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代被称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二次“百家争鸣”的时代，中国现代的文化巨人鲁迅称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步入了“自觉”。这一历史时期的确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思想、文化大发展时期，它毫无疑问地也包括晋武帝执政的20多年时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除了思想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在起作用之外，范文澜先生还指出：“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另外，这也与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司马氏的提倡有关。
司马氏家族本为河内大族，世代“伏膺儒教”，崇尚风雅，追求文化知识。司马懿以“博学洽闻”而在少年时代即知名于众。司马师“雅有风采”，与该时的文化名人夏侯玄、何晏等人齐名。司马昭的妻父，就是魏晋儒教两个主要流派之一的“王学”的代表人物王肃。王肃注解过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传》以及其父王朗所注的《易传》等，正是在司马氏集团的支持下，被列于官学，成为当时的儒生必读之书。
司马懿的确在诛杀曹爽时同时捕杀了何晏、邓扬、丁谧、毕轨等儒士、名人，这就是史载的“同日斩戮，名士减半”。司马师则杀了当时名士中名望极高、与何晏同为领袖人物的夏侯玄。司马昭则杀了思想史、文学史上大名鼎鼎的嵇康。因此，后人多有认为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对文化人也采取高压以至杀戮政策，失却了道义。诸多文化人、儒士不愿合作，又处于高压之下，只得以“癫狂”态度处世，而嵇康等在原则上并不反对儒家所规定的伦理秩序，而是反对司马氏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反对司马氏提倡的虚伪的名教，故而被杀，云云。这些说法当然有其道理。
但是，如果客观地看问题，司马懿不杀曹爽及其党羽，反过来就是他自己垮台；司马师不杀夏侯玄等，反过来就是他自己被废、被杀；司马昭之杀嵇康，主要是因为嵇康是曹魏宗室的女婿，不仅不合作，反而多有威胁、颠覆性的言行（这当然又主要是因为钟会的陷害），不得已而杀之。难道历史上，古今中外曾有哪一个专制政权的统治者能够坐视嵇康这类人而任其所为吗？情感不能代替封建社会政治斗争的逻辑和你死我活的事实。
至于杀戮得国，历史上哪一个封建君主不是在平民百姓的白骨堆上，在鲜血淋淋的倾轧中，登上皇位的？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曹丕逼汉献帝“禅让”，就那么符合“名教”、“道义”吗？司马氏提倡的确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儒家伦理秩序，但其前或其后的封建统治者所提倡的也“正牌”不了多少。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封建礼教，其实质是“吃人”，不论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还是“正牌”的。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名作中，当然指出了魏晋统治者的崇奉礼教是虚伪的，指出了嵇康和阮籍的“毁坏礼教”的“罪名”是不成立的，但也同时指出了他们“太相信礼教”的迂腐。
晋武帝司马炎虽然不比曹氏父子本身在文化方面的许多建树，但他却尊重知识，力促文化发展的。加之他登上皇位以后，司马氏已不存在同其他政治集团的争斗问题了，因此他对文化人的政策比较宽松，而且多次下诏书，从各方面促进文化的发展，许多儒学大家，文学家，史学家及各种文化人才，都在他朝中居官。
西晋建立之初，晋武帝就下诏任命庾敷、秦秀等19人为博士，以张华、刘实为太常之官，负责兴建太学和整理书籍，史书记有“世祖武皇帝应运登禅，崇儒兴学。经始明堂，营建辟雍，告朔班政，乡饮大射。西阁东序，《河图》秘书禁籍。台省有宗庙太府金墉故事，太学有石经古文先儒典训。”
由于晋武帝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九州之中，师徒相传，学士如林”，太学生有3000人之多。
泰始二年（公元266年）七月，他下令营造太庙，“致荆山之木，采华山之石；铸铜柱十二，涂以黄金，镂以百物，缀以明珠。”成就一件规模壮观的文化艺术品。
泰始四年六月（公元268年），晋武帝又在诏书中写道：“士庶有好学笃道，孝弟忠信，清白异行者，举而晋之。”表现出对文化人的提携之意。
泰始六年冬十一月，晋武帝亲临当时太学的教习场所辟雍，“行乡饮酒之礼，赐太常博士、学生帛牛酒各有差”，以示关怀和鼓励。
咸宁三年（公元277年）三月，他下诏说：“宗室戚属，国之枝叶，欲令奉率德义，为天下式。然处富贵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纠合兄弟而赋唐棣之诗，此姬氏所以本枝百世也。今以卫将军、扶风王亮（即司马亮）为宗师，所当施行，皆咨之于宗师也。倡导宗室戚属学习文化、礼仪。
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这种“国子学”大概相当于现今的“贵族学校”之类。
咸宁五年冬十月，汲郡有一个叫不准的人挖掘战国时的魏襄王墓，得到漆写小篆古书十几万字的竹简。晋武帝下令收取，藏于秘府，显示了对文化古籍的重视。
晋武帝出身于儒学世家，自然对儒学投以关注。他在位期间，儒学得到发展，其代表人物和成果是傅玄及其所撰《傅子》。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省耀县东南）人。他少年孤贫，博学而善于写文章，在音乐和声律方面亦有造诣。曾在曹魏时任弘农太守，典农校尉。晋武帝为晋王太子时，即与傅玄关系密切，任傅玄为散骑常侍。晋武帝登位后，封他鹑觚子爵位，官至侍中、太仆、司隶校尉。
傅玄是当时一位卓有声望的儒学家，他向晋武帝上疏说：“夫儒学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贵其业，重其选，犹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为急，臣惧日有陵迟而不觉也。”晋武帝阅后下诏说：“二常侍恳恳于所论，可谓乃心欲佐益时事者也。”在肯定了傅玄的良好用心后，晋武帝接着指出：“二常侍所论，或举其大较而未备其条目，亦可便令作之，然后主者八坐广共研精。”可见，晋武帝不仅赞同傅玄之见，还与其有所切磋。
傅玄除著有《傅子》外，还有文集百余卷传世。
《傅子》分为内外中篇，共4部、6录，合140首，几十万言。司空王沈看了他写就的内篇时评价说言辞丰富道理充实，经纶政体，存重儒教，足以阻止杨墨的偏颇，比肩于以往的孔孟之说。唐朝魏征在他的《群书治要》一书中，曾摘引了《傅子》的不少篇章和观点。宋朝时，《傅子》一书内容散佚甚多，后经后代学者辑录，得以大体恢复。
傅玄在哲学思想上继承了《易经》的元气说和阴阳关系说，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辨证法因素。他强调人的作用，将其概括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他注重事实，提出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而只有将三者统一起来，才能接近减少失误的境界。
傅玄还是一个性格刚劲亮直，不能容人之短的人。他把自己的儒学思想融于为官的实践当中，主张“贵本”发展农业生产；主张提高效率，精简职位；主张广罗人才，任人之专。他的诸多奏章。依本事实，用语峻急，弹劾不留情面。如泰始四年（268年）他对水旱之灾的上疏就是如此。晋武帝阅后下诏说：“得所陈便宜，言农事得失及水官兴废，又安边御胡政事宽猛之宜，申省周备，一二具之，此诚为国家大本，当今急务也。如所论皆差，深积压乃心，广思诸宜，动静以闻也。”这一方面可以看出傅玄奏章的实在具体，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武帝识重纳谏之度。
文学在晋武帝司马炎时代得到长足发展，自建安以来，在太康年间又一次出现高峰。
建安文学的代表是曹操、曹丕和曹植以及“建安七子”孔融、阮瑀、王粲、陈琳、刘桢、徐干和应玚。建安文学之后是正始文学，其代表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和阮籍，他们在诗歌和散文方面都很有成就。嵇康最著名的诗歌是《幽愤诗》，是他因吕安事被捕入狱后做的，写得情真意深，恳切清峻。散文的代表作是《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的情况，前面已经有所涉及，这里只简单介绍一下阮籍。
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省尉县）人。他的父亲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曾任魏国的丞相掾。阮籍性格傲然，放任不羁，博览群书，尤其喜好老子、庄子；嗜酒善琴，常常得意忘形。他曾在司马懿、司马师手下任从事中郎，后又在司马昭专权时任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职，故又被称阮步兵。
尽管如此，他始终对司马氏父子持不合作态度，又不敢公开反对，因而有意放浪形骸，纵酒佯狂。善于陷害人的钟会以时事问他，他亦以醉酒不答而避免了被罗织罪名。他对世人多以白眼视之，只有当嵇康来时，他才“大悦，乃见青眼”。还有传说他曾赶着牛车不择路而走，而后因无路可走，放声大哭而归，其用意很明显，以此来表示自己在司马氏当政下无路可走。他以反礼法来曲折抗拒司马氏所倡的名教，为当时的礼法之士视作仇謦，可是司马昭每每保护他，晋武帝亦任他的儿子阮浑为太子庶子。文学上，他主要以诗《咏怀诗》等传世，诗风质朴自然。
太康诗人主要有张载、张协、张亢、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等，史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说。其中陆机、左思成就最高，潘岳次之。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他是东吴名臣陆逊的孙子，父亲陆抗是东吴的大司马。他20岁时，晋武帝灭吴，他退居旧里，闭门勤学，并做《辩亡论》2篇，论述吴国何以衰亡及他祖父的功业。直到太康末年，才与其弟陆云一起去洛阳，造访时任太常的张华，张华与其一见如故，说伐吴之役获得了两位俊才。后被太傅杨骏辟为祭酒，他却说：“我祖父名播四海，宁不知邪！”“八王之乱”时期，陆机任成都王司马颖的后将军、河北大都督，后因兵败，被司马颖所杀。
陆机的诗歌讲究词藻和对偶，模仿多于创新，《长歌行》、《猛虎行》和12首《拟古诗》都流于此弊，较好的作品有《赴洛道中作》、《门有车马客行》等。有人评价他的诗作“若排沙简金，往往见宝。”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省益都县）人。他出身于小吏家庭，其貌不扬，口讷，不好交游。待妹妹左芬被司马炎选为皇妃后，移居京师。他自以为所见不博，求作秘书郎。他与秘书监贾谧交好，曾被请讲授《汉书》。贾谧被杀后，他退隐不仕，专心于典籍。后病死冀州。晋武帝选其妹为妃，是因其妹好学善文，名亚于左思，武帝闻而纳之。
左思的诗作今仅存14首，其中8首《咏史》较为有名。像《咏史》之二中的“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等意象，是以比的手法去暗喻怀才不遇的人和无才得志的人，控诉了当时的门阀制度，对南朝的范云、初唐的王勃、中唐的白居易都有所影响。王夫之在《古诗选评》中评价左思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坏，古度古心，不绝于来兹者，谁太冲者焉归？”这一评价大体上说还是公允的。
潘岳，字安仁，荥阳中牟（今河南省荥阳县）人。祖父潘瑾为安平太守，父亲潘芘为琅邪内史。潘岳少年时代以敏慧见长，乡邑号之为“奇童”。泰始中年，晋武帝躬耕于藉田，潘岳做赋对此大加赞美。晋武帝亲事农桑，当然有值得肯定之处。但潘岳做此赋竭尽过誉以至吹捧之辞，足见其属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之辈。对此史有所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
贾谧是贾充的外孙，因其母未婚先孕，为遮羞，贾充遂将贾谧作为贾门之嗣。贾谧在其母贾后弄权时，势力熏天，骄横无忌，穷奢极欲。潘岳与陆机、陆云等附会贾谧，是贾谧的24友中的名列前茅者。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潘岳才名冠世，也被人疾恨。当山涛、主济、裴楷等都被晋武帝亲近而做大官时，他才是个县令，因此心中也常郁郁不得志。不过在职守上，潘岳还是勤于政的。他任怀令时，曾上奏议案，颇在理，为朝廷采纳。他因勤于政而升任廷尉，可是最终也只做到给事黄门侍郎。晋惠帝时，他被人诬陷谋反罪被杀，夷三族。
潘岳在诗歌创作上以《悼亡诗》见传。像他悼念亡妻的诗作就写得相当感人。其中写道：“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帏屏无仿佛，翰墨有馀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诗句由远及近，由外及内写来，犹如情思愈重；加之所捕捉的意象都是极普通却又极具典型性，使人读来自然不失深切，对亡妻沉重的思念之情跃然纸上。后人评价“潘诗烂若舒锦，无处不佳”仅就其辞藻华丽而言，自然有所溢美，但其诗作有些的确可称上乘。
在太康诗人的创作中，还有诸如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张华的《情诗》；张协的《杂诗》；郭璞的《游仙诗》；刘琨的《重赠卢谌》、《扶风歌》等受人称道，为传世之作。
太康文学，除了诗歌外还有一种体裁的文学作品，这就是赋，而且赋的成就比诗歌大。
前面曾提及潘岳为晋武帝躬耕农田而做赋，其实那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赋，只是颂辞之类的东西，谈不上是什么文学创作，所以文学史上鲜有提及。
赋的创作，以左思的《三都赋》（《蜀都》、《吴都》、《魏都》）成就最高。左思创作《三都赋》，构思10年，门庭、花园以至厕所里都摆有笔纸，遇得一句，立刻写下。赋写成之后，张载、刘逵为其作注、序，张华则称赞其“使读之者尽有余，久而更新”。于是豪贵之家竟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当初陆机至洛阳后也曾想写些赋，听说左思在作，他拍着手掌取笑说等左思赋成，用它来盖酒瓮。可是左思写出，他一看叹服，认为己所不及，遂停笔不写。
《三都赋》不仅承袭了汉赋文辞华丽，铺排壮观的特征，而且独具自身写实的特点，去掉了汉赋极饰夸张的作法，可以从中得知三国时代的经济、社会状况，故而独成一家。
除了左思的《三都赋》外，陆机还做有《文赋》。该作实质是以赋的形式阐述作文为章的方法，颇多精当见解，是我国古代文艺理论中的重要著述。
潘岳有《闲居》、《秋兴》二赋，写出了清悠闲适的格调。又有《射雉》、《笙》二赋，状物抒情，细致精巧，文辞俊美，属风流洒脱之作。
书法艺术在西晋亦有重要发展。晋武帝极为重视书法艺术，专门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胡昭两人为标准。范文澜先生评述说：“东汉末后刘德升首创行书体，钟、胡得刘德升传授，都擅长行书。钟繇真书（楷书）尤独擅盛名。行书真书在各书体中是最合实用的书体，书博士规定以钟、胡为法，符合书体进步的趋势。”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县东）人。少时靠族父供给费用，得以专学。不久任廷尉正、黄门侍郎。汉献帝时李催、郭汜作乱，他因进言保护了曹操，晋官御史中丞，迁侍中尚书仆射，封东武亭侯。自此，他成为魏国的朝廷重臣，曾在曹氏统治集团中先后任相国、廷尉、太傅，他亦为魏国的建立及强大立下汗马功劳。魏文帝曾称他为后世再难有继的一代伟人。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他去世，曹叡身着素服，亲临凭吊。
他的书法吸取了曹喜的篆隶、刘德升的行书、蔡邕的八分等各家之长，融汇贯通后形成自己的风格。他兼善各体，尤其精于隶书和真书（楷书）。唐人张怀瑾在《书断》中称他：“真书绝妙，乃过于师，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胡昭，字孔明，颍川（在今河南省）人。自小重养志，不仕官，先后辞袁绍、曹操所任命的官职，自居山中，躬耕乐道，以博览经籍为娱。他以贤者高名闻达远近，贼寇亦约誓不犯其居住之地，相邻百姓因此得安。他和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等书法家齐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高士传》还载他与布衣时的司马懿有交情。时有人谋害司马懿，他以诚心感人，阻止了谋害行为，却始终缄口不言，司马懿本人都不知此事。魏邵陵厉公曹芳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他以89岁高寿终。
在晋武帝时代，则出现了索靖、卫瓘及稍后的卫瓘之子卫恒等书法家。
索靖，字幼安，敦煌（今甘肃省敦煌）人。他在少年时代即出类拔萃，与乡里的其他四人一起进入太学，驰名海内，号称“敦煌五龙”。傅玄、张华等名臣和索靖见了一面，都跟他结交甚厚。他曾官拜驸马都尉，出为西域戊己校尉长史。太子仆张勃上表晋武帝说索靖才艺绝人，宜在台阁，不宜远出边塞。晋武帝果然采纳，擢任他为尚书郎。许多年后，他才出任酒泉太守。
索靖和尚书令卫瑾在当时都以擅长草书而知名，晋武帝很喜、爱他们。
就两人的特点而言，卫瓘书法的笔功胜于索靖，索靖则在楷法上远胜于卫瓘。
卫瑾的儿子卫恒，字巨山，曾任尚书郎、秘书丞、黄门郎等职。他擅长草书和隶书，并撰有《四体书势》，历述书法发展的过程，为书法理论的名篇。
晋武帝倡导书法艺术之功，最主要的兴许是在承前启后上面：它上承钟繇、胡昭，下启“书圣”王羲之及王献之，从而使东晋成为我国书法艺术史上的最灿烂的时期之一。
史学也是晋武帝司马炎较为重视的一个学科。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汲郡人盗挖战国时魏襄王墓，得竹简古书数十车。其中有魏国史书《纪年》13篇，记夏朝以来至魏襄王事。另还有《穆天子传》5篇，记周穆王游行四海事，其他各种书数十篇。竹书文字奇特，简札又错乱无次序。晋武帝下令非其莫属的卫恒整理竹书，改写为今文。卫恒去世后，束晰完成整理工作，并作考证。《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于是得传于世。
司马彪则根据《竹书纪年》驳斥谯周的《古史考》。谯周认为司马迁《史记》采百家杂说，所记周秦以上事多与正经不合，特做《古史考》25篇纠《史记》的谬误。
司马彪还撰写了《续汉书》80篇，以详实见称。其中八志余述东汉制度，梁刘昭分八志为30卷，并为做注，附宋范晔《后汉书》。《后汉书》因此有“志”，和《史记》、《汉书》相配。
司马彪，字绍统，是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少年时代好学，可是贪色薄行，受父斥责，失去王位继承权。司马彪由此不与人事交往，专心学习，博览群书，后成著述。初拜骑都尉，泰始中年，任秘书郎，转丞。曾注《庄子》，做《九州春秋》。他写《续汉书》，是感于“汉氏中兴，讫于建安，忠臣义士亦以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繁杂，谯周虽已删除，然犹未尽，安顺以下，亡缺者多。”泰始初年，晋武帝祠南郊，他还曾上疏定议。晋惠帝司马衷末年，司马彪去世，享年60岁。
陈寿于泰始十年（公元274年）开始编著《三国志》。《三国志》是我国重要的一部史籍，记载了许多三国时期和以前的人物、事件。北魏的崔浩评价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
陈寿本是蜀国人，蜀亡后仕晋。处在司马氏的统治下，他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难免要触及司马氏夺权的史事，这弄不好就会招来杀身灭族之祸。他虽然有所顾忌，但还是“微而显”地写出了司马氏取曹氏而代之的过程，写出了司马氏成员的一些缺陷。如他记载夏侯玄等改革法度时，是借夏侯玄与司马懿讨论的机会将夏侯玄的观念详录下来的，使后人从曲折中看到了曹爽集团改革法度和司马懿不赞成的史事。
《三国志》的缺点是过于简略。宋裴松之作了注和补，征引汉魏以至六朝著述一百几十种；注、补首尾完整，并考订异同，补足了陈寿的简略，使《三国志》在正史中获得一流地位。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省南充市）人。少好学，他的老师是当时有名的史学学者谯周。成人后任蜀国的观阁令史。因不屈于黄皓专权，屡遭贬谪。晋灭蜀后，受司空张华喜爱，出任阳平令等。撰写《蜀相诸葛亮集》，上奏晋武帝，旋迁任本郡中正。待撰《三国志》，时人夏侯湛正著《魏书》，陈寿见，作罢。张华见书亦善之，再举任中书郎。后迁任长广太守，陈寿辞母老不就。杜预再向晋武帝举荐，由是被授御史治书。于晋惠帝司马衷元康七年（公元297年）病卒，享年65岁。
作为一部杂史、杂记、杂考之书，张华的《博物志》也值得赞举。该著述的特点是记载了不少故事性很强的非地理博物性传说，大大超出了《山海经》、《神异经》等所载的内容范围。书中所记的杂考、杂说、杂物、杂事以前多散见于已佚失的各类古籍里，经该书采撷得以流传，可补正史之不足。
张华，字茂先，范阳方城（今河北省固安南）人。年少贫孤，牧羊为生，但学业优异，见闻广博；勇于赴义，救人之急，曾作《鹪鹩赋》寄托志怀，名士阮籍见后叹之为王佐之才，自此声誉渐起。司马昭将其任为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被施用。晋武帝登位，拜张华为黄门侍郎，封关内侯。晋武帝甚异其才，几年后又拜张华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后来几乎拜张华为相，因人进谗未得。晋惠帝即位后，张华又有作为，但时宫廷已乱，张华最终被诛，夷三族。这是后语，容当别述。
在西晋时代，其他文化门类如佛学、哲学、绘画、物理、天文、医学、地图学和地理学等，都有重要发展。唐代诗人杜牧有诗云：“南朝四百八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寺的大量兴建，其实始于西晋，当时全国有42处，仅洛阳就有白马寺、东华寺、菩萨寺等名刹10处。这时还有著名的佛学家康僧会。哲学有名家杨泉及其著述《物理论》。绘画则有苟勖、王协、张墨等人，上承曹不兴，下启顾恺之。物理学有张华对共鸣现象的发现和苟勖对音律的研究。天文学方面，虞耸著有《穹天论》。医学有王叔和与他的《脉经》。皇甫谧与他的《针炙甲乙经》。在地图学与地理学领域，裴秀于晋武帝泰始七年（公元271年）创制《禹贡地域图》18篇，结束了以往制地图的原始状态。又做《地形方丈图》；《禹贡地域图》属历代地理沿革图，《地形方丈图》则是西晋地图。
总之，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行较为疏松的礼法，以他的亲身倡导或予以重视，促进了文化的发展，对承传和开启其前与其后的文化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