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战胜自我的人生斗士
在我们看来，命运对史铁生来说近乎残酷。但是，面对不幸的命运，史铁生用顽强的意志和精神与病魔作斗争，同时，又把自己对生存的感悟写成散文。依靠写作，他战胜了自我，战胜了病魔，成为有价值的生存者。
史铁生，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初中毕业后赴延安插队，1972年双腿瘫痪回到北京，1974年开始在北京一个街道工厂做工，七年后因病情加重回家疗养，开始尝试创作，先后创作《午餐半小时》、《我们的角落》、《在一个冬天的晚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队的故事》、《我与地坛》等，散文集子《答自己问》、《病隙碎笔》等。他的作品多次在全国获奖，并且被介绍到国外，有日、英、法等语言译本。现在，为中国作协会员、北京作协理事，合同制作家。
史铁生躺在轮椅上，现在只有依靠定期的“透析血液”才得以延长生命。然而让广大读者感到欣慰的是，史铁生一直以一种坦然的心态来正视自己的命运。在他看来，既然“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而“命运”又让自己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调换，那么就只好尽力当好自己的角色了。而要做到这一点，则必须树立起“苦难极处不可以消失希望”的坚强信念。史铁生“把最好的惩罚之地看成了人生的锤炼之地”，于是写作成了别无选择之途，或者说是最好的选择方式。从形而上来讲，“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从形而下来讲，“写作为生是一件被逼无奈的事”。但不管怎么说，史铁生已不只是一个轮椅上的病患者。他“在任何熟悉的地方能看出一种陌生”，并“在看似已经明朗的地方开始了文学的迷茫路”，以至于很快有了“作家应该贡献自己的迷途”这样一个鲜明的创作观。让人动容的是，他在二十年间努力“贡献自己的迷途”时，始终牢牢地坚守着自己的人生理念与民间视角。
对史铁生而言，不论病痛如何折磨自己，他都要尽力挤出时间一次次地唤醒因病痛而日渐麻木的心灵，然后对所在的世界和所处的时代进行审视，对生命状态和人生意义进行思考。于是也就有了关乎人生命运的“成长”、“生病”、“爱情”、“金钱”、“生存”、“道义”、“信仰”、“死亡”等等诸多感悟文字。可以说，凡是个体生命必须正视的问题和必须开解的难题，史铁生都没有回避与躲闪，而是调动了生命的全部激情与智慧一一给予解答，从而让读者不时产生心灵的强烈共鸣。比如“生病”，他是这样领悟出一种很现实的人生观：“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甚或算得上一项别开生面的游历。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端坐的日子其实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念起往日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一个‘更’字。”
文学即人学，写作就是与心灵对话，这一点在史铁生身上更显得是铁定的规律。从理性说，史铁生认为，作家应当是在文学之外去寻找文学，因为“在文学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巨大而无限的空间，那就是灵魂的空间。我一直以为在这个空间里有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东西”。事实是史铁生比普通的百姓多活出一些问题，“问题”才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
“别人用腿走路，丈量大地，他从腿开始思想，体察心灵”（陈村语）。写作对于史铁生则是一种被逼无奈的事，但“写作救了史铁生和我，要不这辈子干什么去呢？”恰恰是这种“被逼无奈”，使史铁生注定成为这浮躁世界中的最后一丝慰藉，以至有人说，他的存在几乎成为中国文坛的精神象征。
1.2.超越局限――《我与地坛》的生存思考
史铁生在《答自己问》一书的代序中这样写道：“残疾是什么呢？残疾无非是一种局限。你们想看而不能看。我呢，想走却不能走。那么健全人呢，他们想飞但不能飞――这是一个比喻，就是说健全人也有局限，这些局限也送给他们困苦和磨难。很难说，健全人就一定比我们活得容易，因为痛苦和痛苦是不能比出大小来的，就像幸福和幸福也比不出大小一样。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那完全是自我感受。因此，谁能够保持不屈的勇气，谁就能更多地感受到幸福。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这就是命运，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超越局限，从而感受幸福。所以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毫不特殊。”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史铁生认为，我们每个人来到世界上，都会存在某种局限，而人的生存就是对于各种局限的突破。
什么是生存？生存无非是一个不断突破个人境遇中已有的各种局限和束缚进而获取自由的过程。在《我与地坛》中，史铁生真实描述了自己对生命的思考过程，其中通过对诸多出现在他面前的人物的观察，获得了对人生的理解，走出了思想困境，也就是说找到了活下去的理由。他这样写道：“是的，我还是想活。人为什么活着？因为人想活着，说到底是这么回事，人真正的名字叫做：欲望。可我不怕死，有时候我真的不怕死。有时候，――说对了。不怕死和想去死是两回事，有时候不怕死的人是有的，一生下来就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我有时候倒是怕活。可是怕活不等于不想活呀！可我为什么还想活呢？因为你还想得到点什么，你觉得你还是可以得到点什么的，比如说爱情，比如说价值感之类，人真正的名字叫欲望。这不对吗？我不该得到点什么吗？没说不该。可我为什么活得恐慌，就像个人质？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你明白了这一点是在一个挺滑稽的时刻。那天你又说你不如死了好，你的一个朋友劝你：你不能死，你还得写呢，还有好多好作品等着你去写呢。这时候你忽然明白了，你说：只是因为我活着，我才不得不写作。或者说只是因为你还想活下去，你才不得不写作。”
作为一个残疾人，史铁生首先面对的就是如何生存，靠什么来养活自己，这就使得他的散文远离了那些空洞的说教，而接触到生命的本真。
他一旦思考生命的存在问题，就会发现围绕自己的生命不光是他自己的事情，而是与周围的人密切相关。他发现了母亲的忧虑，发现了周围人对他的怜悯与同情，于是激发了他与生命抗争的勇气与毅力。
作者在地坛观察到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生存状态，在作者意识中产生了对生命的理解，也就是说，每个人来到世界，都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体验到痛苦、快乐、爱与恨等等。
他爱着，在《我与地坛》中与树木花草和谐相处，为草的凋零或者树叶的飘落而伤感；一次次梦见被他使唤过的老黑牛与红犍牛，他更激赏刘易斯的力量和速度之美，同样也从刘易斯的失败中品味着“上帝从来不对任何人施舍‘最幸福’这三个字，他在所有人的欲望面前设下永恒的距离，公平地给每一个人以局限”。所以史铁生《我的梦想》有了最喜欢田径、足球、文学一二三的排序。因而他是温和的，可以替一位素不相识的弱智小女孩担忧，对一直关怀和帮助自己的人们充满感激，对去世的母亲怀有深深的歉疚，想着母亲焦急地在地坛的树丛中寻找自己的样子。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会想到死，但淡定地认为“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情，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了的事，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限于身体条件很难再写一个很完整的长的东西了，但他仍坚持以病隙碎笔的形式与灵魂对话。用陈村的话说，“他肾亏却没有阴湿气。他很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带着豁然开朗的喜悦。”“他的手总是温暖的，宽厚的，他是能超越智和愚的。”因了史铁生的智慧和温暖，我们才从那字里行间感受到了真实感人的气息，才会于捧读之间嗅出博爱温情，才能意识到做一个完美纯粹的人并非没有可能，尽管躯体可能会残疾。
那个跑步的人与那个唱歌的人，他们都是对生活抱有热情的人。不管他们是否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们追求着，就是实现了生存的目的。
那个相互扶持，在地坛散步的夫妇与那对兄妹，以及自己的母亲，都表现出人间的真情。不管他们命运怎样，这样相互依赖，相互关心，都体现了生命存在的伟大意义。
这就是说，人与人的相似性对作者产生了启迪。那些出现在作者面前的人，各种各样，但是都受到某种局限，就是他后来在很多文章中都提到的：人受着各种不同的局限，残疾人的局限是残疾，躯体健康的人受到思想的局限，克服局限就成为人生的意义。
小孩、情侣、老人，这是生命的三个阶段，作者在最后的这种想象，表明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自然的发展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启迪：人不应该急于死亡，顺其自然是人应该采取的正确态度。这种认识就是一种相似思维的结果，所以，在史铁生的散文中我们可以深刻理解相似思维的特点。
作为一种生存思考的散文，这里没有任何大道理，作者就像是在与我们讲述他自己内心的痛苦与思索。由于这种思考是关系到生与死的问题，所以，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结束的，文章自然就突破小格局而成为大散文。
真正的散文作品是不追求技巧的，而是真心与读者对话，是在向读者谈心，谈自己的内心世界，谈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与追求，谈自己的生存思考。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自然道来，不掩饰，不粉饰，真真切切，自自然然，既实在，又深远，包含了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生命的理解和思考，也包含了某种新的哲理。
有人说史铁生的这篇散文作品里表现出某种宗教意识，有宿命论的嫌疑。很显然，这是不可避免的。人一旦思考生存，思考生命的意义，就必然会进入宗教的领域，因为宗教就是人类最初对生命的意义的一种阐释。如果一个人不了解宗教的本质，也就不可能理解生命的本质，所以，史铁生对生命的理解，实际上也就是对宗教的理解。从这个角度上说，宗教是有意义的。“我”与地坛，是一种缘分，“我”与各种各样的人接触，也是一种缘分，这种缘分是佛教的基本思想。
人要不要相信缘分？如果我们认为这是佛教的观念就放弃这种缘分，那就是一种真正的虚无主义。其实，这种缘分观念，就是要我们珍惜我们的生存，珍惜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善待每一个人。这不是迷信，这也不是宗教，应该说这是一种科学的生存态度。
人有没有轮回？这既是一个宗教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与其说作品在最后表现出这种佛教的思想，不如说作者对生命的理解达到了超越现实束缚的境界。
实际上，我们应该看到，作者的这种宗教式想象是对自己生存的一种肯定，是对自己的未来的一种展望，正是这种展望使他终于走出了生存困境，达到了自由的境界。
应该说，史铁生对生存的思考和对生命的理解与佛教有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对他是一种启发，是一种觉悟，是对现实困境的超越动力。所以，在作品中就表现为一种生存哲理，一种史铁生式的生存观念。
1.3.寻找写作的理由――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
“写作就是为了不致自杀”，这是史铁生提出来的散文观，也是他的生存观。对史铁生来说，写作就是他的生存之路，这条路是他经过反复思考而寻找出来的。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生命遭遇突变，思考自然就多于常人，也就自然会涉及生命的根本问题，生与死、生存的意义与价值，这些人类永恒在思考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人类产生了宗教，产生了哲学，产生了文学。
他在《我与地坛》中思考了三件事：“第一个是要不要去死？第二个是为什么活？第三个，我干嘛要写作？”第一个问题，史铁生思考的结论是：死是一件不急于去做的事，它自然会来到。第二个问题，史铁生认为，人活着就是为了试一试自己能干什么，不试一下不甘心。为什么活着？就是在死之前干自己能干的事。第三个问题，开始的时候就是想着让自己的生命显得光彩，后来认识到写作就是为了活着，除了写作，他还能干什么呢？写作就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的选择。
在《病隙碎笔》中他写道，写作“其实就是我没日没夜跟他说的那些话，当然，他也对我说些话，这几十年我们就是这么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过来的”。《写作四谈》中也坦言，“我其实未必合适当作家，只不过命运把我弄到这条路来了。左右苍茫时，总也得有条路走，这条路又不能用腿去走，便用笔去找，而这样的找，后来发现利于此一铁生，利于世间一颗躁动的心走向宁静”。在作家骨子深处，也是想塑造一个真实的自己，或者叫受造。“因为在这样的消息里，才能看清一个人，一个犹豫、困惑的人，一个受造者；才有可能看看史铁生到底是什么，并由此对他人未来保持住兴趣和信心。”为此他与自己对话，解剖自己，透析人生。史铁生的苦难显而易见，不仅因为残疾，更因为他有一副健全过人的大脑。轮椅人生使他度过绝望而狂躁的青年，走向成熟的中年，靠的就是这种苦思冥想沉思默想。而在人的生命活动中，唯沉思的时候才是敏锐的富有的，也是温暖的纯粹的，更是坚忍强大的。有人认为，只是由于我们肢体的完整由于行动的灵便由于俗务的缠身，更由于欲望的循循善诱，沉思的机会变得稀缺。史铁生则不然，他有的是机会省察自己的内心，他懂得把自己看轻了才能去爱自己，爱世界。况且他本身就乐意当一个受造者，所以他更显得超脱更显得强大。于是他才能那样强烈地入世热爱生活，平实地笑对死亡谈论残疾，坦然地面对残疾人的性障，呼唤创造出丰富多彩的乃至独领风流的生存话语。
生存探索阶段的写作，是把个体艰难的精神探索和突围过程构建为一种“有意思形式”的活动。史铁生说：“写作就是要为生存找一个至一万个精神上的理由，以便生活不只是一个生物过程，更是一个充实、旺盛、快乐和镇静的精神过程。如果求生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物的本能，那么人比其他生物已然又多了一种本能了，那就是不单要活还要活得明白，若不能明白则还不如不活那就干脆死了吧。所以人会自杀，所以人要写作，所以人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这道理真简单，简单到容易被忘记。”
史铁生的散文整体上都是围绕这个根本命题创作的，对幸福、爱情、生命等等问题的思考就是对生存的肯定，他认为健康与残疾都是一种生存状态，各有各的生存局限，生命就是一种局限性的存在，而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就是对这种局限的超越。这既是他寻找到的生存理由，也是他写作散文的理由。
史铁生对文学的上述思考、对人的生存意义的上述回答，在这一阶段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因为它不仅回答了残疾人的生存问题，而且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都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