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社会中，工业（主要是手工业）并不占经济的主导地位，但也是社会经济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份。我国古代碑刻对此也有诸多反映，这类碑刻为我们研究了解我国古代工业（手工业）的发展情况提拱了宝贵的资料。
在浙江淳安县西南70公里洪铜山（今为浙江省淳安锡铁矿所在地）铜矿遗址矿区西北约500米、海拔370米的里坞坑崖壁上，镌有唐代遗存下来的高56厘米、宽26厘米的摩崖题刻，为直行楷书阴刻，碑文记载了从唐天宝八年（749年）到元和四年（809年）间，铜矿断续开采的每次起讫时间，其文为：“大唐天宝八年（749年）开山地取铜，至乾元元年（758年）七月，又至大历十年（775年）十右二月再采，续至元和四口（元和四年，即809年）。”此处摩崖题刻，是目前浙江省所发现的惟一有确切纪年的古代开采和冶炼的铜矿遗址，是研究我国唐代采矿业和冶炼业的重要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在山西运城市南2公里处土垣上的池神庙中，存有刻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夏月、由巡抚御史吴楷题书的《河东盐池之图》刻石。河东盐池即山西运城盐池，位于中条山北麓，长约30公里，宽约4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池之一。《河东盐池之图》刻石高103厘米，宽170厘米，历经四百年，现碑面图部分漫漶，但大部仍清晰可辨。图中描绘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官任巡抚御史的曹州人吴楷巡视河东盐池的情景；在微风荡漾的盐池上，盐丁们赤身跣足，有的汲卤浇畦，有的修整盐畦，有的刮盐晶，有的堆盐堆：远处盐晶堆成小山，北岸盐场官员正在听属下报告情况，南岸巡抚御史正乘肩舆过河，巡逻官员打马扬鞭行巡于盐场边沿。画面上，盐场内各种设施建筑排列有序，高大的围盐将盐池与外界隔开。在刻石的左侧，刻有约340字的《南岸米盐图记》碑文。《河东盐池之图》及其所题碑文，为研究明代制盐业和我国的盐业史提拱了生动形象的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在吉林省吉林市东南15公里阿什哈达屯松花江岸边山上的临江绝壁处，存有两块明代镌刻的摩崖碑称为《阿什哈达摩崖刻石》。一块刻于绝壁中部坐北朝南的突出的长方形青灰色花岗岩石上，刻字部分通高135厘米，宽70厘米，刻字3行，中行字径较大，约12厘米见方，左右两行字径较小，约6厘米见方。其碑文为：
甲辰丁卯癸丑
骠骑将军辽东都指挥使刘
大明永乐拾玖年岁次辛丑正月吉
另一块刻于距第一块摩崖碑约30米处坐东向西的黄褐色花岗岩石上，碑文周围有上圆下方的碑形刻线，中高122厘米，宽约61厘米，自右向左竖刻字体大小不一的8行楷书碑文：
钦委造船总兵官骠骑将军辽东都
司都指挥使刘清
永乐十八年领军至此
洪熙元年领军至此
宣德七年领军至此
本处设立龙王庙宇永乐十八年创立
宣德七年重建
宣德七年二月三十日
根据碑文所刻，结合查考《明史》、《明实录》的记载可以得知，该摩崖碑文是明朝辽东都司都指挥使骠骑将军刘清，奉命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洪熙元年（1425年）和宣德七年（1432年），先后3次率军在此建造船只，船造成后即从松花江下水，以作北方地区运粮、载军和转输贡赋之用的记录。碑文以确凿无疑的证据证明，吉林市在明代是我国的造船工业基地之一，是研究明代造船工业、中国造船史和我国东北边疆历史的重要资料。
缫丝织锦、织缎、织绸是我们祖先的伟大发明，丝织业在我国古代工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统治者对丝织业都相当重视，清代还专门设立了江南织造局为皇家统治者服务。1963年，在江苏苏州葑门内带城桥人塘原织造署旧址，发现了刻于清世祖顺治四年（1647年）的《江南织造局图碑》。图碑长140厘米，宽80厘米，四边镶刻二龙抢珠，碑上部刻题记，下部刻图。图呈平面，从图上可看到，当时的江南制造局分为前后二所，以“孔夫子巷”为界。前所有大门、大堂、后堂、楼房、机房、祖师堂。右侧为机房，左侧为绣缎厅、机房。顶端有更楼。过夫子巷后为后所，共有机房169处，织机800张，工匠2330名，专为皇家织造名贵锦缎等丝织品。此碑为勘定清代江南织造局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对研究清代丝织业和我国的丝织业史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瓷器是我国的一大特产，瓷器制造业是我国古代传统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江西景德镇是我国最著名的瓷都。明代万历年间（1578—1620年），在景德镇束北约50公里的高岭村高岭山，发现了制陶重要原料高岭土。由于应用高岭土，大大提高了瓷胎的耐火度，减少了制品的变形，极大地改善了瓷器的质量，给陶瓷制造业带来了一场重大变革，高岭土也就名扬世界，成为世界瓷土的通用名称。在高岭山麓的东埠村街北的一幢民居的房墙上，嵌有一块清乾隆年间（1736—1795年）的石碑，记述了清代在高岭山采掘和转运瓷土的情况。此碑为研究景德镇制瓷业和中国陶瓷史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珍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