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突围与回归:新时期散文思维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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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社会背景与时代精神

散文这种文体是顺应社会需求的,最能够体现社会生活的变化,也就是说,散文的变化就是社会生活变化的结果。但是,往往最初开始的变化既需要一定的社会背景,又需要作家具备一定的勇气和魄力。有人说,散文本来是这样一种文体:写风花雪月而轻歌曼吟就必然要失去散文的品格;写百年大计而亢辞雄辩往往会被摧折。与诗词、戏剧、小说等艺术门类相较,中国散文就是在这两难的选择中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这说明散文变革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就要力避陈词滥调,敢于直面生活,自由地表达真实的自我。

由此可见,散文变革兴盛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客观上社会开明,思想解放;二是作者无畏,有话敢说。作者无畏,虽有一二佳作成千古绝唱,而难成社会大气候;只有社会开明,言路开畅,才会有万紫千红的散文繁荣。

2.1.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是散文创作的社会大背景

新时期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思想解放运动使得国内思想界、文化界、文学艺术界打破了很多禁区,改革开放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历史开始步入全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激活了整个民族的哲学思维、历史思维,也激活了整个民族的艺术思维。在这重大的历史转折过程中,当代散文的审美意识和美学追求开始走出误区。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思想口号的指引下,散文和其他文学样式一道,开始重视自身的艺术规律,挣脱“工具论”、“从属论”的束缚,解放文艺生产力,参与反思历史的进程,逐步突破创作上的种种禁区。

1979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一篇重要文献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作了新的权威性的论述: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创作出无愧于我们的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和表演艺术成果。这篇文献同时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愈走愈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要防止和克服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公式概念化倾向。”这些论述基本理清了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正确思路。

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社论明确使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文艺方针,文学艺术创作从此进入正常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文学开始拓宽表现的领域,并逐步回到本体位置上。反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创作的主旋律。图解政治、演绎政策的作品大幅度减少。散文不仅拓展了观察生活的领域,而且深化了审视人生的视角,有些作品已经开始把触角伸向人的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一方面,社会感情在作品中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另一方面,个体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的独到识见也在创作中散发出诱人的魅力。虽然政治价值尺度仍然影响着一些人对生活的判断,但大多数人对生活的感知已经在多元的价值层面上展开,散文作者已逐渐从单一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走向文化的视野。

中国社会进入80年代,随着社会生活由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转型,社会思想的一元化僵局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开始形成多元化格局,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正在成为现实。通过批判“文化大革命”,反思政治,人们仿佛一下子从茫然的噩梦中醒来,发现除了政治生活、政治思想以外,人还有个人生活、个体思想。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散文创作开始大胆地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审视生活、审视人生,尽力满足人们对文学创作的多层次期待。针砭现实的报告文学满足了读者关注社会、锐意进取的热情。表现传统人格精神的小品散文,满足了人们享受艺术、憩息精神的需要。

散文再也不满足于好人好事好河山,再也不满足于空洞虚弱地唱颂歌。敢于写真实独到的思想感悟、人生见解、文化批判,也敢于对社会发出独特的声音。于是,散文的品格回归了,开始变成走向自由的艺术。

2.2.全球各民族文化的相互影响是新时期散文创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进入新时期,正是“冷战”即将结束的时候,各国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特别是我国积极引进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文化,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而且各种文化思想都得到快速发展。

作家创作散文,其感应、反映世界的广度与深度,影响着散文创作的境界。许多作家已经拥有“地球村”意识,从过去欣赏“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气度,赞美“胸怀全球,放眼世界”的襟怀,发展到现在真诚探索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特征。在更为广阔的世界中努力寻找和借取一双慧眼,想要把这世界看个真真切切明明白白,是当代作家的普遍心态。

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大背景下,文艺界饥不择食地引进西方文化。在一个相对短促狭小的时空中,将欧美近一个世纪的各种“主义”、“学说”、“哲学”匆匆请进新时期的学术界、思想界和文学界。哲学界从尼采到海德格尔,从弗洛伊德到荣格,各领风骚;文艺理论界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和接受美学、原型理论、叙事学,此起彼伏。各种理论观点和学说由传播到接受都显示出饥不择食的慌忙,与近代的“更搜欧美求新声”的心态何其相似。

西学再次东渐,有力地冲击着新时期的文坛,极大地改变了一批作家、理论家,尤其是年轻一代作家和理论家的创作方式和理论观点。在这一过程中,小说、诗歌和戏剧都勇做先锋。相比之下,散文则缺少标新立异的“主义”、“思潮”,于是在轰动效应频频出现的当代文坛,成为最寂寞的文体。有些人从这一视角论定新时期散文成就的高低并预言它终将解体,是失之偏颇甚至是不负责任的。在各种思潮的冲击下,散文作家也在试图用现代意识来表现生活、把握自我。但是,由于“现代意识”是一个弹性极大、内涵模糊的概念,由于散文本身是一种突出“思想”性的艺术,这就决定了它不像小说那样对现代思潮和现代艺术能够进行大跨度的选择。因此,散文作者除了与诗人、小说家一样,感受到更新观念的“阵痛”外,还有一种面对喧嚣和浮华而来的寂寞,然而正是这种寂寞与阵痛,孕育了新散文思维。

散文的兴起与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寻根热有密切的关系。8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文学界受世界文化的影响,先是文学理论张扬文化寻根,后是小说创作追求文化意蕴,阿城的《棋王》、莫言的《红高粱》、苏童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以显示民族的文化特色而闻名于世。但是,小说的文化意味寓于历史故事,寻根的结果是渐渐远离了现实生活,终因距当代人心理需求太远而失去了刚出现时的轰动效应。于是,对一个民族的心理与文化进行反思的现实体现者――新散文便开始了它的文化苦旅。新散文虽然也受世界文化的影响,从历史文化反思入手,旨归却在当代现实生活。它从人类历史的生存状态中探寻与今人不同的生存方式,换句话说,它拿令今人困惑的生存问题在历史文化中寻求答案。由于贴近现实,因此很受读者欢迎。余秋雨的新散文《文化苦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赢得广大读者追捧,进而奠定它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重要地位的。

文学作品品位的高低,并不与观念的更新程度成正比;观念会影响作者对生活的认识,但它本身并不是审美因素。当新观念已经深刻地影响了作者的情感与生命体验,并把它熔铸成一种“有意思”的艺术形式时,作为这种情感与体验结晶体的散文才具有审美的意义。当作者在作品中通过自身独特的体验方式传达出民族的或世界共通性的情感、体验时,作者观念的新与旧也就成为决定散文成功或者失败的主要问题了。

不管怎样,前面叙述的这种氛围已经开始对散文作者产生深刻的影响,外来文化思潮逐渐被接受,新思维开始出现。主要表现为:作者逐渐改变着自己的文化心理结构,并试图用新的符号来表现社会生活与个人情感;人的主体意识趋强;在部分作者尤其是年轻一代作者的创作中,出现新的情绪,如焦躁感、孤独感和荒谬感等,对个体生命体验的传达受到格外的重视,散文走出了新路。

2.3.新时期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改变着当代散文所处的文化格局

当散文一方面寻求与世界文化的联系时,另一方面又以更多的精力寻求与中国散文艺术传统保持更紧密的血肉联系和渊源关系,试图从富有生命力的、经久不衰的散文艺术景观中获得启示。在深层意义上,当代散文艺术某些贫乏现象的产生,和它与中国散文传统隔膜太深有关。艺术上的创新是渐进的过程,它不可能脱离母体拔地而起,只有将传统中富有生命力的艺术作为自己跋涉里程上的起点,才有可能在创造的大道上走得更远。

在这方面,两岸交流的频繁与加速,港台散文及其理论对新散文的产生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其影响绝对不可低估。

从80年代开始,大陆与港台两岸三地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港台的生活型散文和文化型散文在大陆以一种清新的面目出现而受到欢迎。三毛、席慕容、柏杨、李敖、梁实秋、罗兰、余光中、董桥等名家的作品很快引起了读书界的争鸣与好评。与此同时,港台的文学史理论也给大陆带来了新的视野,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80年代中期进入大陆引起了强烈反响。

开始的时候,人们难以接受港台文学及其理论的新视野。因为大陆多年来一直以思想的革命性作为衡量散文成就的标准,因此把鲁迅捧得最高;而港台却以散文自身的文体标准和艺术标准作尺度,认为周作人的散文更有艺术性。然而,港台的这种认识毕竟反映了改革的思路,也迎合了拨乱反正的思想。虽然大陆有人对港台的观点反响强烈,给予批评,但是,港台的观念还是逐渐被人们接受了。现在,大陆作家中周作人的作品卖得最好。过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连提都懒得提的一些作家,现在逐渐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市场规律说明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一个影响大陆散文变化的直接契机就是港台作家对朱自清散文及大陆散文的批评。香港大学的余光中发表了一系列批评朱自清散文的论文,认为朱自清的散文《女儿绿》过于女儿态,《背影》、《荷塘月色》过于矫情。余光中批评朱的散文浅显、伤感、滥情,太女性化,是软性散文,影响后学者走上狭窄的纯情路线。他声明要剪掉中国散文的三个辫子:一是花花公子式的散文,伤感做作,犹如华而不实的纸花。二是食古或食洋不化的酸腐的学者散文。三是清汤挂面式的散文。提出信息、科技时代应该以“硬散文”为方向,摒弃“软散文”。所谓“硬散文”就是知性散文,突出智慧,适应当代生活。朱自清的人格是有骨头的,但是,他的散文却没有骨头,是软散文。他的譬喻过分明显,形象的取材过分狭隘,至于感性,则仍停留在农业时代,太软太旧。他的创作岁月,无论写诗或是散文,都很短暂,产量不丰,变化不多。朱自清的散文艺术成就当然要高些,但时过境迁,他的历史意义已经重于艺术价值了。大陆抒情散文就是受这种影响而走入歧途。这些批评引起了大陆一些学者的强烈不满,于是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反批评的文章。显然,这些反批评反映出传统思想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太过深刻,对朱自清及大陆的抒情散文太过偏爱。特别是朱自清先生的人格与文风一直都是人们心中的楷模,怎么能容忍有人批评,甚至贬低呢?

然而,在批评与反批评中,中国新时期散文的理性意识苏醒了,作家们开始改变自己的写作思路和实践,在创作中开始追求散文的文化意蕴。与此同时,有人开始对建国后的散文“三大家”刘白羽、杨朔、秦牧提出批评,呼吁散文创作应该走出甚至打破“三大家”的传统模式,寻找散文创作新的出路,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散文。

2.4.新时期散文的发展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

我国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种传统一直是我国文学艺术界的圭臬。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都发生了变化。我们认识到,文学抒情的时代结束了,社会需要理性的思考。于是,散文创作变向了,一种新的知性散文产生了。

从文体特征来讲,散文最能够体现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散文只有顺应时代的变化,才能获得自身的生存。对新时期散文家来说,直接继承的是现代散文。这是因为,现代散文是当代散文的发展基础,在阅读、理解与沟通上,两者之间的障碍最少;而且现代散文尽管是以对古代散文“革命”的方式出现的,但它从未割断与中国古代散文的联系,从而造成了当代散文与古代散文的间接对话,在某种意义上实际成为与整个散文传统的一种“对话”。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和政治文化的影响,当代文学在其开始阶段曾经忽略了对古代散文理性传统的继承,以致后来愈加偏颇,在“文化大革命”中完全否定、抛弃了理性传统。

当代散文发展到新时期,已逐步具备了全面而公允地评价和接受历史财富的条件。虽然朱自清的抒情散文仍然保持着重要地位,而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的小品文也拂去尘埃,光华灿烂。周作人因为变节而沦为汉奸的耻辱历史是不容掩饰的,但其散文创作的艺术,还是值得借鉴的。此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美文传统在新时期受到尊重推崇,取法者日益增多。

新时期散文最突出的就是理性回归,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结果。散文由抒情性向思考性的变化,就是随着时代的反思而发生的,这也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大陆散文界最初让人为之耳目一新的当属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当它陆续于80年代末出现在《收获》杂志上时,马上受到有识之士的注意和高度评价:“《文化苦旅》这组散文,对苍茫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番理性思考、生命感悟和人格透视,表现出对人类文化整体生存命运的关注,显示出一种由传统散文的‘悟道’与现代人的开放思维交织而成的恢弘深邃的艺术境界,从而突破了传统散文的狭小气度和当代散文的狭窄情怀,体现了中国新时期散文创作的一种探索精神及新的走向。”余秋雨自己也宣称:“我以为中国当代散文应该突破两重痼疾:一是过小,即沉陷于琐碎的小格局;一是过大,即流之于空泛的、消弭个体的大观念。过去我们所习见的‘以小见大’的散文模式,往往便是这两者的组合。中国当代散文应该大气一点,但这种大气又必须以个体人格格局为支撑。如果能以一己的真切生命渲染出大气象,这种‘以小见大’才可取。”余秋雨的创作正是从这两个方面突破了当代散文传统思维模式,打开了散文的新视野。此后,雷达、楼肇明、谢冕等一些理论家都陆续发表了以理性思维见长的散文,形成文化散文的创作热潮。

进入90年代,文化散文的领域拓宽了,整个散文思维呈现出开放状态,大批的女性作家涌现,大批的诗人、小说家、批评理论家投身散文创作,各呈异彩,已经不是文化散文所能涵盖的了。所以,新散文、新状态散文的概念应运而生。

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张承志的《心灵史》,李国文的《危楼记事》,张洁的《只有一个太阳》,陈染的《与往事干杯》,这些散文显示了新散文不仅在思路上摆脱了传统的束缚,真实地披露个体生命的感悟;而且在形式上冲破了传统散文的格局,尝试杂体相交的跨文体创作实践,并初步形成了新的散文思维。

总体来说,新散文是中国社会进入到新时期以后的产物,这个时期不仅中国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人们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散文创作上的烙印极为明显。

上述变化使新时期散文以一种新的面目改变了过去那种牧歌式的抒情倾向,开始深入反思社会与人生。正是这种反思的不断深入,开始了散文的文化寻根,寻根的结果是对现代人的生存进行关注。新散文就这样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不断地拓宽自己的境界,打开了散文的思维空间,使新散文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