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由河北道行军元帅改任安抚大使，责任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加繁重，他所面临的是一个十分复杂、十分馄乱的局面，要想迅速恢复正常局势，困难重重首先，突厥攻人河北后，曾大批地驱赶威逼河北百姓为其服役，突厥撤退后，这些5姓惧怕官府追究斩杀，往往逃匿默吸初人河北时，为了收买人心，曾大量地授受官爵，突厥撤走后，这批人心感不安，携家带口，逃亡山中。其次，为了抵御突厥进攻，官府在河北一带大量地抽调人力、物力，由于摇役与赋税十分繁重，官吏催急迫，不少百姓“拆屋卖田，人不为售内顾生计，四壁皆空”。尽管不少百姓已被通得完全破产，但官府仍不体恤，“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州县役使，十倍军机”百性稍有不满，就遭到官吏的逮捕拷打，所谓“枷杖之下，痛切肌肤”。百姓们实在无路而走，只好离乡背井，以逃亡的方式来躲避官府的迫害。此外，被突厥攻陷地区的百姓深受掳掠烧杀之苦，期待着官军能早日收复救民于水火。可是突厥撤退后，官军来到，“以经与贼同，是为恶地，至于污辱妻子，劫掠货财，兵士信知不仁，替易未能以免”连士大夫家也未能幸免。故狄仁杰认为，“乃是贼平之后，为恶更深。”在这种情况下，河北百姓无法正常生活，或逃窜山泽，或揭竿而起，组成了小股武装来反抗官军的暴行。狄仁杰对引起河北局势混乱的根本原因，看得非常清楚，他针见血地指出：“山东群盗，因缘聚结。”为了能迅速恢复河北的正常秩序，使百姓早日返乡从事生产，安居乐业，狄仁杰先向朝廷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赦免河北诸州之人，一切不问。
狄仁杰在奏章中认为，河北诸州尤其是曾被突厥占据地区的百姓，旦重新归顺于朝廷，都应善加安抚，决不能穷加追究，残酷虐待。他说：“夫人犹水也，奎之则为泉，疏之则为川，通塞随流，岂有常性！今负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潜窜山泽，赦之则出，不赦则狂。”“罪之则众情恐惧，恕之则反侧自安。”这是狄仁杰一贯的思想，在他以前任地方官时曾不止一次实施过这一主张，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狄仁杰还认为大国统治者不可以“小道”治理国家，办大事者不可过分苛细，人主恢宏，不拘常法就是说皇帝要有宏大的气量，不可拘泥常规，一切都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制定相应的对策。他认为边患不足为忧，“中十不安，此为大事”希望武则天以稳定大局为重，妥善处理河北局势问题。狄仁杰的建议得到了武则天的赞同，使他在处理河北问题时无后顾之忧得到武则天的支持后，狄仁杰制定了几项具体措施，并大刀阔斧地予以推行。他首先宣布了皇帝的赦免诏书，动员逃亡百姓回归本乡，对于曾被突厥驱掠过的百姓，命令官吏和军队护送回乡，并再三强调，不许官吏骚扰与追究。同时下令减轻赋税，废除修城池、缮兵甲等摇役。由于河北诸州百姓多被动员服劳役，秋收大受影响，缺粮者甚多，狄仁杰从外地加紧调运粮食，娠济贫乏缺粮百姓。他还整顿军纪，严禁兵士抢掠骚扰百姓，犯者必斩。当时河北一带大军云集，尚未班师撤出，狄仁杰为了减少军队供给给当地带来的沉重负担，“修邮骤以济旋师”，加决了撤退军队的速度。
他惟“恐诸将及使者妄求供顿”，自己带头食用粗饭菜，并约束自己的部下不许惊扰百姓，不许向地方官府无端索取。与此同时，狄仁杰对将士所报功绩进行了严格的市查，对那些畏惧不前、突厥撤退后却谎称击退敌军的将士所报功绩，一一进行甄别，既防止了滥赏的发生，又鼓励了真正勇敢的将士。这种赏罚分明的做法，有利于激励士气，提高军队的战斗力。经过狄仁杰的精心整顿，河北一带紧张的社会局势渐趋平稳，百姓纷纷回归故里，社会生产得以恢复。不久，武则天遂将狄仁杰调回洛阳，重任宰相这次突厥侵扰河北，一些死心端地投靠默吸的官吏，事后都没有得到好下场。如赵州长史唐般若，主动为突厥作内应，致使赵州落，蒯史被杀。突厥撤退时并没有允许他随同北上，结果被官军抓获，狄仁杰奏请武则天批准后，将其斩首。
阎知微身为朝廷使者，却甘心投靠突厥，接受南面可汗的封号，默吸撤离赵州时，遂将他纵还。阎知微回到洛阳后，武则天令把他押往洛阳城内天津桥，命百官乱箭将其射死，阎知微身中箭如毛，然后又剐其肉、到其骨、诛其九族。有些远亲与阎知微素无往来，这次也受其牵连，一并被杀，甚至连数岁的儿童也不放过。阎知微固然死有余辜，然牵连如此之多无辜之人，也是不可取的唐初功臣段志玄的儿子段项与右武卫郎将杨齐庄均被突厥扣留，突厥在赵州时，段质约杨齐庄一同逃亡，杨齐庄不敢行动，段项遂单独逃回，受到武则天的赏赐。不久，杨齐庄也逃回，武则天却认为他心怀犹像，下令与阎知微一同处死。杨齐庄身中乱箭无数，却尚未气绝，武筋宗遂剖开其腹，割下心脏，惨烈之状，使人不忍目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