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教子经
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既明则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矣。遇有疑难事，但据理直行，则失俱无可愧。《书》云：“学于古训乃有获。”凡圣贤经书，一言一事俱有至理，读书时便宜留心体会，此可以为我法，此可以为我戒。久久贯通，则事至物来，随感即应，而不特思索矣。
译 文
读书就是为了明白事理。事理明白了，那么心中就有了主心骨，一切是非邪正就容易判断了。遇到有疑难的事，只要按照道理大胆去做，那么不论事情最终结果如何，都能无愧于人。《尚书》上说：“学习古人的教诲，就有收获。”大凡古代圣贤的经典著作，所说的每句话、所做的每件事都有很深刻的道理寓于其中，读书时便应当留心去体会，这些地方是值得我辈学习的，当然，我们也应引以为戒。时间长了，就能够完全领会书中的意旨，那么碰到事情，脑子里就立即能够有所反应，想出办法来，而不用你苦寻良策了。
成功教子黄金法则
读书使人明智。但明智是建立在贯通书本知识的基础之上的。通过把贯通后的知识运用于实际事务中，则可使自己游刃于各种事情中而毫发无伤。如此就可做到康熙所言的“事至物来，随感而应”。
曾国藩一生好学，同时也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当年的书信中看出来。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友人信中，曾这样谈论治学：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毛泽东所引用的这段话是曾国藩九弟致曾国荃信中的一部分：“凡人做事，便须全副精神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百无一成。”毛泽东对这段话十分推崇，对自己“治科学，求分数”大有裨益。由此不难看出，曾国藩说自己平生从不“坐犯天恒”之病，即是常变常新之理。
曾国藩治学颇为认真，经常与他人进行交流。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学问、事业和师友的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所以他平生十分注重拜师访友，其中倭仁，给他一生的治学和思想都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倭仁是以学承正流，德高望重的理学名臣资历而被“命授皇帝读”的。就倭仁的思想特征而言，他以程朱理学为主体，兼取孔孟学派及陆王心学的某些观点，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倭仁不仅对理学有自己的深刻领悟，由于他的自身道德修养与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比较合拍，因此，他深受当时士大夫的崇敬。
倭仁指出了理学“修己”的真谛。他通过“克己省复”，将一切不符合封建圣道的私心杂念在刚刚显露征兆时即予以剔除，以便自己的思想能始终沿着先贤所要求的方向发展，并将学术、心术与治术三者联为一体，增长自己的学识，道德水平日益提高，从而逐步体验和积累治理国家的政治经验和才能。这就是理学家“修齐治平”的一套完整理论。
曾国藩按照倭仁的教诲，按照从道德自省到经邦治国的法则身体力行，使自己的思想与人格得到升华。
曾国藩把自己所写的笔记尽数交于倭仁审阅，请其指正与提出批评。虽然没有持续一年，因道光十三年（1843）七月，他出任四川乡试正考官，旅途匆忙，日记遂改用行书。此后的日记也没有再请倭仁批阅；但在日记中时时自讼自责的精神，却一直维持终生不变。他天天要求自己以理学的道德自省和以经邦治国的要求监视自己，教训自己，也就因为这个缘故，使他在封建的伦理道德方面和他所献身的事业中，一天一天地进步。而这一切，皆源于其对知识的融会贯通。
善于应变的智者都知道应变之识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毫厘不差地鉴别出鱼目与珍珠，也即识变察变之智。曾国藩乃大智慧之人，当然知道治学艺术在于辩证地透识“强”之变理，明变之天道可循。有鉴于此，曾国藩学习不辍，以求贯通。其实，曾国藩无论古文、诗歌、理论皆有很高的造诣。渊博的学识使曾国藩对时势的风云变幻，人事的险恶匪测都能了然于胸，于乱世官场，立各种激烈的矛盾冲突而随时会把自己卷人漩涡的莫大危险边缘且安然无险，这不能不说是其治学贯通之功。
§§不为书愚，不为书欺
康熙教子经
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即如董子云：“风不鸡条，雨不破块：谓之升平世界。”果使风不鸣条，则万物何以鼓动发生？雨不破块，则田亩如何耕作布种？以此观之，俱系粉饰空文而已。似此者。
译 文
大凡看书而不为书所迷惑，才称得上是明智。像汉代董仲舒所说：“风吹不会使树枝发出声响，雨水不会冲毁土壤，称之为太平之世。”果真风吹不会使树枝发出声响，那么天地万物靠什么来使它们得到激发、生长呢，雨水不会冲毁土壤，那么田地怎么耕作播种呢？从这些地方看来，都是一些貌似好听而经不起推敲的空话罢了。像这样的话，都不要信以为真。
成功教子黄金法则
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关键是读书要活，不能拘泥于字句间。正如康熙帝所言：“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如何才能做到不为书愚呢？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读书要活。
但凡有些学问的人，都有点自以为是，仿佛天底下他们唯一不懂的问题就是自己为什么懂得这么多。自己那颗外表与常人无异的脑袋竟然与一般人的脑袋有如此巨大的本质区别。对此，他们十分困惑，百思不得其解。
然而，一个人的学问毕竟有限。老前辈曾多次谆谆告诫后辈的读书人，学海无涯。那些自以为饱读经书的“博士”们，坚决不相信这句话，他们认为这句话对常人是适用的，而对他们就不怎么适用了。
古往今来，这类人一直是人们讽刺、调侃的对象，让他们在大庭广众下现眼，成为人们的一大乐事。
北齐优人石动筒问国学博士：“孔夫子的门下有七十二贤人，有几个是大人，有几个还没成年？”
博士说：“书上没有。”
石动筒说：“怎么没有？已冠者三十人，未冠者四十二人。”
博士问：“何以见得？”
石动筒说：“《论语》里明明说，‘冠者五六人’，五六得三十，‘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加起来是七十二。”
博士无言以对。
书是哪里来的？谁都知道是人写的，既然是人写的，那说明书上的内容并不全都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个人所说的话全是对的。因此，我们绝不可盲目为书所愚、所欺！
知识的深化，科学的进步，人的智慧的发展，靠的是实事求是的精神。靠的是以所知求不知的探索态度，而不是那种死板的人云亦云。
在明代，有一个医生给病人诊完脉后，随手开了一个药方，其中有药引子“锡”。一个叫戴元礼的医生见了这个处方，感到怀疑，就问那个医生开处方的依据是什么。那个医生拿出一部医书，理直气壮地说：“你拿去自己看吧。”戴元礼拿过书来一看，书上确实是这样写的。但是，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还是翻阅了大量的医书。结果发现在另一版本上写的药引子是“饧”。那时，“饧”是糖的古体字。戴元礼终于弄清了这是翻版重印时的错误。由于戴元礼的质疑，避免了一次“医疗事故”。
这则故事使我们悟出了一个道理，凡事只有大胆质疑，才能取得进步。小疑有小进步，大疑有大进步。疑，是觉悟之机，觉悟才能有长进。做事是这样，读书更是这样。
《黄帝内经》是我国医学界权威性的经典著作，可是清朝的解剖生理学家王清任却指出了它的错误之处。针对错误之处，他写了一本《医林改错》，对《黄帝内经》中出现的错误进行了质疑。众所周知，《康熙字典》是我国古代解释文字的巨著，这是一部“体例精密，考证赅洽”的书。但也被清代学者王夫之看出问题，经过认真考证，指出该书有二千五百八十八条失误之处。
我国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行医中，通读了明代之前的药物书籍。在读书过程中，对当时被奉为标准药典的《证类本草》产生了疑问。于是他用了27年时间，对该书和其他多种“本草”书中的中草药，详细分析，认真研究，遂条订证，对其中谬误和失讹的记载，进行了修改补订。最终写出了52卷医药巨著《本草纲目》。
《本草纲目》一书共收药品1892种，附药方11096个、图1160幅，是全世界著名的中医药宏著。而且，目前已有日、英、俄、德、法、拉丁等文本在世界各地风行，为人类的健康作着巨大的贡献。
试想，如果李时珍在披阅明代以前的各种“药物”著作时，凡书皆信，师古不变，不进行质疑，不在实践中加以考证、修订、完善，能有鸿篇巨著《本草纲目》问世并造福于子孙万代吗？
人类的进步，离开了书籍便不可想象。人不读书，就很难从愚昧和落后中解放出来。诚然，读书可以使人变得充实、聪明，但是，并不是任何一本书都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因为在汗牛充栋的书海中，也还存在不少的坏书；在一些基本上是较好的书中，仍然夹杂着不太健康、不太正确的部分或观点。我们不能由于怕受欺骗而“因噎废食”，让孩子不去读书，更不能让孩子良莠不辨地统统接受，盲目“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