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清止廉明，爱抚姓，忠心耿耿的一生，尤其是他迎立中宗，荐引五公，终于匡复唐室的壮举，赢得了人们普遍的赞誉，他的不凡事迹千百年得到广泛的传播在唐代自中宗以来，狄仁杰就受到历代皇帝的褒奖。中宗即位后，追赠他为司空。唐睿宗李旦与狄仁杰幕本是同时代的人，他耳闻目睹了狄仁杰许多事迹，对他十分敬佩，曾当着狄仁杰之子狄光嗣的面赞扬狄仁杰忠于工室，并追封梁国公。唐玄宗虽然年轻一些，狄仁杰在朝中辅政时，他还是一位少年，尽管还不大懂得政治，但忠臣与奸臣的概念还是有的。在他执政的开儿时期。李所撰的有关狄仁杰的传记广泛流传，加上与狄仁杰同时代的一些老臣仍然健在，如姚崇等，所以他对狄仁杰的事迹并不陌生。为了褒奖狄仁杰忠于李唐皇室的行为，他于天宝六载（747）正月令将狄仁杰配享一中宗庙。唐德宗建巾元年（78）十二月，重新确定自唐高祖武德以来的功臣等级，根据“名迹崇高，功效明薯”的原则，分为下两等，狄仁杰与唐初功臣房玄龄、杜如晦、魏微，干挂、马周等，同被列为上等。唐宪宗元和一年（87）七月，录功臣之后，狄仁杰的玄孙狄玄（元）范被授为右拾遗。
文宗大和二年（828）六月，又一次录功臣之后，狄仁杰因“恢复庙社，事形先觉”的功绩，使其另一玄孙狄玄（元）封得到县尉的官职唐朝历代皇帝对狄仁杰的褒扬，是他们对狄仁杰勤政爱民，匡复卜家的不凡功绩的认可与肯定，这些都是见之于史册的记录。狄仁杰在受到官方赞誉的同时，也受到广大百姓的爱戴与烦扬，这一切虽然没有被正史或官方文献所记载，但百姓们以自己独特的纪念方式，仍然使这些情况得以流传下来对丁古代的百姓来说，他们颂扬和纪念自己所爱戴的人的最常见方式，就是修建祠堂，四时祭祀。和官方不同的是，老自姓颂扬狄仁杰并不是因为他迎立太子、匡复王室，而是因为他勤政爱民，发展生产，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狄仁杰仕途上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各地担任地方官，他侮到一地，造福一方，儿乎他任官的各个地方都有百姓为他修建祠堂，不仅在唐代如此，而且这些地方的历代百姓都十分缅怀这位爱民如子的历史人物，世代为他修葺祠堂。由于时代久远，很多情况今天已不易搞清楚了，就我们现在所能了解的情况看，也足以使人激动不已，感慨万分江南西道的彭泽县（江西彭泽东北）是狄仁杰遭到酷吏诬陷打击后，于长寿元年（692）被贬到这里担任县令的。
他在这里共担任了4年县令，减免赋税，娠济灾荒，发展生产，为当地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为了颂扬狄仁杰的功德，百姓们为他修建了祠堂。直到唐朝末年，诗人皮日休游彭泽时，仍听到当地百姓传颂狄仁杰的事迹，使诗人感慨万分，遂欣然为狄公祠堂撰写了一篇碑文，并镌石以为永久纪念，这篇碑文至今仍然存在。宋代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被贬都阳（治今江西波阳），又移官丹徒（治今江苏镇江）时，途经彭泽，曾专门拜渴了狄公祠，并撰写了一篇长达20万多字碑文，表达了他对这位前代贤臣无限敬仰的心情，历述了狄仁杰一生的主要业绩，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也是狄仁杰任过职的一个地方。万岁通天年（696）五月至神功元年（697）六月，狄仁杰在这里任刺史仅一年时间，但千百年来获得了当地人民的永久纪念。神功元年，狄仁杰离任后，魏州百姓就为他修建了生祠，后来他的儿子狄景晖在当地任官时，贪暴不法，人们遂毁去他父亲的生祠。唐玄宗开元于年（722）十月重建，李琶为此专门撰写了《狄梁公生祠记》，以记其事，由张廷挂书写立碑。安史之乱时，这座祠堂毁于战火。元和中，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朝廷，奏请重建狄仁杰祠堂。元和七年（812），田弘正咨询于当地老，找寻到祠堂旧址，遂在原址动工兴修，于当年十月五日完工。落成之后，田弘正与监军使率文武官员、幕僚将校，选择吉日，亲临祭奠。由冯宿撰写碑文，记载了这次活动的盛况，胡证书丹，树碑于祠堂前。狄仁杰祠堂大约毁坏于明朝正德（156——1521）前后，但冯宿所撰的碑石却流传下来了在当地还有一座“三贤堂”，为明代以前的建筑。所谓“贤”，是指唐代的魏微、狄仁杰和宋代的韩琦。魏是馆陶人，属魏州管辖；韩琦为安阳人，在唐宋时期这里属河北道（路）。因此魏、韩二人都可以算是当地名人，为当地人们所敬仰而建祠纪念是可以理解的。狄仁杰为阳曲人，属河东道（路），仅仅因为在当地做过地方官，就被这里的人民与魏、韩二公并列，同处于一堂祭奠，可见狄仁杰在魏州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洛阳在武则天时被称之为神都，是当时的统治中心，狄仁杰长期在这里从政和生活，在当地有较大的影响，所以洛阳也有他的祠堂存在。根据方志的记载，洛阳共有两座狄公祠堂，直到清代仍然存在，一座在西关，一座在白马寺附近。此外，狄于杰的故乡阳曲县也有他的祠堂，并有祀田3亩，用其收人以保证四时祭祀不断。唐人王贞自有《题狄梁公庙》。诗，诗云：“唯公仗高节，为国立储皇。”只是不知土贞白题诗的这座狄仁杰庙位丁何处？
狄仁杰于久视元年（7）卒干神都洛阳，就地安葬，其坟墓位干洛阳白马寺东百余步处，墓前神道碑直到明代仍完好屹立。由于历代十大失十分敬佩狄仁杰，多题诗刻石立于墓前，以表达对狄公的敬仰之情。如元代河南安抚使完颜纲曾题绝句一首，命人刻石立十神道碑侧。后年久仆倒，明代人虞廷玺感于狄公忠义，遂重新将此诗刻石，并撰写《重刻狄梁公墓道诗序》一文，以记其事明靖十八年（1559），有一御史巡察洛阳，路经狄公墓前，见碑石斑驳、荒草蔓蔓，敬佩狄公是唐朝社被之臣，遂嘱咐当地官员为狄公修建座祠堂，以供祭奠。次年，洛阳县令马某亲自勘察地形，拆毁附近废旧佛寺，用得来的材木雇工在自马寺旁修建祠宇尸楹，安置狄公神位，春秋致飨不坠这座祠堂到清代仍然存在，这就是洛阳有两座狄仁杰祠堂的由来对于狄仁杰迎立中宗李显，荐引张柬之、桓彦范、敬晖等5人，终于匡复唐室的不凡业绩，著名文士李曾撰《六公咏》的诗篇进行歌颂，这篇诗作在当时流传广泛，井由胡履虚书写刻石，立碑于世间。
此诗共二章，张柬之、桓彦范等5人为一章，狄仁杰为一章。大诗人杜甫读此诗后，大加赞赏，他在《八哀诗》之一的《赔秘书监江夏李公》中咏道：“朗吟六公篇，忧来豁蒙蔽”宋代金石家赵明诚读了杜甫的（八哀诗》中的这两句后，自述说恨不得马上看到《六公咏》，后来得到此诗石刻拓本，拜读后感慨不已，赞扬它文词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可惜的是这篇被杜甫、赵明诚等大加赞扬的佳作，早已亡佚，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明清以来以狄仁杰事迹为题材的戏剧、小说相继问世，由于文艺作品特殊的社会效用，使狄仁杰逐渐成了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这种影响一直波及西方世界，这一切要归功于荷兰汉学家岁伯特·古利克（汉名高罗讽）。他在解放前曾任荷兰驻华使馆的外交官，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很感兴趣，遂投身于汉学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他曾把清代小说《狄公案》，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或《狄梁公全传》的前3回翻译出版。5年代他创作出版了一部13万字的《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把东方古国的题材与西方现代小说的风格、推理悬念的创作手法完美地结合起来，获得很大的成功。这本书在西方书市风靡不衰，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狄仁杰的名字也随之为各国人民所熟知，被誉为东方的福尔摩斯。当然这只是文艺作品中的狄仁杰，与历史上的狄仁杰还是有着较大的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