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1.选题的背景。
自从银行产生以来，银行危机就从来没有停止过。1720年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和英国“南海泡沫”先后破裂以后，大量的银行倒闭；1873年、1893年、1907年美国出现了三次严重的银行危机；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中，日本的银行减少了近1000家，占当时日本银行数量的2/3以上，美国则减少了13000家，占美国当时银行数量的1/2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且各国普遍对银行业进行严格的管制，所以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银行危机鲜有发生。70年代末以后，各国普遍实施金融自由化、放宽管制的政策，又出现了大量的金融危机），最初的动荡是1982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同时还有80年代前半期美国银行接连倒闭的风波，然后是1987年华尔街股市崩溃、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裂、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在这些危机中，大量的银行倒闭，严重危害了经济的发展。1995年以来，我国也先后发生了一些金融机构危机现象：海南发展银行、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银行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等，由于经营风险巨大被行政关闭。
银行危机吸引了众多的经济学家对其展开研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对银行危机的解释主要集中于两方面：一种是基本面假说，该假说认为银行危机与宏观经济状况的恶化有关；另一种是预期的“自我实现”假说，认为银行危机是由投资者突发性的预期变化所导致的结果。虽然这两种假说基本能够解释1997年之前发生的那些银行危机，但是难以解释东南亚金融危机。在危机发生之前，东南亚各国经历了持续20多年的高增长，财政状况良好，国内通货膨胀温和，经常项目虽出现较大的赤字，但资本项目下持续顺差，这些都说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发展前景依然被国外投资者看好。因而“自我实现”假说不能解释东南亚金融危机。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家把注意力转移到银行体系的微观层面。他们认为，东南亚各国的银行体系缺乏必要的监管和规制，特别是当银行受到政府显性或隐性的担保时，一方面存款人知道一旦银行倒闭，他们并不会遭到经济损失，所以就没有动力通过提款来对银行施加约束；另一方面对银行来说，如果投资成功，银行获利，而一旦投资失败，坏账由政府承担。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倾向于发放过多的高风险贷款，这种道德风险问题将会导致金融风险的积聚超过了市场所能承受的程度。如果金融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爆发系统性的银行危机。
2.选题的意义。
从理论意义上来讲，尽管已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了银行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如何治理银行的道德风险以促进银行业的健康发展仍属经济学中的一个薄弱环节。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声誉机制和法治是控制道德风险的有效方法，因此有必要引入声誉机制和法治来治理银行的道德风险。这有助于充实经济学，特别是金融理论的发展。
从现实意义上来讲，我国存在隐含的政府担保，这种国家信用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虽然保障了国内银行的稳定性，但是，它同样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我国的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居高不下，恰恰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如此多的不良资产说明我国的国有银行实质上已经没有清偿能力。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一方面可能诱发银行危机，另一方面还意味着资源分配的低效率，把宝贵的国民储蓄拿来滥用，借贷给高风险低收入的项目。因此，有必要培育和完善我国银行业的声誉机制和法治水平，从而达到控制我国银行业的道德风险问题。
二、研究方法和主要结构
本书主要借鉴了银行危机的微观理论、声誉经济理论、新比较经济学、法和金融理论中的相关理论逻辑和分析模式进行论证。关于银行声誉在银行同其利益相关者的博弈中的作用机制主要基于博弈论、银行脆弱性的微观理论的分析方法。关于银行声誉的约束机制和管理机制中，则采用了声誉理论、博弈论、信息经济学的方法。关于法治对银行业发展的实证分析，则采用了面板数据模型的方法。
全书主要结构如下。
引言。引言对本书选题的背景和意义，研究方法和主要结构，创新之处做了总体性的介绍。
第一章：文献述评。本章第一部分梳理了银行脆弱性的微观理论，重点阐述了银行挤兑产生的各种原因。第二部分介绍了声誉理论的研究现状，并梳理了与企业声誉相关的文献。第三部分在总结新比较经济学核心思想的基础上，论述了新比较经济学的创新与不足，并尝试对一部分不足进行了完善。第四部分梳理了法和金融理论的主要进展。
第二章：道德风险和银行危机。本章首先阐述了道德风险的含义、成因和控制机制。然后说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催生了银行危机的道德风险假说，该假说认为政府担保导致了严重的银行道德风险，最终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银行道德风险的原因在于，银行的经营和交易活动中存在复杂的委托与代理关系，以及普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存款保险制度降低了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出现银行挤兑的概率，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但是存款保险本身存在的道德风险又加剧了银行体系的风险。
第三章：银行声誉的约束机制。本章第一节阐述了声誉的内涵、实施机制和发挥作用的条件。第二节说明了银行声誉对于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性。第三节以存款人作为银行利益相关者的代表，通过对Barro（1986）和Vickers（1986）货币政策模型加以变形，应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研究方法，在理性预期的假设前提下，通过建立银行与存款人的行为博弈模型，研究银行声誉的作用机制。结论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良好的银行声誉有助于引导存款人形成有利的预期，减少银行挤兑的发生，因此对银行来说，建立一个强银行的声誉至关重要。第四节论述了对银行的监管难以消除道德风险，应该把银行监管与声誉机制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声誉传递信号、促进银行自律的作用，以降低银行的道德风险。第五节阐述了信贷市场的竞争是如何改变银行在实施其承诺的声誉效应，影响银行保持其承诺积极性的因素包括银行自己的声誉，参与竞争的银行数量和它们的声誉以及来自证券市场的竞争。第六节分析了经理人市场和经理人的约束问题。当存在一个充分竞争的经理人市场时，经理人为保持良好的职业声誉（通过其工作绩效来观察），不得不努力工作。
第四章：法治与银行业发展。本章首先阐述法治的内涵及其对银行业发展的重要性，说明银行业的特性决定了法治对银行业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后论证了法治和声誉之间的关系，它们不仅在执行成本、执行效力和进入的难易程度这三个方面存在差别，而且还具有替代性和互补性。接着阐述了我国法治的状况和法律渊源。最后利用1997～2006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法治水平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法治水平对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差异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第五章：银行声誉的管理与评价。本章首先阐述了美国自由银行业时期，银行建立声誉的手段；然后运用Gray和Balmer（1998）的公司声誉与形象管理模型来研究了银行应该如何建立起良好的声誉；最后对公司声誉评价方面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再结合银行业的特殊性，设计出一套评价银行声誉的指标体系。
第六章：声誉、法治与我国银行的道德风险的治理。本章首先阐述了我国银行道德风险的表现形式及其危害性；然后分析了国有商业银行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模糊不清，国家信用担保加剧了国有银行的道德风险，银行内部的代理问题，信贷市场竞争程度低，法治水平低下；最后提出了治理我国银行道德风险的政策建议：以银行声誉来代替国家声誉，完善经理人市场，实行有限的存款保险制度，促进信贷市场的竞争，提高法治水平，完善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
三、创新之处
（1）在总结新比较经济学核心思想的基础上，论述了新比较经济学的创新与不足，并尝试对一部分不足进行了完善。
（2）以存款人为例，通过建立银行与存款人的行为博弈模型，研究银行声誉的作用机制。结论是在一定的制度安排下，建立一个良好的银行声誉至关重要。
（3）选取地区财政支出中公检法支出占GDP的比例作为度量法治水平的指标，并利用1997～2006年中国的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了法治水平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检验结果显示，法治水平对我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差异具有一定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