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中国现代管理的尴尬并非现代所独有。中国是最早发起关于人类自我管理大讨论并从中受益的国家，不幸却是最晚从这场大讨论中脱身的国家之一。中国人关于权与利、集权与分权、速度与质量的辩证关系研究博大精深，却并没有从中得到长期繁荣的实惠。短期的繁荣总是为迅速的崩溃做了铺垫，以惨痛的代价为管理学上的“生死极点规律”做了最好的说明。
68.谁比红佛
有那么一个故事，好像是古典小说《虬髯客传》里，红佛对李靖说，那杨素虽然位居王公，显赫一时，却“不过是还能说话的未死人罢了”。所以，她要弃他而去。在封建礼教极严的社会里，侍婢弃主私奔，却得到了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黎民百姓的称赞，竟成了一个大大的例外。就连《红楼梦》里那个“见一个打趣一个”的林黛玉闷时作诗，竟也把红佛着实歌颂了一番：“长剑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尸居余气杨公素，岂能羁縻女丈夫？”
红佛不过是手握大权的王爷身边一个侍婢，她自己也认为出身下贱，但她在王爷飞黄腾达的鼎盛时期，看到了杨素已经开始走向毁灭，不过是比死尸还多一口气罢了，毅然弃之如敝帚，暗夜私奔落泊公子李靖，终于辅佐李靖成就一番平定天下的大事业。红佛在杨素鼎盛时从什么地方看出他已经快要完蛋了，红佛自己没说，有一出戏《红佛夜奔》里说了许多，但那是戏曲作者说的。话说回来，红佛也是“相传”人物，史不见传的，很可能是个虚构的人物。
中外管理与泛家族规则的思考那么问题就出来了：是谁在杨素鼎盛时看出其开始走向毁灭？如果说是后人根据杨素可怜的结局而创造的，那么，为什么要创造出一个红佛女？“美人巨眼”，识得又岂止是李靖的穷途，也能在繁华之中看穿杨素的比死人多一口余气的败象。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都是在勾栏瓦当里传唱起来的，在勾栏瓦当之中的自然都是平头老百姓，由此不难推断出，在鼎盛时看出毁灭的，正是最普通的老百姓。红佛的出现，也就是他们的一种理想寄托，一种理念的形象化。
人是如此。一个企业呢？
韩国大宇集团惨败的诸多原因中有两条：一是他们上了某国际组织的当；二是他们自身的组织与管理严重脱离了发展速度。为什么敢于断言存在着第二个原因，我们以后还要论及，相信大宇集团的老板金宇中先生现在有足够的时间去思索这些问题了。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安徽出了一个孙超，在短短的几年内，把一个民办的劳动服务公司创办成拥有4家工业企业、20多家外贸出口分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年粮食出口量居全国民营企业之冠，被称之为“孙超现象”而备受经济界的重视。1990年我有幸参加了他们集团的一次年会，面对被孙超本人称之为“三山五岳”的各分公司和工厂负责人，我善意地向孙超提了一个建议：“撒得开，也要拢得住。”孙超自信地回答：“这你放心，我能撒得开，就能拢得住。”当时孙超企业集团正处在鼎盛时期，我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他这位创始人的自信呢？然而一年后，孙超企业集团分崩离析，从此在经济界销声匿迹了，最大的打击正是来自于他旗下的那些分公司和工厂，“三山五岳们”借一次政府的公司清理整顿，纷纷“宣布独立”了。
69.历史的怪圈
中国曾经富过。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最著名的三次盛世：汉文景之治、唐开元盛世、清康乾盛世。汉朝文景之治的60多年，中华民族从长达数百年的战乱中第一次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达到了空前的繁荣与发展，“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封建社会空前大繁荣，实在得益于贞观之治。近100年的和平稳定发展，使得中华大地上不仅“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校量”，而且出现了空前的城市文明。首都长安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洛阳、扬州、益州、广州、荆州、相州、幽州、汴州、宋州、凉州等都发展成为相当大的商业城市。城市与城市之间，陆路的景况是：“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在水路上，“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这是多么辉煌的一段繁荣景象，难怪一辈子忧心忡忡看什么都愁眉不展的杜甫老先生，回忆起开元的时光，也情不自禁歌功颂德起来，“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清朝的康熙和乾隆是两位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一个做了62年，一个做了60年。仅从执政的时间上，就可以判断出这两个皇帝不是平庸之辈。打下一片江山也许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可败掉一片江山，十年就足够了。这两个敢作敢为、好事坏事都做绝了的皇帝执政了120多年，期间不乏战争和灾荒，但总体上中原大地是处在长期的和平发展之中，中国也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繁荣的时期。据当时的官方统计，全国的耕地创历史纪录，达到近800万顷。大规模的水利兴修，特别是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治理也是经世济民的德政工程。农业各类种植业的发展，为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及商品，以纺织为代表的工业和以粮棉茶为代表的大宗贸易空前繁荣。广东佛山虽是一个小镇，已有622条大大小小的街巷。城市的布局和规模基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格局。
然而，在这三次盛世之后，都是风光不再，江河日下。汉、唐、清再也没有恢复过去的好日子，甚至一而再地推倒重来。简单地说，每一个封建王朝建国之初，民心思定，皇帝也知创业的艰辛，大多采取与民休息和建章立制稳定政权两方面的措施。然而，一旦社会进入“繁荣期”，中国社会总是不能继续向前发展，包括三大“盛世”在内的所有王朝，都无一例外地走向衰败与没落。这期间不乏能人志士，雄才大略，受命于危难之际；殚精竭虑，扶大厦于既倒，却无一例外地难挽狂澜，徒留浩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也就成就了近百年来中国人最关心的两大主题争论，一是黄炎培所说的，为什么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一团体、一政党、一政权，其兴也渤焉，其亡也忽焉，原因何在？二是这种兴亡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着，一个个王朝轰轰烈烈而来，又凄凄惨惨而去。
再把眼光拓开一点看，秦始皇以下，再也没有一个王朝像先秦的夏、商、周等王朝那样长久地存在。夏存在500多年，商存在500多年，周存在800多年。而克服了周王朝诸多弊端、适应了生产力发展需要的秦以后，最长的王朝也就是汉代，不过400年多一点，其余超过300年的就很少了，最短的只有几十年。是老百姓造反的“觉悟提高”了，还是先进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落后了？是外族的落后力量更野蛮了？还是内部的先进生产力更脆弱了？
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社会在历史上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着圈圈，一个圈圈就是几百年。是什么让中国人在政治上一直处于如此的境地？而全部聪明才智都只能表现在非政治领域？是什么让一个个皇帝得意地走来，又黯然走去？
再把眼界放开一点看，这种现象并不只是中国专有。西方历史上也曾经有过著名的盛世：古希腊、古罗马帝国的繁荣也是令人惊叹的。别的不去说，古罗马当时修建的城市供水系统，其规模之大，工程之细，让现代人也叹为观止。罗马帝国时期城中雕塑的引水渠道使用了1600年，至今还在源源不断地喷涌着晶莹的水。繁荣带来的并不必然是昌盛。古罗马以下，历代王朝更迭交替，直到100年前的大英帝国，兴亡匆匆，同样在画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怪圈。历史在这个星球上似乎开了不止一次的大玩笑，它从不让一个国家长久地兴盛下去。历史的玩笑是残忍的。
70.极点规律
最辉煌的时候也是最黑暗的开始，最得意的时候也是最伤心的开端，最美丽的时候也是最残败的起点，最壮烈的时候也就是最平庸的铺垫。太阳到了中天，必然就要一步步下山。戏曲到了高潮，就要开始收尾。火热的夏天后面总有严酷的冬天。大马哈鱼完成了生命中最灿烂的生育，便无怨无悔地死去。火山喷发的摧毁力中却孕育着新生命的灿烂。这些看似矛盾的现象，难道其中蕴藏着一些什么？这些最简单也最复杂的辩证过程又包含着一些什么呢？如果我们把生与死，也就是繁荣与毁灭，作为一个过程来拆分，那么大体可以分为走向繁荣、保持繁荣、走向毁灭三个过程。我们就会发现，第二过程常常过于短促，非常令人遗憾，也非常无奈。
难道，辉煌中的毁灭，就真是自然的规律？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规律？
有人说，这是因为这些组织都是由人组成的，而人，正如红佛这么一位“阅人甚多的”风尘女子一眼看穿的，人，大多是只可与之共患难，不可与之共富贵。
谁都知道，中国正在走向繁荣，百姓的生活刚刚开始走向富足，中国还远没有繁荣，人民还远没有富足。
有人说，走向法治就可以保证富起来的社会继续向前。这话没错。可是，我们已经知道，一个社会的毁灭是在其走向巅峰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走向繁荣的时候，我们就必须逐步建立一整套的法律制度，一如我们的党和国家现在正在做的那样。问题是，谁来保证在这一时期“走向”法治？在法律完备之前靠什么走向法治？靠人吗？当物质为一定量时，少数人聚敛物质的能力与多数人创造物质的速度成正比。如果不能打破这个规律，结果只能是：少数人向多数人保证一定促进社会走向法治，并努力制定着法律。这可能吗？
有人说，只要我们走上了繁荣的巅峰，我们自然就会解决你说的那些问题。现在是没钱，所有的一切社会问题都是因为一个“穷”字，只要不穷了，就好办。但愿如此，只是历史无情，早已给出了否定的答复。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党乃至一个政权，等到问题显露出来，再采取应急措施，他们总是非常惊慌地发现，人还是那些人，组织还是那个组织，制度还是那些制度，可企业完了！让人欲哭无泪！
这些，都不是每次阔起来的时候就走向衰亡的真正原因，至少，它们不能说服我。它们只是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的一些重要因素，它们不能说清楚，为什么在繁荣的时候就孕育了毁灭，造成这种畸胎的社会子宫又是什么？如果繁荣导致毁灭，并不是中国特产，那么是不是我们全人类至今还孕育在这种畸形的子宫中？
71.为什么中国的凤凰会涅般
木
物极必反，生与死，是一个哲学的老范畴。在中国，2000多年前的老子就已经勘破其中的奥秘，其门徒庄子更是将其演绎得淋漓尽致，在中国广泛流传。然而，差不多就是从2000年前开始，关于这一哲学在管理学上的应用探索，特别是在社会管理方面的探索，以全面失败而在古老的中国宣告结束。老庄哲学在中国成了一种消极哲学，成了不得志者的自我安慰剂。这实在是哲学上的一个极大误区，是管理学上的一大盲点。老庄哲学里表现出来的管理思想，不但积极，而且精深。
1998年，我在美国，听一位80多岁的老教授说生与死。这位一辈子从事物理研究的老科学家在美国享有极高的待遇，他对我们这些研究管理的人所讲的，却是近年来他在一辈子的研究方向上，稍稍做了一些更大范围的思考后得出来的结果。他以一种超然的口吻说：生与死是一种循环，死亡是一种进步。老先生说，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必然经历生与死，走向繁荣也就走向死亡。走向死亡也不可怕，走向死亡意味着走向新生，不过是以另一种形态。坦率地说，当时听他讲解时，我有些不以为然。从哲学的结果来看，生与死是一对辩证的范畴，这在以唯物辩证法为基本认知方法的中国，要辩证地对待生与死，可谓是妇孺皆知。然而，在我研究为什么大多数企业都难以保持辉煌，为什么那么多的企业面对困境就是走不出去，在管理上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时，我碰到更大范畴的组织也同样面临着这个问题。我也深刻地理解了为什么这位一辈子研究物理学的老先生会在耄耋之年突然研究起这些来，并对我们这些年轻后辈说这些与他的研究无关的话。
透过中国的历史，透过欧洲的历史，经济学家从中看出了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局限性；社会学家从中看出了社会结构的历史演变；政治家从中看到了阴谋和诡计；人类学家从中看出了人性的丑恶和自治。谁也说不清楚，是我们在睁大眼睛看着历史，还是历史在睁着怪眼看着我们；是财富的积累，激发了人类的贪欲，还是人类的贪欲，激发了财富的积累，也许就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一个永远扯不清的逻辑游戏。
不论是历史中的我们还是现实中的我们，今天的中国社会又一次走向了繁荣。我们的人民从总体上来讲，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么阔过，更何况是在历史人口的几十倍基础上，达到现在这个水平。然而，当我们走入每一个家庭，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我们又会深切感受到历史的严峻：我们也只是刚刚走到繁荣的边缘，我们还远没有阔起来。可是在欣赏欣欣向荣的同时，我们无法无视在诸多方面显现出来的危机。
我们同样有理由问一句：那远古的晨钟暮鼓，是不是还会敲出大唐风韵的雍容华贵，这种雍容华贵又会不会在今天再一次化作凄风苦雨，化作风雨飘摇之后的午后荒郊，“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中国有两种神物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是中国的龙，一是中国的凤。龙，成了中国的象征，而凤则差了一些，因为这个凤并不是长生不老、万寿无疆的。当五彩的凤凰达到辉煌的顶点时，就是它毁灭的时候，然后再生，称之为涅槃。所以搞政治的人都不喜欢它。皇帝都自称是龙种，却绝不自认凤蛋的。最近在河南出土的夏朝墓中，龙和凤却是并列具有显赫地位的。在那个时候，是不是就已经让凤凰有了涅槃这样一个辉煌的过程，我们暂时还不得而知。同样让人困惑的是，在这个古老的传说中，我们的祖先为什么单单要让最亮丽的凤凰死而复生，而那张牙舞爪的龙则没有这一过程，实在是个谜。
透过凤凰涅槃时那熊熊的大火，我们看到升起来的是什么呢？一定是一只新生的凤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