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宰相富弼采用朝士李仲昌的计策，从澶河；开凿六漯渠，将水引入横贯陇西的故道。北就（大名府）留守贾昌朝，素来憎恶富弼，私下与内侍武继隆勾结，命令司天官二人，等到朝臣聚会时，在殿廷提出抗议，就说天象显示国家不应当在京城的北方开凿渠道，这样会使皇上龙体欠安。几天后，二人又听从武继隆的主意，向皇上上疏，请皇后与皇上一起出来听政。史志聪将他们的奏章拿给宰相文彦博，文彦博看后藏在袖中。他召来二人问道：“日月星辰、风云气色的变异，你们可以说，因为这是你们的职责。为什么胡言乱语干预国家政治大事，你们所犯的罪有灭族之后果。”两个司天官十分恐惧。文彦博又说：“看你们两个也是狂妄愚昧之极，今天不忍治你们的罪。”把两人放走了。二人走了后，文彦博把他们的奏章拿给同僚们看，同僚们都十分愤怒而不解地说：“奴才们胆敢如此胡作非为，为什么不斩了他们？这样放他们回去，恐怕不好，一来纵容他们犯罪，他们会继续作乱，二来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请宰相治他们的罪。”文彦博说：“斩了他们，事情就公开化，宫中会闹得不安宁。”同僚们不以为然，认为宰相年老怕事。过了不久，大臣们又决定派遣司天官测定六漯渠的方位，文彦博还是派那两个人去。这二人怕治他们的前罪，就改称六漯渠在京城东北，而不在正北。事后，人们才明白，文彦博这样做既防止了流言泛滥，又控制司天官二人，为朝廷所用，使开凿六漯渠的工程得以顺利进展。同僚都称赞宰相文彦博人如其名，以文治国，处理事情恰到好处。小人物之心，心胸一般比较窄狭。当一个小人物做错了一些小事时，只要没造成重大恶劣的影响，完全可以在对其斥责后进行宽大处理，然后再加以委任。这时小人物就会抱着畏惧而感激之情去做好自己分内之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