润，为政治家带来选票，那么我们就找到了一种减少世界性不平等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这个任务是无限的。它不可能被完全完成，但是任何自觉地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都将会改变这个世界。
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乐观的。但是，我也遇到过那些感到绝望的怀疑主义者。他们说：“不平等从人类诞生的第一天就存在，到人类灭亡的最后一天也将存在———因为人类对这个问题根本不在乎。”我完全不能同意这种观点。
我相信，问题不是我们不在乎，而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
此刻在这个院子里的所有人，生命中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时刻，目睹人类的悲剧，感到万分伤心。但是我们什么也没做，并非我们无动于衷，而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做什么和怎么做。如果我们知道如何做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会采取行动。
改变世界的阻碍，并非人类的冷漠，而是世界实在太复杂。
为了将关心转变为行动，我们需要找到问题，发现解决办法的方法，评估后果。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所有这些步骤都难于做到。
即使有了互联网和24小时直播的新闻台，让人们真正发现问题所在，仍然十分困难。当一架飞机坠毁了，官员们会立刻召开新闻发布会，他们承诺进行调查、找到原因、防止将来再次发生类似事故。
但是如果那些官员敢说真话，他们就会说：“在今天这一天，全世界所有可以避免的死亡之中，只有0.5%的死者来自于这次空难。我们决心尽一切努力，调查这个0.5%的死亡原因。”
显然，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这次空难，而是其他几百万可以预防的死亡事件。
我们并没有很多机会了解那些死亡事件。媒体总是报告新闻，几百万人将要死去并非新闻。如果没有人报道，那么这些事件就很容易被忽视。另一方面，即使我们确实目睹了事件本身或者看到了相关报道，我们也很难持续关注这些事件。看着他人受苦是令人痛苦的，何况问题又如此复杂，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帮助他人。所以我们会将脸转过去。
就算我们真正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过是迈出了第一步，接着还有第二步：那就是从复杂的事件中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我们要让关心落到实处，我们就必须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和可靠的答案，那么当任何组织和个人发出疑问“如何我能提供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采取行动。我们就能够保证不浪费一丁点全世界人类对他人的关心。但是，世界的复杂性使得很难找到对全世界每一个有爱心的人都有效的行动方法，因此，人类对他人的关心往往很难产生实际效果。
从这个复杂的世界中找到解决办法，可以分为四个步骤：确定目标，找到最高效的方法，发现适用于这个方法的新技术，同时最聪明地利用现有的技术，不管它是复杂的药物，还是最简单的蚊帐。
艾滋病就是一个例子。总的目标，毫无疑问是消灭这种疾病。最高效的方法是预防。最理想的技术是发明一种疫苗，只要注射一次，就可以终生免疫。所以，政府、制药公司、基金会应该资助疫苗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工作很可能10年之内都无法完成。因此，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使用现有的技术，目前最有效的预防方法就是设法让人们避免那些危险的行为。
要实现这个新的目标，又可以采用新的四步循环。这是一种模式。关键的东西是永远不要停止思考和行动。我们千万不能再犯20世纪在疟疾和肺结核上犯过的错误，那时我们因为它们太复杂，而放弃了采取行动。
在发现问题和找到解决方法之后，就是最后一步———评估工作结果，将你的成功经验或者失败经验传播出去，这样其他人就可以从你的努力中有所收获。
当然，你必须有一些统计数字。你必须让他人知道，你的项目为几百万儿童新接种了疫苗。你也必须让他人知道，儿童死亡人数下降了多少。这些都是很关键的，不仅有利于改善项目效果，也有利于从商界和政府得到更多的帮助。
但是，这些还不够，如果你想激励其他人参加你的项目，你就必须拿出更多的统计数字；你必须展示你的项目的人性因素，这样其他人就会感到拯救一个生命，对那些处在困境中的家庭到底意味着什么。
几年前，我去瑞士达沃斯旁听一个全球健康问题论坛，会议的内容是关于如何拯救几百万条生命。天哪，是几百万！想一想吧，拯救一个人的生命已经让人何等激动，现在你要把这种激动再乘上几百万倍……但是，不幸的是，这是我参加过的最最乏味的论坛，乏味到我无法强迫自己听下去。
那次经历之所以让我难忘，是因为之前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软件的第13个版本，我们让观众激动得跳了起来，喊出了声。我喜欢人们因为软件而感到激动，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让人们因为能够拯救生命而感到更加激动呢？
除非你能够让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行动的影响力，否则你无法让人们激动。如何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同前面一样，在这个问题上，我依然是乐观的。不错，人类的不平等有史以来一直存在，但是那些能够化繁为简的新工具，却是最近才出现的。这些新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将人类的同情心发挥最大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同过去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代无时无刻不在涌现出新的革新———生物技术，计算机，互联网———它们给了我们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去终结那些极端的贫穷和非恶性疾病的死亡。
60年前，乔治·马歇尔也是在这个地方的毕业典礼上，宣布了一个计划，帮助那些欧洲国家的战后建设。他说：“我认为，困难的一点是这个问题太复杂，报纸和电台向公众源源不断地提供各种事实，使得大街上的普通人极端难于清晰地判断形势。事实上，经过层层传播，想要真正地把握形势，是根本不可能的。”
马歇尔发表这个演讲之后的30年，我那一届学生毕业，当然我不在其中。那时，新技术刚刚开始萌芽，它们将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小、更开放、更容易看到、距离更近。
低成本的个人电脑的出现，使得一个强大的互联网有机会诞生，它为学习和交流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网络的神奇之处，不仅仅是它缩短了物理距离，使得天涯若比邻。它还极大地增加了怀有共同想法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机会，我们可以为了解决同一个问题，一起共同工作。这就大大加快了革新的进程，发展速度简直快得让人震惊。
与此同时，世界上有条件上网的人，只是全部人口的1/6.这意味着，还有许多具有创造性的人们，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那些有着实际的操作经验和相关经历的聪明人，却没有技术来帮助他们，将他们的天赋或者想法与全世界分享。
我们需要尽可能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使用新技术，因为这些新技术正在引发一场革命，人类将因此可以互相帮助。新技术正在创造一种可能，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学、公司、小机构、甚至个人，能够发现问题所在、能够找到解决办法、能够评估他们努力的效果，去改变那些马歇尔60年前就说到过的问题———饥饿、贫穷和绝望。
哈佛是一个大家庭。这个院子里在场的人们，是全世界最有智力的人类群体之一。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毫无疑问，哈佛的老师、校友、学生和资助者，已经用他们的能力改善了全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但是，我们还能够再做什么呢？有没有可能，哈佛的人们可以将他们的智慧，用来帮助那些甚至从来没有听到过“哈佛”这个名字的人？
请允许我向各位院长和教授，提出一个请求———你们是哈佛的智力领袖，当你们雇用新的老师、授予终身教职、评估课程、决定学位颁发标准的时候，请问你们自己如下的问题：
我们最优秀的人才是否在致力于解决我们最大的问题？
哈佛是否鼓励她的老师去研究解决世界上最严重的不平等？哈佛的学生是否从全球那些极端的贫穷中学到了什么……世界性的饥荒……清洁的水资源的缺乏……无法上学的女童……死于非恶性疾病的儿童……哈佛的学生有没有从中学到东西？
那些世界上过着最优越生活的人们，有没有从那些最困难的人们身上学到东西？
这些问题并非语言上的修辞。你必须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它们。
我的母亲在我被哈佛大学录取的那一天，曾经感到非常骄傲。她从没有停止督促我，去为他人做更多的事情。在我结婚的前几天，她主持了一个新娘进我家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她高声朗读了一封关于婚姻的信，这是她写给Melinda的。那时，我的母亲已经因为癌症病入膏肓，但是她还是认为这是又一个传播她的信念的机会。在那封信的结尾，她写道：“对于那些接受了许多帮助的人们，他们还在期待更多的帮助。”
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院子里的这些人，被给予过什么———天赋、特权、机遇———那么可以这样说，全世界的人们几乎有无限的权力，期待我们作出贡献。
同这个时代的期望一样，我也要向今天各位毕业的同学提出一个忠告：你们要选择一个问题，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关于人类深刻的不平等的问题，然后你们要变成这个问题的专家。如果你们能够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你们职业的核心，那么你们就会非常杰出。但是，你们不必一定要去做那些大事。每个星期只用几个小时，你就可以通过互联网得到信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发现困难所在，找到解决它们的途径。
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复杂性阻碍你前进。要成为一个行动主义者。将解决人类的不平等视为己任。它将成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之一。
在座的各位毕业的同学，你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神奇的时代。当你们离开哈佛的时候，你们拥有的技术，是我们那一届学生所没有的。你们已经了解到了世界上的不平等，我们那时还不知道这些。有了这样的了解之后，要是你再弃那些你可以帮助的人们于不顾，就将受到良心的谴责，只需一点小小的努力，你就可以改变那些人们的生活。你们比我们拥有更大的能力；你们必须尽早开始，尽可能长时期坚持下去。
知道了你们所知道的一切，你们怎么可能不采取行动呢？
我希望，30年后你们还会再回到哈佛，想起你们用自己的天赋和能力所做出的一切。我希望，在那个时候，你们用来评价自己的标准，不仅仅是你们的专业成就，而包括你们为改变这个世界深刻的不平等所做出的努力，以及你们如何善待那些远隔千山万水、你们毫不涉及的人们，你们与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同为人类。
最后，祝各位同学好运！
摘自比尔·盖茨在哈佛大学的讲演：《为改变世界的不平等而努力》，载于《青年参考》2007年8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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