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电影界，是双雄并峙，从笑舞台出来的张石川、郑正秋和邵氏兄弟，分别创立了明星影片公司和天一影片公司，各领风骚三五年。明星公司资格老，靠拍通俗言情片起家，天一则另辟蹊径，伸手接过旧伦理、旧道德，热热闹闹走着武侠神怪历史这一条民间文学的路子。明星和天一的竞争，绝对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家公司引动了一种潮流，另一家公司铁定跟上，至于其他小公司，更是有样学样，媚俗地跟风，很快就能把起始的那一点难得的创新淹没掉。
明星是靠拍《孤儿救祖记》这样的家庭伦理片起来的，可是天一的武侠片很快烧红了上海滩，天一台柱女星胡蝶和吴素馨，更是潜力很大的“打女”。明星有些眼热。于是，三大巨头同时上阵，出席胡蝶和林雪怀的婚姻，第二天，胡蝶便来明星公司上班。胡蝶在明星公司拍的《火烧红莲寺》，真正掀起了武侠电影的高潮，几年间一口气拍足18集，整个上海为之疯狂。其他公司见“火烧”片有利可图，立刻跟上，阮玲玉身在大中华百合，也迫不得已拍了几部跟风的“火烧”片。“怪力乱神”笼罩了整个上海滩。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中国电影，真的需要一些新空气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罗明佑从北方徐徐南下。
一个公司的风格，往往与老板的个人风格息息相关。张石川和郑正秋是通俗的、市井的、有烟火气的，明星公司的片子也自然而然走通俗言情风格；邵氏兄弟是传统的，天一的风格便定位在历史古装片；现在，罗明佑来了，作为一个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他出来办公司，风格显然定位在清新两个字上。罗明佑出品的电影，显然不是为了迎合小市民的口味，也不是为了勾起海外华侨们的乡愁，他更新派，更有责任感，知识分子才是他的知音。联华的电影，像一泓清泉，在污烂的浊流里，一下便冲开了一条新路。
罗明佑是大手笔，他的联华公司，一出现就是山呼海啸的。看看联华公司那显赫的董事名单，就足以让其他大大小小的电影公司汗颜：国务总理熊希龄、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颜料大王吴性裁、京剧大师梅兰芳……联华的总裁，是曾经做过香港总督的英籍贵族何东爵士（如今澳门赌王的先祖）。有了这些人撑腰，联华公司不再是一个小打小闹的私人作坊，它登上影坛的姿态，是托拉斯，庞大而当仁不让，代表着一种“先进”的气候和文化，更现代，更摩登，也更贴近文化精英的心。联华从一出现，就在偌大的上海滩站住了脚，并且轻松改变了上海滩的电影格局，以前，是明星、天一双雄并峙，现在，变成三足鼎立了。
联华真是个现代化的企业。在香港，联华设有总管理处；上海的民新影片公司，变为联华一厂；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改组为联华二厂；香港的民新影片公司，改成联华三厂；上海闸北的天通庵，设联华四厂；联华五厂设在北平；上海徐家汇，设立联华六厂。联华公司完全是西式的，它既不同于明星合股公司，也不同于天一的家族企业，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庞大的机器，它的能量是任何集个人能力创办的小公司所不敌的，联华虽然是由罗明佑召集组建的，但它成立之后，远远超过了私人公司的局限，它是一个组织，创造一种合力，它像一个蒸汽火车头，拉着中国电影这辆车，轰轰向前。
联华有最新潮的编导班子，费穆、朱石麟、沈浮、孙瑜、卜万苍、史东山、蔡楚生等都是公司的得力干将。正是联华充满朝气的企业理念，像吸铁石一样，将最有抱负的一批年轻人吸纳到身边，犹如百鸟朝凤。最辉煌的时候，联华旗下星光熠熠，就女明星来说，除了一姐阮玲玉，还有黎民伟的爱妻林楚楚，明月歌舞社跳过来拍电影的王人美、黎莉莉，北平来的女星陈燕燕。与明星公司和天一公司捧出来的女星比，联华的女星更“新”，更有性格，演技上也更为突出。联华是一个性格女星的造星工厂。联华的电影不是纯粹的娱乐，而是有追求，有反思，紧紧抓住时代脉搏的。阮玲玉在明星公司不得志，跳到大中华百合，也不过是演演跟风的武侠剧，但到了联华公司，阮玲玉忽然发现了自己。
从《故都春梦》开始，阮玲玉在孙瑜的指点下才真正明白，原来张石川告诉她的那一套演技，完全不适合自己，她需要体会人物的爱恨歌哭，然后，合为一体，慢慢地把人物的情绪展现出来。无论是哭还是笑，对于颇有天赋的阮玲玉都不是问题，但只有到了联华，阮玲玉才真正被“点化”，哭也哭得哀伤，笑也笑得真纯，参透了表演三昧，成了一代巨星。而这一切，多亏了联华营造的一种电影氛围，一片时代气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