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劭的思想是汉学向魏晋玄学过渡的中间环节。他的《人物志》使人物品鉴论向理性和形而上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开了以后“四本才性”和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圣人观”而融通儒老的先河，不管是对当时还是以后的人才选拔和培养，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劭，三国时魏国思想家。具体的生卒年不详，约生于汉灵帝建宁（168—172）年间，卒于魏正始（240—249）年间。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邯郸）人。
《人物志》约成书于曹魏明帝统治时期（227—239），是在推行九品中正品评人物、选择人材的大背景下形成的，旨在为推行九品中正制在理论上提供依据，在实践上总结经验，以推动这一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全书共三卷十八篇，这本书不仅包含了刘劭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反映了汉魏之际的学术思想内容及其变迁，而且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专门论述考察才性以选拔人才的理论著作。
人是禀“元一”以为质的
就具体而言，刘劭认为人是五种不同性质的元一之气“五行”构成的，因此，五行之质即人之质，“五物恒性”，而在气禀的过程中摄取的数量不同，就会出现千差万别的具体之质。并且，人的各种德行，仁、义、礼、智、信也分别与五行及形体直接相连。他通过五行的流衍，论及了人的精神品质，以此作为人的才能高下、品质优劣的内在根据。
质诚于中则形于外
刘劭认为，构成人的本质的五行之气在身体上都是有形的，所谓木骨、金筋、火气、土肌、水血，而且“五物之实各有所济”，都有各自的功用和表达的质的特征。因而，人的内在本质必然要表现为“仪”、“容”、“声”、“色”、“情”、“貌”等。如从“仪”来说，“心质亮直，其仪劲固；心质休决，其仪进猛；心质平理，其仪安闲……”总之，人的内在品质，必然表现为外在特征，这些就是品鉴人物的根据。
人禀阴阳以立性
“阴阳”是元一之气所具有的两种相互对立和统一的根本属性，如“动”与“静”。“性”是指人由于禀阴阳的兼偏而出现的拘抗、宽急、燥静等相与区别的性格特点。“阴阳清和”，则“中睿处明”，能动能静，动静适宜；阴阳失调则性分拘抗；“拘抗违中，故善有所章而理有所失”。
“质”与“性”是互相联系、互相依赖的
质、性具体统一便构成气质，这就是“材”。由于质的偏兼，性的拘抗，就使气质具有不同类型，使“材”具有不同的特点。材有全、有兼、有偏、有依似、有间杂。据此，刘劭根据人物的质性高下，把人才分为五等。“圣人”是最高的一种人，但不算是“材”，而是“德”的范畴，因为他兼有“众材”，“兼材之人，以德为目”。这种人各方面的内在特质与外在表现都是和谐统一和完善的。
能出于材
刘劭说：“夫人材不同，能各有异。”由于“五物各有所济”，就使一些人的气质具备了胜任某些工作和顺利完成一定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能力，这就是“能”。材、能既紧密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材为源，能为流；材为本，能为用；能决定于材，材又须通过能来表达。
总之，刘劭《人物志》力图以古代“元气”、“五行”、“阴阳”等学说来解释人材的某些本质性问题，从重视人的生理素质对人才形成的重要性和物质地解释人才问题的本质来说，是有积极的理论意义的，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人的社会性。
延伸阅读
魏晋注重品评人的形体相貌
《世说新语·容止》有一个关于曹操的故事：魏武帝曹操有一次准备接见匈奴的使者，认为自己容貌丑陋，不足以威慑匈奴，于是选了一个替身冒充自己接见匈奴使者，而曹操本人却持刀站立在一旁。接见完毕，曹操派人向匈奴使者询问接见的感受，使者说：“魏王（指曹操替身）雅望非常，但是旁边那个持刀人才是真正的英雄。”曹操听说后，大失所望，便派人追杀了匈奴的使者。曹操企图以个人的容颜相貌来威慑敌国，结果弄巧成拙，成为笑柄。这个故事反映了魏晋时期的一种观念或一种风气：注重对人的形体相貌的品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