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10-1999.4）
一、不废江河万古流！
《说“龙门红学”》驳论
何真
《红楼梦学刊》1997年4期第一篇刊载了香港梅节的《说“龙门红学”》。前后一眼望去以为是说王国华的《太极》，霍国玲的《解梦》及高阳的创作的，就没有看，而是细看了刘世德、张书才二位评王畅《考论》的大作。后来才意外地发现“龙门红学”原来是集中批评周汝昌先生的，是“烦琐考证”、“实用主义”、“唯心论”外，又加给周先生的一项新桂冠，是“索隐派”。
梅节这个名字，我虽孤陋寡闻，但对他还是并不陌生的。1986年刘梦溪在《学刊》发表了他的《考证派红学的危机和生机》一文。在宣布考证派红学已陷入“危机”，已至“衰落期”，考证派红学已至穷途末路的同时，强烈指责周汝昌先生的“史湘云说”是周先生“主观臆断”的“最突出”的例子，并特别推崇梅氏的“甲申说”是危机中的“生机”，“解决了卒年公案”，“红学爱好者可以无憾了。”云云。我当即写了一篇《红学考证和史湘云说的历史地位及其他》，重点驳斥了刘的“脂批大讲拳谱自然不会是女性”及梅的“壬午除夕”只是“批语署年”的谬说。寄给“学刊”，并给冯先生写了一封长信驳斥了畸脂是二人，是男性、长辈等胡说八道。结果毫无反响。
现在梅氏又一次站了出来，说周先生的考证是“龙门红学”，是“索隐派”，是动人的“创作”、“闲扯”种种加了一大堆帽子。
从周汝昌先生1947年发现《懋斋诗钞》以来，至今已经整整五十周年了。在这漫长的半个世纪中，周先生为弄清雪芹身世、脂砚其人及红楼原貌，为学术真理，不分昼夜，兢兢业业，尽心尽力，查找史料，研究论著，倾一生心血，用坏双目而无怨无悔。先后撰写了《红楼梦新证》、《曹雪芹小传》、《石头记鉴真》、《献芹集》、《曹雪芹新传》、《红楼梦与中华文化》、《红楼梦的真故事》、《红楼艺术》等许多著作。其中不少作品是在双目皆坏的困难情况下，没日没夜写出的。其贡献之巨大，精神之感人，是其他学者远远莫及的。周先生在曹学、脂学、探佚学等各个方面开辟了新路，尤其对脂批和脂斋的研究对后人的影响最为巨大，为整个弄清“一芹一脂”“白雪红梅”的生平和红楼内幕，进而反照风月鉴，寻求雪芹和梅溪的文集，奠定了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新中国红学的一切成就都是和周先生的名字连在一起的。包括冯先生等到处宣讲的“辽阳说”也是周先生最先提出的。“奉天辽阳人”的各种史料也多是他发现的（以用坏双目为代价！）“姻亲纽带”，甚至“孙盘圹记”都不例外。都是受他启示，使用他的发现和研究成果，从他那里汲取营养，但他们不感激他，尊重他，却在反对他，攻击他。
脂砚斋到底是女性还是男性？究竟是谁给“他”变了性？“最搞笑”的是周先生还是梅节等人？周先生当年在《新证》中就讲的很明白。第一，她对作者感情极深，一起经历过书中描绘的种种事情，雪芹泪尽，她哭的“泪亦待尽”，直到精神恍惚而每每想上青埂峰去找他，是“放声一哭”，“失声大哭”，什么人对什么人才会如此原是明白不过的事（见第一、三、十三回批语）。第二，她还参加了书中多起女子的宴集：“凤姐点戏脂砚执笔事，今知者寥寥矣，不怨夫？”（二十二回），“作者犹记矮？舫前以合欢花酿酒乎？屈指二十年矣！”（三十八回），“余此时亦太热了，恨不能一冷，既冷时思此热，果然一梦矣！”（六十三回）多次和众女儿比，又极爱哭。第三，她还在二十六回明批了“回思将余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余何幸也，一笑。”等等。周先生由此断定“非是女子不可”且“非有钗颦等一干才貌的女子不可”，有什么好“搞笑”怎么是“闲扯”呢？这一切仅仅是“几条类女性口吻”吗？
反过来“史湘云自称叟吗？这是很奇怪的”种种，请问高明“史湘云”或真钗黛，她不自称“叟”、“先生”、“弟”、“小子”称什么呢？是要她自称“脂砚姑娘”、“畸笏老婆”吗？设身处地，在那种“女儿笔墨不得外传”的封建社会里，她以此来迷惑人，用画家烟云模糊法，是极易理解的。真的是先生、叟根本没人写，写了是“叟”是“先生”的恰恰不是，生活的辩证法不正是这样吗？换上列位明公大人又会又能怎么称呼呢？何况她又是一个出身非常，经历坎坷，处境恶劣的女子！说老实话，当年我看了大名鼎鼎的俞平伯先生竟然以这种表面化的理由来反对周先生的“女性说”，并据自称“叟”，有“命芹溪”字样，及“余二人亦不曾有是气”而断言畸为芹之“舅舅”时，他在我心中的威望，一落千丈。好在俞先生毕竟是红学大家，晚年终于认识到是“眷属”所批“此今人亦已言之矣，我颇有同感”（《甲戌本与脂砚斋》）。也不再提“权当二人”了。而梅先生等直到今天仍在那用俞先生早已抛弃的观点来嘲笑周先生“给脂砚斋变性，让他做曹雪芹的新妇”，是“论题惊人，证据薄弱，七宝楼台，建在沙上”，云云，其他什么会拳谱不可能是女性，在外流浪过，“有了吃没了饿着”定非女性种种，水平真是不可言说，还要对周先生的发现讽刺嘲笑，毫不自觉，岂不可悲？
脂砚斋就是曹雪芹的爱人，不引任何批语，即可证明：1.雪芹必有爱，2.其爱必是上等才女，3.她必然熟知雪芹和红楼的一切，4.雪芹原稿的第一个读者必定是她，5.原稿必由她来“对清”、“誊清”、“抄阅”，6.她必加评语阐释红楼妙处、撰写秘法及深刻用心，因而她必是脂砚斋，即脂砚斋是雪芹爱人。批出“脂砚”脂粉之人的笔砚，批出“畸笏”畸零之人的笺笏，批出“松斋”、“立松轩”就是在这个苍松挺秀的“松斋”、“立松轩”里，“脂砚”和“畸笏”上传出了这么多宝贵的评语，这就是脂评。而“棠村”、“孔梅溪”雪芹心中也即《红楼梦》里的梅花、海棠花，就是批书人，脂砚斋主人的真名，如曹雪芹即是石头，空空道人，情僧的真名一样。“一芹一脂”，“白雪红梅”就是《红楼》一书（伪续除外）仅有的作者和评者，也即《红楼梦》后仅有的男女二主人。什么“棠村已逝”，“脂砚杏斋相继别去”云云，如雪芹只是增删一样，只是他二人的烟云模糊法，都是不待说的事。
明明称作者及宝玉为“玉兄”、“石兄”，还要说是“长辈”是“叔叔”、“舅舅”；明明说“一芹一脂”、“余二人”，“大都作者一人”外，只有一个“余”，还要说作者几人，评者几人，有一个“圈子”，畸笏等成了脂批中的“诸公”列位看官；明明说“比作钗颦等乃一知己”，还要说定是男性，还证据“太明显”了，是周先生给脂砚斋“变性”，“最搞笑”云云。难怪周先生要说是“充学之名”、“占学之位”、“三流以下”了。
五十年前不懂得，五十年后仍不懂得，如此识力，如此水平，还要嘲笑人家“竟如此抓瞎，牵强附会”，是“伪命题”、“逆势操作”、“捕风捉影”、“腾云奔月”、“五十年前是这样，五十年后的今天仍是这样”。谬误被定为真理，真理被说成谬误，低水平的人嘲笑高水平的人，少有贡献的人嘲笑最有贡献的人。这不是红学的悲剧或大悲剧是什么？
倘使曹雪芹当年除他的红颜知己外，真像梅节等人说的还有一个男友“圈子”互相“传阅”、“写评”、“提修改意见”、“拟书名”、“发凡起例”，他也就用不着慨叹“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了。
下面来说周先生的《红楼梦“全璧”的背后》。它是不是“头小帽大”、“耸人听闻”、“追求高可见度传媒效应的龙门红学家数”或“文革批判大字报”，小的奉劝“诸公”各位大人，在讽刺挖苦、攻击谩骂之前，还是先来想一想或答一答下面几个明摆着的问题。
第一，程甲本成在“乾隆辛亥冬至后五日”，而乙本是“壬子花朝后一日”，相距不到三月。原书“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抄录固难，刊刻亦需时日”，程、高二穷酸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财力、物力、人力连抄录一部都“固难”，都“值数十金”，他们却能三月内连出两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从“后坊间再四乞兑”看，他们原也不是书商，也本无“坊”，从哪里来的“活字刷印”？不是出自朝廷支持，用朝廷印书处，有可能吗？而有正书局印戚本是两年才印全的，1911年前四十回，1912年后四十回。程高二穷酸为什么能三月内连印两版百二十回呢？这规模是民间可想的吗？
第二，程甲本本即“集各原本”选订刊刻，乙本又是“复集各原本样加校阅”，“广集核勘、准情酌理、补遗订讹”“或有增损”刻成的，包括“繁简齐出，前后错见”的“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在内。程高二穷酸又从哪里得到这么多的“各原本”及“诸家所藏秘稿”来进行勘刻校订？“坊间缮本”（当时并无坊间本！）庙市抄本或可得一二，而“诸家”（非一般人）的“秘稿”，尤其“各原本”（只能是曹雪芹和脂砚斋原本！），他们又如何能弄到手连续刊刻？而与此同时许多人连借阅一下亦不能得，周春到“壬子冬吴门坊雕”方阅其全，尤夙真嘉庆四年仍买不起，他们为什么这样得天独厚？“各原本”均在手，没有乾隆和王申君臣作后台行吗？
第三，程高序中又说“是书”“久为名公巨卿赏鉴，但创始刷印，卷帙较多，工力浩繁，故未加评点。”文为确定语句，无“闻”、“想”字样，其“名公巨卿”指的谁人？在当时乾隆末年，谁当得起这一称号？在不少人认为《红楼梦》为“导淫邪书”，“污我满人”，甚至久闻而终不敢一阅“恐其中有碍语”的情况下，在禁毁涉及剧本、戏曲，令诸臣“留心查察，有应删改及抽掣者，务必斟酌妥办”，“应删改者删改，应抽掣者抽掣”的情况下，在纪昀、陆锡熊、陆费墀都因查禁不力，受重责，甚至家破人亡的情况下，哪一位名公巨卿敢如此称赏，并成了程、高明目张胆刊刻《红楼梦》甲、乙两版的后台？没有乾隆和王申君臣定调，“然之”，“许”，能吗？
第四，曹雪芹前八十回《红楼梦》在下面私传了二三十年，后数十回虽未最后完成，但已有不少篇幅或目录，抄阅者已应不止几家，为什么曹雪芹的“全书”在禁毁不严的情况下，不敢传，不得传，而程、高的伪续“全璧本”，却在大禁毁的情况下风靡天下呢？如果不是奉命做了“删改抽掣”、“厘订”、“校勘改纂”，销毁了雪芹原稿，按乾隆旨意伪续了后四十回，应怎么解释呢？梅们及其支持者能给一个答案吗？
以上问题只是略举疑点，但已足以显示周先生的观点是如何的接近真理了。
在《〈红楼梦〉‘全璧’的背后》一文中，周先生旁征博引，从乾隆谕旨，大臣奏折，清史档案，民间笔记，续本传奇，详尽地介绍了“全璧”产生的社会时代背景，几个重要人物的情况、特点，以及《红楼梦》呈上、删改的种种记载，对错综复杂，真假参半的大量史料，进行综合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而筛选出了乾隆和珅君臣定计，以重金延文士（程高）删削、抽撤、窜改、伪续，从而炮制了广为流传的“全璧本”，至少是非常可能的。
周先生从起初乾隆好大喜功，为夸耀文治武功“稽古右文”，决定编印空前规模的《四库全书》（用活字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进而想到“寓禁于征”，将有“诋毁本朝之语”的史书文集“尽行销毁”，又进而由史集发展到“剧本”、“戏文”，令诸臣“留心查察”、“慎密搜访”、“该删改者删改，该抽掣者抽掣”，于是一场大规模的禁毁、抽掣、删改群书的“运动”，就在全国形成了。至四十九年仅浙江一地缴进五百三十八种，一万三千八百六十二部。至五十三年五月四日仍谕旨继续“查缴”、“销毁”，“尚存留之本”，直到乾隆五十五年冬（已是程甲本出版前夕），全国被毁、删、改、抽掣的著述，难以计数。一代天才曹雪芹的“涉于外事”、“干涉朝廷”，“曲而达、微而显，颇得史家法”的《红楼梦》能逃之劫外吗？
在详细介绍了这一切之后，周先生才引了《能静居笔记》中转记的宋翔凤的话：
曹雪芹的《红楼梦》高庙末年，和？以呈上，然不知所指，高庙阅而然之，曰：“此盖谓明珠家作也。”后遂以此书为珠遗事。
并重提《饮水诗词集》上，“唯我”的跋语（原见《新证》）：
尝记往见《石头记》旧版，不止百二十回，事迹较多（异）于今本。其最著者有荣宁结局如史湘云流为女佣，宝钗黛玉沦落教坊等事。某笔记载其删削源委谓：某时，高庙幸临某满人家，适某外出，检书籍得《石头记》，挟其一两册而去。某归大惧。急就原本删削进呈。高庙乃付武英殿刊印。书仅四百部，故世不多见，今本即武英殿删削本也。余初深疑，以为《石头记》一说部耳，纵有粗俗语，某又何至畏高庙如是其甚，必删改而后进呈？今读鹏图《饮水集》跋语，乃知原本所有如钗黛沦落等事，实有所犯忌，吾疑以释。而鹏图之语得吾说亦益可信，作《石头记》者用心深矣！
唯我记。
这里对“唯我”（疑即脂斋），“旧版”（疑指真事）不作分析，其中“某满人”与宋语相校，当即和珅。《石头记》删削、进呈、付印的情况大致如此。而“百二十回”的“今本”实即“武英殿删削本也”。因此之故，程、高二穷酸才能在三月内连出两版，才能“集各原本”“诸家秘稿”校勘厘订，才那样有恃无恐，肆行刊刻当然，脂评及违碍已被删除，后半部原本被焚毁，按“不谬名教”彻底改写，人生大悲剧已变成了爱情小悲剧，批判矛头已由整个封建社会及其最高统治者转向宝钗袭人，假歌功颂德，真抨击批判，已变成了真歌功颂德，美化君王，赞颂圣世。当然也就不用讳忌了。
在伪续中只有宝钗、袭人是大坏蛋，终获惩戒，为“文妙真人”宝玉遗弃。赦、珍等草菅人命，已受到圣君抄家发配的惩治。贾政恭肃严谨，体恤百姓，仍被重用，不受牵连！还承继世职；荣国府、大观园也仍属他们。在珍、赦受惩悔祸之余，又给出路，宽大为怀，“发还产业，恢复世职”这样赏罚有道的明主还不该拥护吗？而且元妃的死，探春的嫁，惜春的出家，都是自然现象，家父主张，个人“素志”，是病死，女婿甚好，仍居园中，结果都不算坏。与原本的受牵连被赐死，梦托天伦，被迫分离残年哭损而无可奈何，不得已才截发出家缁衣乞食，完全不同。宝玉的出家也不是“看破红尘”看透那一社会只是“无边苦海”，“黑水淌洋”，“荆榛满地，虎狼成群”，是夜叉海鬼横行的世界，才“悬崖撒手”，归隐泉林，而是为了报答黛玉之情，晴雯之恋。贾家也不是一败涂地，贾政一支一直受优待，将来更是“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皇恩永沐，世泽绵长。这样的“全璧”本，乾隆和珅君臣能不“然之”，并“许”其流传吗？而一些人民的文学家、评论家也对之极口称赞，全力维护就让人没法理解了。
由以上简略分析，已可见高氏的伪续实实是和雪芹的原本“绝异”和“殊不类”。它实实是一部“反红楼梦”，如《荡寇志》之于《水浒传》同。确应将其从曹氏《红楼梦》中割除。然而梅先生们至今仍在赏赞高氏伪书谁敢批评就群起而攻之，鸣鼓而讨之。周先生写了点批高鹗的文章，几乎成了这些人的“死敌”了！这是怎么回事呢？红学怪事真多！
周先生和考据大师阎若璩一样，都认为历史事实全是可考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虽无史料明记，天壤之间自有无形的“声波”传播着种种历史遗迹。他还引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上海《小说林》署名“蛮”的《小说小话》：
《石头记》原书钞行者终于林黛玉之死。后编因触忌太多未敢流布。曹雪芹者，织造某之子[《石头记》原著者也。贪相和？都尉常某之子]本一失学纨绔，从都门购得前编，以重金延文士续成之，即今通行之《石头记》是也。无论书中优劣判然，即续成之意旨亦表显于书中。世俗不察，漫指为曹氏作。而作《后红楼梦》者横加蛇足，尤可笑焉。
其中[]内的字是我加的，我认为原文出版时遗漏了这些字。“蛮”先生造诣极高：其评论《水浒》、《红楼梦》、《金瓶梅》等都极中肯有见地。其论《西江月》嘲宝玉词，近似脂砚之笔，深得雪芹旨义。以其论《水浒》、《金瓶梅》诸书皆先言原作为谁，后说补续为谁例之，其评《红楼》亦应如是：先说原作者为谁，后说补续为谁，故曹雪芹，“织造某之子”（早胡适14年），应是原著者。“重金延文士以续成之”的当然是另一权贵。“世俗不察”是不察原著与补续（甚至包括《后红楼梦》）一概漫指为曹雪芹作。（自1791至1921世人皆如此）。这不但在书中“优劣判然”，续成之旨意亦表显书中（即“更进一竿”“休笑世人疾”，其世人反嘲雪芹甚明）与我们理解的完全一样。其误自应是因字重复而漏排。其亦言续书是某一后发“失学纨绔”“重金延文士续成之”，亦证实了周先生的观点。
周先生还对和珅其人及程高等都作了分析，对号入座，非其莫属。其以重金聘用的文士当然即程、高二人。因而续书成，作为奖励，阅卷官大学士伯和珅立即拔高鹗为乙卯进士，均不偶然。
后来周先生在河北曹雪芹研究会成立大会上又谈到，后来一个俄国传教使团的教士来华，不但买回了珍贵的抄本，还买了印本，并批说这是宫廷里印刷的，即武英殿修书处印刷的，“聚珍版”删削本。高鹗序后还盖了“臣鹗”的章子。周先生的论断，可以说已被证实了！
但梅先生们到今天仍在那里大批周先生极左，一贯被极左思潮批判甚至被“抄家”、“发配”的周先生是“极左”，有“文革胎记”，是“批判大字报”，而不断给人扣帽子，今天仍把各种大帽子什么“实用主义”、“胡适派”、“烦琐考证”、“唯心论”、“存在主义”、“实证哲学”、“龙门红学”、“索隐派”，扣向周先生的人，反而成了正确观点的代表这是什么“红学”什么“学术”啊？由此更可知周先生的《还“红学”以学》是如何的切中时弊，如何的重要，如何的有益于红学，有益于学术了！
周先生没说过续书者是乾隆皇，也没有说好人无一不好，坏人无一不坏，乾隆是狗皇帝和珅是大奸臣，一切坏事都是他们干的。曲解诬诟都是枉费心机不但乾隆，连和珅也说得足够客观了。仅看本文可知。
至于霍国玲、王国华的著作，和其他许多人的著作一样都受到周先生关怀、鼓励，也提过修改意见与从不理睬下人的大人先生不同，但无一是在周先生“指导下”写成的，以他们的差错来攻击周先生也是不会得逞的。何况他们都有自己对的方面比空谈好多了，比嘲骂他人为惟一内容的胡说更是好多了。难道不是吗？
另外，梅还说“一部作品需要别人续完而成其伟大”这样贬低曹雪芹的《红楼梦》也太过分了吧？原书没有伪续也流行了几十年，影响日广，甚至置庙市“值数十金”，是靠的高续吗？戚序、舒叙及梦序不是说的八十回真本而是说的乱真的假“楮叶”吗？在下到今天对那四十回狗尾也仍是不屑一顾虽然当年原是为看它借不到才借了周先生的《新证》等研究著作，并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某些人的说红，应该以何名称之呢？周先生的“开山之作”和“扛鼎之作”是否那么可笑，还是让后人去评说吧！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滩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原是千古定律，谁曰偶然。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周汝昌先生的研究和著述，必将如滔滔奔腾的江河之水，万古长流；而某些人的种种攻击和嘲笑，都终将化为烟尘。我真诚期望这些人能悬崖勒马，及早回头。当此周先生研红五十周年已满，八十寿辰将临之际，我谨以此文奉献给中国伟大的红学家，我们广大读者和研究者的良师益友周汝昌先生。
1997年12月20日-1998年元月6日
二、评张书才的《平议》
何真
张书才的《〈丰润说论证〉平议》正在《红楼梦学刊》上连载。看了以后感到他并不是在《平议》公平地或平心静气地评论，而是充满了偏见：论据本不充足，论证也不充分，而“了无关涉”的断语亦不知用了多少处。而且既曰“平议”，总应该全面评论：正确的、错误的，而现在则只是在“挑刺”、“抓辫子”。那六个问题既不能代表全书，也不能代表全章，还不是“丰润说”的主要论据；其中有的本是“辽阳说”者提出或受到他们赞同，但因替周先生讲公道话的王畅说了，因而一定要加以反对。因而他的“平议”，究竟有多少公平和平心，就只有天知道了。
（一）曹秉政是不是曹秉桢的改名，或秉桢是否后改为秉政？
王畅先生依据朱南铣先生的文章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张书才继刘世德之后，也站出来加以责难。说：因避胤禛讳改名有违常识，任职经历不同，年龄不合，排行不合，二人“实无关涉”，不宜“随意推测”，等等。下面我们一一予以反驳。
1.避允禛讳而改名是否“有违常识”呢？违背常识的到底是谁？是王畅还是张书才自己？在下不是档案馆研究员，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没见过那么多档案秘籍，更未一一研究过，仅只看过《红楼梦》一书。因而还记得管家林之孝之女，原名林红玉，只因重了宝玉、黛玉的讳，因而改名为小红，而宝玉、黛玉不过是公侯家的哥儿小姐（夏金桂更不必说），可见普通有权势家的公子名字也是要讳的。今允禛本是今上康熙大帝的四皇子（不说亲王贝勒），比宝玉高贵多了，其名字作为熙朝官吏反而可以不讳吗？亲人、下属甚至康熙老爷子随意说起，“与四子同名”，秉桢也只好赶紧乖乖改了。怎么会是允禛尚未登位，便不存在避讳问题，谁说是避讳就“违反常识”呢？事实是允禛登了位，乡野小民、前朝遗老也未必讳；未登位，有关下属也不敢不讳。这难道不是常识吗？纳兰成德改名性德即是例子。
2.所谓任职经历不同。史料只说秉桢（写的是秉正）三十年任安平知县，秉政三十一年任八品候补笔贴式，怎么就不同呢？为什么秉桢不可以如《红楼》贾雨村那样因“恃才侮上”，不到一年便被参革，那理由也可能就是不避四皇子讳，藐视朝廷，后又求人另谋了一个八品新职呢？难道封建官吏是只有升，没有降吗？上一年任七品知县，下一年改任八品候补，有什么好奇怪的呢？据此断定必非一人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呢？何况安平本一边远僻县，在那作县令未必如在京师作一八品官，自愿辞职另就也都有可能，怎么就不能统一，必非一人呢？
3.所谓年龄不合，秉政肯定小于秉桢云云，那纯是张自己“划”出来的。张假定秉政比其弟只大二十岁，因而年龄不合。而大二十五岁，一切全合。为什么两兄弟不能差二十五岁呢？在封建时代，长妻小妾所生子女，年龄差二十五岁不也是常事吗？哪儿文件记了他们兄弟是一母所生，年龄差不超过二十五岁呢？本没有根据，恰恰是随意设想而已！怎么“肯定”，“肯定”什么呢？这也是充足理由吗？
4.排行问题：秉政行一，而秉桢是曹寅的“二弟”。为什么不可以是原有长兄早逝，（未上谱，更未排行），秉政虽“二弟”，谱上却写作“长子”呢？如曹鋡本为鼎望的“季子”，是寅之“四兄”，而谱上却记其“行三”呢？冲谷既可以是“四兄”，政又为什么不可以是“峙乃二弟”呢？《浭谱》规定的明明白白，我们不解内情的人怎么可以妄下断语呢？说人家是随意猜测，自己又是什么呢？
刘世德讲的籍贯（本有丰润、奉天两种），这里不说，参看别文。
以上简单评去亦可见张文虽然长篇大论，但没有真正理由可说。哪里是什么“平议”呢？虽然我并不认为秉桢即秉政，只是说有可能是，不一定是，张之“一定不是”是无理的。
（二）曹寅之《东皋草堂记》是否与曹癉“了无关涉”？
说寅记之“东皋草堂”实即丰润曹家之东皋草堂，寅记的“吾兄”，实指曹鋡，这也不是王畅先生的发明，前人，包括最早最有贡献的周汝昌先生，红学会长、红楼梦研究所长冯其庸先生及文研所长邓绍基都是这样说的。今王畅说了，又遭来了张先生的批驳，嘲其“非久攻红学且疏于考据”，进而说周汝昌先生：“竟也认为”，“只好为之遗憾惋惜了！”但对冯、邓二位就为之讳而不置一词了。平在哪里，他的“平议”又是怎么回事，读者也就一望而知了。
周先生最早提出的，经冯、邓赞同，王畅又重新提出的曹寅记之“东皋草堂”即丰润曹鋡之东皋草堂，记中的“吾兄”即是“乃兄”曹鋡，对还是不对呢？错的当然还是张先生自己。
1.曹寅记之“东皋草堂”确在京东武清、宝坻间，崔口地方，和丰润“松茨园”中的“东皋草堂”不是一地。但说这一东皋草堂和丰润的那一东皋草堂无关，不属于同一主人，“吾兄”不是“冲谷四兄”，“松茨四兄”，则是无理的。张氏用了很多篇幅详证丰润曹在丰润东关有一“东皋草堂”，而曹寅记之“东皋草堂”却在武清、宝坻间，这是寅记开篇的第一句话，本无人不知，也从无异议，说“寅明说了”云云，除妄贬他人外，实在说明不了什么。为什么在崔口就不可以是曹鋡之草堂呢？是“丰润曹”在丰润外不可以有任何的田产吗？他们在丰润“松茨园”中有“东皋草堂”，而在真的“东皋”地方，就不可以有“草堂”了吗？这道理究竟何在呢？谁也没有说是一处，人家只是说松茨园中的“东皋草堂”和东皋实地中的“东皋草堂”同属一家，东皋“吾兄”和“松茨四兄”是同一个人而已。
2.说寅记中的“东皋草堂”为旗地，而鋡非旗人，有什么根据呢？崔口虽属京畿，在圈地分封范围内，但“政策”明文征圈的只是“无主荒田”“及前明皇室、驸马、公侯伯、内监”的田产，本不包括民田，（张是从来把清之政令当做事实的）。在“实施”时难免或必有大量强占民田的事，但在圈地的“夹空”中是仍有“民地”存在的，而并未全部圈入，（见周先生《丛话》一文）。因而是鋡之祖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次就算圈入，但随着鼎望的入仕升官（比普遍旗人高多了。）为其“落实政策”发还田产，或用俸禄赎回祖产，也是可能的。第三，由于“三仕大夫”鼎望还乡归养，长子钊，次子鈖（中书舍人）早亡，鋡乞归老家养亲，执政者（或即康熙）赐给此地，或鋡乞请得此地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最后鋡“弃职”后，为养家糊口，按寅“努力学农桑”的劝告，乘“均田之令不克行”时，从旗人、民人手中购买了这一方田产也有可能，怎么就能断定必非曹鋡之地，两个“东皋草堂”绝非一主，“吾兄”定非“松茨四兄”呢？
至于说曹寅明说了（又是明说！）是旗地，真不知张先生是怎么读寅文的。在我这理工生看来，寅记除开始介绍了东皋具体地点外，接下来很长一段都是说东皋的荒凉和贫瘠，是个无人愿要的地方（旗人王公官兵更不愿要）“世禄于此者多弃之”，历来如此。后来经过清初“因盛京夫田之制”圈地分封，及五十年来的“兼并”“依附”，人多从事“刀笔商贾”之事或仕宦四方，而“吾兄”却能鉴“晏子之居湫隘”，“叔敖之请恶邑”，独借此洼下之东皋得以糊口今日，“其为幸也深且厚矣”。是赞其有识，知“湫隘”，“恶邑”人之无争，故可于乱世养家糊口，哪里说了是旗地呢？而“松茨四兄”是民是旗，有明文记其堂弟为“北京旗籍”，虽孤证，但却无一文记其为民，他不出“国朝旗下”而是“国朝例贡”，这只表“出身”，而不是“个人成分”，跟他后来是否入旗，是旗是民，完全不是一回事。至于说某地某县即非旗人，那《八旗通谱》，许多人都是民人而非旗人了！
3.寅《记》中的“吾兄”是文人还是任武职？张谓《草堂记》中的“吾兄”是武职，而“松茨四兄”是文人，且不说鋡是否“文人”，任理藩院是否定为文职，有没有武官，管不管武事，他是否如其叔云望及玺、寅、颙、霑有“文武才”，除写文章，作诗，书画外，也“弧骑剑槊皆造精诣”，也能“挽强弓”、“舞箠跃马”，只说《草堂记》中的“吾兄”，张先生从哪儿看到他是武人任武职呢？寅记“吾兄”一段除前言的赞其远见卓识外，只是写了他的少年壮志：曾走南闯北，技艺超人，救父、济友，视功名“易若唾手”全是未仕时的事，是昔时的豪情壮志。然生不逢时“风尘蹭蹬，卒卒不遇”一生极不称意，哪有机会“南征北战”呢？最后归入田亩锄耰之间“酒阑歌罢，辄垂头睡去”全是前后对比，何曾写过他何时任何职嘛！张等从何处看到他是武人任武职与曹鋡根本不合呢？鋡年轻时曾“南走儋耳”（海南）“北度瀚海”（蒙古沙漠）有什么好怪的吗？何况这不过“文人之言”，只是说曾走南闯北，未可尽予指实，当然，确实如此也是可能的。关于“脱亲于危亡之难”，鼎望曾“三仕大夫”，剿灭贼寇遭到报复陷身险境，被鋡救出，或为民造福得罪赃官，被诬以谋叛当诛，鋡上书申诉终于获释，武救、文救，都有可能。尤序“鋡居子舍，往往负剑从之”，正表明鋡会武，确在保护父亲。关于“急义于死绝之域”也类似，以武以文挽救朋友，见义勇为，不计个人安危。正因为鋡、鈖、钊等如此才能出众，孝义感人，所以曹寅才对他的“四兄”、“二兄”、“大兄”表现了那么深切的骨肉连枝的情义。（胜过近支兄弟）说这也不合，那也不合，真不知是怎么回事。张先生的论断有多少真理性呢？
事实很明白，倘使两个“东皋草堂”不属一家，两个东皋兄非鋡一人，曹寅清清楚楚，他写诗著文时，能这么含混称呼吗？一会称“松茨四兄”为“东皋”，一会又称另外一人为“东皋吾兄”，想将来去职“投黻以归”，和他徜徉步履于东皋之上，想今日之言，仰天大笑，为吾二人之幸。这是有可能的吗？诸公大腕巨擘，博览宏识，可曾这样行文，可见过这样文字否？
《东皋草堂记》实即劝“松茨四兄”“努力学农桑”而频频发的“声口”反复劝说之一例，岂有他哉！
（三）两曹交游的时间和两曹关系
张书才在其续中断言曹寅和曹鋡在康熙二年前两家同在北京时，不相识，没来往；康熙六年鼎望率家出任徽州时，亦未曾到过江宁织府，两曹仍未见过面；寅鋡初次见面是在康熙十三年鼎望罢职北归时，二人于江宁织府相识。证据是曹寅诗《松茨四兄远过西池，用少陵“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十字为韵，感今悲昔，成诗十首》。张先生的论断到底对不对呢？答案和前面的论断一样也是错误的，虽然我也想给张先生留点面子，可惜不能。
寅诗“西池历二纪，仍短檠火”，只表示他二人“二纪”二十四年前曾在西池交往，这里只是“曾交往”并不是“始交往”，只是说上一次西池相聚和这一次同处再逢，不觉已过二十四年。“上一次”不等于“第一次”，曾交游不等于始交游。并不是说“二纪”前二人不曾在别处交往，也不是说“二纪”间他们也不曾在别处（如北京）交往。把“上一次”说成是“第一次”，把“曾交游”说成是“始交游”，是真正的偷换概念。然后按这一次是康熙三十六年，进而推定第一次是康熙十三年，该年鼎望被免职，过江宁时寅鋡才第一次相见，寅十七岁云云，是完全无理的。当然我并不是否定康熙十三年他二人曾在江宁织府相聚，曹寅曾短檠以待鋡，“春风苦楝树，夜雨读书床”自然有今昔之感，只是说那并非第一次，也不是交游之始，诗毫无此意。接下来“况从？角游，弄兹莲叶碧”即否定了张说。“况从”者正指不止这两次，不仅从那回始，而是很小时便在一起玩耍了。在这里张先生旁征博引，学识丰富，令人赞叹，什么是“丱角”，什么是“总角”，什么是“幼童”，什么是“成童”，康熙十三年，寅十七岁，为成童，“正总角之年”，云云，但他忘记了或忽略了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二人是在一起“弄莲叶”玩耍，而不是做别的。世上岂有十七八岁的英俊青年（鋡长于寅）不在一起联床读书或并肩骑射，而在一起“弄莲叶”玩耍之事理吗？十七八岁正是人生立志成材的大好季节，他们那样的文韬武略之家，只会“温经课业靡间寒暑”或“舞箠跃马，奋扬英华”，哪里会有一块玩弄莲叶之事呢？只有在“牙齿一何少”，“弄兹莲叶碧”时（五、六岁）就开始“拓强弓”、“说旧诗”、“展前席”，断无至成材立志之年反去弄莲叶做戏游之理。诗最忌泥解，寅诗也是如此，只是说孩童时代就在一起玩了，正指两家康熙二年前同在京为官时，孩子们就常在一处了。鼎望、曹玺两同宗兄弟，节假公余，携家带口，同去丰润，追踪先祖的遗迹，赏秀水异山都是很可能的。康熙六年鼎望全家南下时也一块到江宁小住，十三年鼎望北返时寅鋡也曾相聚，但已是夜雨读书，晨风论剑，而不是“弄兹莲叶碧”了。这里“兹”当然是“此”意，但必是“此地”而不可能是“此类”“此种”莲叶，因而在京时根本不认识，这样推断的胆量也未免就太大了。难道不是吗？
至于寅童年经历，真能证实的只有康熙六年、十三年寅确在江宁，张氏随意外推，说寅六至十三年一直在江宁，也是无理的。
事实上，丰润、辽东二曹及江西曹作为同宗兄弟，必然有来往（不论有否文献）。早年密切（未见记载），中间稍疏（仅见敬之去铁岭，以渼等去辽阳，及曹邦去抚顺）。清朝定鼎以后，国家一统，振彦、继参同时参加山西平叛，鼎望、曹玺同在北京作官，自然重提旧事，互相往来渐多。至寅、鋡等少小相识，后来又同在京任事，寅常去“二兄”“四兄”处相聚，甚至去丰润“苹婆书院”探望“日日醉东风”的“大兄”，共酌浭阳之酒，同听漉酒之歌，议人世兴衰，商济民的新策，从而达到高潮。仅看寅诗可知，其骨肉连枝情义，非他人可及。甚至同是丰润或辽东的兄弟，其亲密程度都远远不能相比，还要说是“同姓联宗”，毫无血统关系，甚至交往也很少或没有，怎能说的过去呢？
综合已知的世选、振彦、曹玺、曹寅等文献（多系周先生发现），可知其入辽始祖是“平阳苗裔”是“萧为侣”“彬作伦”，是“宋枢密武惠王裔”“武惠王彬后”，“惠穆流徽”，是“著籍襄平”，后人“宦沈阳，遂家焉”，是“奉天辽阳人”、“辽阳生员”，其必是永乐初与兄端明同至丰润，又从丰润出关，占籍辽东铁岭卫，其后人为“辽阳一籍”或“辽东一派”、“铁岭派”的曹端广甚明。两曹丰润曹和辽东曹原是同一宗族，他们的始祖是亲兄弟，后代是宗兄弟，“皆邺下之后劲”，是曹彬、曹玮、曹孝庆、曹子义的后人，是清楚不过的事。冯其庸先生想否定又提不出理由，徒增混乱而已。
丰润曹继参经宋权、傅景星“交章荐辟”被授太原通判，守代州。这是王畅先生先考证出来的，人们都已知，但进一步除了符合条件外，有没有熟人、亲友在其中起了作用呢？或者说当时已有相当地位的族人曹振彦起了作用，是他向二公荐辟，二公才“交章上荐”呢？虽然不是一定，但可能性总是有的，因为它合于情理。张为什么又依据什么来断然否定呢？即或是今天高考和就业，除了“条件”外，有没有熟人牵线，和能否录取、任用，也颇为不同，王畅这样思考有什么不对，张书才连这也不知，这也未见吗？古往今来一切合于条件的人，都能得到大人先生荐辟为主上所用吗？数奇不第、数奇不取、数奇无功、数奇无用的还少吗？
曹振彦、曹玺父子，与曹继参、云望父子，本为同宗，又同时参加山西平叛有功，同时因而提升。但张连这也不承认，造出一个“正常升转”，世界上所有人真都能正常升转吗？知府、总督、尚书、皇帝有那么多吗？一级一级的升也不是容易的。在这个平叛过程中，两曹会不会，可能不可能有接触？王畅先生根据两曹的渊源，提出了“会有”，“可能有”接触。这是合乎逻辑的。而张先生断言不可能有接触，则是违反逻辑的。王的判断是或然判断，说的是“会”是“可能”，要求是很低的，仅看是同宗参加同一行动就算充足理由了，可能而已，谁也没有说定是、必是。而张先生说的是不会、不可能，是确然判断，必然性判断，是说一定没有接触，其要求就高多了，必有大量强有力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始可，才能成为充足理由。张先生有吗？没有。仅凭那一点谁是谁的部下，哪一部在哪里，这样空泛的记载，根本作不出那样的确定的判断，作了也不对，也并非必是。世界上的事物是复杂的，军旅更甚；科学的逻辑也是严密的，疏忽不得的。“会”与“不会”，“可能”与“不可能”，虽只差一个否定词，但两者、两判断的性质却是根本不同的。如解放战争，能说“二野”是在中原作战，不可能参加淮海战役或黄维兵团属“华中剿总”白崇禧部下，白部一直未离华中战场，因而黄兵团不可能被消灭在徐蚌战场吗？硬要说能不是错误的吗？真的张先生把山西平叛的详细军情都了如指掌了？！那位只会为“职及艾大人”贴金的祝巡抚，缴获驴九头、刀三口都极精确，而杀贼多少却没一个确数，只是“百十余”，而损兵折将多少，更一字不提。当时“突围请兵者”实居功至伟，应推荐褒奖，但却连名字也不提，（可对比英王阿济格报），只提是他和艾大人派的，把功劳拉到自己头上一副奸贼相，和《族谱》记的继参斩来使，云望、陈良“发三矢殪三人”，又令子云望突围请兵，真有天地之别。何况英王派出的援军只是侍卫、护军等临时组成的，不过“一千人”，加城内几百人（为什么这么少？）出其不意夺回三厢，杀了郎芳，可能，怎么就能一举解了“万余人”的包围，平了刘迁之叛呢？安知不是继参明知英王手边无军队，因请求敬谨亲王尼堪，路上先告北楼参将唐子道，先转告英王临时支援，自己又飞骑去尼堪军，带大部队来才将刘迁消灭，最终解了代州之围，进而参加围攻大同呢？都有可能嘛！一千几百人就能解了代州万人之围，我是怀疑的。继参、云望“没起一点作用”，《浭谱》《县志》纯系夸大，云云，还望张先生多找些材料，写清楚了才好。至少现在还不能开我耳目，令我拜服。实际升知府的是曹继参而不是张先生赞赏的那些功臣！
至于是否曾荐鼎望等入旗，前已略及，这里不多说，因记了籍贯何地即是民人，真不知“奉天辽阳人”、“著籍襄平”、“三韩曹寅”、“长白曹寅”、“千山曹寅”，都是什么意思？说这是“初期”，那鼎望的“丰润人”秉桢的“奉天人”又何尝不是此时？
（四）关于曹邦出关的问题
最后来谈谈曹邦出关入旗的问题。张先生在上二期《学刊》连发了“上”和“续”后，又在新出的1998年第2期上发表了“续二”。他得意之余，一上来便大谈“王畅先生之误及致误原因。”因“丰润情结”太重，“连浅明简单的常识和史实也都忽略了”。好像真理都在他自己手里，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事实上如上面分析的，错误的不是“非久攻红学且疏于考据”的王畅，而是“久攻红学且善于考据”的张先生自己，曹邦出关问题亦不例外。
在这里张先生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入辽和入旗混淆起来，把入旗换成入辽，或等同起来直接连用。二是把曹邦传作了错误的断句，把三个分句误为一个长句，把“族人引荐”，提到了前面成了入辽的原因，而与入旗无关，从而把“引荐”的“族人”也给改换了。他振振有词地说，“引荐”曹邦入辽的“族人”不是辽阳人曹振彦，而是宁远曹氏，曹序一族。这里我想正告张书才先生，以前我们虽不知曹邦去宁远卫任试百户之事，也不知曹序、士元、宗武情况，但却从来未曾有人说过邦之入辽是由“族人引荐”的，更没有人说过引荐他入辽的是曹振彦父子。《浭谱》写的很明白。他的入辽是“崇祯二年，以各地荒乱，遂赴辽东避兵”。这是第一个因果分句，因是“各地荒乱”，果是“遂赴辽东避兵”。根本不存在引荐不引荐的问题。第二个分句是“因彼地原有族人引荐，随本朝大兵出口，占籍正红旗”。也是因果句，因是“有族人引荐”，果是参加满洲大军“占籍正红旗”。引荐的是加入满军正红旗，而不是什么入辽。第三个分句是“从征屡立奇功，顺治十年授他赤哈哈番”。也是因果句，因是“屡立奇功”，果是“顺治十年”受封。三个并列因果分句，从崇祯二年入辽，后经族人引荐入旗，又经屡立战功顺治十年受封，是一个长的复句，时间跨度从崇祯二年（1629）至顺治十年（1653），概括了邦一生二十四年的历史。哪有族人引荐入辽之事嘛！
1.关于邦之入辽。谱记时间是明崇祯二年（1629）当时辽东大部已入清人之手，只有宁远仍在明军手中，战乱正繁，原不是“避兵”的去处。而“各地”倒并不怎么“荒乱”。今张先生查明了，他原是因辽东战乱而去了辽东当兵抗清。“以辽东战乱遂赴辽东当兵”被写成了“以各地荒乱，遂赴辽东避兵”。好像清人统治下的辽东是惟一的好地方。可见确是“易代之事，讳莫如深”，被冯先生大肆攻击的周先生讲的“忌讳说”、“回避说”，确是当时的实情而不是周先生“制造”的。除非谁活腻了，否则怎么能，怎么可毫不忌讳，毫无回避呢？由此亦可见周先生的观点是比较有道理的。任何人反对这一点，只能阻碍红学发展，而不可能是红学发展的功臣。如果张书才不是在反周反王的旗帜下提出邦入宁远的问题，那可算是有功了，但现实结果却令人惋惜。
我认为邦之入辽是去宁远任试百户与清人作战是可信的，他是曹序的“族弟”也是可信的。至于序，可能是端广的后人，也可能是端明的后人，《浭阳谱》前六代单传是可疑的，很可能是略了旁支。那士元或即士淳、士直的从堂兄弟，或亲兄弟，序即是其子侄。事实倘如此，作为浭谱监修曹鼎望不可能不知，略而不提的原因也应是回避和忌讳他们是与清兵，“本朝大兵”作战死的，写来有碍，故而未写。“易代之事”实是“讳莫如深”的。当然也不排除是兴的后代，而兴或即子田，奉新和新建或原本一县，年久误记亦可能。六百年前的“族弟”来袭“族兄”之职，太神奇难信了。序真与宗武同族，岂有不选近支之人，要选个六百年前的族弟，丰润曹邦来继职，太难以思议了。不能因宁远宗武族人繁多，宁远曹必其同族，这是无理的，邦就是反证。
总之，邦崇祯二年赴辽，是去宁远任试百户，是确定的了，不是“避兵”，而是当兵抗金。《浭谱》记载纯是“忌讳”、“回避”，它又一次证实了周先生学说的正确性，如《曹玺传》的发现及对“襄平”的新理解，都一再证实了周先生早年的观点的正确性，是那些贬低、攻击甚至咒骂他的人远远莫及的。
2.邦之入旗。入旗即加入清军，所谓旗籍即是军籍（军政合一）。邦是何时加入清军由明军转为清军了呢？文件无载，或即同年十月入关次年回军的那一次，总之是崇祯二年至清军入关前。他是起义？是俘虏？还是投降？亦无记载，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虽“民族大义”，但国君昏聩尚不及“异主”，也毋庸置疑，且振彦等早先降。但有一点谱记得很清楚，他的入旗加入清军隶正红旗，则是“因彼地原有族人引荐”，才加入“本朝大兵”，“占籍正红旗”实即“正红旗包衣人”。张说是“满洲旗人包衣”必无“族人引荐”，有“族人引荐”必不会沦为“满洲包衣”。理由是“俘取者为奴”，“降者编为户口”，即使无族人的“引荐”，只要归降，便可编为民户，或屯田耕种或从军出征，是平民，不会沦为包衣，而包衣即是奴，奴隶。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请问编为民户做什么呢？张答或耕种或从军。那么从哪一支军呢？早期只能是满洲八旗，只能是满洲八旗中的汉人即包衣。所以包衣中有俘虏，也有归顺的汉民（平民），及忠于清廷，才智出众受信任的特殊汉人，被委以为官吏。包括曹振彦、曹玺、曹寅、曹尔正、曹宜等都是。他们是奴吗？不是，他们是官，有的还是一品大官，比普通满族官兵，地位高多了。“包衣”作为“家里的”，虽属“家臣”“家奴”，要受家主管辖、役使，但也被当做“自家人”看待，地位高于外人，特别是平民。（可参看《红楼》）。一等是满族旗人，二等是满洲包衣，三等是汉军旗人，四等是民人，这即是满族统治下的真实等级或实际地位，是不该有什么异议的。因此“包衣”尤其是其中的官吏也不易得，和奴隶制的奴，是根本不同的。只要归降便可编为民户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人杀伤过金人重要将领，倘无人保荐，恐怕性命难保，“奴”也未必当得成。什么有族人引荐必不会沦为包衣，是包衣就断无族人引荐，有什么道理呢？邦本人“颖异好学，知虑过人”，又有“族人引荐”，虽无文字记载，想亦少不了“一官半职”。厢白旗无空缺，而正红旗有空位，因而通过旗主或直接向他旗转引，怎么就断无可能呢？此一军转调那一军，此地干部转调彼地，有什么好奇怪的呢？连旗主都可以换，厢白旗改调正白旗，其他军官适当调换怎么就不可能？真是两个国家吗？张文中即有此例。许多文献官职旗籍混乱，未必不是调任的结果。张氏有什么理由呢？那些讽刺话表示什么呢？至于“引荐”的族人是否定是振彦，那倒不一定，只是他官最大，因而可能性很大，且和邦实为族人。说一定不是他，必然不是他，是毫无道理的。但我们以为邦之加入正红旗，是有“族人引荐”的，而引荐者很可能即是曹振彦。
至于《八旗通谱》中的沈阳、辽阳、铁岭诸曹。因不能确证是否族人，也无一隶正红旗，且地位才智较低，“隔旗引荐”的可能性也较低，敬之以渼等后人虽为“族人”，但《族谱》外别无记载，地位低微，推荐别人的可能性也很低，难与振彦相比。
在这里，张先生玩了个小花样：先把本不相同的入辽入旗两回事混在一处，笼统提及，然后把谱中明文引荐入旗，改成他的引荐入辽，然后以曹序一族，代换了曹振彦等，因而两曹没有任何关系，从而班师回朝了。
其他还有不少，就不逐个评论了。
自然张先生地位优越，也有小功微绩，王先生也非神，数十万字的著述，少量疏漏或用词不当之处，也再所难免，但总体说来，王畅先生是正确的有功的，而张先生的观点是不对的。
现在张的《平议》在他们的《学刊》上正未有穷期。而我的《评》却就此搁笔，再不想看，也不想评了。
1998年7月15日
三、论据纵使如山论题依然谬误
与吴国柱先生等商榷
看了吴国柱先生的《程前脂后，铁证如山》，虽然很佩服他的勇气，但却不能赞同他的观点。他说的曲沐的34例，或许都是事实，他举的3例确是事实，但他的结论却是错误的。
第一，他忽略了各种可能性，只举出一种可能性，并把这种可能性当成必然性，违反了逻辑推理的基本要求。从他举的三例看，固然有庚辰本抄自程甲本，由于抄者粗心大意而抄漏了数字的可能，同时也存在着庚本抄自其他庚本的可能，抄自其他脂本的可能，因同样原因而漏抄。也不排除程本抄自其他脂本、其他庚本及这一庚本的可能，由于抄者文化水平较高，较细心，看出了这一庚本的错误，自己或参照其他抄本作了校正（程伟元、高鹗就明白地这样说）。如艺院本一样。而后者实实在在是以这一庚本为底本的。能说庚辰本是照艺院本抄的，“眼前明显的有一部艺院本”，因抄者粗心大意而错行漏字吗？因此断言“程前脂后”是无理的。
第二，他忽略了其他各种脂本，只拿庚辰和程甲比，还只比甲对庚错处而不比庚对甲错处，也违反了逻辑推理的基本要求，犯了以个别代替一般的错误。吴先生既然要下“程前脂后”“程真脂伪”这样一般性的结论，就必须拿所有程本比所有脂本，只拿一本相比较，用个别替代一般是不对的，而其他脂本是不错的，有的比程甲本还正确。如二十三回艺院本是“待夏守忠去后”，而不是“命夏守忠去后”下官是不可对上差这样无理的，能说庚辰或程甲是抄自艺院本吗？
因此，吴氏的论文和曲氏的《实证》都是不对的。论据谁也推不翻，它是事实，但论题却不能成立，论证不合逻辑，论据和论题间没有必然的联系，这是谁都可以看出的。这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高墙”，不过是画于地上的白线而已，只要愿意，肯，一跨就过去了。既然吴先生明知：“一部百万言的作品，要从中摘几十个词句来‘证明’自己的‘推测’，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或许都不是很难的事”，那又为什么把曲先生的这“几十个词句”，说成是“程前脂后”的“铁证”呢？
至于要别人拿出原稿，回答几代单传到刘铨福、陶洙、徐星署手中，云云，太过分了吧？我看还是不要这样要求的好。倘有人曰：“君既认为判断真伪必须要拿原稿参校，今又云程甲为真本、原本，是已有原稿在手，并一一校阅过乎？”这样以其人之道还之，“请君入瓮”，吴先生能自圆其说吗？
其实脂本之不是伪本，脂批之不是伪批，脂斋更不是后人的伪托是显然不过的事。
一、从脂本看：
1.现已发现的脂本共十余种，包括甲戌、己卯、庚辰、戚序、蒙府、甲辰、舒叙、列藏、杨藏等。其中正文、批语、题跋等，总字数共有七八百万字，一律大字，每页一二百字。不说别的，单是这数万张的旧纸（不说乾隆时纸）都到哪里去找呢？这样巨大的工程如何能伪造得出来？
2.各本涉及乾隆时与稍后的许多人，包括戚蓼生、舒元炜、元炳、筠圃主人姚玉栋、当廉史、梦觉主人、鉴堂、绮园、玉鸾坡、武裕庵、刘子重、濮氏兄弟、孙小峰等人及众多无名抄手，其文风格各异，其字各有特色，这又如何会是后人伪造的呢？要动用多少人，要多大一个作伪集团，花费多少时间、精力、财力、物力才能造出呢？
3.各脂本确是“各家互异”，“繁简齐出，前后错见”，“此有彼无，题同文异，燕石莫辨”，与乾隆时人记载相同。且分别出自全国各地，“列本”竟是在苏俄发现的。怎么可能当年“不胫而走”，“好事者每传抄一部”，传了二三十年，至近代不过160多年，竟至一本不传，发现的都是假货呢？
4.确是“本本有脂砚斋批语”，甲戌、己卯、庚辰，皆署《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有许多批语“引及当年事”；戚序、蒙府、列藏、甲辰等虽无脂砚字样，也有许多脂砚之批与三脂本同；其他包括程本，也至少有意保留了第一回总批及部分未删净的脂批，与乾、嘉时人清裕瑞《枣窗闲笔》记载相同，且裕见之抄本是在程高刻前。
5.其中许多文字，如护官符下有注，记明房分，元宵谜语有惜春之谜且其文字及即景诗中文字等与程本不同之处，均与嘉庆时苕溪渔隐的《痴人说梦》所记之“旧抄本”全同或略同等等。什么人能预先就知道了这一切，看过这些书，因而伪造得如此逼真呢？
何况动用如此巨大的财力、物力，伪造了这么多抄本，又是为了什么呢？名，不用说一点未得，利，也只甲戌本得了胡适博士的“重金”，其他种种脂本都一无所得，而胡先生的“重金”能是多少呢？
二、从脂批看：
1.非常熟悉曹雪芹家事：老爷被赐主事职衔，后升任员外郎，是“嫡真实事，非妄拥（用）也”；先人名寅，自鸣钟敲四下是“寅字这样写法，避讳也”；真家曹家曾接驾四次是“点正题正文”，银子花的淌海水，是“真有此事”，“甄家正是大节目、大关键处，勿作泛泛口头语看”；真家被抄在元宵节前，假语为“元宵节后”是“不云前而云后是讳知者”；及书是“雪芹所有”，“雪芹撰此书”，“哭成此书”；最后“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卒于“壬午除夕”种种。不是亲历者，个中人，如何能伪造得出？
2.深知雪芹笔法和行文旨义：“无材补天幻形入世”，是“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此系身前身后事，倩谁记去作奇传”，是“书之本旨”；“弃在青埂峰下”批“自谓坠落情根，故无补天之用”；“甄”真；“贾”假；“甄士隐梦幻识通灵，贾雨村风尘怀闺秀”，是将自身亲历之“真事隐去”，“借通灵撰此石头记一书”用“假语村言”，“风尘怀闺秀”怀念当日女友风尘中之知己；“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是所谓“冷中出热，无中生有之意”；“葫芦僧乱判葫芦案”是“设云一部书皆葫芦提之意也”；《红楼梦》、《风月宝鉴》出“太虚幻境”之中，系“警幻仙子”制成是“言此书原系空虚幻设”；《风月宝鉴》“两面皆可照人”，是“此书表里皆有喻也”；“茫茫大士”、“渺渺真人”不时出现在一些儿女之前，是“通部中假癞僧跛道点明迷情幻海中有数之人，非效《西游》一味无稽，至不能处便用观世音可比”；“大观园”只是“东西南北兼用”，黄巾赤眉“同时”的“太虚玄境”，“读者为大观园费尽精神，余则谓若许笔墨却只因一个葬花冢”；《豪筵》“伏贾家之败”；《乞巧》“伏元妃之死”；《仙缘》“伏甄宝玉送玉”；《离魂》“伏黛玉死”；“所点四戏伏四事乃通部书之大过节大关键”等等。别说伪造，就是有了这么多批语点醒以后，能懂的又有几人呢？没有脂批提示，读者连红楼梦曲指的谁人都闹不清，哪里能伪造呢？
3.文艺造诣极高：第二回关于文章开头，由小及大，由远及近，“先用冷子兴口中一出，再用黛玉、宝钗等两三次皴染则耀然读者心中眼中，此即画家三染法也”；第三回出人物凤姐，只听院中有人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贵客”，脂批“第一笔阿凤三魂六魄已被作者勾走，后文焉得不活跳纸上”，又批“另磨新墨，搦锐笔特独出熙凤一人，未写其人，先使闻声，所谓‘绣幡开遥见英雄俺来也’试问诸公，从来小说中可有写形追像至此者”？二玉初见，黛玉“大吃一惊”，宝玉“看罢笑道”，批“黛玉见宝玉用一‘惊’字，宝玉见黛玉写一‘笑’字，一存于中，一发于外，可见文于下笔时推敲的准稳，方才用字”；以及其他种种人物刻画、情节波澜、文章气势、诗情画意等评语今人稍加引申便是一篇不错的文评。若此种种真知灼见，岂是伪造古董的商贾者流，所能梦想？
4.脂批中还有少量批语是出自雪芹之手，如第一回的“斯亦太过”，第二回的“恐先生堕泪故不敢用西字”，第八回“批得好，末二句似与题不涉，然正是极贴切处”，十四回“彩明系未冠小童，阿凤为便于出入使令者，老兄并未前后看明是男是女，乱加批驳，可笑！”二十回“又被批书人看去，呵呵。”都是作者手笔。是他自谦，答脂斋问，赞脂批好，驳脂批谬及他看到脂斋又看出机心而开怀一笑，种种。其非后人伪造更是不待说的事。其多为墨笔，系雪芹接到脂斋批后随笔写的，有的转抄时被误用朱笔。作鉴定，不看内容只看形式，对脂批没有深入研究，意思尚不明白，哪里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呢？
三、进一步研究还可知，批书人脂砚斋即是作者曹雪芹的爱人，《风月宝鉴》的题者棠村孔梅溪雪芹心中也即《红楼梦》里的梅花海棠花。什么“先生”、“叟”、“弟”、“小子”、“已逝”、“已没”等等都是她使用的“画家烟云模糊法”，如雪芹说他仅只是“披阅增删”一样。“一芹一脂”，“白雪红梅”曹雪芹和孔梅溪，就是此书《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惟一的作者和惟一的评者，也是《红楼梦》后仅有的男女二主人。曹雪芹即是书中的男主角，金陵真宝玉；贾宝玉等只是他的化身。孔梅溪即是书中唯一的真女、史女、真钗黛、史姑娘；宝钗、黛玉等女儿，也只是她一个人的幻相曹雪芹使用幻笔，把二人的诸多方面和一生情史分写在书中种种假人身上，一方面演说当时的人情风俗，“指奸责佞贬恶诛邪”，一方面做梦里情人，“结木石因果泄胸中悒郁”。他二人是在“历尽风月波澜，尝遍情缘滋味，至无可如何时”，才一起写批了这一部“怀金悼玉”的《红楼梦》，做书中情侣，梦里夫妻，“秦淮风月忆繁华”，“废馆颓楼梦旧家”，写当日生涯。红楼内幕及雪芹、梅溪生平，大略如此。深入分析脂评、《石头记》及其他史料“反照风月鉴”这一切都是不难看出的。
欧阳先生《辨伪》的思路是明显的，他接受了版本考的任务后，立即看了红学会长冯其庸先生的大作：《论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凡例”》。看了冯先生文中的两点，凡例为伪，及不避‘玄’字讳后，不能不问：伪造一个“凡例”为了什么？能有什么好处？且“甲戌本”本身不避大清国讳又是为什么？合理的结论自然是“甲戌本”本身即是伪造的，是出自民国年间，为迎合胡适《考证》而伪造出来的，并得到了胡适的“重金”。但甲戌本上刘铨福及二濮等的题跋印章怎么解释呢？实在躲不过，只好加在刘头上。但他也是清代人，为什么不避“玄”字“国讳”？且刘濮等早胡适《考证》多少年，又怎么迎合后者呢？于是弄得两不伦类。（可见冯先生两条都有问题：“凡例”本不伪，乾隆朝前期也不都避玄字，“后人伪造说”根本错误。）结果欧阳先生不能不否定一切脂本和各种史书，又自相矛盾，陷入了重重的错误和困境之中；进而又招来了众多的责难和奚落，实在可悲。
欧阳先生的只有程甲本才是《红楼梦》的原本、底本、真本、定本，脂本全是伪本的观点，绝不是“发展”，而是倒退。因为“发展”就是要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扬扩展向前进，而不是把原有的成果逐一推翻。如数学有了加减乘除，再发展就是创立乘方、开方、指数、对数、代数、几何，再微积分、数理方程种种，而不是推翻加减法。对于“红学”就是要在胡适和周汝昌二先生考证的基础上，进一步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