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历代遗存下来许多长期找不到明确答案的历史悬案和疑案，常常由于一些碑刻的出土和发现得以解开谜团，碑刻为解开历史悬案、疑案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钥匙，功不可没。
大散关是中国历史上久负盛名的中国古代关中的四大门户之一，又名散关、崤关，素有“秦蜀襟喉”之称，历代以来在大散关进行的战事有历史记载可查的达70多次。但是到了近代，大散关的遗址被历史尘埃所湮没，究竟大散关的遗址在哪里，成为一个众说不一的历史疑案。本世纪30年代中期，主持修建宝（鸡）汉（中）公路的赵祖康先生，认为宝鸡市西南约20余公里处秦岭北麓的一条古关隘即是古大散关，就在关隘的悬崖石壁上凿刻了“古大散关”摩崖题记，从此，近六十年来，这儿就被认作古大散关遗址而沿袭了下来。1994年10月，陕西省凤县的3名学生玩耍时，在秦岭主梁分水岭上今川陕公路33公里处“秦岭”石碑西侧约百米的古道边，挖出了一块刻于南宋年间的古碑的上半截，从而使人们找到了“古大散关”的真正遗址。残碑长约70厘米，宽50厘米，所刻碑文已残缺不全，但碑头“重修大散关记”几个大字仍清晰可辨。在残存的碑文中尚可辨认出“嘉定八年（1215年，系南宋宁宗年号）”、“前后官兵”、“利州路兵马”等字样。经北京、宝鸡等地考古工作者鉴定，此碑系刻于南宋年间。在残碑出土地附近，还发现了宋代的瓷器残片、古建筑痕迹及砖瓦脊兽等，1987年在此处还曾出土过宋代铁铠甲残片等文物。考古工作者根据出土的南宋残碑，结合史料、地理位置等详加研究论证，确认30年代时所认定的“古大散关”所在地是不准确的，此处才是真正的“古大散关”遗址，从而使“古大散关”遗址究竟在哪里这一历史疑案有了确切的答案。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无人不晓的著名军事家和政治家。曹操生前即生性多疑，计谋多端，据《三国演义》第七十八回记载，为使自己死后坟墓不被盗掘，曹操“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疑冢七十二，勿令后人知吾葬处”。《三国演义》在我国影响极大，正因为《三国演义》这样说了，故而长期以来，民间一直把河北省磁县的古墓群当成是“曹操七十二疑冢”，是曹操陵墓的所在地。本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曹操疑冢”进行了多次调查考证。根据对多处“疑冢”中发掘到的墓志铭和“疑冢”的墓型建造结构以及壁画、陶俑、古币等器物的考证，文物考古工作者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此处的古墓群根本不是“曹操七十二疑冢”，而是形成于424年至578年、葬有东魏、北齐历代皇亲国戚、天子朝臣的北朝大型古墓群，其确切数字也不是72，而是134座墓，所谓的“曹操七十二疑冢”纯粹是子虚乌有。
那么，曹操的陵墓究竟在哪里呢？1998年5月，在河南省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发现了一块《大仆卿驸马都尉勃海赵安县鲁潜墓志》，为曹操陵墓的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从而使曹操的陵墓在哪里这一千古之谜有望得以解开。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位于古邺城附近，是历史上西门豹治邺之地，著名的西门豹祠即在此。邺城在曹魏时期是曹操发迹和积蓄力量之地。曹操禁碑这在我国历史上是众所周知的，他不许别人死后立碑，自己死后也不立碑。据《三国志·魏武纪》载，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曹操曾下令：“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西门豹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树不封。”所以，220年曹操死后，葬于“邺城西南三十里”，墓前不立碑、不起坟冢，不植树。文物考古工作者认为，此次所发现的《鲁潜墓志》，刻于后赵建武十一年（345年），志文详细记载了鲁潜墓与曹操墓的相对位置，这在我国的历史文物和文献中，是第一次提及曹操陵墓的位置。由于《鲁潜墓志》所刻年代离曹操死的年代较近，且记载位置比较清楚，这就有可能以此为线索解开曹操的陵墓究竟在哪里这个历史疑案之谜。目前，文物考古工作者正根据这一线索在作进一步的调查和发掘研究。
舍利亦称舍利子，梵文sarira的音译之略，意译为“身骨”，乃佛祖、大德高僧涅槃后火化后身体之结晶。《魏书·释老志》载：“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火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官宇，谓为塔。”相传佛祖释迦牟尼火葬后，有包括中国皇帝在内的八国国王分取佛舍利，建塔供奉，此后供奉舍利的风气渐次盛行。隋仁寿元年（601年），极为崇佛的隋文帝杨坚诏令天下31州建灵塔以供奉佛舍利。然历经1390多年后，这31座灵塔中的30座均已毁坏不复存在或下落不明，仅有一座灵塔——陕西西安周至县仙游寺法王塔还完好地保存着。法王塔高30米，为七级密檐式砖塔，据史载，此塔系隋仁寿元年，隋文帝为供奉佛舍利而下诏兴建，送舍利者，系大兴善寺高僧童贞和尚。但是，法王塔里是不是真的藏有佛舍利？如有的话究竟安置于何处？这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千古未解之谜，正是一块碑在解开这个千古之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1998年秋，因黑河水利枢纽工程的兴建，当地政府决定对仙游寺实施整体原样搬迁。在拆迁过程中，人们意外地发现，法王塔下有地宫。这一发现，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极大兴趣。这地宫里面埋藏的是什么东西呢？会不会是百寻而不得的佛舍利呢？在各有关方面的支持下，考古人员对地宫进行了尝试性开挖。当距塔基地面约3米深的地宫项盖被打开后，人们看到，在1.2米见方大小的地宫正中安放着一个边长60厘米、高40厘米的方体石函。石函一侧，放置着一块80厘米见方的石碑。碑阳是隋仁寿元年十月十五日镌刻的《舍利塔下铭》，因一直埋葬于地宫中，所刻碑文完好无损，其碑文为：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丁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灵，幽灵生灵，谨于雍州周至县仙游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明元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王子孙等，并内外群官，众多民庶，六道三涂，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问法，永离著空，同升妙果。
碑阴是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镌刻的《仙游舍利塔铭》。
从碑文可得知，法王塔乃隋文帝仁寿元年下诏修建，唐开元十三年又予修缮，并将现世舍利重新纳入灵塔。碑文内容与史籍记载基本吻合，这使考古人员信心大增，断定石函内藏有佛舍利，于是便将石函从地宫取出送至山顶的仙游寺文物管理所。此后，考古人员经过数天极为细心的层层剥离，从石函内的一具被黑色丝织物严密包裹、顶长约12厘米、底长约11厘米，宽5.4厘米，前、后高分别为8厘米、6厘米的鎏金铜棺中，取出了一个精致的琉璃瓶，瓶中果然有10枚晶莹的佛舍利！由此，法王塔究竟有没有佛舍利这一千古之谜终于得以解开。这一发现轰动了全国乃至全世纪，成为中国乃至全世界佛教界的一件盛事，而在破解这一千古之谜中，那块刻载隋、唐两代铭文的石碑功不司没。
李克用是唐末五代之际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他原系唐沙陀部人，朱邪赤心之子，曾杀死唐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占据云州，后为唐军所败，与其父一起逃入鞑靼。黄巢起义军攻克长安后他被代北起军使陈景思召为代州刺史，率沙陀兵镇压黄巢起义军，攻破长安。他因此而受到唐僖宗的赏识，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进爵为“陇西郡王”，后又晋封为晋王，其子李存勖建立后唐后，他被尊为太祖。然而，由于历史记载的混乱，后人对其子嗣世系中的一些情况一直不太清楚。当时的著名将领李嗣昭究竟与李克用是什么关系，各家史籍记载说法不一。《旧唐书·哀帝本纪》记载李嗣昭为李克用之子；《新五代史·义儿传》却说李嗣昭是李克用的养子，又称其幼时由李克用“遗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养以为子”；《旧五代史·唐书·李嗣昭传》的编校者则说：“李嗣昭本克柔养子，《旧唐书》以为武皇子，殊误。”在有关的地方志中，对李嗣昭的身份记载亦各不相同，有的说是李克用的养子，有的说是李克柔的养子，也有的说是李克用之子。然而，李嗣昭与李克用究竟是什么关系呢？1989年从山西代县城西郊七里铺西北500米处出土了《李克用墓志》，才找到了答案。墓志现藏代县博物馆，为青石质，正方形，边长49厘米，厚21厘米，由卢汝粥撰文、王道源隶书，阴刻志文39行，满行42字，志盖阴刻篆书“晋王墓志”两行4字。志文云：李克用小君三人，长沛国夫人刘氏无子，少魏国夫人陈氏亦无子，次晋国太夫人曹氏皆以贤淑令嘉耦，严慈育庆门，即今嗣王今公，实晋国太夫人之自出也。嗣王之兄，今昭义相公名嗣昭，乃王之元子也。这一记载明确地肯定了李嗣昭为李克用之子，且为元子，从而使《新五代史·义儿传》、《旧五代史·唐书·李嗣昭》及有些地方志中称李嗣昭为李克用或李克柔的养子这一说法得以纠正，李嗣昭与李克用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一历史悬案有了明确的答案。
沈括是北宋著名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晚年由于屡遭贬谪，他退出政治舞台，在京口（又名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筑梦溪园，定居于此，潜心研究和著述，完成了科学巨著《梦溪笔谈》等著作，在天文、地理、数学、物理、生物、医药、建筑、地质、矿业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极为卓越的成就，被公认为世界古代十大杰出科学家之一。筑梦溪园，在梦溪园中潜心研究和著述，是沈括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对于沈括成为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多年来在对沈括的研究中，沈括晚年究竟是何时在镇江筑梦溪园的，亦成为一个研究的重要课题。但是，由于缺乏确切的历史资料记载，学术界对沈括筑梦溪园的年代众说纷纭，争论不休，成为一个难以定论的悬案。而这个长期无法定论的悬案，也正是在发现了一块沈括留下的梦溪园刻石后得到了解决。
1985年5月，镇江市文物普查办公室在文物普查中从本市商业部门职工柳芷春、柳明春处征集到一块梦溪园刻石。该刻石为长方形，高27厘米，宽68厘米，厚12.3厘米，石质为赤褐色，似火山石，通体凹凸不平，满布孔隙小坑，历经风雨，严重老化，石上居中自右向左横刻“梦溪”两个楷书大字，右侧上款为“皇宋乙丑”4字，左侧落款为“中元曰建”4字。刻石至今保存完好，所刻文字清晰，字体古朴敦厚，道劲有力，是梦溪园迄今唯一幸存遗物，经考证系由沈括亲自题书。此石上款所刻时间为“皇宋乙丑”即为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落款“中元日建”据考即为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这一记载，清楚无误地表明，沈括的梦溪园建于北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七月十五日，从而使长期以来岐见不一的沈括究竟是何时筑梦溪园的这一历史悬案，最终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明代罗贯中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的作者，是我国的著名文学家。近代以来，随着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对罗贯中的身世、家庭世系也作了许多相应的研究和探索。但是由于缺乏确切的历史资料记载，人们对罗贯中生平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罗贯中的祖籍问题众说纷纭，有的说是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有的说是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有的说是山东东平，有的说是山西太原，岐见不一，莫衷一是。尽管本世纪30年代郑振铎、赵万里、王廉等先生发现了明朝人所撰写的海内孤本《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书中说明罗贯中的祖籍在太原，为解开罗贯中籍贯之谜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但是由于其记述过于简略，罗贯中的祖籍具体在太原的什么地方，仍是一个未解的疑团。80年代以来，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所孟繁仁对这一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他先后在太原地区搜集到4部罗氏家谱，经过细致的研读筛选，确定清徐县大北村罗礼重提供的《罗氏家谱》为罗贯中家谱。继而，经过深入的调查，他在清徐白石沟内寺沟村附近的山顶上发现了一处地名为罗家围的罗氏祖茔，并从祖茔中所立的多块墓碑中，发现了一块《万古流芳》碑，碑文云：“其祖四川成都府人也，后唐为青州仆射，即今梗阳也。因路途遥远下户于白马一都。本山岭下置地数十垧，群山环抱，形势宽，乃卜茔于斯焉。”碑文的这一记载与清徐县大北村罗礼重提供的《罗氏家谱》题序中的一段内容基本一致。碑文与《家谱》相参照，可以得知罗贯中先祖罗仲祥是在后唐（924～936年之间）到青州（清徐）任仆射时落籍于此的，由此而使罗贯中祖籍究竟何处这一疑案的谜团得以解开。
“冲冠一怒为红颜”，明末清初吴三桂与陈圆圆之事在我国历史上可谓无人不知。但是，在吴三桂死后，陈圆圆究竟芳魂归于何处，下落如何，这恐怕就鲜为人知了。历来对此众说纷纭，有的说陈圆圆藏匿于苏州，有的说藏匿于上海，有的说藏匿于山海关，还有的说她逃到了日本，更多的人则倾向于她逝世于云南昆明，其理由是陈圆圆后期曾随吴三桂出家于昆明西郊归化寺。这个三百多年来的疑案，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吴氏秘传人的发现和陈圆圆等人墓碑的发掘出土，而终于被解开了谜底。
由于吴氏家族在历史上有一段独特的背景，他们就从不修家谱和族谱，只是从每一代中挑选一至二人作为“秘传人”，负责将本家族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以口头相传。过去他们从不将秘传内容外露，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宽松，秘传人逐渐打消了思想顾虑才将秘传内容渐渐外露。据秘传人说，当年清廷严旨追捕吴三桂族人、党羽时，陈圆圆及其子吴启华在吴三桂的部将马宝护卫下秘密转移到古思州（府治在今贵州省岑巩县，辖湘黔两省38个县和土司）的龙鳌里，在一片原始森林中隐蔽起来，后经数次迁徙定居于今贵州省岑巩县水尾镇马家寨。进入龙鳌里后，陈圆圆出家天罡寺（今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内），马宝出家鳌山寺（今岑巩县内），吴三桂之子吴启华住在马家寨。他们死后，吴氏后人把三人遗体运回秘密安葬。最初时只修了坟未立碑，直到光绪年间清廷衰弱无力他顾时，吴氏后人才给三人刻碑，深埋在各自坟前。秘传人所说的是否可靠？情况是否确实就是这样呢？80年代中期，吴氏后裔在秘传人的指点下，挖出了陈圆圆、吴启华和马宝的墓碑，使这一问题得以证实。陈圆圆墓碑高0.739米，宽0.489米，阴刻铭文为：“故先妣吴门聂氏之墓位席”。秘传人解释说：“先妣”是尊称陈圆圆为第一世祖之意；“吴门”二字一指她夫家姓，二指她籍贯吴门（即苏州）；“聂氏”二字指陈圆圆本姓邢名沅，后改现名，“聂”下部分开为“双耳”，暗喻陈圆圆姓中有“双耳”之意；“位席”为古代王妃墓专用，表明她地位尊贵可入宗祠。马宝的墓碑镌刻着一副意味深长的对联：“重垒土茔人祖即己祖，复修石台若翁如吾翁。”秘传人解释说，这副联语的意思是吴家子孙为感激马宝保护陈圆圆及吴家一缕血脉的恩情，一直将他当作自己的祖宗来祭祀。吴启华的墓碑上也刻有一副对联：“隐姓于斯，上承一代统绪；藏身在此，下衍百年箕裘”。联语隐约地透露了他的身份。陈圆圆、吴启华、马宝三块碑的出土，证实秘传人所说的情况是确凿可信的，由此，使陈圆圆究竟芳魂归于何处的三百年疑案有了最终的确切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