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八种历史性环境原因所决定，久而久之，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大致趋同的心理取向，就是“随遇而安，知足常乐”。正是这种“知足常乐”的国民心态，熄灭了中国人创新思维的星星之火和燎原之势，从而导致了中国科学技术发明落后世界400年的历史事实。
有人曾对天津市200户市民进行调查，其中有80 。 6%的被调查者同意或比较同意“知足常乐”这一说法，只有8. 9%的人持不同态度。在大城市中的居民都是如此，农村居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我对鲁北家乡的农民也做过调查，几乎95%的人抱着“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态度，只有5%的人想改变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就是在这5%之中，绝大部分也只是坐而论道，而没有找到改变自己生活和环境的创业之路。由此可见，“知足常乐”的心理状态，已经是绝大部分中国人的心理状态。
更值得研究和重视的是中国人“随遇而安，知足常乐”的心理状态，在文人墨客的精心雕刻和塑造下，已经成了一种中国文化，或者是成了一种哲学理念。古人的《知足歌》与《红楼梦》中的《好了歌》，就是历史的见证。
在《知足歌》中，对于福乐的理解是：人生尽享福，何苦不知足？思量饥寒苦，饱暖就是福；思量挑担苦，步行就是福；思量刀兵苦，太平就是福；思量牢狱苦，无犯就是福；思量露宿苦，有屋就是福；思量奔波苦，在家就是福；思量无后苦，有子就是福；思量死亡苦，活着就是福；苦境一思量，就有许多福。可惜世间人，几个会享福？有福要能知，能知才享福。我劝世间人，不要不知福。
现在，虽然难以确定《知足歌》的作者是谁，但可以断言，作者绝不是食不饱腹和衣不遮体的人。试问“人生尽享福，但是不知足”，难道皇家贵族和地主豪门的福，是与贫苦农民等同的福吗？！人们在没有“饱暖”的情况下，又怎能把“饥寒”当作福来享用呢？！所以，这首《知足歌》，实际上是代表富人欺骗穷人的“歌”！
不过，上了书的，而且流传至今，对“知足常乐”给了更多“理性”论证的，还是《红楼梦》第一回中的《好了歌》。
甄士隐在街前散心时，见一个跛足道人，口中念念有词：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姣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随后，早已彻悟的甄士隐，将道人的《好了歌》作了如下注解后，便同疯道人飘飘而去。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篷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扛；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这里，仅就《好了歌》而言，虽然提出了人生兴衰和福祸相依的变换之道，并告诫人们不要因贪图功名利禄而导致祸难加身的人生悲剧，但在字里行间，所倡导的仍然是“知足常乐”的哲理，甚至是比“知足常乐”还要虚无飘渺的宗教世界。人们如果真的认为“好”就是“了”，“了”就是“好”，从而放弃对一切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奋斗，人类社会不仅会变成停滞的社会，而且会变成倒退和死亡的社会。
“知足常乐”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理念，不仅蕴含在古典文学的大量作品中，就是在现代文学艺术中，也有这种心态和理念的反映。有一首十分流行的歌曲：“没有花香，没有树高，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从不寂寞，从不烦恼，我的朋友遍及天涯海角。阳光啊，阳光你把我照耀，春风呀，春风你把我吹绿；大地呀，母亲，你把我拥抱。”这首歌，能够打动很多人的心弦，使人感到欣慰和安然。然而，一首歌曲作为一种文化，究竟要倡导什么？却是值得深思的。中国人，如果都做“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而不争做一棵参天的大树，不争做一朵美丽的鲜花，中国岂不成了遍地草民的平庸世界！所以，作为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和人生目标，不应当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而应当是万花丛中要争俏的鲜花，或者是万亩森林中竞争向上的参天大树。
任何一种文化或哲学理念，总是在现实的环境中得以存在和发展的。为“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而自得其乐，并“随遇而安”，同样也是以一定的现实社会环境为基础的。多年来，特别是在极左思潮泛滥之时，我们对人的理想的教育，不断倡导和重复着“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我是国家一块砖，东西南北任党搬”。这作为一种组织观念或职业分工的教育，虽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如果作为一种人生价值或理想教育，无疑又是遗患于中华民族的。这是因为，如果都做一颗螺丝钉和一块砖，那么谁来做机器上的发动机，谁来做中华大厦的栋梁之材呢？！这样，一堆又一堆没头没脑的螺丝钉，一堆又一堆零散无序的砖头，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如果都做一棵没有花香的小草，谁来做华夏大地上的百花和五谷呢？！一片又一片无花无果的小草，就能实现华夏民族的伟大复兴吗？！
当然，我们批评“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的传统理念或国民心态，并不主张像拿破仑那样宣称：“不想做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也不赞同像美国人那样说“每一个男孩都能当总统”。因为，这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或愿望。但是，对于多数人可望而又可即的理想和愿望，比如，对于“不当将军当连长”，“不当总统当处长”之类的想法，每个人都应当有所选择和追求。而这种有进取的选择和追求，相对于“随遇而安”和“知足常乐”的心态和行为而言，就是一种思维的创新和事业的创新。
如何看待“知足常乐”与不断进取的问题，实质上是以什么样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看待“名”和“利”的问题。中国的历代封建贵族，利用各种卑劣手段抬高自己的声誉，积累自己的利益，却又用儒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说教自欺欺人，倡导人们满足现状，知足常乐。
人，作为万物之灵，是不能满足现状的，因为满足就是停滞和落后，而不满足则是动力和前进。一个国家、民族、群体和个人，最大的祸害和敌人，莫过于自己对自己现状的满足。正如科学家爱迪生所说：“不满足是进步的首要条件。若你指给我一个心满意足的人，我可以告诉你，他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如果中国人满足于“三座大山”压迫之下的现状，就不会有新中国的诞生；如果中国人满足于计划经济之下的短缺现状，就不会有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发展。当然，不满足现状，就有一个如何看待名利的问题。
其实，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者的差别，以及共产党人与一切非共产党人的差别，不在于是否讲不讲名利，而是在于怎样讲名利。为人类、国家、民族、人民和集体的利益而奉献或献身，该有其名就应当有其名，名副其实；以诚实的劳动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该有其利就应当有其利，利益合理。这样的名利观，正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名利观。所不同的只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名利观是利人利己的名利观，而不是损人利己的名利观。而且，在个人的名利与国家和集体的要求发生矛盾时，可以牺牲个人的名利。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已经为各种模范优秀人物的推荐和教授专家的评审开放绿灯和通途了吗？我们不是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要素按贡献大小参与分配的政策吗？这样的名利难道也要主张人们去淡泊和抛弃吗？！所以，我们所要抛弃的，不应当是有利于民族振兴和个人进步的正确的名利观，而是损人利己的名利观，还有延续已久的“知足常乐”的国民心态。
当然，人们在名山佛寺大门上所看到的对联“晨钟暮鼓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梦中迷路人”，对追求个人名利而不择手段的人来说，也是一个有益的告诫。不过，如果不加分析地否定一切名利，永远保持知足常乐的国民心态，也就难有创新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扭转历史乾坤的创新思维，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辉煌业绩。同时，这也是中国人创新思维得解放的历史性新起点。然而，至今未改的统一的应试教育，连绵不断的政治运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现代文学的不良态势，又严重禁锢了中国人的创新思维。正确认识这些曾经发生过的现实问题及其社会影响，是中国人创新思维真正得以解放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