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7.改造的梦人人都做
我们寄希望于全社会对泛家族规则与文化的反对，我们寄希望于现代管理理念的更新和社会新理念的普及。然而，更多的情况是，我们面对的就是一个泛家族企业或单位，我们的任务是将其改造成现代企业或现代单位。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应该从哪里着手？
已经有相当多的事例证明，改造的事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
不过，没有人去统计改造成功的比例是多少，相信那个比例不会太高。也就是说，我们很难在一个泛家族制的企业完成改造的任务。
3年前，在家乡办企业卓有成效的两位淮北汉子雄心勃勃地来到省城合肥市发展，分别收购了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希望通过改造，完成他们的企业低成本扩张。结果，他们都失败了，无声无息地离开了合肥，留下了两个破产倒闭的企业，留下了一个难圆的梦，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两难的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改革，我们必须依靠那些自身就需要改革的部门和人群来进行改革。这样的改革成功的可能性有几分？
我们常常都在做着改良与改革的梦。中华民族在泛家族制度下曾经进行过无数次的改革与改良，都成为一次次失败的梦。我们并不总是知道，我们做梦的场所，常常是在一座危楼之上。
改建一座房子，有两种行为：一种是全部采用新材料，在新的地方建立起来；还有一种是尽可能地利用现有材料，把建房成本降到最低点。哪一种办法更好些，取决于对新房子建设过程的价值取向。中国人的习惯，也是世界上相当多国家的习惯，改建一座房子，几乎都采用第二种行为方式，只有少数特定企业和地方有条件采用第一种方式。
很大程度上，这不是节俭的问题，而是旧有的习惯问题。也就是说，迁就居住者的心理传统与习惯的问题。
没有哪个企业家接管新的企业时会公然宣布：你们旧有的一切管理制度从即日起废止。
让我们来看看中国近代的一次社会大改革，对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社会改革，对于我们面临的企业改造，都有着借鉴意义。
128.晚清大梦
清末，一些人期望通过改革来挽救大清王朝。
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上至皇帝，下至平民百姓，都是一个极大的震惊。大家都认识到大清朝日益衰弱，大家都觉察到大清朝应该改革，可是，朝哪个方向改，改到什么程度，向别的国家学习一些什么，一直在争论之中。
1874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发起人向明治政府提交《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并于1881年正式采纳立宪建议，决定十年后颁发宪法，开设国会。1889年正式颁发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议会，日本近代君主立宪制框架基本确立。
西太后对西方的立宪会议不感兴趣，但不等于不想解决中国积弱的问题。她想的是走改良的路子。一部分大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倡导学习引进国外的“坚船利炮”等先进技术，创办近代意义的工厂，研究引进并设立公司制，颁布相关法律，改革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试行商办官督。李鸿章在1896年8月率领庞大的代表团正式对美国进行访问，最吸引他注意的，是美国的大学、铁路和电报，如同前一年他率团访问欧洲时，对钢铁工业最感兴趣一样。
自然，这种改良不触及官僚管理体制，终于，国事发展到让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不得不进行更深一层次的改革。这就有了戊戌变法。
1901年1月29日，光绪皇帝在全面变法的谕旨中，说得相当到位：“至近之人学西法者，语言文学、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原也……舍其本原而不学，学其皮毛又不精，天下安能富强？”
戊戌变法，失败在一批书生搞改革，急于求成，又操之过急，正所谓欲速而不达。
其后，日俄战争以俄罗斯的失败而结束，更进一步地刺激了大清王朝的当政者。慈禧到了内外交困的份儿上，也不得不进行改革。改革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在能够立即进行改革的方面，先行改革。如1905年成立商部，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管工商业的中央政府机构。同年成立学部，主管教育；次年废除长达千年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修订法律，建立多级审判庭及律师、陪审团制度。建立图书馆、医院等文明设施。允许出版社及新闻社发展，报刊由1890年的60种发展到1910年前的300种左右。在牵涉根本的改革方面，如政治体制，也就是光绪说的“本原”——她派出5名大臣，分别出国考察君主立宪制。结果还没有上火车，五大臣之首的镇国公载泽等人即被革命党人以自杀方式炸伤。这意味着大清国已经面临的是革命，而不是改革的问题。第二年，五大臣考察回来后，即向慈禧汇报，促使清王朝在1906年9月1日正式宣布“预备立宪”。
奉旨拿出君主立宪改革实施方案的，是袁世凯。
这位野心极大又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成立了“政体改革委员会”——编定官制局，于1906年10月2日，提交了改革方案：吏部、礼部、翰林院、都察院、宗人府都将被裁撤，军机处将改为内阁总理制。
这本是好事，改总比不改要好，哪怕是形式上的。
方案一出台，立即遭到大家的反对，吏部、军机处都从各自利益出发，拼死反对。而反对最有力者，则是一直主张改革的瞿鸿禨、岑春煊等。出于权力之争，朝野的改革家不能容忍袁世凯的方案顺利实施。
1906年，岑春煊从外地入京，面奏太后：新政以来，吏治“较以前更加腐败”，而北京比外省更甚。不管官的部门更是“假新政之名，而日日人民脂膏以自肥”。
岑春煊没有看到，或者看到了不敢对“老佛爷”说，在改与不改的争论期间内，经济体制方面反映出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体制，出现了大大小小督办“办事之才绝少，而舞弊之术乃神”。国有企业被这些督办“如众蚁聚食，不尽不止”。同时，社会改革的负担全部转嫁到民众身上：办学堂要钱，修铁路要钱，改良文明监狱要钱，训练新军要钱，开办警察局要钱，开博览会要钱，办农业试验厂要钱……清朝政府找农民只有一件事，要钱！
连一直反对暴力革命的梁启超此时也认为：“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以现在之政府言之，则无论何种改良政策，皆不可向彼开口，一开口，则弊余于利……惟当剪除闲言，单刀直指，一味攻击恶政府而已。”
到了这种程度，改革只能为革命所取代了。只有在中国推行殖民统治的英国人面对这种情况，才一味地大声叫好。当时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认为：“中国的变化是如此的惊人，其发展前景又是如此远大。”“我认为，现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财富越来越有保障，经济日益繁荣。”“我从通商口岸出发，所到之处看到的是，财富日益增长，社会日益安宁。”只有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说了一点真话：“中国的改革步履维艰。”
刘光永先生认为，导致清末改革失败的原因有三条：一是朝野重臣品行卑劣，拼死争权，从内部败坏了改革大计。二是未能实现由“政策创新”到“体制创新”的转换，社会近代化的目标无法通过和平改革来实现，暴力革命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抉择。三是改革进程中腐败之风愈刮愈猛，横征暴敛变本加厉，致使天下离心。至于为什么在清末的改革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三条原因，刘先生没有说。而编译《帝国的回忆》一书的郑曦原先生则说得深刻：“晚清政治失败的责任不应该完全归咎于个别当政人士的腐败，而应由当政者与全体国民一起承担。中国的政治向来是一种‘保险丝’式的政治，所有政治人物表面上地位显赫，实际上都像保险丝一样的脆弱。我国政治文化向来缺乏对国民本身的批判与反省……要让一个被孔孟之道驯化了千百年的农耕民族从灵魂深处萌生出脱胎换骨、自我革新的决心，谈何容易。戊戌六君子血洒北京菜市口，谭嗣同希望以个人的热血警醒民众，而毕竟看热闹的观者众，升腾起革命血气的勇者寡。类似于女人缠足一类的小事，虽然慈禧下诏禁止，亦难有成效，何况改革政治制度之类的大事，靠103天的‘维新’就能奏效吗？晚清时候的国人固然要为他们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当我们这些有幸未置身其中的后人谴责他们时，应该意识到我们所谴责的这种国民性格的劣根性，在包括我们自己的身上，仍继承和延续着。”郑曦原、李方惠、胡书源编译：《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
129.漫长的改革咏叹调
改革在中国，像一首永无尽头的咏叹调，常常是一咏三叹……
清末改革，不仅仅是皇权当局者不想改，所有的改革者也只想把改革限定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范围之内。我们今天的改革大业又何尝不面临着同样的尴尬？
不要说那些只会指责别人不改革的部门，也不要说那些只会批评别人头脑僵化的领导，更不要去说那些依靠“改革”率先通过不法手段富了起来的人们，我们应该看看自己，我们这些没有富起来或者已经富起来的人们，我们能否做到，当改革触及个人得失时，特别是当改革涉及消除我们自身的泛家族规则和文化时，我们是否接受？能否痛快地改一改自身而不仅仅是指责别人瞎改、瞎胡闹？
如今，我们正在进行着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毋庸讳言，在某些方面，如今的改革与晚清末年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是在国民经济难以为继、国力日衰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的改革；最初都是旨在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改革；都是由里及外、由浅入深、上下结合的渐进式改革；都是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来促进内部的改革；都是依靠被改革对象进行改革的改革。
当然，今天的改革与晚清时的改革亦有着巨大的区别：改革的领导者与发动者不一样；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战略目标不一样；改革的组织者不一样；改革的国内基础及其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各种关系不一样；改革的国际环境和时代要求不一样等。
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仍看不到针对全民的改革要求，看不到对全民族的内在素质和基本习惯的改革，尽管每一项改革都是由这些素质与习惯来把握，尽管每一项改革的最后承担者都是人民。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改革都对民众产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只是我们从未承认那些改革是针对民众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各阶层、各级官员和全民民众的“自我把握”下，运用着千差万别的标准来衡量、来实施。尽管我们的所有改革都是依托着强有力的行政来推动，自然，当这种行政是针对别人的时候便显现出威力，而针对自己的时候，就骂声顿起，并想尽一切办法来加以“完善”。这就是我们在第1章中所谓的“怨声载道”的真相。
这就是中国改革最艰难之处。
自商鞅变法以来，中国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改革措施，在最初设计时，都切中时弊，非常之好。实施之初，效果也非常明显。可惜绝大多数都没有超过30年就失去了作用。人在政在，人亡政息也罢了，有不少的时候人还在，政却变了，最初的改革措施变成了新的腐败根源，甚至变成了社会动乱的起因。
中央政府叹：经是部好经，可惜歪嘴和尚念歪了。老百姓叹：戏是部好戏，可惜演员不咋的。中国的改革历来就是在这种咏叹调中艰难地向前。
比如，我们早已反对掉了封建式的“家庭”制，我们却从来也没有反对过泛家族规则，就像我们摒弃了血统论，却从来没有扔掉由血统论派生出来的人身依附关系——亚血统论。
130.改革策略论
于是，就提出改革策略论。
有些东西尽管是改革的对象，却不能作为改革的对象提出来，只能依靠其他的改革推进，逐步地加以消除。
也就是说，像泛家族规则一类的东西，只能在加快建立市场规则的时候逐步地让其自我消亡，而不能直接将其列入改革对象。否则，改革就是针对全民的，是针对每一个公民都要进行自我检讨、自我修正的革命。
中国人害怕了。
这种策略论可以让我们回避许多难堪。最大的难堪就是，这是我们无可奈何的没有选择的选择。
可悲、可叹和糟糕的是，事实正需要如此。
因为，我们自己就是那歪嘴和尚，我们自己就是那蹩脚的演员！或者说得更刻薄一点，连蹩脚的演员都不是，顶多算一个跑龙套的，站在菜市口旁边，当革命党被杀头时，怪叫一声“好”。然后回家教训后生：瞧见没，犯了规矩就没有好下场！也许再过100年，我们的后人会无限感慨与遗憾地评点我们：不能苛求那个时代的人能够“从灵魂深处萌生出脱胎换骨、自我革新的决心”。
说了许多的“大”话，还是说回来，如今企业改革是中国的时髦，可有多少改革是真正在抵制或不再运用泛家族规则？又有多少改革的理念被全体员工所理解？
企业，作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组织，从来都同时是一个社会组织。国家的改革与企业的改革不可能同步，但改革的理念却是同步的。企业的改革不可能不受社会改革的影响，同样，企业改革的阻力相当多的是来自于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形态的认知程度。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企业改革不可能超前，超前是必然的，否则就不是经济组织，而是说需要我们认识到这一点，至少，我们不应该在改革过程中，再把泛家族规则当做管理的真谛。
131.危楼的外表
说泛家族规则支撑的是一座危楼，也许有人不以为然。因为按照我上面说的理论来套看世界，世界意义上的泛家族规则不是在消亡而是在加重。
20世纪最后10年，西方国家按照他们的标准，把世界上最强的7个国家组合起来，共同商议世界经济大事以及由经济决定的世界政治大事，这就是“七国首脑会议”。大家坦然地接受了七国首脑在一起商议之后的宣言，却极少注意到，这七个强国中，有两个老牌殖民国家、两个新大陆国家、三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西斯国家。
英国与法国两个老牌帝国，虽然江河日下，风光不再，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更何况近些年来锐意改革，调整经济结构，颇收到了一些成效。
美国和加拿大两个新大陆国家，抛弃了全部欧洲历史和文化理念，实行的是一套全新的管理体制，近百年来可谓是国富民强。
有意思的是德国、日本和意大利这三个前法西斯联盟国家，在一片废墟上经过50年的努力，又重新崛起，这固然有美英等国的刻意扶持，但主要还是靠他们自己的企业。他们的企业都有着太浓的家族制色彩，他们的社会也有着浓郁的家族制或泛家族制文化和意识。法西斯在这三个国家出现并掌握政权，并不是偶然的，是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的。
尤其是意大利企业，绝大多数都是家族制企业。报载：在意大利，关系紧密的家族控制着从金融到经济甚至到政治。刚刚卸任的总理贝卢斯科尼，他的儿子控制着媒体帝国梅蒂亚塞特（mediaset），女儿担任着他的金融投资公司副总裁。库恰家族控制的米兰大投资银行“中期信贷银行”，半个世纪以来居于意大利金融网络的中心，参与几乎所有重要的公私合同。詹尼·阿涅利控制着都灵的汽车制造业，从菲亚特公司起家扩张成为“意大利无冕之王”。皮雷利家族在意大利工业界独占鳌头，这几年又向电信业进军，与贝纳通公司一道收购了“好利来公司”，实际接管了意大利电信公司。三兄妹创立的贝纳通公司已经成为国际著名公司。时装帝国又称“古奇家族”。除这些大公司之外，90%以上的中小公司都是家族式企业，并且给我们留下了诸如“皮尔·卡丹现象”等管理问题。意大利人说：“家族经济的概念在意大利文化中已根深蒂固，因此要改变它非常困难。”
日本和韩国是最大的泛家族规则的执行国家。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两个国家的公司大都以泛家族模式组建自己的管理结构。正是这种结构，在一定的时期内最大限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向着共同的目标奋斗，是日、韩企业能够在短短几十年甚至十几年就能赶上美英等上百年企业规模的真正原因。
德国的日耳曼民族有着非常浓厚的泛家族特征，保持着强烈的泛家族色彩，但规则高于一切的德国人，在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外部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的选择设定上非常现代化，泛家族规则反而较少。德国是唯一比较成功地将泛家族文化与现代管理理念结合在一起的国家。德国的企业因而稳定，较少出现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案例。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日耳曼典型特征中，刻板、墨守成规、机械的一面正在消退，而团队精神、现实、守信等特征得以保持，更增添了创新精神等新的特征。所以，德国的企业不仅完整保留着师徒制度，而且拥有工人参加的、权力很大的监事会，这在别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事。
这是否意味着家族制企业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一种卓有成效的管理形式？
泛家族制与家族制企业都有着同一的优点。
这些优点概括起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可以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调动起（组织起）各方面的积极性；第二，可以在短时期内把资源利用到极限；第三，这种企业或者国家常常表现为发展速度惊人，以此带动各方面的迅速膨胀和扩张；第四，对外竞争力强，尤其是低成本运作时更是如此；第五，泛家族企业与民众观念相对容易吻合，因此不存在企业文化与管理对象文化不相吻合的问题。
正如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了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打败一样，泛家族制企业可以依靠这些优点，在有明确外部竞争的压力时飙飞突进，冲破一切艰难险阻，实现自己的既定目标。
中国封建王朝屡次被落后的民族打垮推翻，并不证明落后民族的意识形态先进、经济力量强大，而是封建王朝自身再也难以积聚力量，是垮在自己的体制上。而落后民族之所以称其落后，就在于入主中原后迅速醉心于被推翻的体制，稍加改动后就全盘接收下来，在按照老图纸架构的新宫殿中，重复做起了万世不替的美梦。
同样的道理，泛家族制企业可以在竞争中击败对手，甚至击败实行了比较先进的管理理念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泛家族制企业常常表现出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与效益。企业像一个百米短跑选手，从起点到终点，爆发力惊人。
可是，当它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尤其是当它雄踞行业前列，傲视群雄的时候，常常就是它的危机开始爆发的时候。泛家族企业与非泛家族企业的真正区别开始显现出来，并以同样惊人的爆发力，使得泛家族企业毁灭的速度与其所拥有的技术手段速度同步，构造出惊人的现代崩溃。这就像一位百米短跑选手跑完百米后接着再以同样的速度跑百米，结果就会倒地不起。
落后的东西并不一定都是无用的东西，落后的东西只是在开始的时候就注定了它灭亡的命运。
132.危楼毁于兴而不毁于败
泛家族规则的可怕，常常不表现在企业处于发展低谷之时，而在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之后。就像一座危楼，摇摇欲坠可就是难倒，如果一旦前去改造，那就立刻全部坍塌。
由于外部竞争的压力，企业内部的泛家族规则让位于竞争需要，会显示并持续发展团队精神、创新精神（而不仅仅是竞争精神）和高效率等特点。当外部明显的竞争压力减缓或消失后，泛家族规则的综合作用会使上述特点迅速丧失，并且随着技术手段改进呈加剧发展的态势。这是因为技术手段会加速选择与决策的速度，团队精神会演变成对创新精神的桎梏，而创新精神会演变成盲目的狂妄，高效率则成为崩溃的发动机。泛家族企业必然面临着迅速崩溃的可能，少数企业经过调整（特别是来自外部力量的调整）而苟延残喘。
所以，努力寻找外部压力，是每一个泛家族企业的聪明“管家”在无法对内实施大规模的改革，又要能够延续企业发展的唯一选择。可惜，正是这唯一选择，加剧了企业的“现代崩溃”如同雪崩般出现。
美国的“家”意识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地方。他们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有一套适合于他们限制家的作用的法律，是为了家的长久安全他们不得不迁就邻居的综合反映。但这丝毫也改变不了他们骨子里的“家”意识和企业内的泛家族规则。只要有一星儿希望可以损害邻居而肥自己，他们就会什么都不顾地去干。2000年9月，联合国自然保护基金会发表题为《全球变暖与陆生生物种类多样性减少》的报告说：按目前估计，今后100年内地球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将增加一倍，如果全球变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遏制，到2100年，全世界将有1/3的动物栖息地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导致大量物种因为不能适应新的生存环境而灭绝。2000年11月13日联合国在荷兰海牙召开落实“京都会议”有关保护议定书的会议，因美国与发展中国家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在二氧化碳排放量等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无果而终。2001年4月，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美国政府单方面宣布不执行《京都议定书》，让全世界为之震惊。这个在相当多的方面还散发出强烈的泛家族气息的国家，在失去了竞争对手之后，一批“有识之士”便急于为其寻找新的对手。比如不惜造谣或者无中生有地指称“中国威胁论”等等。造谣者自己也不相信中国存在着威胁，他们真正害怕的是，美国会从此一天天烂下去，他们已经嗅到了那酸甜的气味，只是他们并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几年前，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让所有亚洲国家和地区度日如年。但新加坡、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以及香港地区等被风暴席卷最严重的地方都缓了过来，而经济实力最雄厚的日本在2002年之初还是没有缓过来，日元再次大幅贬值，让所有的亚洲国家都难以置信。
虽然不能排除日本政府有意贬值日元以进一步刺激出口，但更多的可能是日本的企业出了问题。
在成为世界级的大企业之后，相当多的日本企业内部出现了严重的管理问题。这些问题在泛家族规则下被严格地保密起来，外界无从知道。但是，通过近年来日本大企业接二连三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有时甚至是非常低级的质量管理问题，而在投资领域一些日本著名企业又表现出典型的“恐龙形态”，也许不难推论出，日本的企业已经患上了非常严重的“泛家族规则综合征”。
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珀捷罗”汽车，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生产质量问题，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召回汽车，免费更换和维修。轮胎质量问题被揭发，根本不影响其他如发动机生产工艺质量，因为那是另一个部门、另一个厂家的事。这在美英企业是不可想象的事。美英企业也有质量问题，可是一经发现，便会立即检查所有类似的质量问题。2000年协和式飞机出现事故，发生了惨剧，经查是包装材料的质量问题，由此引起对整架飞机的全部材料质量重新检定，费时一年多后协和式飞机才获准试飞。另一点更为重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可以被肢解，肢解后的两个部分仍然继续发展，这在中、日、韩三国的企业也同样是不可想象的事，母公司被肢解了，全部企业就都完蛋，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这就是泛家族企业与非家族企业的区别所在。
可是，中、日、韩三国的企业并没有像美国企业那样爆发出明显的现代崩溃特征。这是因为，中、日、韩三国企业远没有美国企业那么现代化，尤其是管理手段上差距更大。如果把中、日、韩三国企业崩溃的速度与其相对应的管理手段做一比较，我们就会惊讶地发现，以现代崩溃为特征瓦解的三国企业远比美国企业来得多。金融危机的信号，导致企业出现崩溃，而崩溃的企业又加剧危机的程度，从而导致最近的两次波及世界的大危机，一次发生在南美，一次在远东，并不是偶然的。
133.为了否定的肯定
我无意全盘否定中国传统的家文化。
我也无意全盘否定中国现在还潜行着的泛家族规则。
就世界范围内来说，我们的家文化在某些时候、某些领域还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中华民族来说，保留一些我们自身的东西，可能更有利于我们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也更有利于我们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
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保留和利用的东西，并不代表就是必须坚持不替的东西。
泛家族规则支撑着一座危楼。我们正在拆除这座危楼，并同时建立起新的大厦。
如果社会转型真像盖楼一样，把旧的“轰”一声爆掉，然而清理废墟，建新的大楼，那就太容易了。社会转型只能是边拆边建，必要的时候还需要旧的基础支撑一下，作为过渡。
我们现在需要探索的是：哪些是能够帮助我们达到这些目标的家文化？哪些规则有利于我们走向文明，走向现代？哪些则应该坚决予以否定？
否定泛家族规则和文化，需要相当的勇气、胆识和决心。
如果我们一步还看不太清楚，那至少我们应该搞清楚：哪些不利于我们走向文明和现代社会，尤其是，哪些东西正在毁灭着我们的管理？
事实上，我们的脑海里早就有这个意识，却从来没有这个概念。我们知道法律规则和市场规则，我们也意识到还有一种力量，正是这三股力量左右着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处处别扭，我们努力工作，我们拼命挣扎着要摆脱命运的安排，却不知道命运就是这三股力量的较量。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2000多年前的老子同样意识到这其中的规律性，只是叫不出名字来罢了。
我们的企业在努力发展，企业家却面临着越来越尴尬的管理境地，内外交困。同样，正是这些规则在世界范围内还有着相当的影响，才导致了高技术发展下的“现代崩溃”的出现。
中国人善于调和折中。
能不能把法律规则、市场规则和泛家族规则进行结合，再加上“有机”两个字，形成一套谁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综合性规则，共同促进国家和企业的发展？
肯定会有人认为可以。就像现在在台湾地区和新加坡大行其道的老庄管理学热，孔孟之道行不大通了，于是就祭起老庄。其实在本质上，老庄与孔孟是同道之人，只不过是对世界的看法不同而已。
我认为不行。
泛家族规则必须服从法律规则和市场规则。这不是结合的问题，而是前者必须在后者的规则下运行的问题。
就泛家族规则的本质而言，它的存在就是对市场规则的破坏。只不过这种服从与破坏都不是激烈式的冲突（除个别如抗税行为外），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渐进渐退方式，一方强些，另一方则退些。所以，不能因为泛家族企业在现代经济制度中一直存在，就认定泛家族规则可以与市场规则和平共处。家族式企业可以存在，并不一定要改为公众企业，家族企业的家长权威制度、遗产继承制度、亲情伦理规则都可以在一定程度内继续起到作用，但是，我们将无法克服“一代创业、二代守成、三代衰亡”的规律，因为那是泛家族制在起着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