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励志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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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刚柔并济:品读林语堂的处世姿态

不管你的面孔是多么千变万化,总归要在这世上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黑、白、红、青、忠、奸、善、恶,只要稍不留神,就有从神位被打落到地狱的危险。所以说,处世要刚强但不能执拗,要柔韧但不要懦弱。林语堂说,“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就是让我们半刚半柔半悠闲,即过得要有个性而又从容。

忍耐失败能换得另一个乾坤

中国和平主义的根源,就是能忍受暂时的失败,静待时机,相信在天地万物的体系中,在大自然动力和反动力的规律运动之下,没有一个人能永远占着便宜,也没有一个人永远做“傻子”。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

人的一生之中,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挫折,无论是来自自身的,还是来自外界的,都在所难免。能不能忍受一时的不顺利,这就要看你是否有雄心壮志。一个真正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志在高远,不以一时一事的顺利和阻碍为念,也不会为一时的成败所困扰。面对挫折,必然会发愤图强、艰苦奋斗,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成就功业,这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困难正是磨炼人意志的最好时机,只有经受了困难挫折考验的人,才能成大事。

传说在尧的时候,天下洪水泛滥,大水冲毁了田园房屋,人们只能逃到树上和山中去居住,无法种植庄稼。作为部落首领的尧心急如焚,他决心治水,但因年老,所以只能苦心寻找能降服洪水、为民造福的能人。禹是颛顼的孙子,他勤奋敏捷,聪明能干,深受民众喜爱。接受了尧的命令之后,大禹和伯益、后稷开始了治水的工程。而此时禹才刚刚成婚4天,他毅然告别新婚妻子涂山女,投入了治水大业。在禹之前,他父亲鲧也曾治水,鲧采用沿河堵截,拦水筑坝的方法治水,在水患不太严重的时候还行,但一有大水,则无济于事,所以治水9年,一事无成,最后被杀了。禹面对这种艰难的局面,不气馁,不后退,认真总结了父亲治水的经验和教训,虚心地向有经验的老人请教,慢慢地摸索出了疏通河床,开渠凿道,把水引入大海的办法。

然而,治水谈何容易!当时人们不知道河水的源流、走向和地理环境,怎么去疏导洪水呢?于是大禹亲自带人跋山涉水,与野兽斗,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斗,考察山川形势,克服了各种难以设想的困难,总算制定出了制服洪水的方案。

但是治水依然无法进行,一些异族部落如三苗,不听劝说,拒不合作治水,成为治理水患的严重障碍,面对此种状况,大禹只好发动战争,征服了三苗。扫清了治水障碍以后,大禹夜以继日地与治水群众一起大干。有一次禹路过家门,本想去看一看离别几年的妻子,这时从远处走来了一群扶老携幼的灾民,禹看见了以后,毅然转身离开,赶往别处治水去了。就这样,历经失败、成功。大禹治水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后终于消除了水患。

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大禹没有被挫折吓倒,而是坚定不移,吃尽百般苦,才换得人民拥戴他为王。

古人认为,人的一生之中,遇到挫折是正常的,对于挫折,要勇于接受,不能因为遇到一点困难,就怒气冲天,不能忍耐。在《论语》中,孔子说:“一时发起怒来,不顾自身和亲戚。这难道不是因发怒而忘记了自己的安危吗?”

对此,《孟子》也说:“北宫黝守养自己的勇猛,觉得有一点打击就好像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了侮辱。他平常不理睬平民百姓,也不害怕大国国王。哪个诸侯攻击他,他就马上加以还击。”

人的一生谁没有挫折?有几个是一帆风顺的?自古以来,凡成大事者,无不屡受挫折。他们全都以自己大无畏的勇气,战胜了挫折。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

面对挫折、打击、磨难,应该是沉着应对,不能被这些困难所压倒。忍受挫折的一种方法是发奋东山再起,而不是由此沉沦。确实是为人处世的大道理。

然而,在有了痛苦的遭遇后,如果能够忍受失败的痛苦,克服遭受挫折以后的消沉;总结经验和教训,努力奋斗,那么摆脱遭受挫折后的困顿是必然的。

在受到挫折、困厄时,暂时隐忍,修身养性,冷静地分析一下自己失败的原因,听一听他人的意见,也是忍受挫折的一种方法,更是你重燃信心的动力。林语堂先生说,世上永远没有只占便宜的人,也没有永远的傻子,除非是你心甘情愿去当,那谁都无话可说了。

热爱我们的工作

有山林隐逸之乐而不知享者:渔樵也,农圃也,缁黄也;有园亭姬妾之乐而不能享、不善享者:富商也,大僚也。

——林语堂《乐享余年》

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赞同工作只是日复一日地受难的说法,或许你以前非常憧憬现在的工作,因为它既是你体面地位的认证书,又可以赚取钞票过自给自足的小日子,还可以结交一大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时不时出去“腐败”那么一下子,真是想想都能把人给美死。可是,等到真正谋到了那个曾经令你魂牵梦萦的位置,你不禁傻了,怎么一切都变样儿了呢?

其实,并不是工作的错误,错的是你的心态。即使是再感兴趣的事情,只要变成了谋取身上衣口中食的工作,都会顿失花颜之色,这是你的心境使然。

林语堂刚刚创办幽默刊物《论语》的时候,他作为主编前十期的刊物都是义务劳动,他也并无怨言,皆因乐在其中。他没有工作当成追求物欲的工具,而是津津有味地体会着工作的乐趣,发自内心的开心。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以美丽的心情工作,至死方休。”

然而,当代人们的想法却正好相反,无论是物品的价值或是对于人的评价,都以金钱来衡量,愈贵的东西就被认为愈有价值,愈有钱的人就愈伟大,可以说是一种拜金主义。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都用金钱来衡量,作为标准。

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不得不那么做。譬如说:国家征税,编列预算的,就不得不用一个人的所得来加以课税,这种情形下,金钱只是一个单纯而又方便的标准。

问题是世上的人如果都成了拜金主义者的话,那么除了金钱以外,就再也没有东西能作为判断价值的标准了。

然而,人们又认为努力工作赚钱是很愚蠢的,他们想要借着买彩票或赌博等发大财,妄想着不工作就可以轻轻松松赚到许多钱。

如此一来,不但勤劳的精神日益淡薄,工作的价值也不存在了,甚至失去了生命意义。

有人认为今后的世界必须以安定、安全、安心的三“安”为主,才能有所发展。

所谓安定,就是要使经济生活常保持安定,实行保险或社会福利工作,创造一个老有所安的社会环境。

所谓安全,就是指健康,不使人们在生命终止前受到任何意外事故或伤害,造就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

所谓安心,就是指精神上无忧无虑,如果不能做到安心的境界,那么前面两个“安”也将失去其意义。也可以说达到安心的境界,就自然而然地拥有了“安”。

我们如果想早日脱离不安的状态,过着安心的生活,就必须经常留心,注意学习,以拥有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然后才能够搞明白你究竟该用何种态度去努力,去工作,去享受,去换取最大的自由。

要活着就必须工作,要愉快地活着更得有工作。工作除了能得到报酬外,还能带给我们生活的意义,让我们充实,使我们觉得生活有几分价值和温馨。

一个人的尊严,并不在于他能赚多少钱,或获得了什么社会地位,而在于能不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开开心心、兢兢业业地安心工作,过有意义的生活。人们各做各的事,各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虽然不同,可是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的天分与专长,并将自己投入于创造的快乐之中,与社会大众共享,领悟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是现代人所最期望的。

有人认为事业有“适合时代”与“不适合时代”、“能赚钱”和“不能赚钱”的区别,说某种事业是“夕阳事业”,某种事业是“朝阳事业”。从某种角度看,这种说法也许是正确的。

欲享受工作之美的要素之一就是专心,也是敬业。因为敬业的人一定乐业,乐业的人必然成功。在乏味、被动的情况下,你不可能提高工作品质,也不可能在工作上发挥创意。敬业的人有一种认真的态度和坚持的习惯。古人提倡“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勤勤恳恳地把工作做好,把工作当做与生命意义密切相关的问题来看待。也正因如此,敬业的人,一生都绽放着活力和光彩。

工作,它充满了浓厚的人情、热情、欢情。一个没有人情,缺乏温情,极少热情,不知欢情的人,他可能有工作,但他没有朋友,性格孤僻,难以聆听到工作中那美妙动人的旋律。一位心理学家说: “对一个喜欢自己工作并认为它很有价值的人来说,工作便成为生活中一个十分愉快的部分。”

对热爱工作的人来说,工作就是人生的第一要义。工作使人振作、朝气蓬勃,但前提是他必须具备敬业的态度才办得到。敬业的人,经常忘记辛苦,忘记成败,忘记得失,他全神贯注地工作,一心一意把工作做好。套用《中庸》的一句话说:“至诚则灵。”在如此投入的状态下,工作不但有效,而且很容易发挥创意,把事业带到一个超然的境界,使人感受到一种精神的享受,感受到一种情操的升华,感受到一种人格的锤炼。

热情是吸引你步入成功的恋人。你要想大展宏图,就应该像热爱恋人一样热爱工作。同时,一经确定目标,就要定下心来,且学习去热爱那些不喜欢的工作。

热爱工作是事业成功的基本条件。上网聊天的人通宵达旦、乐此不疲,关键就是兴趣所在。工作也是这样,如果不感兴趣,就不会产生热情,精神与肉体都容易疲倦。这样的话,不仅不会做出成绩,对身心也都是一种损害,这应该说是一种人生的不幸。反之,对工作具有兴趣和爱心,就不仅会积极热忱地工作,同时也会从工作中享受到很大的乐趣。真正的幸福就是能主动培养工作兴趣而愉快地工作。

所以,如果你还宠爱自己的心灵的话,就不要对它太过苛刻,而是指引它去热爱工作吧。你会发现,一切都会变得有趣和简单、充满生机。

知人与自知

我们只有知道一个国家人民生活的乐趣,才会真正了解这个国家,正如我们只有知道一个人怎样利用闲暇时光,才会真正了解这个人一样。

——林语堂《人生的乐趣》

了解别人是一种很需要技术的艺术活儿。就像一个面团儿,有的人能把它搓成艺术品,可它到了莽汉笨汉手里,就只能被鼓捣个丑八怪出来,或者十天半月还只能以面团的最原始姿态留在人世间。这种技艺,是很容易做的,只要不是残疾,几乎人人都有能力去完成,不同的是,一些人有的是能力,一些人有的是潜力、资质而已。

知人知己,恐怕是这个世上比较困难的事情,要将它学好,绝非易事,而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

世界上最复杂的是什么?是先进的空间、生化技术?是最绝的杂技表演?不,都不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最诡异的是人,是人的心。

所以,在我国就有“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心难测,海水难量”,说起最可怕的事情,也往往不是豺狼、虎豹,而是“人情反复”。

所以,老子告诉大家:“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老子说,只有一方的“知人之智”不行,只有另一方的“自知之明”也不行,而应当合起来,既有知人之智,又有自知之明,这样就可以在人际关系中做到明智了。

善知人者,甚至可以建邦、治邦、安邦、得天下。刘邦何以能灭“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原因之一就在于他能知人、用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定国家,稳定后方,安抚百姓,源源不断地供给军饷,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冲锋陷阵,战必胜,攻必取,我比不上韩信。此三人可谓当今豪杰,天下奇才。但是,我能悉心委用,所以能得天下。”李世民为何能治出一个世人皆赞的“贞观之治”?重要原因亦在于知人、用人:“自古帝王多嫉妒才能胜过自己的人,而我看见别人的长处,就和自己的一样高兴。无论何人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我往往能弃其所短,而取其所长。有的帝王爱贤者恨不得抢在怀里,憎不肖者又恨不得推入沟壑;而我对贤者很尊敬、重用,对不肖者也能可怜他,使两者都能各得其所。自古帝王多厌恶正直之士,或者公开杀害,或者暗中杀害;而我从即位以来,正直之士,比比皆是,立满朝堂,而我不曾罢免过一人,也不曾给一人治罪。自古帝王皆看重汉族,看不起少数民族;而我独独能一视同仁,一样爱护关怀,所以他们都把我看成父母。这五件,就是我能够建立这么大功业的原因啊!”

可见,知人如果做好了,是必有一番大作为的。但是,如何才能很好地了解他人呢?

知人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如果你也有这种功夫,那么就不怕总是不小心碰上心术不正的“坏人”了,不过那种看人的功夫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领悟得了的,而且,你还不一定会有耐心去学。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和许多不同性情的人共事、交往、合作,把好人看成坏人对自己来说没有太大关系,但若是把坏人看成好人,那对自己的伤害可就太大了。对“看人”、“知人”没有一点能力还真是不行的。

那么我们要如何来看人呢?当然,就得靠那句古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了”。

我们要学会用“时间”来看人。所谓用“时间”来看人,就是指通过长期观察,而不是在见面之初就对一个人的好坏下结论,因为太快下结论,会因你个人的好恶而发生偏差,从而影响你们的交往。另外,人为了生存和利益,大部分都会戴着假面具,你所见到的是戴着假面具的“他”,而并不是真正的“他”。这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这些假面具有可能只为你而戴,而扮演的正是你喜欢的角色,如果你据此判断一个人的好坏,并进而决定和他交往的程度,那就有可能吃亏上当或气个半死。用“时间”来看人,就是在初次见面后,不管你和他是“一见如故”还是“话不投机”,都要保留一些空间,而且不掺杂主观好恶的感情因素,然后冷静地观察对方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再怎么隐藏本性,终究要露出真面目的,因为戴面具是有意识的行为,时间久了自己也会觉得累,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会将假面具拿下来,就像前台演员一样,一到后台便把面具拿下来。假面具一拿下来,真性情就显露了,可是他绝对不会想到你会在一旁观察他。

用“时间”来看人,你的同事、伙伴、朋友,一个个都会“现出原形”。你不必去揭下他的假面具,他自己自然会揭下来向你呈现真面目,展现真实自我的。

用“时间”特别容易看出以下几种人:

其一,不诚恳的人。因为他不诚恳,所以对人、对事会先热后冷,先密后疏,用“时间”来看,可以看出这种变化。

其二,说谎的人。这种人常常要用更大的谎言去圆前面所说的谎话,而谎话一说多说久了,就会露出首尾不能兼顾的破绽,而“时间”正是检验这些谎言的利器。

其三,言行不一的人。这种人说的和做的是两回事,但通过“时间”,便可发现他的言行不一。

事实上,用“时间”可以看出任何类型的人,包括小人和君子,因为这是让对方不自觉地“现出原形”的“检验师”,最为有效。

既然已经学会了如何去“知人”,那么“知己”又当是何种心思呢?

我们就再来说说张良。他不但有才华,人际关系也处理得相当好,刘邦开国的三大功臣中,韩信最后被杀了,萧何也几次被刘邦怀疑过、惩罚过,而张良没有遇上这些事情。这就归功于他既有深邃的知人之智,又有高超的自知之明。

他有深邃的知人之智,凭借这一点,他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善于出谋划策,因此帮助刘邦建立了许多功业,功劳很大。

但是他又有自知之明,自己知道虽然功劳大,但不应该去和别人争功,处处感到满足,因此他从不居功自傲。正因为他有自知之明,所以心态很好,说: “自己凭着三寸之舌成为帝王的军师,封得万户侯,这是平民所能达到的最高点了,这对于我张良来说已经很满足了。我愿意抛弃人间的事情,随着赤松子去漫游。”于是他就学辟谷,学导引,功成身退,隐居起来,实现了他一个美好的、成功的人生!

再来说说萧何,他是刘邦的得力助手,被刘邦看做如同自己的左右手一样重要。萧何很会处理他和刘邦的关系,他十分了解刘邦,也了解自己,他是把人际关系作为学问来研究的。

萧何本来是沛县的功曹掾,通晓法律,大概因为法律也是研究人的学问。所以他当然对人际关系研究得很精通了。刘邦为平民时,后来做亭长时,萧何曾多方保护帮助他,因为有知人之智,他看到刘邦绝非寻常之人。萧何后来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奇功,被封为相国。

萧何很会琢磨人际关系的变化,并在变化中把握、处理人际关系。朋友、敌人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的,要善于观察到关系的变化。

他自己和刘邦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变化中调整与刘邦的关系。刘邦在外面打仗,平定陈稀的叛乱,听到韩信被杀后,拜萧何为相国,加封五千户,并给了他一支特别的卫队,由五百名士兵,还有一名都尉组成。大家来贺喜,但有一个叫召平的人不这样,他对萧何说:“你将要有大祸了。皇上在外边辛辛苦苦地打仗,你留守关中没有危险,为什么反而增加你的封地,还要给你配上卫队?这是因为韩信在京城谋反,刘邦也开始怀疑你了。希望你坚决地推辞掉,不要这些,还要把全部家产捐出来作为军费,这就会使得皇上高兴,不怀疑你。”萧何有自知之明,也了解刘邦是个什么人,就听取了建议,巧妙地调整了他和刘邦的关系,还多次捐出自己的财产作为军费,于是,刘邦就有放过他的意思了。可见,自知不但可以保官爵,还可以保全性命呢!

看来懂得做人处世的道理,还是首先要“知人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才能打得一个又一个漂亮的胜仗!像水一样柔和,但不要是污水

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主宽主柔,主知足常乐,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主争主夺,主希望乐观,主进取不懈。中国人主让,外国人主攘。外国人主观前,中国人主顾后。

——林语堂《无所不谈·论中外之国民性》

我们中国人从小知道这样的道理:最尖利的刀刃是容易折断的,最高大的树木往往会招致斧头的猛砍,所以大家都在一次次的摧折中沉默了,柔静了,也终于明白古人云“上善若水”的道理。

水是最普通、最柔和、最看似无侵无害的。然而,也是最具毁灭一切力量的,于是我们深深地崇拜着、遵循着、学习着。

关于我们的生存方式,林语堂在作了一番分析后,总结一句:“东方之道,让然后得;西方之道,攘然后得。”

这是阴柔文化和刚性文化的比较。我们知道林语堂在小说《庸人街》里也进行了这种比较,同时得出了要以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和柔性智慧调和西方文化阳刚精华的结论。林语堂认为,中国人还要学点西方人的法治意识,这就是抑阴补阳的需要。

显然这种文化调和观念承认阴性文化有其优越之处,其优越性到了今天愈益明显。“到了今天,欧洲人要学会对人生、对他人比较宽容的态度以及和平精神,才不至于同归于尽。”阴柔之物不同平常。阴性是母性。母性博大、深厚,它的力量潜藏在内部和深层,表现出无穷的涵容性,持久的承受力、支持力和点滴积累的征服力。这便是“柔弱胜刚强”的道理,是“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道理,道家崇柔,崇柔则抑刚。老子曰:“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强梁者不得其死。”“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

如若将强、柔二字比之于男人,阴柔是女性。女性从来比男性更能承受苦难,化解痛苦和不幸,更能坚持和默默努力,寿命更长,也总是最强的男性的主宰者,其风韵、其温情可谓无坚不摧。面对困境,女性的柔中之刚总能得到充分的发挥,让男人大吃一惊,刮目相看。因此,若在危机之时,往往会涌现出大批女英雄。比如北朝的花木兰,宋仁宗时的杨门女将,韩世忠的英雄夫人梁红玉,以及近代乱世的豪杰赛金花,等等。

林语堂小说《朱门》的主人公柔安名如其人,平时给人温婉柔弱的印象,送遏云逃出西安时的果断勇敢才第一次显露出她的另一面。不过对她来说,真正严峻的考验还在同爱人李飞分手之后。父亲的突然去世,叔叔的辱骂驱逐,都未能将她压倒。她怀着孩子来到兰州,租房住下,一边教课维持生计,一边从容不迫地为分娩作着各种准备,等着李飞的消息,等着他从新疆归来。坚定、沉稳、自信,她终于安全生下孩子,回到亲人身边后又与爱人重逢。李飞随着战争结束,远途归来,眼看一场人生大戏落了幕。但他知道自己不在的时候,家里演出过一场更大的戏剧。“他是一切事件的主因,却被一个女人的力量挽救了。”“现在他深深学到了有关男女的一课,女性比男性更能面对生命的波折。”他发觉,他身为男人,也算得上作家,比起柔安来,只在生命中串演着微不足道的角色。小说还写到另一个女子春梅的精明能干,委曲求全,准确地把握自己的行动和命运。她后来也得到了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幸福。最奇妙的是,林语堂在小说《奇岛》里设计了一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男性心灵抚慰学院”,专门招收女学员,培育和发展她们原有的引导和造就好丈夫、好男人的天赋能力。

如若以强、柔二字比之于物,阴柔是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水之可取之处真的甚多。老子、孔子和孟子皆赞水,是因为水有“根本”。按庄子的说法,“水乃天德之象”。因为水“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淡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庄子·刻意》)。老子谓“上善若水”。水作为阴柔之德的象征,理由之一是:“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他看出水的力量来了:“天下柔弱莫过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也。”这也印证了“水滴穿石”的学说。总之水能容万物,居下不争,外弱内强,积而成大。林语堂也经常从这个角度赞美水。认为水给了他生活和事业的莫大启发,使他能够始终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在乱世中享受一个人的幸福。

所以,对一个人而言,个性偏于阴柔者往往会取得与众不同的大成就。这种人也许有才华,但不外露;没有如火的激情和冲天的壮志,但稳重扎实,认准了一个目标便百折不回。这种人常常较为内向,而且表面上有胆小、怕事、腼腆、害羞的毛病,使人容易将他误认为弱者,其实这种人特别有自尊和不受拘囿。更奇怪的是,这种人很多都是天赋平平和外貌平平者,他有限的天赋,他曾经被侪辈不断超过和被众人长期漠视的经历,与他最终的辉煌成就形成有趣的对比。他的内向,他的不出众,决定了他未成名时引不起人们的关注和好感,不会有人平白给他什么机会和帮助。他全靠自己,他需要付出更多,他的成功来自一点一滴的拼搏。从这种人身上,我们也许可以归纳出几条人格力学原理。可也要警惕人柔而成懦,软如一摊泥,这就一文不值了。总之,温柔、安静、平和而内力强韧是这种人的整体性特征。

但是,如前所说,阴柔文化又容易产生流弊,特别是中国人,不少柔性品格容易而且早已被过分强化。于是坚韧生出麻木,平和生出惰性和冷漠,忍耐积成得过且过的恶习;宽容牺牲了原则,取消了社会公德、高尚情怀和应有的正义感;智慧降格为精明,退而为钩心斗角的阴谋诡计;贪婪自私孕育出腐败堕落的社会,阴湿懦弱滋生了猥琐卑贱的人格。这样,社会上人气渐失,阴气渐浓,鬼气森森,文化和人文环境皱缩成一块湿乎乎、软绵绵、脏兮兮的抹布,碰上它时,正如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所说,就是一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为什么中国人害怕透明,害怕公开竞争,害怕当面交锋,而喜欢暗室操作、幕后交易和冷箭伤人?为什么在中国,你经常碰上的都是软钉子,不疼,不起包,但痒,痒得无从抓挠,痒得心里难受?为什么中国少昂扬激烈、慷慨悲歌之士,而多破靴党、二丑和各种各样的小爬虫?

林语堂说,如汤圆、如面条的人倒被看成有修养的人。颜习斋的议论专对读书人而发,说白面书生,率柔脆如妇人女子,求一豪爽倜傥之气亦无之。社会的进步首先靠人的进步。还是梁任公的话:“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中国人身上的阴柔品格,不是不让你用,而是一定要当心切勿走得极端,否则就没有了能支撑得起你的骨头了。而人生若此,还不如不活。

给自己一个柔性天下

小汤姆在学校面对美国同学的挑衅,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在送衣服的路上遇到顽童们的袭击,忍住怒气,主动避开。这件事在家庭中引起争论:洋化的哥哥认定,唯一的办法是跟他们打;冯老二和冯太太坚决予以反对。冯太太平静而有力地说:“为什么要这样小题大做呢?如果这条街不好,不要从那里走就是了。这不是很简单吗?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方法,我们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的方法。这就是我们生存的方式,也是我们中国人的待人处世之方。”

——林语堂《唐人街》

中国人在待人处世中,最明显的人生态度、处世方式表现为在逆境中的暂时忍耐,在巨大的无法克服的障碍面前迂回前进,在瞄准目标以后不声不响,一点一滴地坚韧努力,在待人接物上谦让、随和和不计小过,在着眼未来和深谙谁笑到最后谁笑得最好的奥妙,在甘居于适合自己的平淡和享受中,在更多地借用心力而非物力去战胜敌人、战胜环境和获取成功。忍耐是为了积蓄力量,待机而发。虽然这需要承受内心的煎熬和克服感情的冲动,带着某种宗教意味,显出几分崇高。必要的忍耐和迂回前进每每并行。

谦卑、居后是一种人人都颂扬的“大道”。在这点上,几乎是中国人普遍认同的,它不仅为道家所提倡,也为儒家所赞赏,不过两者的立足点不同。儒家将它当做道德修养的要求,而道家则从生存主体自身的利益出发,为了不引人注目,以免树大招风;为了避免陷入是是非非的纠缠,以求活得轻松自在;为了以退为进,以不争达到无人能与之争。最后,这种处世之道还表现为顺应自然,宽容大度,达权知变。

这种人生态度和处世方式,对身居逆境者意义独具,但它绝非弱者哲学。一个身处逆境、困境的人首先要有战胜自己的足够强大的内心力量,才能够忍耐、退让和不争,着眼于未来,忍辱负重,耐得住寂寞和孤独的摧残,不怕一次又一次失败,不声不响地挣扎,慢慢地、慢慢地迈向光明。这要多大的毅力!老子云:“胜己乃谓强。”

这里应该再次指出,忍耐并非一味妥协,退避并非投降,不争并非放弃一切,顺应自然并非什么都不干。这反映了原则和行为选择之间的正确关系,是“了解刚性而以柔性去处理它”,是“知其雄,守其雌”,是对“度”的准确把握。另外,的确还有个所处环境的问题,它更决定了行为方式。

对于这种隐忍温良的性格,林语堂言:假使这一个现世的生命是我们一切所有的生命,那么吾们倘要想快快乐乐过活,只有大家和平一些。从这点来看,欧美人的固执己见与不安定的精神,只可视为少壮的粗汉之象征,如是而已。

在我们泱泱几千载的大历史中,有多少帝王将相,因为阴柔而登上宝座,因为和平而稳定天下。而那些脾气暴戾倔犟的,又无一不断送了江山。

比方说李世民,看似厚道仁慈,可政变发生之时处理起他的兄弟来毫不手软;

比如说刘邦,看似无能,可飞鸟尽良弓藏,诛韩信也是快刀斩乱麻;

比如说赵匡胤,看似有情有义,可轻松地设一宴就杯酒释了兵权……

所以,处世为人的最高等智慧,就是阴柔,是明里一团火,暗里一把刀。

但是,中国人也讲究过犹不及。

柔太过,必然无骨头;刚太强,必然被折断。这其中如何调节,完全就在你是否聪明了。不与俗人为伍,不与假道者为伍

杜牧之“人世难逢开口笑,菊花插得满头归”,乃是吾所欲看的。夫菊花插得满头,是如何“不雅”的样子,而杜牧竟敢叙之,是诚难得。总是儒者之伪,在文中排臭架子,欲于一笑一颦之中尽合圣道耳。

——林语堂《笑》

这个世界上,人之所以可笑,就是因为他把自己放错了位置。那些越是自以为是、越是古板苛刻的人,越是觉得只有自己走的才是“圣化”,是“大道”,才是“皇家风范”。殊不知,正是这种扬扬得意的“圣道”,让自己在世人眼中显得既庸俗,又可悲。

林语堂与外交大使、庶民百姓同席而坐,全不在乎,只是忍受不了仪礼的拘束。他决不存心给人任何的观感。他恨穿无尾礼服,他说他穿上之后太像中国的西崽。他不愿把自己的照片发表出去,因为读者对他的幻想是个须髯飘动、落落大方、年长的东方哲人,他不愿破坏读者心里的这个幻想。只要他在一个人群中间能轻松自如,他就喜爱那个人群;否则,他就离去。这就是那个极其自然、极其可爱的林语堂了。

是的,要想过得痛快,过得真实,丢却一派天真又怎么行?老子有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所以朱熹虽是大儒,但他的文章绝对不会受到人民大众的喜爱,因为他的“儒道”,晦涩难懂,并且有违背人性的嫌疑。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常常坐在石阶上观赏蚂蚁和牧羊犬。有人问他为什么对自然之物有那么大的兴趣,德谟克利特说:“所有人都是自然的学生,智者更不例外。我们从蜘蛛身上学会了纺织,从燕子身上学会了建筑,从百灵鸟身上学会了歌唱。”这同林语堂先生夸耀的真正的诗人要向天地撷取灵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可惜的是,现代人总是不能忘记伪装,而只一味遵循模式,最后把自己弄成个“四不像”,并且较之先前,也大大落后了。

其实,在现代社会里,崇尚一切“贵族化”程式的人已经少有立足之地,而渐多起来的是那些巧言令色之人,他们虽不刻板,但相当可恶,虽不固守“大道”,但也相当投机,总之,都是经世事“装潢”过的人,即便是悦人耳目的,也只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伪君子。

花言巧语的人就像人带了一副面具,我们必须透过这副面具看清他的本质。也许,在人际关系里,每个人都有许多不同的面具:上班时对上司戴一副面具,对下属戴另一副面具;下班时归家后戴一副面具,与朋友相处时又戴另一副面具,打扑克玩麻将时戴的另一副面具。面具是人际交往中一种适应和防御措施,也许本身无所谓好坏,但生活中人大抵过分热衷和执著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形成严重的自我异化,人的天性(佛性)和人格面具之间形成尖锐的对立和冲突,最终丧失自我,这样似是而非、似真还假的生活,不能真正认识自我、把握自我。

摘掉面具,诚以律己、诚以待人才能做到“真”。而不是花言巧语,巧言令色。所谓诚以律己,即能做到敢于正视自我、承认自我。诚以待人,即能做到对别人少一点防御,多一点接受。倾听自己的心声,也倾听别人的心声,达到真诚的内心交流。也只有真诚的相处与交流,才能真正把握我心与他心的同一无碍,才能得到自在自由。也就是说,拿出你对待亲人、对待朋友的坦诚真挚态度对待一切人。当你能这样做时,你会感到生活是轻松、坦荡、美丽的。

有人对孔子说:“冉雍这人有仁德却没有口才。”孔子反驳道:“何必要有口才呢?靠口才对付人,常常惹人讨厌。没有仁德,光有口才有什么用呢?”

孔子不愧是大师,他让我们知道,德行永远比口才重要。同理,自然而天真烂漫的人永远比矫揉造作的人受欢迎得多。

为人,不可太单纯,以免让人家说你太傻,也不能太圆滑,以免让人家鄙视你。如果能做到不与俗人为伍,亦不与假道者为伍,就是到了最理想的境界了。

你有嘴巴,却不一定会说话

一个明显的谎语倘用了优美的形式说出来,也可以受到赞美。

——林语堂《文学生活》

才子难管住的是这张嘴,祢衡之所以在三国里刚刚崭露头角就被黄祖杀死了,就是因为嘴头上太不仁慈。杨修也是一样,虽然智商很高,也没看好当家的东西——脑袋,也是那张爱卖弄聪明的嘴巴帮了倒忙。

但是既然老天公平地赐予了每个人一张嘴巴,那除了喂饱肚子肯定要说话。但说话跟说话有水平上的差距和本质上的不同,为官的一开口,就是措施、政策乃至法律。大姑娘小媳妇围在一起肯定讨论的是谁做得好饭食,谁画得好妆容。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说话就是说话。说得好听,对方开心;说得难听,对方瞪眼。无论我们说什么,对世界的影响都很小,但对我们个人的生存状态却影响很大。一般来说,谨言慎行,掌握说话技巧的人比较容易受到别人信任,说话太多的人却不那么受人重视。

这怨不得别人,只抱怨自己这张不经大脑就漏词儿的嘴巴。一个人特别爱说话,说明他自控能力不强,易冲动,经常因情绪伤害理智。试想,连自己的嘴巴都管不住,又能管好什么事?并且,一个人整天唧唧喳喳的,总得有些实在的内容。他的生活经历有限,不知道那么多趣闻逸事;也没工夫读书,不可能天天给你讲世界名著。说来说去,无非东家长西家短,拿别人的隐私、缺点当作料,煲成一锅大杂烩。对这样的人,谁敢跟他交心交底呢?

最重要的一点,无论是谁,若想被人冠上“可爱”、“可敬”、“可信”、“可亲”之类的字眼,一定要善于伪装,或者说“包装”——将缺点隐去,将优点突显出来。漂亮时装能包装外部形象,真知灼见能包装内在思想。可是,一个爱说话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久之必然将自己的优点、缺点全部暴露于人前,赤条条无遮无掩。除非他“天生丽质”,毫无瑕疵,否则很难被欣赏。

一个特别爱说话的人,总是不假思索地对任何事发表见解,好的意见与错误观点混杂,泥沙俱下,让人难取难舍,只好当废话听。久之,人们必然认为这个人没有见识,只会乱说一通。平时是没人重视他的,想散布流言飞语时,才会借用一下他那张关不住的嘴巴。这种人很容易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社会上的小道消息,主要是靠这些人传播开来的。

因此,总结上述杂七杂八,有人就说:沉默是金。沉默本身不是金,只是一个炼金的过程,将各种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得出一个相对合理的结论后,才谨慎发言。这样,他给人总是捧出金子,自然会被看成一个极有价值的人,因而受到重视和信任。

所以,那些老于世故的人留下了一句极有价值的忠告,“话到嘴边留半句”。先把自己的话过滤一下,就不容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伤害了。

话到嘴边,留下哪半句呢?

首先要留下自己或他人的隐私和秘密。这两样东西最伤人。偶有一些人,“心底无私天地宽”,敢说敢做敢当,不管什么隐私,“事无不可对人言”。这种人都是遍体鳞伤的英雄。其余的人没有勇气做英雄,最好还是选择做个“与人为善,与自己为善”的老好人。

其次要留下的半句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说法。正如索罗斯说:“我们对世界的所有认知都有缺陷。”所以,不要执于偏见。凡事多思考,未必能抓住真理,但至少可以使谬误少一点。

第三要留下的半句是对别人的批评和责怪。如果你确定非这样做不可,也要点到为止,以不伤害对方的自尊心为度。

第四要留下的半句是人人皆烦的抱怨。生活本来就是不如意的事要占很大比例,你到哪里去找一个圆满的世界?抱怨不能使世界变好,反而会使心情变糟,何必多说?倒不如闭上看到杂乱无章的那只眼睛,只留一半看世间,则美妙风景,尽收心中了。

第五要留下的半句是只会徒费唇舌的废话。

只要你能做到谨言,就可能有慎行的出息。那么生活和处世,对你来说,还不是如鱼得水般自由自在了?梦,还是非梦

梦中人说:“人生不过是一场梦。”现实主义者会说:“一点不错,让我们在梦境里尽量过着美满的生活吧。”

——林语堂《醒觉》

有些人活得轻松而潇洒,有些人过得痛苦而紧张。不必说,人的青春宝贵,年华易逝,当然愿意让自己趁着年轻快乐地挥霍。可是这些在大学时期的梦想早已伴随早上机械的步子,拥挤不堪的公交车被一些污浊恶气荼毒了,感染了,被压得扁扁的车轮子辗得粉碎了。

所以他们就会出现莫大的痛苦,所以就会厌恶这个俗世。

难道,果真是他们背弃曾经许下拼搏的诺言了吗?果真是曾经看来如此光华灿烂的世界背叛他们了吗?

这个人生,该怎样去过,梦着还是醒着?

梦是痛苦的,清醒比梦更痛苦。

林语堂“活在梦里”的幸福其实旨在对人们说明,人类所有的烦恼都来自于他们对外界的过度反应,也就是过度的清醒和敏感。通常最令人讨厌的家伙,是那种能够诱惑你不断接受他挑战的人。有人研究对于关在笼子里的猴子,无论你怎样叱责或者是手舞足蹈,它通常不会理会,但如果在它饥饿时用食物挑逗它,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会变得暴躁不安,会因为受到食物的诱惑却得不到而气急败坏。所以,如果要保持生活中的平静,你就要能够顶得住诱惑,对于种种不安的事物和干扰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千万不要接招,让它自生自灭。

懂得生命情理的人是睿智的,精通智谋权术的人是聪明的,通达天命难违的人是自在的,这是很久以前古人告诫后人的一段至理名言。

以上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懂得无可奈何的事都自然而然的,因而安然处之,这样就没有什么悲哀,没有什么欢乐,那么又有什么必要改变自己既定的人生看法呢?所以,那些有智慧的哲人只会默默地把自己所遭遇的境况看做是命运,而不把心思放在那些事上;只会全身心地去与大道融为一体,不会对那些事有什么喜乐和忧烦。从而达到梦中带醒,醒中带梦的境界。

古时候,子舆与子桑是好朋友。有次连绵大雨下了十多天,子舆说:“子桑大概要饿肚子了!”说完把饭放在罐子里,怕路上凉了还用布包裹了就去送给子桑。来到子桑门口,就听到子桑像唱歌又像哭诉,还拨着琴说道:“父亲呀!母亲呀!老天呀!苍天呀!”当他的声音喊得似乎已声嘶力竭时又急促地唱起了他的词句。子舆走了进去,说道:“你唱的歌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样呢?”子桑回答说:“我在思索着使我走到这种绝境的原因,但是想不出来,父母生我养我,难道会让我这么贫困吗?天没有偏私地覆盖万物,地没有偏私地承载万物,天地怎么会偏私地使我贫困呢?我一直思索使我造成潦倒贫病的原因但想不明白啊!那么我今天落到这么绝境的原因大概是命中注定的吧!”

子桑的歌词中虽然有着某种对命运无可奈何的哀叹,但像他这样即使遭遇贫困而仍然能够安然处之,依然能保存自己的品质和本心,就实在难能可贵了,所以就有了做圣人的情思。

那么,怎样才是我们人生的最高境界呢?庄子说,古时候具有很深厚道德修养的人,忧患不能入其内心,邪气不能侵其身体,所以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伤害他。人如果能避开世事,达到虚无的境界,又有什么东西能伤害他呢?

要达到这样一个崇高的境界,就要对自己的生活作一个全面的设计,林语堂的“半半哲学”恰恰就是让人们清醒一半,然后再糊涂一半。他告诉我们,话不要脱口就说,路不要走得太快,耳朵不要过细地听,眼睛不要长时间地看,坐不要时间太久,睡不要等到疲惫,天还未冷就加衣服,觉得热了便减衣服,不要饿极了才进食,也不要吃得过饱,不要到渴了才饮水,也不要一次喝得太多。东西吃多了就会积食不化。不要过分劳累,也不要过分安逸,不要起得太晚,不要汗流浃背,不要太贪睡眠,不要飞马跑车,不要吃太多的生冷食物,不要喝了酒又吹冷风,不要频繁地沐浴洗澡,不要总想出人头地,冬天不要太暖和了,夏天不要太凉爽了,不要在露天睡觉,不要在睡觉时把肩膀露在外面。五味入口都不宜偏多,因为酸的吃多了伤脾,苦的吃多了伤肺,辣的吃多了伤肝,咸的吃多了伤心,甜的吃多了伤肾,时间长了就会折寿,这些方面都是符合阴阳五行的自然道理的,所以说到伤害,是不知不觉的,才不足而苦思冥想,力不从心而勉强干事,悲哀憔悴,喜乐过度,急切的欲望,长时间的谈笑,起居没有规律,操弓持箭,烂醉呕吐,饱食后随即就睡,跑跳得气喘吁吁,欢呼哭泣,阴阳不调,都会对身体带来伤害,这些伤害达到极限就会早死,这就不符合人生的规律了。

所以说,梦再好也只要沉酣片刻,对社会对世态炎凉再洞察入微也只要清醒半分,该糊涂的时候糊涂,该严肃的时候严肃,然而在严肃的时候装糊涂可以,反过来却只会贻笑大方。看来梦与醒的学问,尚待人自行去研究。

像大河流淌的速度

在我们许多人中,有时震音或激越之音太多,因为速度错误了,所以听起来很觉刺耳:我们也许要多有些像恒河般伟大的音律和雄壮的速度缓慢地永远地向着大海流去。

——林语堂《人生是一首诗》

先人有云:静若处子,动若脱兔。可见人若是安静就要随时,若要有所动作就需敏捷,二者都是有灵性且是美的。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却少有人再能“知其雄,守其雌”了,只是一味地加紧了脚步,好像不争夺就无以得天下似的。生命,也变得乏味得多了。

其实,你不应不知道生命和生活的美丽,恰恰蛰伏于最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平平常常之中。林语堂在《一捆矛盾》中这样叙述自己的理想和快乐。他说:

“我愿自己有屋一间,可以在内工作。此屋既不须要特别清洁,亦不必过于整齐。不需要《圣美利舍的故事》中的阿葛萨用抹布在她能够到的地方都去摩擦干净。这个屋子只要我觉得舒适、亲切、熟悉即可。床的上面挂一个佛教的油灯笼,就是你看见在佛教或是天主教神坛上的那种灯笼。要有烟,发霉的书,无以名之的其他气味才好……

我要几件绅士派头儿的衣裳,但是要我已经穿过几次的,再要一双旧鞋。我须要有自由;愿少穿就少穿……若是在阴影中温度高到华氏九十五度时,在我的屋里,我必须有权一半赤身裸体,而且在我的仆人面前我也不以此为耻。他们必须和我自己同样看着顺眼才行。夏天我需要淋浴,冬天我要有木柴点个舒舒服服的火炉子。

我需要一个家,在这个家里我能自然随便……我需要几个真有孩子气的孩子,他们要能和我在雨中玩耍,他们要像我一样能以淋浴为乐。

我愿早晨听喔喔喔公鸡叫。我要邻近有老大的乔木数株。

我要好友数人,亲切一切如常的生活,完全可以熟不拘礼,他们有些烦恼问题,婚姻问题也罢,其他问题也罢,皆能坦诚相告,他们能引证希腊喜剧家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中的话,还能说荤笑话,他们在精神方面必须富有,并且能在说脏话和谈哲学时候儿坦白自然,他们必须各有其癖好,对事物必须各有其定见。这些人要各有其信念,但也对我的信念同样尊重。

我需要一个好厨子,他要会做素菜,做上等的汤。我需要一个很老的仆人,心目中要把我看做是个伟人,但并不知道我在哪方面伟大。

我要一个好书斋,一个好烟斗,还有一个女人,她须要聪明解事,我要做事时,她能不打扰我,让我安心做事。在我书斋之前要修篁数竿,夏日要雨天,冬日要天气晴朗,万里一碧如海,就犹如我在北平时的冬天一样。

在别人眼中,这些确实都是微不足道,甚至是不屑提及的事情。但是,它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幸福,真正如流水一般的淡然、平缓,蕴涵着一种博大的智慧,即享受人生,享受清闲。

对于平常的无端蔑视和漫不经心也许是我们最经常、最易犯而又最不可宽恕的错误之一。令人吃惊的是,竟有那样多的人对平常是那样地不屑一顾甚至不屑一提,尽管他们几乎一生都是在平平常常中度过。当久违的朋友相互问候时大家只是互道忙碌,珍重,就是来不及坐下来叙叙友情,交流一下生命感悟,再走进朋友的内心,抚慰一下被现代生活挤压的心灵。

的确,较之于那些叱咤风云的伟人,惊天动地的业绩,平常之人的平常之事,就未免显得平淡无奇了。但是,平常毕竟是生命的主体,也是生活的主体。就绝大多数人而言,终生作为平常之人,拥有平淡无奇的生命;就绝大多数职业来说,永远只为平常之事,拥有平淡无奇的记录。即使是灿烂多彩的社会生活,那种波澜壮阔的英雄之势,惊天动魄的历史事件,毕竟也只在很少的时候出现。

在绝大多数的时候,社会的脚步也只是悄无声息地移动,犹如一条平淡无奇的河流。因此,对于生命主体和生活主体的蔑视甚至否定,实质上就是对生命和生活本身的蔑视和否定,而蔑视和否定生命和生活的本身,就只会陷入一种无所作为的“怪圈”,使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情趣荡然消逝,应该说,这确是我们生命的一大误区和一道凋残的败景。

既然平常是生命和生活的主体,珍惜平常对我们来说就显得格外重要。当我们以一种极为珍惜的感情,去平平常常地生活时,就不免意外地发现:平淡无奇的深处也蛰伏着惊人的美丽,那披着灿烂云霞的黎明;那熙熙攘攘的自行车流;那提篮买菜听到的大声吆喝;那厨房的锅碗盆瓢的交响曲;那羽毛般洁白的流云,那流云般灿烂的花朵;那花朵般迷人的少女,那少女般柔情的湖水,无不令人怦然心动。

至于人与人之间在平常中的无数交流,默契理解,如真诚的问候,陌生的微笑,困难时的微薄相助,胜利时的欢乐共振,也无不令你感泣陶醉。平常之所以值得珍惜,既是因为它存在于现实之间,每个人都毫无例外地拥有,又是因为它深潜着理想基因,并非每个人都能发掘,而一旦失去之后,它就会显示出惊人的价值和增值的能力。

一位国外知名作家在失去自由隐居一年之后,有人问他最想念什么,他深有感触地回答:“我想念的是平常的生活。在街上散步,到书店里从容浏览书籍,到杂货店里买东西,到电影院去看一场电影……我想念的只是这些平常的小事情,你有这些事情可做时,认为一点不重要,当你不能做的时候,才知道那是生命中的要素,是真正的生命。取消这些事情,是最大的剥夺。”这段表白,真是再朴素不过地阐述了平常的价值。

不过珍惜平常绝不意味着安于现状和无所作为。人类的伟大在于生命永不休止的渴望和追求,历史的递嬗在于千百万创造历史的人们永无休止的劳作。

生命是一个过程,而生活是一条小舟。当我们驾着生活的小舟在生命这条河中款款漂流时,我们的生命乐趣,既来自于与惊涛骇浪的奋勇搏击,也来自于对细水微澜的默默寻思,既来自于对伟岸高山的深深敬仰,也来自于对草地低谷的切切爱怜。所以我们平常的生命平常的生活一经升华,就会变得不那么平常起来。

能把平淡如水的日子过得不平凡,的确是你的本事。

能得心应手地控制日子的流淌速度,则可以称之为你的成就了,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