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水墨青花,刹那芳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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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8

王汉伦一生固执、自立、好强,她的奋斗,多少有些西西弗斯的味道。上海沦陷过后,她失去工作,又不愿附逆,只好坐吃山空,靠变卖衣物和家具过活,到1949年,她仍住在亭子间,房东还一直逼她搬走。贫困这只黑手,不曾远离曾经为了吃饭走出家庭的王汉伦。电影那个辉煌的所在,也因为时光的流逝,容颜的损毁,与她渐行渐远。抗战后期的王汉伦,就仿佛一声长号的末尾,那声音越来越细,越来越细,眼看就要颠破,消失不见……幸好新中国成立了,她又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有了力气,再度发声,音调渐渐扬起。

王汉伦20岁成名,一生想尽办法,奋斗不止,也曾风光,也曾失落,但一个独身女人到社会上奋斗,总有些类似悲剧的英雄,顽强抵抗,却还是逐渐招架不住。过气明星的养老问题,时至今日都还颇值得探讨。好在,王汉伦是幸运的。当年在办美容院时,她去找电影公司的老板,想要复出。老板认为她年老色衰,不能再用,嗤之以鼻道:你自己照照镜子吧!王汉伦的电影生涯,戛然而止,其实她不过40岁出头。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出其不意地回到了她的生命中。1950年,昆仑影片公司拍那部后来颇受争议的《武训传》,导演孙瑜找到王汉伦,请她出演慈禧太后一角,虽然只有10句对白,王汉伦却演得十分认真。上海电影制片厂成立后,王汉伦还曾在《鲁班的传说》和《热浪奔腾》中担任过配角。

王汉伦的晚景不算差。新中国成立后,演员的地位提高,作为民国第一代女星,王汉伦实属老艺术家,是文艺界的代表,还曾和几位女演员一起,在中南海受到领导人的接见,进而颇受人尊重。她有了工资、退休金,享受公费医疗,生活平淡而安稳。她这朵奋斗的花,经历了起起落落种种磨难,终于结出了一颗安心的果。三年困难时期,吃饭成问题,口粮大过天,王汉伦凭着自己在文艺界的地位,却可以自由出入文化俱乐部和政协的小餐厅。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她哥哥出于实际生活考虑,又与她恢复了关系。王汉伦成了彭家的救星。她外甥李家震跟着她去文化俱乐部吃饭,一顿吃5碗白饭,不用就菜。发展到后来,王汉伦的哥哥也放下“面子”,跟着混饭吃。当年彭家的一场闹剧,跟着时代波荡起伏,发展到后来,却俨然成了喜剧。

1978年夏天,王汉伦在上海广慈医院病逝,她没有子女,当年跟着她一起去文化俱乐部吃饭的外甥李家震为她送了葬,将她的骨灰埋在了苏州横塘的青春公墓。后来,据说,她的骨灰又被亲戚迁往上海。如今的青春公墓里,只剩一块倒下的墓碑。

§§沉溺·撕生活“@杨耐梅”

杨耐梅在中国早期女明星中,绝对是个异数。其他女星,不是走温婉路线,就是走悲凄风格,要么是塑造健康活泼的玉女形象,仿佛也只有她,靠冶艳凌厉的角色,在影坛立足。别人都是“像雾像雨又像风”,总是可商可量的,水做的,温吞吞的……她却仿佛一道闪电,迅速、强大、艳光四射地劈开了电影的天空。杨耐梅的传奇性,绝对不是电影媒体塑造出来的,银幕内外,她都是人们嘴边的绝对话题。杨耐梅是个本色演员,她在电影中释放自己的力比多,然后,又安然地回到现实,做她自己。她是那么两极化,忽东忽西,忽上忽下,让人捉摸不透。她是个游戏人间的赌客,赌的就是痛快,玩的就是心跳。她胆子大得惊人,天不怕地不怕;她放浪形骸,追求众人的瞩目。她从影,绝不单单是为钱,而是为了自我价值的实现。杨耐梅是大开大合的,她放纵自己,犹如风雨雷电;她收束自己,则仿佛密室参禅。她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娱乐圈的麦当娜式的人物,可以变身蛇蝎妇人,也能化身良家妇女。她奢华、倨傲、恣意妄为。

早期女明星中,很多都是生活所迫才走上电影之路,因为拍电影在当时来说并非光荣。王汉伦就因拍摄电影被兄嫂斥责为有辱门风。但杨耐梅不是被迫的。她出身大富之家,又是家中独女,自小深受父亲宠爱。但这种宠爱,阴差阳错起了反作用,成为日后杨耐梅我行我素的酵素——杨耐梅没有变成父亲期待的那种淑女,而是一切都反着来,走出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性格之路。杨耐梅读的上海南市务本女中,以严格著称,但她却无心学习,成绩平平,反倒是在演讲、唱歌、跳舞、演戏上大放异彩。她是远近闻名的校花、社交圈上的名媛,她接受目光的膜拜、男人的追捧,愈来愈恣意浮华。日后走进电影圈,她也只是顺其自然地发展了自己这方面的“特长”。少女时代的杨耐梅就尝到了“红”的滋味,所以她更想要“红”,彻彻底底的红。

杨耐梅红得很快。她没入行之前就对舞台表演感兴趣,经常去看演出,自然而然地认识了大名鼎鼎的郑正秋。1924年,靠《孤儿救祖记》大放异彩的明星公司,开始筹拍第二部片子《玉梨魂》,第二女主角筠倩一直没物色到好人选。在郑正秋的推荐下,杨耐梅顺利入行,跟王汉伦演对手戏,混了个脸熟。而后,杨耐梅再接再厉,一口气主演了《诱婚》《新人的家庭》《空谷兰》《她的痛苦》《良心的复活》。尤其是1926年拍摄的《良心的复活》,由包天笑改编自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杨耐梅把女主角绿娃的纠结姿态演得惟妙惟肖。影片播放时,明星公司还别出心裁,让扮演绿娃的杨耐梅登上舞台,手持摇篮,唱一曲电影主题歌《乳娘曲》,哀婉凄凉,亦幻亦真,台下观众瞬间为之掉泪,为之疯狂。而这首《乳娘曲》,也顺势成为中国的第一首电影歌曲,百代公司还为之灌了唱片。杨耐梅成了影歌双栖明星。

杨耐梅是一朵香花,很快引来诸多蜂蝶。上海滩的男人们,看过了王汉伦的哭泣,忽然碰到杨耐梅这种动不动给人一鞭子的野玫瑰,顿感新奇,又是怕又是爱。王汉伦是一抹淡淡的茉莉香,沁人心脾,感人肺腑,杨耐梅则是浓郁的丁香和肉桂,摄人心魄。男人们喜欢看杨耐梅,是要躲着老婆看的。好女孩入闺房,坏女孩被幻想。上海滩的男人们喜欢杨耐梅,有点像喜欢抽大烟,越是不符合传统礼法,越是有种小小的越界的刺激。杨耐梅是一袭肉弹,轻轻一弹,毫不费力便击中了观众们的神经。她是欲望都市里的欲望女神,她用给自己的身体,将民国的女性解放推进了一步,也成功地给了男人们一记温柔的耳光。

在早期的电影女星群体里,杨耐梅算不上美,她脸部有婴儿肥,脸型也不是中国传统的瓜子脸、鹅蛋脸,而是微微有点方,“面若银盘”。但杨耐梅知道自己的长处。拍照片,她很少正面取景,一般都是45度角,或者干脆是侧脸。而且每逢拍写真,她的重头戏总是在一双眼睛,那种凌厉又诱惑的眼神,透露出极大的气场。杨耐梅最崇拜的女星是“银幕坏女人”玛琳·黛德丽,她“美艳”加“放浪”的形象关键词,被杨耐梅记得牢牢的,且有样学样,亲身实践,男装和马裤都是她们的最爱。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杨耐梅成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她乖张的性格。在20世纪20年代,她是绝对的性格女星。杨耐梅够艳异,她的人生追求一个“奇”字。她是上海滩当年的Lady?Gaga。她善于走极端,搏人眼球。她知道,自己的装束就是一出绝好的随身戏剧,银幕上下,她都是演员。那时候上海滩流行烫发,杨耐梅就把头发烫得奇高,走到哪里,都引人侧目。服装首饰就更不必说。杨耐梅每每奇装炫人,穿小西装,配上黑色马裤,标新立异。一件衣服,一套首饰,只要杨耐梅用过,立马风行沪上,人人都以谈论杨耐梅为时髦。杨耐梅成了时尚界的宠儿。海上时尚,从长三书寓的长三,到舞厅里的舞女,到校园里的女学生,渐次传递,各领风骚,现在,女明星们领衔时尚界的时间到了。杨耐梅更是一跃而上,充分体会了成名的乐趣。作为一个“艳星”,她在这方面更是肆无忌惮,一时间“艳闻”不断。

杨耐梅拍过一部叫《奇女子》的片子。故事来源于当时的一则新闻:广东女子余美颜,从小颇有姿色,因为几段婚姻不顺,愈发放浪形骸,不再奢望爱情,走马灯似的换男人。她与其他三位世家姐妹义结金兰,号称“四大天王”,经常因为骑马飞奔、在旅店裸体而受罚。余美颜豪爽任性,视金钱为粪土。她曾经站在自己的阳台上,将成把钞票肆意挥洒,引来人们哄抢,她则在阳台上俯身望着拥挤的人群,放声大笑。杨耐梅为这个剽悍的故事所吸引,亲自主演“于美艳”,在阳台抛洒钞票的高潮场景,惊世骇俗,一下就抓住了观众的神经。《奇女子》完全是波德莱尔式的,残酷而唯美。而神奇的杨耐梅,也靠《奇女子》一片,又一次成为上海滩众人议论的“奇女子”。

杨耐梅豪爽大气,非一般女星能比。她成立过自己的公司,就叫“耐梅影片公司”,场地、摄影器材,全都是最先进的,跟王汉伦自制影片时的寒酸,又是另一种气象。杨耐梅喜欢把事情做到极致。她跳舞,跳就跳到彻夜欢腾,黑天暗地;她抽鸦片,抽就抽个吞云吐雾,神魂颠倒;她赌博,赌就赌到一夜输掉8万银元也在所不惜。人生在杨耐梅看来,没必要谨小慎微,及时行乐才是正道。她是“我辈岂是蓬蒿人,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她将女权主义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是男人玩了她,竟是她玩了男人。她指尖夹着烟卷,轻吸一口,吐到人脸上,转瞬间男人便失去判断。她的小宇宙极强,在她的世界里她是绝对的中心。杨耐梅筹拍《奇女子》时,找明星公司的张石川拉资金,张石川严词拒绝,认为公司没有必要投拍这样一部“毫无意义”的电影,观众不要看疯女人撒泼。杨耐梅听罢,索性自己投拍,可是经费又不足。这个时候,山东军阀张宗昌向杨耐梅伸出了橄榄枝。张宗昌放话:愿助杨耐梅一臂之力,但要请她去济南面谈。

张宗昌,人送外号“三不知将军”,即兵不知有多少,钱不知有多少,姨太太不知有多少。他好色成性,而且杀人如麻,是个魔头式的人物。张宗昌土,恶俗,最著名的是他的诗作《游泰山》:“远看泰山黑糊糊,上头细来下头粗。如把泰山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对于女人,他也是一味占有,糊里糊涂。他来过上海,受到过杜月笙的“招待”,很尝过上海花国女子的滋味,深以为别具一格。现在,他想帮杨耐梅,说白了,不过“财色”互换。换成别人,躲还来不及,可杨耐梅为了自己的心愿,毅然前往。张石川劝她别去。杨耐梅却表示:男女那点事,别看得太重了,人生不过是一场戏,我们不过是戏中一角。如果戏里要求我们演床戏,那就得演。杨耐梅是直线型的人,她追求一击即中,为达目标,她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什么世俗规则,都不过是她踩在脚下的过路板。她是有点匪气、又有点侠气的女子,喜欢险中求胜:钢丝独步,悬崖舞蹈。

到了济南,杨耐梅在军警的保护下一路绿灯,被接到高级宾馆。她在济南住了半个月。这半个月里,她与张宗昌形影不离,高调秀恩爱,结结实实地演了一出情妇戏。她与张宗昌,完全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两下里清楚明白,所以格外轻松愉快。演出结束,杨耐梅立马出戏,带着巨额资金回上海拍她的电影去了。背后的眼泪是否存在,世人不知,但世人确实看到了杨耐梅的洒脱与自如。男人不是她的敌人,而成了她的工具。她不是怨妇,而是女强人,一脚踩上男人的肩膀,一步登天。《奇女子》大获成功,杨耐梅狠赚一笔。

在结婚之前,杨耐梅的私人生活始终是粉色的。拍《诱婚》时,她认识了上海洋货公司的小开王吉亭,后来还住进王的洋房,同进同出,毫不介意。后来,她又挂上奶油小生朱飞。朱飞在上海滩以貌美闻名,被人称为“潘安和武松的结合体”。他和杨耐梅很像,也是出身富户。游戏人间,他们是最好的玩伴,最佳的搭档,一个红男,一个绿女,在上海纸醉金迷的世界里徜徉。杨耐梅后来脱离明星公司单干,与朱飞的撺掇不无关系。她拍《奇女子》,朱飞也是当仁不让的男主角。她和朱飞,像上海滩上两个最最肆无忌惮的孩子,疯狂地享受着,毁灭着。他们想要摘星,攀爬云梯,却一不小心摔下来,搞不好就粉身碎骨。《奇女子》过后,两人因为挥霍,都败得很快。朱飞的放荡与嚣张,使得他的演艺生命迅速枯萎。1934年,朱飞不过31岁,拍完联华公司的《青春》后,他便再也无戏可拍。1935年,他因吸鸦片过多去世。杨耐梅和朱飞的感情,最接近于爱情,他们是那么像,但这段感情,注定修不成正果。

杨耐梅靠直觉生活,世俗的规则不是她的紧箍咒,而是她的呼啦圈。她生于大富,又是独女,是个标准的“富二代”。可是,在拍完《玉梨魂》之后,她的影星梦和父亲的家长经起了冲突。大富之家,面子为重,怎么能容许千金抛头露面?而且,还是演那样一种有违礼法的角色。父亲的话,杨耐梅先是听,然后细思细想,还是不能摆脱本我欲望的诱惑——她想成明星。杨耐梅活得真,她从不委屈自己,在忠孝节义和自我的实现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人生没那么多时间供你思忖,才上眉头,又上心头式的忧郁是与杨耐梅不相干的,她离开了家,做了“娜拉”,放弃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呼啸着成为明星公司“四大名旦”。

杨耐梅放得开,也收得回来。1931年,中国电影进入有声时代,胡蝶等一干后起之秀,一跃成为影坛最红的女星,杨耐梅的时代过去了。她去演话剧,纵然轰动,收入却很微薄。她去拍电影,身为广东人,国语不灵光,挣扎着拍了几部,却都不甚出彩,在天一公司,她又不可能与老板娘陈玉梅争锋,只好淡出影坛。这时候,绝处逢生,杨耐梅遇到了世家子弟陈君景——国民革命元老陈少白之子。陈杨两家是世交,杨耐梅拍摄《奇女子》时资金遇到苦难,陈君景便是杨父的使者,被派来给杨耐梅送钱。陈君景留学美国,是经济学博士,为人素朴成熟,一表人才。他与杨耐梅是极好的互补,他们一个素,一个艳;一个柔,一个烈,放到一起,竟也是绝配。

《奇女子》过后,杨耐梅的事业受到重创,一筹莫展,心情寡淡。陈君景俨然上天派来拯救杨耐梅的圣徒。他们举办了简单的婚礼。结婚后,受夫君影响,杨耐梅洗心革面,繁华褪尽,戒毒戒赌,一心做个好太太。她父母见她上道,欣喜万分。她终于成了他们想要她成为的那种人──相夫教子,贤良淑德。然而好景不长,1942年上海沦陷,杨耐梅与丈夫、女儿一起,移居香港。出人意料的是,1956年,杨耐梅和陈君景仳离,个中原因不足为外人道。但风流一世的杨耐梅,却因为婚姻的破裂,而没能完成脱胎换骨。幸福的背后,一地颓唐。

20世纪50年代,香港新华影业邀请几位老影星张织云、杨耐梅、吴素馨、林如心演《天堂美女》,企图推陈出新,东山再起。怎奈老美人几经离乱,早已风华不再,更讽刺的是,片子拍到一半,摄影棚起火,差点让几位老美人葬身火海。《天堂美女》过后,杨耐梅彻底告别电影,贫困潦倒。

一日,电影人沈寂和程步高在香港街头,转角处忽然走过来一个女人,穿着一件老衣服,但是格式很高尚,好像是过去贵妇人穿的。这女人有些瘦,但气质很好。她手里夹着一支香烟,象牙的咬嘴。女人一步一步走,走得很慢,却很有气派。沈寂问程步高这是谁,程没有回答,只是从口袋里拿出10元钱来,走近的时候,便交给这个女人。那女人伸出手,拿过去,往口袋里一放,点一下头,也不笑,回头就走了,好像她应该拿的。她在行乞,理直气壮的,她是杨耐梅。即便是最落魄时,杨耐梅依然死守着一种姿态,一份精神,未曾跌坠。她的人生,终究落在一个“大”字上:她是大女人,大富大贵,大鸣大放,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然后,大彻大悟。她是民国影坛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总给人们大大的Surprise。

杨耐梅人生最后的日子在台湾度过。女儿女婿得知她的窘境,接了她去台北。年老色衰四个字,让杨耐梅终于成为人生的弱者,她毕竟是靠身体搏未来的人。她后悔自己年轻时没为后来打算:“余衷想前事,?如春梦一场,?甚思同业后辈,以余为借鉴,得意时切要留做后步,为老年时作计算。”就仿佛《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若早买几块地,也不至于一败涂地。

鲁迅先生曾说,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杨耐梅是堕落了,但是想回,却险些回不来。杨耐梅的一生,始终在抵抗,走出家庭,抵抗的是父亲,化身艳星,抵抗的是男权的社会,而被家庭抛弃,则是她无可奈何的失败。杨耐梅是欲望之花,娇艳、美丽,影影绰绰,男人们在脑海中幻想幻想,满足自己那点窥探欲,便回过头,继续做自己的好丈夫、好爸爸,哪还顾得上身后那朵被消费的花,在红尘里慢慢凋谢。

晚年的杨耐梅,干、瘦,穿着一件碎花短袖衫,像个旧时代的标本。她静静地坐着,表情沉静、淡然,沧海在胸,此生无憾。世事的波折,岁月的摧残,仿佛没有将她击败,她还是当年那个勇闯明星公司摄影棚的女孩,大气非凡。最特别是她那灼灼的一双眼,竟无疲惫,硬是把红尘看遍。

§§情戒·一个苍凉的手势“@张织云”

张织云大概是中国影坛的第一个玉女明星了。她和王汉伦,走的都是悲旦路线,只是,王汉伦是忧伤的少妇,张织云却是忧伤的少女,年龄段不同。张织云清、秀,似弱柳扶风,短短的一张圆脸,有种孩子气的淳朴未凿。王汉伦却是一派成熟风韵。张织云的形象是弱的,弱到你不忍心同她大声说话。她是娇花一朵,将开未开,带着露水,惊现人间。她是东方弱女子,像一首婉约的宋词,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在一张相片里,她包着蕾丝头巾,长发搭在胸前,穿着下摆是褶皱的连衣裙跷腿而坐,慵懒中带着点娇俏。她是民国影坛不可多得的萝莉型演员。最特别的是她的一双眼,眼皮看上去微微有些肿,好像含着一包泪,眼角下拉,三角似的,更惹人怜爱。

张织云,幸,也不幸。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总不忘帮你打开一扇窗。张织云本名张阿善,3岁时便失去母亲,是个标准的底层女孩。阿善这个本名十分潦草,毫无蕴藉,与出身大家庭的彭剑青(即王汉伦)比,缺少了一些底蕴。幼年时她就跟着养母到上海讨生活。张织云读书不多,初中没毕业就已然辍学,社交范围也窄,对人情世故并不谙熟,一切行动只是听从养母指示。她和养母的关系,关键词在于一个“养”字,她们多少像互助合作组,前面十几年,是养母养活张阿善,后面十几年,就该张阿善养活养母。养母的付出,从来不是无私的,不要回报的,就像是是马戏团的班主,养大了孩子,好,可以表演了。

张织云曾有过幸运。她的入行经历,可谓炒作学的经典范例。平心而论,张织云长得是有特色,但绝对不是第一眼就让人觉得惊艳的美人,但她的出道,却与外貌有关。1924年,顾肯夫等人创立大中华影片公司,登报招募演员,借用《申报》的邮箱作为收相片的地址。一时间应征者如过江之鲫,到截止日,竟然多达万张,但老板们都没看上。此时,有人反映,好的照片都被报馆的记者拿走了。在老板们的逼迫下,记者交出了10张照片,张织云的美照便位列其中。老板们大觉“奇货可居”,加以宣传炒作,张织云就这么进入了电影圈。1924年,张织云出演电影《人心》,顾肯夫导演,卜万苍摄影。她演一个因自由恋爱遭公公反对,但最终又被传统家庭接受的苦情女,由此崭露头角。1925年,她又出演《战功》,影后胡蝶那时刚出道,只能给张织云当配角。

1925年,张织云从大中华公司转入明星影片公司,开始了她在电影界的华丽之旅。1925年,她演了《可怜的闺女》和《新人的家庭》,都堪称大制作。《新人的家庭》更是堪称当时最豪华的明星阵容,王汉伦、杨耐梅、宣景琳、黎明晖、郑小秋、张慧冲、傅文豪……最华丽的是,明星公司的四大花旦“王杨张宣”悉数出镜,轰动一时。1926年,张石川执导了他生平最重要的电影之一《空谷兰》,张织云一人分饰两角,与银幕情人朱飞联袂演出,其他大卡司都甘当她的配角,一举轰动上海滩。作为国片,《空谷兰》破天荒登陆著名的卡尔登大戏院首演,明星公司还煞费苦心,随票附赠各色图片以及厚达30页的手册,引逗观众追捧。张织云红透了。她首演的《空谷兰》也成为中国民族电影史上的一部经典影片,有人说,“谈早期电影,必谈《空谷兰》”,张石川对这部片子念念不忘,电影进入有声时代后,他再次翻拍《空谷兰》,请胡蝶主演。天一公司也翻拍过《空谷兰》,改名《纫珠》。进入四五十年代,香港也曾两度翻拍粤语版。

张织云很不幸。她有运气,却无城府,无算计,幼年缺失的教育和唯利是图的养母,让她的未来路坎坷不平。繁华时,她尽情享受全无打算;落寞时,她幡然醒悟,但天时地利都已经是“过期不候”,张织云自己又因放纵而毫无准备,只能黯然销魂。张织云和阮玲玉,都属于缺爱型的女子,终其一生,她们都在寻找一个家,也正因为如此,她们无法抵抗唐季珊曾经的“善意对待”。可是,在事业上,阮玲玉比张织云又要有天分且认真得多。阮玲玉和张织云,都曾在张石川的明星影片公司待过,后来也都“出走”,另谋高就。可是,阮玲玉的出走,是因为她在“明星”被雪藏,无片可拍,发展受阻,才不得已自投简历,跳槽去大中华百合,而后,联华成立,阮玲玉找到自我定位,就安安分分在联华拍片,没再换过东家。可张织云呢?由于自身的无主见和养母的鼠目寸光,在明星影片公司用《空谷兰》捧红张织云之后,张织云的养母竟因为酬劳和所谓“乡谊”,带着女儿出走民新公司,为后来张织云混迹欢场埋下祸根。张织云从影数年,却绝大多数时段都是养母的傀儡。在银幕前,她是众人追捧的大明星;脱掉戏服,卸掉美妆,她又成了养母的提线木偶。可是,她和养母的关系,又确实是割不断,离不开,她们之间有恨有争吵,但多少年下来,张织云或许也已经习惯事事听从养母的安排,试问,偌大的上海滩,除了身边这个母亲,她还能同谁说话,与谁相依呢?

张织云有两段感情,开始和失败,都与养母的不作为有些关系。张织云是一株梅花,原本自由生长,且歌且唱,可养母为了钱,硬是削削减减,铸就“病梅”。张织云入行的第一部片子《人心》,就是卜万苍担任的摄影师。后来,她转明星公司,卜万苍也一路随同,用精巧的摄影技术,避开张织云扁平面部的诸多死角,将张织云拍得美若仙子,星途平坦。张母见卜万苍是个有用之人,便放纵张织云和卜万苍自由恋爱,不久,两人在古拔路租屋同居,张母默许并无反对。1926年,张织云转入民新公司,主演电影《玉洁冰清》,卜万苍一路跟随,做该片导演。他们一个是胖乎乎的金童,一个是娇滴滴的玉女,如果长相厮守,长期合作下去,张织云在影坛的发展,稳扎稳打,想来不会差。可张织云变得很快,进入民新,拍完《玉洁冰清》,她便与卜万苍分手。一天,张织云从苏州拍片回上海,也不打招呼,便收拾细软,搬回养母家,两人关系彻底结束。张织云也自觉理亏,后来还免费拍一部《未婚妻》还卜万苍的感情债。来来去去,张母听之任之,什么幸福真谛,才不是她在意的重点,富贵荣华才是她所追求的。

张织云迷失在酒绿灯红。养母带她跳槽去民新影片公司后,两大老板都对她“照顾有加”。张织云拍《玉洁冰清》,黎民伟自告奋勇要当男主演,只为能与明眸善睐的女一号同台飙戏。另一位老板,法租界巡捕房翻译李应生,更是引荐他太太给张织云认识。从此,民新公司的老板娘李太太——周淑芬,便成了张织云混迹沪上上流交际圈的引路人。张织云红了,人见人爱,她成了一块活招牌,成为富人们的座上宾,一顿饭,有张织云在座,自然面子十足,“蓬荜生辉”。渐渐的,张织云的应酬多了,饭局满了。刚开始,周淑芬还邀请卜万苍同往,可到后来,干脆不请卜万苍了。谁会欢迎一个胖乎乎的摄影师?大家追慕的,是电影明星张织云。张织云穿上旗袍、高跟鞋,披上最美的披肩,戴上最摩登的饰品,一头在扎进夜上海的浮华里。

张织云成了交际花,与富商巨贾周旋,且眼界渐开,她明白了物质的好处,肆意沉迷,不出数月,

卜万苍的书生气,已经开始让她觉得厌烦。她不爱他了。追求她的人有的是。她体会着成名的乐趣,享受着男人的追逐,鲜花、美酒,舞厅的灯光,仿佛天罗地网,温柔地向她扑过来。张织云双臂一展,双眼一闭,尽情享受,无边夜色,便是她精美的鸭绒被。可是,张织云的尴尬在于:她过于简单的头脑、单薄的人生历练、贫瘠的知识储备,都使得她不可能成为像唐瑛、陆小曼那样的名媛。真正高明的交际花,必须懂得逢迎进退的尺度。人际关系,说白了不过是人与人之间距离的艺术,真正高明的交际花,是要能够常在河边走,却一直不湿鞋的。张织云显然做不到。她初下欲海便迷失了,她的身边,是走马灯似的男人,红唇软吻,曼舞微醺,张织云享受着,毁灭着。

在人生最好的年华,张织云遇到了唐季珊。茶业大王唐季珊,富贵、圆融和老练,像一道追光一下照亮了张织云内心微暗的角落。张织云是缺爱的,对待男人也经验不足,幼年时父亲的缺席,让她找不到一个可供参照的对象作为寻找另一半的榜样。唐季珊是懂得女人的,他更知道怎么利用女人的弱点。张织云要爱意,唐季珊立马送上蜜语甜言;张织云要关怀,唐季珊恨不得每天都去片场探班;张织云要虚荣,唐季珊立刻奉送贵重礼物,一掷千金;张织云要名气,唐季珊甚至不惜操纵选票,让她当上“电影皇后”。面对这样一个全能型的男人,张织云是无抵抗力的,她呼啦一下就陷进去了。她不管什么卜万苍的哀叹,也不管社会的舆论,她甚至可以为爱情放弃事业,毅然息影。为了爱情与虚荣,她不要名气,也不要名分,毅然同居,甘心做唐季珊金屋里的小鸟,不见天日,只是静坐家中,以为他就能给她一个现世安稳、岁月静好,这一年,她不过23岁。的确,一小段时间内,张织云成了“阔太太”,深居简出,偶尔的外出,不过是去永安先施这样的百货公司扫一扫新货。她以为自己可以无忧无虑过下去。

息影后的张织云,曾陪唐季珊去好莱坞推销茶叶。唐季珊同时期望张织云能在好莱坞有所发展,赚得大钱。可是,好莱坞并没有向这两位投机者敞开大门。唐季珊的茶叶卖不出去,美国人对茶叶的兴趣显然还不够高涨;张织云也没拍成电影,“中国上海电影皇后”的名头,未能蒙蔽美国人的判断力,张织云圆圆的脸,不甚立体的五官,都不符合西方人的期待。而且,张织云不但普通话欠奉,英语不通,在才艺方面,也没什么“稀奇”,顶多只能“琅然背诵琵琶诸曲”,根本比不过此前在好莱坞混的Anna? May? Wang、Olive? Yang?等几个亚洲面孔。两人铩羽而归。

回到国内后,可能美国之行的失败让唐季珊对张织云大失所望,唐季珊对张织云逐渐厌倦。不久,张织云惊奇地发现,唐季珊在乡下早有妻子,她不幸做了“二太太”,而且唐季珊还恋上了影坛新贵阮玲玉,她已成为唐季珊丰富感情史里的明日黄花。张织云说:“归国后,我和季珊,很不幸的,彼此竟生了隔膜,第一次使我心理上受刺激的,是我知道他有了夫人。第二次使我受着刺激的,我知道他分心去爱在我以前他曾爱过的妓女‘花神老四’。第三次使我受刺激的,他又爱了在我以后的一爱人。”?电影《阮玲玉》里有一句台词说得讽刺,提及张织云,小舞女开口便说她“被唐季珊关在家里抽鸦片,唐却在外面泡妞”。1932年是张织云人生的滑铁卢,前面的种种,繁华也好,风光也罢,似乎都是为了衬托这一年的惨淡,她是天上一朵云,流着泪,直接掉进黄浦江去。唐季珊离开了她,影迷们几乎忘记了她,即便偶尔有人在杂志上提起她,也只能是一副“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口吻。

一手捧红张织云的张石川曾说:“一个镜头前的演员,能照导演的指点,做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已经是挺不错的了,能做到百分之七十算是上驷之才。阮玲玉兰心蕙质,一点就透,能把导演想法做到九成以上,为影坛不经见的一朵奇葩。张织云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初入影坛又仅谙粤语,指导她在开麦拉前表演,非常吃力,跟阮玲玉的演技来比,实在无法相提并论。不过她谦抑虚心,所以后来也成为一颗红星。”阮玲玉在自杀前,也还一直专注于电影。情感、事业、名誉为阮玲玉一生最为看重的。而张织云呢,有了点成就,就听信男人的话,“急流勇退”,放弃五年打拼的影坛位置,等受了骗,再回来时,影坛已经没有她的位置。她与唐季珊,是种下孽缘,结出苦果。不过,只有她独自品尝。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上海影坛,新秀冒起,老将复出,争得头破血流。1928年,胡蝶凭借明星公司为她量身定做的《火烧红莲寺》,烧得上海滩众多以演悲旦擅长的女星们七荤八素。与张织云同期的名旦们,纷纷各谋出路。王汉伦自组公司,拍了一部《女伶复仇记》海赚一笔后,息影开美容店去了。杨耐梅、宣景琳、黎明晖,也都纷纷“示弱”,等待新的时机。黎明晖因为有父亲黎锦晖的歌舞团做后盾,电影不拍,转身就回去演舞台剧,到了30年代,联华公司以一种清新的姿态雄霸上海影坛,黎明晖带着“明月社”的师妹们卷土重来,不但自己有戏拍,王人美、黎莉莉,甚至她继母徐来,都成为电影界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而宣景琳,到了30年代也“老树开花”——她苦练国语,终于在有声片中再现辉煌,且戏路越来越广。

宣景琳、黎明晖的“复出”,让张织云看到了些许希望。她戒掉鸦片,恢复体型,苦练国语,想要东山再起。她找到明星公司的元老任矜苹,求他成全。任矜苹也认为张织云曾红成那样,再次复出应该不成问题,便找到张石川,请他为张织云谋划。张石川念及旧谊,愿助张织云一臂之力,为她“量身定做”粤语片《失恋》,张织云在片中演她自己,想靠贩卖隐私重新回到事业巅峰,怎奈沪上观众对粤语片并不是十分感兴趣,且全片灯光、对白都不足取,张织云终究没能咸鱼翻身。她离开影坛太久了,落伍的不是一点半点,台词、装扮、感觉,忽然全不对了。一代默片影后,自此一蹶不振。《失恋》过后,张织云也努力想要奋起,既去南洋演过歌舞片,也在欧阳予倩的《新桃花扇》里轧过一角,但都如微风掠过海面,引不起太大波澜。这是张织云最后一次复出,便是1953年与吴素馨、杨耐梅、粉菊花、林如心等人拍摄《天堂美女》,哪知拍到一半片场起火,几位过季金花自己差点没上了天堂。

张织云和阮玲玉有种奇异的缘分。她们都是广东人,都演悲伤的角色,喜欢过同一个男人,又都被同一个男人耍弄,而且她们又在自己事业最高峰时跌坠:一个隐退江湖,一个自杀魂断。阮玲玉与唐季珊初缠之时,张织云曾写万言书发到报纸上,谴责唐季珊,怎奈效果不大。她又通过私人电话对阮玲玉说:“唐季珊不可靠!不要相信他的甜言蜜语!”阮玲玉难得寻到“皈依”,怎肯放弃,对她不理不睬。阮玲玉死后,张织云惋叹:“余于阮之死,亦不欲有何批评,但认为中国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而致其悲痛耳。大概妇女因缺乏真实学问之故,意志比较薄弱,每在遭受痛苦时,易为错觉支配。”叨在同性,又曾同爱一人,张织云也在反省自己,只恨,为时晚矣。

张织云和胡蝶也有交集。张织云当红时,胡蝶不过是给她配戏的女孩。胡蝶与第一任丈夫林雪怀,就是在张织云家中认识的。那时候,张织云和胡蝶正在拍《战功》,卜万苍和张织云还在一起。后来,张织云为唐季珊抛弃,她也曾和胡蝶诉苦。胡蝶当时是明星公司的台柱,估计也少不了向张石川举荐张织云复出。只是,演员有意,观众无情。胡蝶和阮玲玉也是朋友,从张织云到阮玲玉,胡蝶吸取了不少教训,可她也有自己的磨难,这是后话。张织云后来到香港,胡蝶也在,有无联系不得而知。前后两个电影皇后,结局如此天差地别,令人叹惋。

与张织云分手后,卜万苍发展顺利,声名鹊起,继续做导演,拍过《湖边春梦》《挂名夫妻》,还有王汉伦自组公司投拍的《女伶复仇记》。联华影片公司成立后,他又顺利应征,与阮玲玉合作,拍摄《恋爱与义务》。卜万苍大概一直忘不了张织云,有趣的是,那部他和张织云的“分手片”《玉洁冰清》,后来竟被翻拍过两次,一次改为《渔家女》,周璇出演女一号,一次改为《渔歌》,林黛主演,唯一不变的阵容,是电影的导演——卜万苍先生。也许虐心的回忆,真的不妨一遍遍品尝,人生由此成长,也因此惆怅。张织云是卜万苍人生中一片窝心的云,来了,去了,了无痕迹。现在很难得看到的一张卜万苍和张织云的合影,画面中,卜万苍坐着,梳着大背头,笑容怯怯的,张织云对着他站着,穿着织锦旗袍,脚上是平底鞋,手中捏着一朵花。

抗战初期,出身贵胄的唐鲁孙,曾在天津巴黎大饭店碰见过张织云。曾经的影后,此时已是软红十丈,没有能力再度复出。她的养母已经去世,张织云在武汉混了一阵子,又转来天津,在鱼龙混杂神女遍地的大饭店里厮混。唐鲁孙见她可怜可叹,偷偷帮她付了一个月房钱。有人说,20世纪40年代,张织云嫁给了一个名叫张叔平的人。张叔平做过特工,参与过策反周佛海,,流亡香港,张织云随同。张叔平晚年经济拮据,张织云的日子,想来也不会太好过。再后来,有人发现张织云在香港街头行乞,悲苦万状。她于20世纪70年代死于香港,具体去世时间不详。

宣景琳是最认真的一个人。她的电影生涯,几乎是一个励志故事。看宣景琳的照片,即便是在最好的年纪,做最华丽的服装(拉风的巴洛克式的大高领),化最冶艳的妆容,她也还是有点“苦”味的。宣景琳的苦,不是苦咖啡的苦,苦咖啡的苦太清醒了,也有点洋气,苦中还有着享受。当然,她也不是黄连的苦,黄连是一苦到底,一下就能把人击垮的。宣景琳的苦,有点类似《红楼梦》里提及的苦瓠子,有种生活逼迫的意思。宣景琳的眼神常常流露出哀怨,嘴巴又有点瘪,所以后来格外适合演老太太的角色,也正因为此,她得了个“小老太婆”的“美誉”。

宣景琳是苏州人,出生在上海,家里很穷,姐妹四个,还有个哥哥,父亲是个送报工。宣景琳读过几年私塾,上过几年教会办的女校,但最终都因为经济问题而辍学。宣景琳幼年的苦,纯粹是生活的艰难。吃穿用度,家里那么多只手伸着,那么多张嘴张着,靠父亲和哥哥做活养活,自然艰辛。15岁时,宣景琳的生活发生“大地震”,母亲去世,随后父亲和哥哥也相继生病,无法支撑起一个家。放眼望去,家徒四壁,弄堂的天,又窄又小,宣景琳思来想去,还是把自己典给了四马路的妓院,堕入烟花。

也正因为这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宣景琳始终是有些自卑的,与同期的明星公司三位名旦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比,她多少有些赧颜,与和她同龄的电影皇后胡蝶比,更是差了一截。赤裸裸的过去,仿佛一道抹不去的红字,刻在宣景琳的心头。宣景琳说:“我一生中,永远忘不了最心痛的一件事,就是旧社会逼得我在少女时代堕入火坑。”宣景琳是谦和不触目的,上进的,踏踏实实追求生活的,因为她跌至过谷底,所以更加明白清爽日子的来之不易,她有种“找补”心态。因为曾经迷失,所以上岸后,也要“狠狠”地认真生活。她好好演戏,更好好做人。

宣景琳跟娱乐圈很有缘。她有个娘舅,曾在上海著名的“笑舞台”管账。宣景琳近水楼台先得月,经常去看京戏和文明戏,并因此认识了郑正秋。8岁那年,她便跟郑正秋同台演戏。9岁时,她又跟邻居的戏班学习青衣,很快登台。15岁时她陪张石川的表妹经家大小姐去霞飞路试镜,被张石川看中,但因家庭的阻拦,没能进入演艺圈。1925年,在明星公司著名演员王吉亭的引荐下,宣景琳重返“明星”,拍《最后之良心》,成为明星的签约演员,每拍一部片子,能拿500块大洋,身价直逼头牌花旦王汉伦。紧接着,宣景琳参演了大制作《新人的家庭》,又演电影《小朋友》,在上海滩声名鹊起。到1926年,上海《新世界》杂志举办“电影皇后”选举,宣景琳位列前四名,成为明星影片公司麾下的“四大名旦”。

宣景琳入行并不容易。15岁被张石川看中,但却误入莽红尘,做了雏妓,直到18岁才重新找到机会,拍了人生第一部片子。因为舞台经验丰富,且领悟力强,宣景琳很快就在表演上实现突破,大红大紫。可是,即便在跻身“四大名旦”之后,她仍旧不是“自由之身”。拍完戏,黄包车拉着走,上海的弄堂路弯弯曲曲,又细又长,仿佛没有尽头。回到妓院,宣景琳的片酬一把被老鸨搜出并夺走。宣景琳要走,老鸨不许,还放出话说:想再出去拍电影,拿2000块大洋的赎身费来。声名远播的电影明星,居然还要受一个老鸨的威胁,中国早期女演员的来路可谓艰辛,幸好张石川找来明星公司五大股东,共同出钱把宣景琳给赎了出来,招致麾下,成为王牌。

宣景琳知道感恩,懂得珍惜。明星老板仗义,帮她赎身,宣景琳谨记心中,认真拍戏,未敢怠慢。她前前后后帮明星公司拍了40余部电影。在她的半自传式电影《上海一妇人》开拍后,宣景琳“固执”地与公司定下合约,以后自己每拍一部片,都要抽钱返给公司,作为她还给公司的“赎身费”。上海滩春色无边,也险象环生,宣景琳时刻保持警惕,即便是最红的时候,她也还是保持低调,做自己该做的事,演戏之外不再旁生枝节。她不像张织云,沉溺欲海,也不似胡蝶、阮玲玉,时不时绯闻上身,银幕前,她忽而悲苦,忽而冶艳,但银幕后,她就是淳淳朴朴一妇人。宣景琳够敬业,她明白演艺圈云诡波谲,不努力随时都会被淘汰,宣景琳从未像张织云一样,主动隐退,她需要工作,最当红时,她一天跑三个组,直接晕倒于片场。下午黄包车拉她回家,晚上小汽车又接她去片场,累得骨酥筋软,化妆都是躺着化的,但灯光一亮,她还是继续站起来拍。

宣景琳是民国影坛少有的常青树。她懂得蛰伏,认真又努力,所以即使风光再变,宣景琳也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宣景琳是一株老树,冰雪来了,战火来了,风雨雷电来了,她静默无言,储存力量,等到风和日丽、春暖花开,她总能够找到机会“老树开花”。1928年,胡蝶从天一影片公司跳槽到明星公司,拍《火烧红莲寺》,瞬间带起了影坛的武侠热。宣景琳尴尬了,她是以演家庭伦理片出名的,打打杀杀的武侠片,她并不适合。无奈之下,她只好和杨耐梅、王汉伦、黎明晖等“老影星”一起,急流勇退,以待来日。

1931年,明星公司准备开拍有声片《如此天堂》,本来想启用宣景琳,但有人说什么“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苏州人讲官话”,张石川因此换掉宣景琳,改用胡蝶。宣景琳大为气愤,回家苦练国语,准备“复仇”。1931年,天一公司找她和杨耐梅拍有声片《歌场春色》,宣景琳挥洒自如,大秀国语,轻松比下同台竞技的杨耐梅,强势回归,令人惊叹。要知道,从无声片到有声片的过渡,尴尬了不少女演员,广东籍的杨耐梅、张织云、阮玲玉都曾遭遇此劫。杨耐梅、张织云无戏可拍,阮玲玉靠着联华的无声片登顶默片皇后之位,但她不是没有危机感,在死前9个月,她还一直在苦练国语。相较之下,宣景琳的转型,就更显可贵。

宣景琳有气有节。上海沦陷后,日本人花重金请她去东京拍片,她立马宣布息影,退出影坛。1949年之后,风气大改,她才欣然复出,在中南海受接见,而后再接再厉,一口气拍了《家》《三八河边》《长虹号起义》《地下航线》等影片,完成“红色”转型。在民国上海的电影界,宣景琳是少有的几个有始有终的女演员。她演技精湛,可塑性强,什么角色都演得,交际花、苦情女、地下工作者,她都驾轻就熟。戏路宽广,也是她在各种环境下都有戏可演的重要原因。

宣景琳的感情生活,也是一出戏,一波三折,好似水袖舞起。宣景琳在烟花之地应酬时,认识了洋行买办家的王六公子,两人情投意合,悄生情愫,暗许今生。只是,宣景琳“上不了台面”的出身,很难让高门大户的王家同意这门婚事。宣景琳暗下决心,存钱赎身,再与王六双宿双飞。几年后,宣景琳投身影业,大红大紫。王六再次向家中表示,要迎娶宣景琳进门,王家不许,“明星”三巨头之一的郑正秋得知,亲自上门,为宣景琳“保媒”,这次结下亲缘。1925年,宣景琳出闺成大礼,与王六公子在国际饭店摆酒宴客,结为夫妇。哪知,婚后一年,随着宣景琳的走红,小报也开始对她有闲言碎语。王六作为名人家属,经受不住流言的考验,夫妻间隔阂日增月长,终至破裂,仿佛西天取经一样艰苦争取得来的爱情,终于抵不过流言的侵蚀和日常生活细碎的考验。1936年,宣景琳退出影坛,和上海著名的中医沈鸿来结婚,做起了贤妻良母。

宣景琳和胡蝶很有缘法。胡蝶进明星公司的时候,宣景琳已经是明星的著名演员,但是,胡蝶还是凭借《火烧红莲寺》一跃成为“明星”的一姐。宣景琳对胡蝶多少有些不服。1933年,明星开拍《姊妹花》,胡蝶是绝对女主角,一人分饰两角,风光无限。宣景琳对胡蝶,刚开始是不合作,情况的严重度基本属于“有我没她”、水火不容,但在郑正秋的劝说下,宣景琳还是演了,而且演了一个老妇人,就此打开戏路,开启了自己表演生涯的老妇时代,这着实不易。要知道,宣景琳和蝴蝶是同龄人,宣景琳出道还要早一些,而且又是“四大名旦”,要咽下这口气,甘当大绿叶,很需要一些胸怀。

宣景琳是清透的,包容的,她的世界总有一种和善气,这也是她能够一而再再而三地渡过难关的原因之一。在胸怀气度方面,胡蝶和宣景琳很像,她们都是“大女人”,因为经过风浪,所以淡定,所以坦然。胡蝶曾在回忆录里写:“宣景琳在《姊妹花》一片中,更是驾轻就熟,演技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正因为有她和郑正秋的通力合作,我自己的演出才能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1987年,宣景琳八十大寿,胡蝶也逢八十,她们一个上海,一个在温哥华,中间隔着一大片太平洋,晕染着往事与挂念。宣景琳说:“我现在正在思念一个人——她就是胡蝶。”曾经的对手戏,如今的两岸情,时光带走的是青春,带来的是回忆,俱往矣,当年的争锋与携手,都变成时光沙漏里最有韵味的片段,温暖如昔。

宣景琳做人始终恪守一个准则:自食其力。她辛苦了一辈子,晚年总算安稳,靠自己的退休工资过活。宣景琳特别喜欢猫,晚来无事,她养了五只猫咪做伴,不算寂寥。宣景琳也有些“猫相”:细长丹凤眼,薄而小的嘴巴,略微有点翘起的鼻头。老话说,猫有九条命,纵观宣景琳一生,她又何尝不像一只九命猫,历经劫难,一命犹存。对宣景琳来说,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熬”,潮起时一跃而上,潮退时也不必暗自神伤,毕竟再红的红花,也有褪色的时候,再绿的绿叶,也有大放光彩的契机。

对待生活,宣景琳一丝不苟,生活也毫不吝惜地给予她馈赠。她一直活到20世纪90年代,几乎横跨了一个世纪,亲历中国电影的默片、有声、彩色等好几个时代,眼见一代代演员、导演来来去去,沉沉浮浮,也曾在影坛这个光鲜又浑浊的地方,起起落落。她仿佛民国的舒淇。因为舒淇小姐,有所谓“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一件穿回来”之说。宣景琳从烟花巷走出,但却似乎是民国女星中最正经最清洁的一位,如此的相反相成的奇景,是她做人的成功,也是命运的微微戏谑与反讽。

§§起落·柔软的力量“@胡蝶”

在民国电影女明星里,胡蝶并不是条件最出色的。论容貌,她称不上是绝色,顶多算是有特色,一张鹅蛋脸,一双吊梢眼,还有就是那个令人过目不忘的酒窝。胡蝶拍照,永远是抿着嘴微笑,唇线化得像一只寿桃的尖,弥补嘴唇略大的缺陷,她的一双眼睛通常是微微朝上看,迷离的,慑人的。与在她之前走红的殷明珠、王汉伦比,胡蝶少了一些摩登味道;与张织云、阮玲玉比,胡蝶又少了那么点东方的韵味;用现在的眼光看,胡蝶五官嘴巴太大,不够精致,化妆之后,更像是从月份牌上走下来的美女,缺少了那么点“永恒”之女神的神采;而论演技,《姊妹花》里的胡蝶,一人分饰两角,纵然是已经“炉火纯青”,但这“纯青”,还是能看出痕迹,跟阮玲玉比,又少了几分天赋。

可就是这么一个各方面条件算不上最优的胡蝶,成了民国女明星里艳压群芳的人,她一人独得三次“电影皇后”桂冠。每次大的电影变革,她都能“亦步亦趋”,紧跟潮流,并且一跃而上,成为风头最劲的人物。无声片时代,胡蝶从天一公司转会明星公司,无论古装片,还是现代片,她都有代表作。到了20世纪30年代,无声片朝有声片大转变,胡蝶又首演《歌女红牡丹》,占尽先机。待左翼风潮涌起,胡蝶又演《狂流》等影片,一跃成为拍左翼电影最多的女演员。

在电影界,胡蝶是左右逢源的。但要知道,民国的电影界,并不平静,胡蝶红到发紫,自然更是“众矢之的”,人人都盯着看着。别说后来戴笠对她的“软禁”,就是此前的离婚,与张学良跳舞的传闻,就足以把任何一个女明星击垮。这种例子很多。情感上的困扰和众人的口水,便把一个阮玲玉葬送。胡蝶遭受的风浪更大,情况更复杂,处境更危险,但红遍半边天的胡蝶小姐,却总是能够以柔克刚,以弱胜强,迎来生命的新天地。她好似一竿绿竹,风来雨去,总能自动调整姿态,随风雨飘摇,却不失去内在的力量,最终实现反弹,笑傲人生。胡蝶贵在有自持力,她不惹事,也不怕事,她更圆融,不走极端,低调而谦和。在民国那么多女星里,胡蝶最具有大姐大气质,她是花中的牡丹,既诱惑又端庄。

与阮玲玉、张织云等人不同,胡蝶有个幸福、平静的童年。胡蝶原名胡瑞华,乳名宝娟,出生在上海的弄堂里。上海的弄堂,喧嚣、吵嚷、拥挤,又是切切实实的人间。即便后来走南闯北过完童年,胡蝶还是有大城市小弄堂女孩的亲和力。胡家是广东鹤山人,是中原移民的后裔,在鹤山定居了几百年。但到了胡蝶的父亲胡少贡这一代,胡家忽然有了个说不清是好还是坏的机会——胡少贡的姐姐,也就是胡蝶的姑母,嫁给了段祺瑞政府总理唐绍仪的弟弟。胡蝶的姑母住在上海,胡少贡也跟着沾到了好处,举家北上,来到了上海。而后,他在京奉铁路谋了一个总稽查的职务,一家人则跟着辗转北上,住过不少地方,渐渐开阔了胡蝶的眼界。

与许多打出家庭的早期女演员相比,胡蝶的家庭和早年生活,完全是圆融和煦的,推开窗户就能见到日光,家庭是她的避风港,也是她情感和成长的乐园,家庭和父母,对她来说,绝不是“反封建”的革命对象,而是携手共同成长的领路人。胡蝶的家庭是标准的小富之家,谈不上万事不求人,但终究也算饱暖,中产家庭的出身,赋予胡蝶一种平易谦和的性格。胡蝶的父亲胡少贡,为人宽厚,性格开朗,爱开玩笑,有幽默感。再大的事在他那里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父亲的这种性格影响了胡蝶。从某些层面看,胡蝶的性格里是有些男性化的因素的。她少了几分小女子的扭捏,而多了几分男子的干练和决断。而她的母亲虽然读书不多,却也教会胡蝶“尽责”二字的重要性,她让胡蝶凡事退一步,不要抢先。

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胡蝶始终能抓住那个微妙的距离,不远不近,不卑不亢,点头微笑,认真聆听。她尊重别人,更尊重上级,但内心深处,她总还是有自己的主意和判断。胡蝶是一个非常东方化的女人,这里说的“东方化”,并不单单指她的长相,而更是性格做派,据说胡蝶幼时不肯吃饭,胡少贡就买来绘有历史人物故事的瓷盘瓷碗,一边哄胡蝶吃饭,一边给她讲故事。传统的那点人情世故,忠孝节义,打小起胡蝶便熟知于心,直接影响了她世界观的形成。胡蝶是知黑知白,知进知退,走得了羊肠小路,辨得清大是大非。她对人宽厚,对己严格,所以在众多的女明星里格外经得起时代大潮的考验。每到几乎不能支撑的关头,胡蝶总是退一步,口问心,心问口,又能坚强地生活下去了。

胡瑞华有主见。她总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做什么。16岁时,她看到王汉伦演的《孤儿救祖记》,有心闯荡影海,便毅然梳了S头,打扮成少妇模样,去投考上海中华电影学校,并且给自己起定了“胡蝶”这个艺名。中华电影学校还只能算是个短期的培训班。不过,这个培训班显然是胡蝶进入影海的踏板。从电影学校毕业,胡蝶就凭借老师陈寿荫的关系,在大中华影片公司的第二

部大片《战功》里,参演了一个小角色。那时候,她还只是给悲剧女王张织云配戏,且没有经验,常闹出笑话。最典型一例是,张织云在片中戴眼镜的,但怕拍摄时镜头反光,所以眼镜只有镜框,没有镜片。电影中有一出戏,是胡蝶帮张织云擦眼泪,胡蝶想也不想,拿起手绢直接就从镜框里擦过去了。结果,导演大喊NG。

不过,胡蝶的进步到底不慢,小试牛刀之后,胡蝶便在同学徐琴芳的介绍下,在友联公司的时装悲剧《秋扇怨》中演到女主角。1926年,胡蝶接受邵醉翁的邀请,开始在天一影片公司做基本演员,仅当年,就一口气拍了7部电影,且部部是主角,成为天一当仁不让的一姐。1927年,她再接再厉,又主演了8部片子。如此大规模的出镜,虽然因为片子质量所限,没能够大红大紫,但她到底凭借高产量和高曝光率,在影坛小圈子内和观众那里,混了个眼熟。

天一公司追求影片产量,质量自然就不能保证,很多演员对天一公司深恶痛绝,认为不到迫不得已,都不会去天一。可胡蝶却说,“(天一)他的多产以及对电影市场的竞争,使公司须得扩展,须得罗致更多的人才,给电影从业人员以更多的磨炼演技以及各方面技能的机会,这一点功劳似不应抹杀。出身天一的,除我之外,尚有蔡楚生、沈西苓、许幸之、史东山、苏怡、高占非、孙敏等人。固然他们的成名是离开天一之后,但天一却曾提供给他们工作磨炼的场所。”这就是胡蝶看问题的方式,她总是看到问题的两面。天一的大剂量训练,的确给胡蝶良好的锻炼,为她以后的演技大爆发打下了基础。

1927年,天一公司改组,胡蝶得以离开天一。1928年,胡蝶与林雪怀大婚,明星公司三大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一齐现身,给足面子,热捧场子,第二天,胡蝶从天一跳入明星,华丽转身,开启自己事业的又一扇大门。从大中华到友联,到天一,再到大名鼎鼎的明星影片公司,胡蝶影坛之路,走得顺风顺水,稳稳当当。胡蝶在不红的时候,没有因为角色不好,或者因为辛苦闹脾气。她的目的很明确,她就是来拍片子的,因此,她尊重导演,认真演戏,无怨无悔,而一旦有机会往上走,也不放过机会。刚进影坛时,胡蝶只是一只不起眼的小虫,认真地打着自己的茧,苦磨苦练,她在等待时机成熟,然后,毅然决然,破茧成蝶。明星公司之于胡蝶,是一个耀眼的造星工厂,它为胡蝶提供了一个高飞的平台,18集连拍的《火烧红莲寺》,有声片《歌女红牡丹》,乃至于后来的左翼电影,胡蝶总是能够在明星的力捧下,立于时代潮头不败之地。而胡蝶享有盛名之后,也几次凭借自己的超高人气和精湛演技,挽救濒临倒闭的明星公司。最经典的例子就是胡蝶一人分饰两角,出演《姊妹花》,连映60天,创造了票房神话。而明星公司也乐得在幕前幕后,塑造胡蝶优质的偶像形象,融合传统与现代,在市民观众的可接受范围内,将其捧成一代巨星。

胡蝶在明星公司做了这么久,影坛起起落落,明星也换了一茬又一茬的演员,唯独她稳坐一姐宝座,这固然与她的演技和名气有关,但也少不了胡蝶平日里的点滴修行。胡蝶刚进明星公司的时候,阮玲玉也在,她们合作拍摄了《白云塔》,这也是她们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合作。阮玲玉性格太硬,得罪了张石川,结果被公司雪藏,最糟糕的时候半年都没进过一次摄影棚。而胡蝶则不,她显然更会做人,她是电影圈的宝钗,在大小人际关系上都很留意,愿意拜“众人为师”,愿意和同人们合作。张石川是个暴脾气,动辄大骂,演员们都怕他,但他唯独没骂过胡蝶,其中奥妙,只能归结于胡蝶的听话和善解人意。

胡蝶的大气,往往不在于她有多少能耐,面对事情有多大的手腕,而在于她的冷静与淡然。很多在别人看来天大的事,放到胡蝶这里,全都“百炼钢化作绕指柔”,统统消解。胡蝶不比阮玲玉幸运,她的第一段婚姻同样糟糕,恋爱时一个样,结婚后又一个样。认识广东同乡林雪怀的时候,胡蝶是初出茅庐的小演员,他们在友联公司演《秋扇怨》,一个演女主角,一个演男主角。胡蝶初入影坛没有经验,戏假情真,与林雪怀郎才女貌,很快结下恋情。林雪怀在影坛并没有坚持下来,胡蝶日渐走红的时候,他投身商海,做得不很成功,最后还是胡蝶安排他到自己公司就职,靠胡蝶给钱度日。作为男人,林雪怀心里承受不了女高男低的处境,两人的分裂,误会上叠着地位的不匹配,几乎成为定局。从1927年春天订婚,到1930年底胡蝶聘请律师解除两人婚约,林雪怀和胡蝶走过了三年多失衡的婚姻。胡蝶渐成巨星,林雪怀却还是个小角色,即使胡蝶愿意俯就,林雪怀也无法收起他那男人的面子和自尊心。

1931年,胡蝶和林雪怀的一场官司打得全城皆知,从法庭到小报,口水满天飞。胡蝶的压力,不比后来的阮玲玉小多少,而她却继续努力工作,一点不敢松懈。胡蝶知道,她的荣耀是电影带给她的,她若失败,也不应该是因为婚姻的失败而失败,而大抵是因为在事业上的疏忽。所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胡蝶越是在事业上认真。1931年秋天,张石川带着御用女主角胡蝶和摄制组,从上海北上北平取外景,拍摄《自由之花》《啼笑姻缘》《落霞孤鹜》三部片子。胡蝶演得好,也重游了北平,见了张恨水、梅兰芳,收获颇丰。可等到摄制组两月后回到上海,不但遭遇了《啼笑姻缘》双包案的尴尬情形,还无端端传出一个爆炸性新闻:“九一八”之夜,东北军头张学良与红粉佳人胡蝶欢歌共舞于北平六国饭店。

胡蝶傻眼了,她想不到日本特务竟然想出这么个法子抹黑自己。这个谣言牵涉民族国家,牵涉整个东北的沦陷,其分量之重,能把人活活压死,可谓软刀子杀人。胡蝶背不起这个红颜祸水的误国恶名,尽管她相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但在那之前,义愤的国人还是被煽动了情绪,一时间舆论为之哗然。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耐不住,在上海《时事新报》上刊登打油诗两首,开头便是,“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此诗一刊出,舆论甚嚣尘上,胡蝶和明星公司不再沉默,发表严正声明。但这个谣言,却始终伴随着胡蝶,半个世纪挥之不去。

晚年胡蝶写回忆录,提及此事,还特别说明:“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素未谋面,以后也从未见过面,真可谓素昧平生。”据说张学良也曾于1933年跟朋友说:胡蝶究竟是怎样的人物,连她在银幕上的影子我也没见过。跳舞一事,基本算是冤案无疑。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要换成阮玲玉,恐怕早已经不能承受,但胡蝶却依旧退一步行事,硬生生挺过来了。胡蝶说,跳舞风波,是“我生命史上最感到悲愤的一页”。风雨如晦,胡蝶暗自端然,只等那雨过天晴的一日。她知道,时间是最好的解药。她需要蛰伏,等待——等待命运之神慢慢转变,等待机会到来。胡蝶有自己的一套乐观哲学:“人生也似舞台,悲剧也总有结束的时候,我自己在苦的时候常对我自己说,快了快了,演完苦的就会有快乐的来了。”果不其然,离婚案件和

跳舞风波过后,胡蝶遇到潘有声,收获了又一段爱情,1933年她又在《明星日报》选电影皇后的评比中摘夺后冠,风头无两。大小媒体还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写胡蝶。但胡蝶已经释然。身为名人,特别是电影界的名人,她知道,对于新闻报道,抗拒是没有用的,她能做的,是接受,然后借力用力,平步青云。1935年,胡蝶从国外访问回来,与潘有声走入婚姻殿堂。11月23日,两人在百乐门举办婚礼。婚房在法租界爱威斯路495弄9号,是一幢黄色的小洋楼。胡蝶迎来了人生的暖春。

胡蝶的沉稳与干练,不仅在1931年得到展现,日后的人生舞台,大风大浪,她更是在悬崖舞蹈,每每化险为夷。胡蝶处世谦和,但有力,该模糊的模糊,不该含糊的,绝不含糊。抗战时期,胡蝶曾移居香港九龙塘,很少出街。日军“报道部”艺能班班长和久田幸助找到胡蝶,送“良民证”,送“食品配给卡”,还约胡蝶参加日军饭局。胡蝶一忍再忍。终于有一天,她决定破釜沉舟,化妆成贫家女,和潘有声一起,在游击队员的护送下,逃到了广东韶关。五天之后,著名影星胡蝶北上的消息传遍了世界,蒋介石高兴地派出飞机,把胡蝶一家接到重庆,认为这是激动人心的新闻。胡蝶的果敢,让她绝处逢生。她与人为善,同时,牢牢掌控自己的人生方向,虽然苦痛几许,但却自在。胡蝶刚入电影圈的时候,给自己取艺名,最初想到的是“胡琴”,但转而又觉被人拉来拉去到底不好,遂改名为“胡蝶”,与“蝴蝶”同音不同字,但其中寓意,也似“蝴蝶”,自由自在,飞来飞去。

胡蝶的人生,成就在一个忍字上。拍戏的时候,她忍;离婚的时候,她忍;遭到谣言袭击时,她依旧忍;从香港逃到重庆,丢了30箱的金银细软,胡蝶还是选择忍。她那30只丢失的箱子,像潘多拉的魔盒,开启了她与特务头子戴笠的孽缘。胡蝶找到戴笠,问他能不能帮忙找到那些箱子,事关重大,那是她从艺多年存下来的戏服和细软。戴笠笑笑,表示没问题。他让胡蝶开了一张丢失物品的清单,动用手下在上海遍寻,找不到就买,然后一起拿给胡蝶,这算完璧归赵。胡蝶深感戴笠之“恩”,但也觉察到了危险。很快,她的丈夫潘有声被抓,理由是私藏军火。这显然是戴笠的又一个把戏,胡蝶只好被“请君入瓮”,再次去请戴笠帮忙。潘有声出狱了,但他不能和胡蝶相守,他被戴笠一纸调令打发到云南去了。1933年,胡蝶演过一部片子叫《脂粉市场》,是说一个女员工翠芬,反抗自己老板的潜规则,那是戏如人生。如今人生如戏,胡蝶却要反抗特务头子戴笠。怎么反抗?自杀么?她还有家人要保护。胡蝶想一想,还是选择“顺其自然”。

戴笠把胡蝶软禁在重庆,据说有好几处秘密地点。一向追求自由自在的胡蝶,终于逃不过权力的牢笼。戴笠一直迷恋胡蝶,还没得到权势之前,他就是胡蝶的影迷。如今,他已从一个普通青年奋斗成为一个权倾一时的人物,夺得心中女神相伴,自然各种伺候,不愿怠慢。胡蝶要吃热带水果,戴笠立刻派飞机从印度空运;胡蝶说拖鞋不好穿,戴笠一个电话就让人弄来各式鞋子;胡蝶嫌房子采光不好,戴笠立马让人在神仙洞建一所新宅。然而,囚禁的生活并不快乐,三年,胡蝶又是个忍。抗战结束后,戴笠把胡蝶带回上海,想要跟她做长久的夫妻。戴笠找来杜月笙,拜托他去找潘有声,签个离婚协议。杜月笙照做了。但没想到,1946年春天,戴笠因飞机失事葬身于南京西郊的戴山。胡蝶用忍耐等到了机会,1946年的春天,她重获自由。她心中的感受,或许是又惊又喜又茫然。就像做了一场繁华的噩梦,破晓时分,大梦初醒,胡蝶惊出一身冷汗。自由,是她一直想要的;家庭,是她一直要保护的,但戴笠毕竟对她也不算坏,他只是霸道、不讲理。他的爱,她不能接受,但他的结局,也未免太出人意料。

胡蝶回到了上海,回归了家庭,但影坛,却早已经不是她的影坛。她无法面对小报的流言,无法面对左翼的朋友,无法面对滔滔的人言。胡蝶再一次选择忍。她和丈夫带着一双儿女再次避难香港,用时间冲淡一切。对与戴笠同居的事,胡蝶自知说不清,便索性不说,任由世人口水纷扰,她独自保留真实版本。直到晚年写回忆录,提及这段,胡蝶依旧说:“关于这一段生活,也有很多传言,而且以讹传讹。现在我已年近八十,心如止水,以我的年龄也算高寿了,但仍感到人的一生其实是很短暂的。对于个人生活琐事,虽有讹传,也不必过于计较,要紧的是在民族大义的问题上不要含糊就可以了。”她和戴笠的故事是一锅粥,混沌难解,扑朔迷离,戴笠一死,只有女主人公自己知道其中配料,历史的解释权尽在己手。胡蝶完全有资本旧账重翻,对戴笠一番控诉。但她没有。这正是胡蝶的聪明之处。她知道,缄默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往事如烟,让过去的过去,让到来的到来。胡蝶总是向前看,至于纷扰的过去,不可控制,任其自然。

胡蝶和潘有声的婚姻,简单,、甜蜜、波折,有始有终。在离婚案和跳舞事件爆发之时,她遇到了潘有声。胡蝶的头脑是清醒的。她没找光鲜亮丽的同样,没找位高权重的达官贵人,而是从感情出发,找了平实可靠身材健壮的商人。她没有被自己的明星光环迷惑,她知道自己的不平凡,但她也深知自己的平凡。走出家庭,她是万人追捧的电影明星;走进家庭,她只是一个普通又普通的妻子,柴米油盐,细细碎碎,生儿育女,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胡蝶从一个温暖的家庭走出来,理所当然有着很强的家庭观念。她做影星赚钱后,一家老小,也曾都靠她一人养活。在婚姻中,胡蝶对于男人,不是靠,而是帮。她不是依人的小鸟,攀援的藤蔓,她更独立,男人给她牢笼,她立刻反击,男人对她温柔,她细心考验,然后立下承诺,不离不弃。阮玲玉一生碰到三个男人,一个是不懂得什么是感情的小开,一个是玩弄感情的老手,一个是不敢面对感情的怯弱者,她的感情,从来没能找到对接的出口。相比之下,胡蝶则清醒得多。她知道,她需要找一个“木”一点的人。潘有声出现得正是时候。

抗战爆发前,潘有声是上海德兴洋行的总经理,做过茶叶生意,抗战结束后,潘胡移居香港,胡蝶对丈夫的生意也多有帮扶。这其间,两人婚姻之中,戴笠半路杀出来,赶走潘有声,幽禁胡蝶,三年之久。但胡蝶夫妇,还是靠一个“熬”字,苦尽甘来。胡蝶与潘有声的婚姻,因为波折而格外不行,时代巨变,风雨琳琅,个人的能力是那么微小,一不小心,就要颠仆在人海,但他们的婚姻,却因为坚持而幸福。这种幸福,绝对不是生就来的,老天爷白赐予的,而纯粹是靠自己的修炼,九九八十一难一道一道克服难关得来的。1952年,潘有声在香港去世,胡蝶悲痛欲绝,但她依然好好生活,并于1959年重返大银幕,主演《街童》和《两代女性》。1960年,她主演的《后门》获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而后,胡蝶再度退出影坛,在台北过了十年平静日子。儿女成家,子孙满堂,胡蝶忙于义卖会、国剧演出、影剧协会事务,她总能找到事做,不耽误任何人,活出自己的人生。

胡蝶演了很多片子,但现在一下就让人们记起的着实不多。许多人张口就能说得出阮玲玉的《神女》、周璇的《马路天使》,却猛然间说不出胡蝶演了什么片。胡蝶演电影只那十年,而后几十年,才是她人生真正的大戏。逃难、幽禁、经商、复出,胡蝶从大江到大海,顺流而下,遇到困难,她就那么口问心,心问口,仿佛熨斗,来回几下便捋顺了烦扰的心事。胡蝶是大女人,有能力,有担当,有运气,有胸怀,她的历史,她自己书写,外界口水无数,但她却牢牢把握最终解释权。胡蝶一生谜团无数,但她大多缄口不言,让历史回归历史,安安稳稳。据说,胡蝶在大陆还有个私生女儿胡友松。1966年,27岁的胡友松,嫁给了76岁、回大陆探访的李宗仁,写就另一段传奇。如有真有这段母女缘分,远在海峡另一端的胡蝶听闻此事,想必也是感慨良多。

晚年的胡蝶移居温哥华,坐享天伦。她洗尽铅华,叫回胡宝娟,立志过一种简简单单的生活,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温哥华城像一个摊开的右手,静静地伸向太平洋,胡蝶住在高高的大厦上,远眺着东方,大洋的彼岸,就是上海,她眷念,但也知足。不过,即便在“隐居”的日子里,也还有人认得出胡蝶。某日她出街乘车,一位老太太故意在她身边落座,是熟悉的中国人的脸庞,是谁,又想不起。那老太太笑说:“你不会认识我的,我是当年仰慕你的影迷。我从你的眼神里认出了你,跟你上了车。其实我回家是该坐相反的路线的。”曾经沧海,而今云淡风轻,最繁华时有人知晓理所当然,未必认真去珍惜,而繁华落尽后,仍有记得,实得感恩。胡蝶的晚年,博大、自得,阔朗得仿佛温哥华的海——平静的表面,谁又知海面以下的汹涌?1989年,胡蝶在散步时跌倒,引发中风,并发心脏病,在温哥华去世。据说,她临终前最后一句话是:蝴蝶要飞走了。在民国众多女演员中,像蝴蝶这样善始善终的到底不多,她用薄薄的翅膀,卓越的努力,跃过了一个个险峻的山头,飞过了沧海,飞出了一段华丽又凄迷的传奇。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圈,能跟明星影片公司抗衡的,大概只有天一影片公司了。?邵氏兄弟创办电影公司的时候,野心很大,要做就做最好,就要做天下第一,所以取名为“天一”。“明星”是端正的,豪气的,主流的,从《孤儿救祖记》开始,他们就是沪上电影界的龙头老大,一呼百应。他们有最牛的导演张石石川,最棒的编剧郑正秋,还一手捧出四大名旦,风华绝代上海滩,影片上映,每每轰动。明星是上海电影届的主流,以一种端正之姿,号令群雄。天一不一样。天一野心虽大,但它不和明星硬碰硬,他们懂得分流观众,追求数量,而非质量,他们绕开主流,避其锋芒,另辟蹊径,有点农村包围城市的意思。他们做的电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乡土货,和明星的大片比,天一的制作很有些“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意思。

明星拍通俗言情片,天一就拍古装历史片。天一没有郑正秋这样的王牌编剧,便大胆地从中国传统故事里挖掘题材,硬是闯出了自己的一条路。天一公司的旨归落在一个“旧”字上,旧伦理,旧道德,发扬中华文明。天一公司是打不死的小强,天一三巨头之一的周剑云,曾经联合其他五家电影公司,在发行上对天一进行“六合围剿”,可天一却南下香港、南洋,走乡窜镇,硬是开拓了自己的发行网。海外华侨喜欢天一出品的中国味浓的片子,那里面包含着一种乡情。南洋的发行网络,在抗战开始后,救了天一一命。当其他电影公司因战争或毁或迁,终至破败的时候,天一却能凭借南洋的市场,一脉相承。邵逸夫的影视帝国,就是在天一的基础上传承下来的。

“天一”公司是个标准的家族企业。大哥邵醉翁在商场上是个铁腕人物。其父邵玉轩在上海开颜料行,名气很大,且同情孙中山的革命,去世时,康有为、虞洽卿及曾任苏浙总督的卢永祥、民国元老谭延阁等都为他题词,给足面子。邵醉翁作为长子,理所当然地接过父亲的摊子,一心从商,在做娱乐业之前,他做过颜料、北货、绸布、纸张、钱庄,还开过银行,都小有成果,但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后来,上海笑舞台的老板因欠邵玉轩的债,便把笑舞台抵押给了邵家。邵醉翁理所当然接手,张石川做前台经理,郑正秋做后台经理,一起经营文明戏生意。1922年,张石川和郑正秋创办明星公司,拍新片,在上海滩大红大紫。邵醉翁深受刺激,他大概不愿相信昔日在自己手下做事的两个人,居然一夜反超,叱咤风云。

邵醉翁之所以“不怕”明星公司,也多少与其早年的经历有关。他和张石川、郑正秋,可以说是一同打拼过娱乐界的朋友,但现在,张郑双双跳槽,立起炉灶,邵醉翁一赌气,拉来自家兄弟,决定大干一场。邵醉翁给弟兄们都改了名字,隐去代表辈分的“仁”字,而从陶渊明的田园诗中找灵感,分别取名为醉翁、邨人、山客、逸夫,很有些田园暖色,也多了些武林高手的意味。

“天一”公司的运作模式和“艺术追求”,让许多演员十分诟病。有人甚至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加入天一。天一的运作风格便是今日香港TVB的源头,简朴、高效,市场优先,不冒险,对员工不无压榨。导演李萍倩说:“我出了大中华又为什么重入天一?这也许是面包问题吧!可是重入天一的我,却改变了不少,不像以前那样勇敢了。换一句说,就是为吃饭而艺术。”天一曾经绝对的台柱,一年拍十几部片子的胡蝶,则中肯地说,天一虽然残酷,却是磨炼演技的好地方,许多人是从天一出来的,蔡楚生、沈西苓、许幸之、史东山……他们成名都在离开天一之后,在天一的日子是一个艰苦的量变积累,无自我的,筋疲力尽的,慢缝慢补,终于破茧成蝶。

从天一崛起的女明星不多,即便有一两部卖座的,也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女演员常常在天一待不住。谈艺术在天一是奢侈。天一的艺术,如果有的话,也是在商业娱乐基础上艺术,是仓促的,灵光一现的,偶一为之的。加之天一拍类型片,片中角色比较类型化,演技上要求不高,所以在培养女星方面,也似乎缺少那么点动力和竞争力。胡蝶在友联拍完《秋扇怨》,转入天一成为一姐,一年8部电影,7部都是她主演,紧赶慢赶,风风火火,但人还是半紫不红。转入明星公司后,张石川为她量身定做《火烧红莲寺》,一把武侠风烧得满城风靡。邵醉翁不是没有发现明星的眼光,在上海新舞台,戏曲新秀袁美云,就是被邵醉翁发现后硬拉近天一拍片子的。可袁美云真正的代表作,却是在艺华,在中联,在华影。

天一有一种强大的同化的力量,无论多么个性的演员,放入天一的框子里,都变成一个味儿,武侠的,古旧的,忠孝节义的,天一是个加工厂。很难想象,在天一演《小女伶》的袁美云,到了艺华,居然演出了《化身姑娘》这样前卫的片子。时尚在变,风格永存,天一的武侠片风格,一直延续到香港邵氏影业时期,女演员想要在天一红成个性明星,很难。但这并不是说,天一不捧女明星。电影行业是个造星的行业,而女明星,又往往是一个公司的“面子工程”。1933年的电影皇后评选,其实不过是电影公司实力的比拼。胡蝶、陈玉梅和阮玲玉只是打前阵的先锋,她们背后站着的,则是明星、天一和联华三大公司。只不过,天一公司捧人,要比其他两家公司更加特别。天一始终强调一个“忠”字。忠不忠心,是天一的老板最看重的。这种捧人的方略,或多或少影响到如今的香港电视圈,TVB捧视帝视后,也往往最看重忠心,女演员的个人能力、魅力反倒在其次。

当年天一公司成立,拍的第一部片子《立地成佛》,主演是吴素馨。而后,吴素馨主演《白蛇传》《梁祝痛史》等影片,成为20世纪20年代知名的“打女”。胡蝶加入天一后,两人均为天一台柱。因此,完全可以说吴素馨是天一公司元老级的女演员。胡蝶被明星挖走之后,吴素馨顺势上位,成为受重用的一姐,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令人想不到的是,1928年胡蝶离开天一后,吴素馨却很少在天一公司参演,即使偶尔出现,也是B咖,演不到重要角色。最终她只好出走。相反,后起之秀陈玉梅,却出乎意料地受到力捧。力捧一人,在天一的历史上,是非常少见的。而陈玉梅,也终于在1934年,继胡蝶之后,成为电影皇后。她也终身留在了天一。其明星姿态与生存之道,折射出的女演员同电影公司的微妙关系,颇值得玩味。

与转会的胡蝶和打女吴素馨不同。陈玉梅几乎是天一公司的“发小”——她个人的成长史,与天一的成长史,几乎是同步的,他们同生同长,同气连枝,同进同退,知根知底得好像自家人。天一是一片绿海,陈玉梅就是绿海中孕育出来的花。一个“乖”字,让陈玉梅在天一找到了自己的位置。陈玉梅15岁进邵氏笑舞台训练班。1926年,她开始在《唐伯虎点秋香》里演秋香,初现影坛。1927年,陈玉梅在邵氏的安排下,出演《铁扇公主》《大侠白毛腿》《夜光珠》等电影中出演配角,给胡蝶和吴素馨搭戏。到了1927年,天一与南洋的青年影片公司分解,邵醉翁调整公司结构,合同效力不再,张石川趁机挖走胡蝶,天一面临着捧谁做一姐的问题。就听话程度来说,稳重忠心的陈玉梅似乎更符合邵老板的心意。天一是家族企业,自然也有家族企业的弊病,那就是:除了自家人,对谁都不是十分信任。胡蝶的出走,已经让邵醉翁感觉到了人才流失的惊悚。他不能再犯第二次错误。

在利益驱使的娱乐圈,女星们为了酬劳出走在所难免,早起王汉伦、杨耐梅、张织云,后起的胡蝶、阮玲玉,谁不曾为钱跟公司起过不愉快。捧女星的尴尬在于,不捧,在观众群里没有号召力;捧了,万一红了,免不了会有“客大欺店”的困扰。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邵氏为了两全其美,再出奇招,想出了一个张石川想不出也做不到的办法:邵醉翁迎娶陈玉梅做二太太。两家变成一家,陈玉梅升格为邵氏的老板娘,自然只能为邵氏拍片,不会转投别家,而且,陈玉梅成了老板娘之后,酬劳问题也迎刃而解,总之都是落在自家钱袋。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事实证明,邵醉翁的眼光是不错的。名气和容貌,固然是邵老大娶陈玉梅的重要原因,但陈玉梅温婉大气的性格,也是她入主邵氏的要素。阮玲玉是刀光剑影,胡蝶是太极推手,陈玉梅则是扎实的马步。陈玉梅最主要的特点就是稳。陈玉梅的童年简单平静,她不需要从婚姻里攫取太多的爱,来补偿早年的不如意。婚姻对她来说,是个堡垒,有点互助合作组的意思,她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丈夫闹个没休。她是能忍辱负重,过长久日子的女人。对于感情生活,她更可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娱乐圈雨大风急,她知道

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知道什么,不该知道什么。

陈玉梅总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她够稳。她演电影稳,做人稳,做太太也很稳。1928年到1934年是陈玉梅电影生涯的黄金期,短短五六年,拍足30余部,演技得到很好的磨炼。1934年,上海《影戏生活》报社举办电影皇后选举,邵醉翁远程操控“买榜”,仅仅一天,陈玉梅的选票就狂增两万多张,最终,陈玉梅以30322张选票当选电影皇后,成为继张织云、胡蝶之后的“电影皇后”第三人。风光过后,陈玉梅急流勇退,淡出影坛,专心家庭。在为人处世上,陈玉梅也很懂进退。在天一拍片的早期,陈玉梅很少因为片酬而与公司发生摩擦。成为邵醉翁的二太太后,陈玉梅待人就更加大气、持重。她经常邀请其他不同公司的女星来家里做客,合影留念。陈玉梅像一身低调又华丽的旗袍,靠一种静气压住场面。相比阮玲玉和胡蝶在私人生活上的“绯闻”和“丑闻”,陈玉梅是健康的、平淡的、积极向上的,陈玉梅的情感史很简单,说得出来的也仅有邵醉翁一人。

而天一的老板邵醉翁,在宣传陈玉梅上,也是很有策略的。相比于联华的阮玲玉、明星的胡蝶,天一的陈玉梅搏版面没那么厉害,但她却在天一的运作下,细水长流,凡出现在媒体,大多是正面形象,一点一滴累积起观众对于她的认知。这种造星模式,直至今日仍为不少影视公司使用。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电影公司不厌其烦,终于在人们的头脑中建立起健康女星的“刻板印象”。邵醉翁自办公司,开拍古装片,能省就省。陈玉梅拍戏,邵醉翁舍不得次次做新戏服,陈玉梅只好着旧衣上阵。再加上她在电影里唱过《节俭歌》,所以得了个“俭约明星”的绰号。天一公司因势利导,跟着就宣传陈玉梅的淳朴形象,时常安排她参加政府举办的公益活动,比如推广布衣运动、发起航空救国。陈玉梅的口碑越来越好,在许多人心里,她有责任感、热心公益,形象积极健康,与同时期许多绯闻缠身,私生活混乱的女明星比,她更具有榜样价值。

陈玉梅隐退的时间也颇耐人寻味。1934年,正是天一公司战略调整的转折点,邵氏兄弟决定把重心南移,离开上海这个是非之地。陈玉梅的进与退,可以说是与天一的进退同步的,到了1934年,南移的天一,似乎也已经不需要一个“电影皇后”在上海滩为他们撑脸面,相反,南下发展事业,一个能够稳住家庭大后方的贤妻良母,则比一个整日出风头的女明星更重要。于是,陈玉梅旋起旋落,凭借家族公司的力挺,在电影界如日中天,又因为家族事业的调整,而隐居家庭,安安分分做一个“背后的女人”。

与众多苦痛、纠结、甚至不得善终的女明星比,陈玉梅栖身影坛的姿态显然不是抵抗的。王汉伦的独立,杨耐梅的放荡,张织云的迷惑,阮玲玉的刚烈,甚至胡蝶的坚持自我,都让她们在男人的江湖的颠沛流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极负盛名的电影花旦里,也只有陈玉梅,凭借一种温文尔雅的顺从姿态,在男人们拼杀的空隙中,坐收渔利,找到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只可惜,陈玉梅的电影生涯太短了,她在电影上的投入,似乎并不是为了在艺术上有所追求,一个好的归宿,一种简单的、正常的人生活,似乎才是她最想要的。

所以,在1934年之后,陈玉梅的隐退,是如此彻底,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她的挣扎。炭精灯下的生活,或许她早已经过够了,如今,华丽转身,主政邵氏的后花园,陈玉梅心满意足。或许,这里才是一片更富有刺激性的江湖。抵港之后,陈玉梅除了在邵氏电影《水晶心》《丹凤朝阳》中担任配音外,极少露面。整个邵氏家族需要她参与其中,她的忙碌是隐形的,不为外人知的,她已经是完完全全的邵家人。20世纪70年代,香港有报纸刊登出一张邵醉翁和陈玉梅的合影。他们合作了一辈子,白头偕老,纵然爱情稀薄,也有亲情浓郁。秀恩爱吗?不必。但刊登合照,也似一种宣言,意思是说,看,我们还在一起,小得意溢于言表。婚姻,应该有爱,但更多的是忍耐,所有幸福的背后,都有咬牙坚持的成分。陈玉梅成功了,世俗意义上,她是许多女明星的人生典范:成名──嫁给成功人士──做太太、相夫教子……总觉得陈玉梅像海,平静的表面下,隐藏着许多委屈和犯难,只是,她挺过来了,微笑着,笑傲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