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语录” 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 ——《韩非子》
“译文” 君主有两大祸患：任用贤明，那么臣下就会凭借自己的才干来要挟君主；随意用人，那么行事就不会成功。
“说古论今”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的一切政命皆出于一人之手，皇帝掌握着一切生杀予夺的大权。集权统治，甚至可以说独权统治。然而，一个领导者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他必然要将权力进行分配。但是，分配的前提必须是大权在握，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将分配出去的权利最终再汇集到自己的手中。 古今中外，无数事实都说明一条真理：没有权力，就不能驾驭，驾驭和权力不可分离。没有权力，就像鱼、龙离开海洋一样，纵使有天大的本领，也无从施展，更不用说驾驭。
三国时期，献帝在迁都之前实际上已经大权旁落，不过是个傀儡而已。曹操早就手握兵权，控制着国家的命脉。可是曹操还觉得不够，总是觉得献帝碍手碍
脚，除了兵权，他还想将任、免、赏、罚的政权全部揽过来，实现真正的大权在握，一人独揽，这样才能一步一步地实现他的雄心大志。 此时，有人向曹操进言说，汉室气数已尽，取而代之的应当在魏，曹操是土命，许都属土，到那里就一定会兴旺。于是曹操就决定让献帝迁都。献帝不敢不从，群臣也害怕曹操的势力，也都不敢有异议。 曹操迎接銮驾到许都，建造宫室殿宇，重立宗庙社稷、省台司院衙门，修葺城郭府库，又封了董承等13人为列侯。赏功罚罪，全都听从曹操处置。曹操自封为大将军武平侯，以荀或为侍中尚书令，荀攸为军师，郭嘉为司马祭酒，毛阶、任峻为典农中郎将，催督钱粮，程昱为东平相，范成、董昭为洛阳令，满宠为许都令，夏侯惇、夏侯渊、曹仁、曹洪皆为将军，吕虔、李典、乐进、于禁、徐晃皆为校尉，许褚、典韦皆为都尉；其余将士，各各封官。 自此，曹操将所有的大权集中到自己的手里，朝廷的大事，都是先禀告曹操，然后才上奏天子。通过迁都，曹操挟天子以命诸侯，达到了独揽大权的目的。 《韩非子·功名》一针见血地指出：“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沉，非千金轻锱铢重也，有势与无势也。” 尧、舜、禹，虽是贤人，如果不得权势，连三家人也管不住。小小的珠宝，如果无船也会沉入水中，也就因为这个道理，管理者应珍惜手中的权力，善加运用。中国的统治者明白，能否驾驭下属，最关键的一环就是有没有权势。有权力，就能驾驭人，无权力就不能驾驭人。 身为领导者，就必须要先确保大权独揽，运筹帷幄，才能有效地驾驭下属，如此，方能上令下达，保证命令和措施得以快速地贯彻实行。否则一不小心，就会被有本事的中层架空。
“用人之道” 信任不是放任，信任能把事情做好，放任能把事情毁坏。不负责任地下放职权，不仅不会激发下属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反而会适得其反引起他们的不满。 高明的授权法是既要下放一定的权力给部下，又不能给他们以不受重视的感觉；既要检查督促下属的工作，又不能使下属感到有名无权。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就必深谙此道。 尼克松在他的统治时期内，就巧妙的将权力集中到了自己的手里。在尼克松内心的天平里，白宫工作班子重于内阁，他把忠诚与能力兼备的佼佼者优先考虑放进白宫班子便是证明，如此一来，内阁的实力就相对地薄弱，自然便于总统集权。 尼克松在原有竞选班子的基础上组建他的白宫新班底。在他设置的4个高级职务中，就有2个由其心腹担任，鲍勃·霍尔德曼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埃利希曼任总统国内事务助理。霍尔德曼后来承认：“时至1971年，尼克松使用着3个下级——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和科尔森。” 乍看起来，白宫班子的4位人物霍尔德曼、埃利希曼、基辛格和舒尔茨权倾朝野，他们各自独当一面，与总统单线联系，对美国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起着无法估量的影响，但实际上一切权力的终端都集中在尼克松那里，他分权给他的4位幕僚，目的有两个：一是经他们之手把本该归属于内阁各部的权力收回到他这里；二是借此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各系统的功能，保证白宫班子的正常运转，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
韩非子站在集权的政治立场上指出，用人问题是治国的关键，既要选好人才，
又不能被有才能的人所控制。对企业领导者来说，这里就涉及到一个企业治理中必须处理好的基本问题：集权与分权。 集权是指一切决策权均集中在上级机关，下级机关必须依据上级的决定和指示行事；而分权是指下级机关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有权自主地决定做什么和怎么做，上级不必加以干涉。 集权与分权是一对欢喜冤家，既互相矛盾，又密不可分。怎样才能化解它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使之发挥最大的整体协调效应呢？要达到这一目标可遵循以下两条原则：
（1）战略上的集权和战术上的分权。 具体到企业管理中，就是少数重要决策权要高度集中，如客户、财务、人事等应由高层集中掌控，多数运行权力要彻底分开，如品种开发、生产、营销等由基层自行掌控。
（2）因势而变的弹性交错。 企业对集权与分权的划分，不能拘泥于一成不变，而应根据企业内外形势的变化作相应的权变。权变的思想关键在于“兵有分聚，各贵适宜”。 处理大事的权力，应由领导掌控。领导者如果与下属共掌权势，办事就会没有效率，长而久之，也很容易造成大权旁落，最终使自己丢失权力。因此，领导者应妥善处理好集权与分权的问题，不能被有本事的中层、下属架空。
管子说：“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意思是，向老百姓征收杂税要有限度，使用民力要有休止的时候，这样国家即使弱小也会稳固；反之，滥用民力，即使国家强大也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在这里，管子对“度”作出了准确的诠释，提出管理活动中把握好“度”是企业稳固发展的关键。再好的制度和管理思想，如果不能与企业发展实际有效结合，把握好火候，都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实现良好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