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果敢刚毅:司马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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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魏晋玄学

魏晋玄学是魏晋的一大重要社会现象,它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尚和人民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也是人民对生命意义的深入探索。

玄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称谓,是从魏晋开始的。后世说到玄学,也一般是指魏晋玄学,而魏晋的玄学则发端于正始前后。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三个人——何晏、夏侯玄、王弼。

首屈一指的人物当属何晏。

何晏,字平叔,南阳宛县(今河南南阳)人,汉大将军何进之孙。曹操纳何晏之母尹氏为妾,何晏的境遇与秦朗一样被曹操收养,成了曹操的继子。何晏是位有名的帅哥,脸庞很白皙,年少的时候就“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为曹操所宠爱。

《世说新语》记载,还是在何晏7岁的时候,就已经“明慧若神”,曹操非常喜欢他,就把他带到宫中,想收为自己的亲儿子,而何晏聪明过人,立即知道了曹操的意思,他还真的没想着姓曹有什么高贵的,但是又不好正面拒绝。小小年纪的他,就在宫中找个地方,画了一个方方正正的正方形,自己站在其中,有人问他做什么,何晏回答说:“这是我姓何的家。”曹操听说后,马上就把何晏送出了宫廷,任其回家了。

虽然和秦朗的境遇一样,但是何晏却不像秦朗那样谦恭,而是显得更加潇洒通脱,做什么都无所顾忌,他穿着打扮经常与太子曹丕一样光鲜,气得曹丕一见到何晏就直接称呼他——假子,从来不提名字。何晏注重外表,经常“行步顾影”,被人称作“傅粉何郎”。何晏娶的老婆是曹操的金乡公主,《魏末传》上说,她就是何晏的同母妹妹。

因为得不到曹丕的赏识,所以在曹丕执政的几年里,何晏只是个闲散的官——这对于一个长期处于权力中心、有激情创业的人,无疑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打击归打击,不过,也使得他有很多闲暇时间,去研究他喜爱的老庄哲学,尝试服用五石散,并和一群失意的才子们谈玄。

第二个人物是:夏侯玄。

夏侯玄,字太初。夏侯玄的父亲就是夏侯尚,母亲就是曹真之妹,魏德阳乡主。

说到夏侯玄一家,真是个悲剧。

夏侯尚,是夏侯渊的侄儿,本来他与曹丕的关系很好。后来,夏侯尚宠爱自己的小妾,而冷落了夏侯玄的母亲德阳乡主,德阳乡主回到娘家给自己的哥哥曹真说了,曹真又把这个夏侯尚家的家务事报告给了皇帝曹丕。当时,曹真是曹魏大司马,曹丕正用曹真去应付吴蜀呢!怎么能叫我的大司马为这种小事分心呢?更何况曹丕又喜欢插手这些琐事,于是,曹丕下令把夏侯尚宠爱无比的小妾绞死,小妾死后,夏侯尚哀痛过分,神情恍惚,时常命人挖开棺木,对着小妾的尸体痛哭流涕,不久,也郁郁而终。夏侯玄的思想上估计也是继承了爸爸这种不顾名教、不循规蹈矩的作风吧!

因为曹爽是曹真的儿子,夏侯玄和曹爽其实就是姑表弟兄。

而夏侯玄的一个妹妹,嫁给了和洽之子礼部尚书和迪,生下和峤、和郁兄弟,后来和峤成为晋朝名臣,他十分仰慕舅舅夏侯玄的为人。

夏侯玄的另一个妹妹夏侯徽,嫁给了司马懿的大儿子司马师。《晋书》记载:夏侯徽知道司马师有反叛之心(“非魏之纯臣”),而夏侯徽妈妈又是曹真的妹妹,于是,在曹真刚死、司马懿刚刚成为帝国的最高司令的时候,夏侯徽就被司马师残忍地毒死了。

青龙二年二月,诸葛亮第五次伐魏。三月,刘协死。四月,魏国发生大的传染病。五月,吴国大规模进攻魏国。七月,魏明帝南下亲征。八月,诸葛亮死。十一月,洛阳地震。可以说,前半年的魏国,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被任命为帝国西北军区的最高统帅,抵抗着诸葛亮,并把军心不满的怨气转嫁到魏明帝身上,逼迫魏明帝派辛毗去弹压。板荡不仅是识忠臣,也是识奸臣的。司马氏家族可能在蠢蠢欲动,在做一些帝国崩溃前的准备?

夏侯玄、何晏和司马师本来玩得也很好,何晏曾经品评夏侯玄和司马师说:“看问题深刻,能通达天下之哲理,就数夏侯玄;看问题细微,能处理好天下事务的,那是司马师。至于能达到不行而至、不谋而成的神化地步的人,我还没见到第二个。”当时,以通达哲理为上流,对处理俗务为下等,何晏这样区分,明显把司马师排在下等,从此,司马师对何晏恨之又恨,对夏侯玄嫉妒得不行。

魏明帝的时候,诸葛诞、邓飚喜欢品评人物,与夏侯玄们关系很好,相互品定,把夏侯玄等四人列为“四聪”,诸葛诞等为“八达”,虽然刘放、孙资、卫臻的儿子,被这些人看不上眼,但是碍于他们爸爸的地位,也把他们三人列为“在豫”(三个预备人才)。

不光是谈玄,夏侯玄的文采也很高,他写的《乐毅论》,后被王羲之手书而名驰四海,成为宝贝。

第三个人是王弼。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城、金乡一带)人。

王弼也十分了得,东汉末年的“八俊”有两个都和他有关系:他的外曾祖父就是刘表;他的五世祖就是王畅,位列三公;而他的继祖父则是大名鼎鼎的王粲(“建安七子”之首,和曹植并称为“曹王”)。东汉末年,王弼的祖父王凯与族弟王粲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十分看重王粲之才,想把女儿嫁给王粲,可是又嫌他形貌丑陋,就把女儿嫁给了王凯,生子王业,王业生了王弼。后来王粲绝嗣,以王业为继嗣。因为王粲年轻的时候十分了得,过目成诵,14岁到长安大学者蔡邕(蔡文姬之父)家,蔡邕是倒穿着鞋迎接,并把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王粲最后又把这些书传给了王弼。

王弼从小就喜欢黄老之学。当时的名士一起谈论哲学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某个道理是正确的,等王弼一来,三下五除二,就把大家说的道理给推翻了,令名士们全都佩服得五体投地。正始初年,何晏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在学术界声气很大,而当时王弼才只有15岁,何晏呢,已经50岁左右了,可他一见到王弼就大为欣赏,认为可以与自己共同探讨“天人之际”的高深问题,何晏感叹着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那么,他们究竟在谈些什么呢?

人活着,总要给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每天,阳光像金子般地撒在身上,洁净无比的空气荡涤了胸中的污浊。那么,仅此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吗?也许是,也许不是。

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尊贵无比、聪颖美貌、有学有识、有志于建功立业而被搁置一旁、无所事事的何晏来说,肯定不是。每天,日出日落,吃喝拉撒,有意义吗?家庭悲剧,官场失意,现实生活的平庸和冷酷,也不得不使夏侯玄把头伸到“窗外”透透空气。如果不让做事,那么,就要好好地生活,开开文化沙龙,探讨探讨哲学,著著书立立说,也很惬意嘛。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真实的,那么,我死去以后呢?

可能是什么也没有。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对于我而言,这个世界不是也不存在了吗?

如果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不是就像昨晚我做过的梦一样,彼时是那么真实,而此时却是虚无的吗?因此,这个世界的一切爱恨情仇不都是一场梦境,都来源于无,复归于无吗?

在何晏的思索、论辩和倡导下,当时的士人对于“无是万物产生的本原”这一看法,大都比较认同。

每一个人大到建功立业,小到穿衣吃饭,在我们的思想深处都有左右着我们非此即彼的原动力,一个政权的施政方针,也与统治者看待事务的根本方法密切相关。西汉初年一直到汉文帝的时候,一直崇尚老庄哲学,君主“清心寡欲”,“无为而治”,认为统治的根本在于统治者不折腾,不打扰,不干涉,那么,天下自然就按照自然的法则发展。到了汉武帝,思想界发生了一次革命,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生态的不管不问的治国理念,在雄才大略的汉武帝眼里,已经失去了昔日的作用,而人世进取、等级观念、忠诚理念等儒家文化正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

但是三国,却是一个颠覆的时代。各种思想空前活跃,曹操本人通脱自然,引领着那个时代的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各种古老的思潮和文化,审视那已经走上了神坛的儒教。

自由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何晏,在被压抑的仕途上,逐渐成为第一个试图把儒家和道家合二为一的人,他用道家的眼光去诠释儒家,援道入儒,调和儒道,并试图用思辨、用开诚布公的讨论,把被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还原其本来的可亲的面目,用老庄哲学思想解释这个世界。到曹爽执政的正始年间,何晏、夏侯玄因为与曹爽关系友善,被提拔重用,他们在野期间形成的处世哲学并没有因之而改变,反而因为王弼的到来而更加丰富多彩了。可以说,魏晋玄学的开山者是何晏,而集大成者,为王弼。何晏本来注了《老子》,可等看到王弼的《老子注》,自己也就放弃了,而把自己写的书改成《道德二经》。

“无”作为何晏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一切事务、论辩、行为的出发点。《晋书·王衍传》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然而,同为玄学,王弼却对于“无”有着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世界“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而不是老子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既然无形无象,它本身就不能独立存在,必须通过“有”(具体事物)来体现,所以,“无”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无”和“有”,只是本末和体用的关系,“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万物虽有万形,最终只能回归它们的共同根本——“无”。基于“以无为本”的观点,何晏、夏侯玄、王弼都主张为人、为政、名教上都要顺应自然。比如,王弼说:“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自然是主,尊卑高低、制度约束等是次,因此,名教也要合乎自然;人性上,王弼主张性为主,情为末,即所谓“性其情”。

如今看起来很平常的事情,在把皇帝和圣人神圣化的时代却有着很大的意义,何晏就不敢承认圣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而王弼认为圣人照样有喜怒哀乐,只是他们善于控制罢了。

除此之外,玄学家讨论的问题还非常广泛。在认识论上,所谓“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就是说语言能不能说清道理,也一直是魏晋玄学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弼的“得意忘言”,对于中国以后的诗歌、绘画审美境界有极大的影响。

因为,这些问题都十分务虚,语言交锋十分玄妙,使得这些人关注的问题脱离实务,语言随之便不被一般人理解,行为也不同寻常,这对以后东晋上层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做具体工作为“俗务”,以片言只语体悟玄妙,以超凡脱俗为高标。

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世界观的问题以后,现实生活中,何晏选择了及时行乐的态度,这种态度影响了魏晋以后很多人玄学和服药,对魏晋文化、风尚、服装、文学等等都产生难以想象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