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在创作中遇到了困境，根本原因是散文这种文体缺乏理论的支撑。散文既是具有久远历史的文体，又是最难驾驭的文体。为什么呢？首先，什么是散文？至今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回答。其次，这种文体做不得假，一说假话，就会挨人骂；又来不得真，倘若说真话，又会有人来揪你的辫子，告你图谋不轨。只有达到一种亦真亦假、似真似幻的境界，才有艺术韵味。但是这种境界又很难达到，不是人人都可以企及的。再次，这种文体没有固定的模式，无法模仿，也没有办法概括。每个人只能根据自己的生命体验建构自己发现的“有意思”的艺术形式。说到底，散文最讲究个体创造性。第四，散文至今没有系统的理论，人们很难把握散文创作的内在规律。因为没有理论指导，一切都只有靠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索，这样散文写作自然就比其他文章艰难了。
在当代散文发展史上，某些理论最初提出时并不具备对整个散文创作的规范作用，只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一家之言。后来，随着其合理性被不适当地夸大，就上升为一种艺术精神而用来规范整个散文创作，造成作家的心理定式，僵化和固定了作家的思维模式。
60年代初期提出的“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理论，在当代散文史上所起的作用便是如此。其实所谓的“神不散”，就是要求单一的主题思想，而这种主题思想就是政治思想挂帅，突出政治思想的“神”。这样散文就成为千篇一律、没有独创性、没有个体的思想，尽管在“形”上追求变化，但散文的内容没有变化。失去了作家的主体性，散文成为社会政治的传声筒。
后来杨朔的诗化散文理论被视为最高也是唯一的美学原则，散文创作几乎失掉半壁江山：“诗”的散文膨胀了，“理”的散文萎缩了。所谓的“诗化散文”，实际上就是抒情散文，突出抒情意境的构思。而所抒之情，就是赞美、歌颂之情，在那个特定的年代，这种抒情确实是一种必然。但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这种抒情模式的局限性就凸现出来了。新时期之初，相当多的作者还没有从“物――人――情”的创作惯性中挣脱出来，一再机械地重复着杨朔的散文写作模式。许多作品题目不同，作者不同，但是，都用相同的杨氏散文操作法，表现的也都是千篇一律的杨朔式的“诗意”。
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上述散文理论概念成为束缚新时期散文的桎梏。首先，解放思想，多元发展，就要求打破统一的“神”，“形散神不散”的理论不适应了。其次，打倒“四人帮”后，社会从噩梦中醒来，“诗化”散文理论也失去了市场，人们需要真实，不需要粉饰，不需要空洞的抒情和赞美。如果说“神不散”和“诗化”理论是过去散文的支柱，那么，这两大支柱一旦崩溃，散文就失去了理论支撑，也失去了发展的方向。
曾经有人甚至提出应该取消这种文体，因为其他各种文体都可以归类，都有自己的规定，而散文无法确定自己的类别，也没有一定的规矩和法则。所以，应该取消散文这种文体。
散文能不能存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引起了理论界的争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散文这种文体不应该继续存在。这些“解体论者”（以王干、费振钟、黄浩为代表）认为，散文概念混乱模糊，不是一个有鲜明审美特征和确定内涵的稳固的文学模型，没有确切定义，因此，散文是一种多余的文体：情节性比不上小说，人物的真实性、生动性及反映生活的迅捷性比不上报告文学，抒情性比不上诗歌，犀利机智比不上杂文……所以有人甚至毫不含糊地断言：“散文正走向灭亡，对此无论再作任何努力都是徒劳。”而另一种观点认为，散文只是暂时处于低谷，一旦时机成熟或者适合散文发展的时机到来，散文就会再度辉煌。这些“振兴论者”（以林道立、汪帆、万陆为代表）从几千年散文几度枯荣却绵延不息的历史证明散文的存在是人们思想认识、情感心理表达方式的一种合理选择，不可替代，更不能取消，它的繁荣发展是必然的、指日可待的。散文发展的关键是要打破传统的圈子，实现突围，自由发展，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新路。
80年代以后，关于散文的理论探索逐渐多了起来，先是暴露和歌颂的辩论，再就是回归与创新的探讨，然后是大散文和小散文的争执，还有坚持纯艺术散文和走通俗散文道路的不同倡导，散文理论进入百家争鸣的时期。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是，今天，我们谁能够说清楚散文到底是什么？这个最早的文体，却成为最困惑我们的问题。谁都想给散文下一个定义，但是，每一个定义都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缺陷而受到人们的质疑，所以直到今天，我们还是无法界定散文，因而也还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散文理论体系。理论无法说明，理论家就不能令人满意。实际上，散文理论的困惑直接影响着散文的创作，如果传统散文理论的束缚不能打破，散文也就无法突围，也就不可能找到自己的创作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