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际法的原则，国家之间互派使领在对方国是一种互惠的权利。美国于同治元年（1862）派驻华公使驻扎在中国首都北京。但16年后，中国才派驻美公使驻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当得知中国派驻美公使消息后，美国驻华使馆头等参赞何天爵（Chester Holcombe）在给总理衙门的照会中，盛赞中国派公使前往美国，“从此两国友谊自必益加敦笃，于彼此通商事务亦必得以办理亨通，两国商民实堪共相庆慰”。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第84页。他认为陈、容两人久历外洋，对美国情形尤为熟悉，对处理中美事务必有好处。美国驻华公使西华（George Frederick Seward）亦向总理衙门表示，中国在美国设公使，在金山设领事官，此举“实为办理两国交涉最善之法，且可使两国睦谊”。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第158页。
（一）华盛顿使馆所在地
在华盛顿建立中国使馆是首位驻美公使陈兰彬的重要工作。在没有经验的情况下，他们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根据陈兰彬的《使美记略》记载，当陈兰彬一行还未到华盛顿前，由“容副使偕叶主事源濬往华盛顿租定耶夫街第2925号宅为使署”。陈兰彬：《使美记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12帙，第67页。据美国国务院记录载，陈兰彬初设的使馆在华盛顿西北区F街1925号，前后有出入。台湾学者黄刚对清朝驻美使馆馆址作了考证，他指出以后清朝驻美使馆经过七次搬迁，但均在华府的西北区：1880年陈兰彬任内中迁至K街1705号；1883年郑藻如任内迁往H街1408号；郑氏又于1884年迁至马萨诸塞州大道1401号；后于1885年9月再迁至杜邦园环史帝华堡，张荫桓和崔国因任内也在史帝华堡；1893年秋，杨儒到任后，迁往14街2703号，并以隔邻的2701号为使臣官邸；约于1897年间，杨儒、伍廷芳两使交接时，迁往Q街1764号；约于1903年，梁诚在任时迁至清政府自建在19街2001号的馆址。黄刚：《头一位大人伯理玺天德总统——中美使领关系史上的人与事之述论》，台北：培根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8页。
中国驻美使馆不断在完善，包括室内设备和办公用品。使馆建筑很美，楼高三层。第三任驻美公使张荫桓在光绪十二年三月二十日（1886年4月23日）的日记里记述：“使馆在华盛顿，国都西北隅，雕攀园之北，颇高敞，门外余地间植花木，又为暗机喷水，浅草如茵。门内翻译、会客、餐饭、跳舞、打波诸房均备，且华瞻宽整，故西人以此为美都广厦。”张荫桓在出国前，曾与陈兰彬在北京拜访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感觉美国驻华使馆整洁明亮，当即问陈兰彬，“中国驻美使馆有此畅适乎？”陈氏回答：“有过之无不及。”《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第14页。张荫桓到达美国后才领略到使馆的真谛，他认为“所见不逮所闻”，陈兰彬之言有不实之处。驻美使馆建立，从陈兰彬开始，“历任均按照俸薪匀派，早晚共食，有事便于商办”。《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第420页。陈“任内磅价每库平银一百两能易美银一百三四十元”，《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第338页。经费开支平衡，伙食还过得去。
伍廷芳在第一次任驻美公使时，曾奏请清廷准由美国归还美军在义和团时期抢夺天津盐务局银钱中留用八万美元，作为购地兴建使馆之用。经朝廷批准开始动工。1904年6月23日，梁诚在使馆大厦完工后奏报：
该馆于光绪二十八年夏间开办，原订十一月内工竣，旋值美京工党索加工价，联同停罢，辗转迁延。臣接任后，勒限催促，上年夏间，始行告竣。业经派员验收，工料一切，与原订合同，尚属相符，其铺陈各件，除洋式器具，就地购置外，概由沪粤等处采办，亦经陆续运到，工程之完好，陈设之堂皇，足与此间英德各署相埒。从此延宾治事，既增盘敦之辉光，而节费美观，益著规模于久远。罗香林：《梁诚的出使美国》，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年版，第211页。
中国以19街2001号作为中国驻美馆址达四十一年之久，经历了十四任十一位使节。他们是清朝时期的公使梁诚、伍廷芳（第二度使美）、张荫棠。民国时期的外交代表张荫棠、驻美公使夏偕复、顾维钧（第一度使美）、施肇基（第一度使美）、伍朝枢、颜惠庆和施肇基（第二度使美）、驻美大使施肇基（自公使升任）、王正廷、胡适、魏道明及顾维钧（第二度使美）。黄刚：《头一位大人伯理玺天德总统——中美使领关系史上的人与事之述论》，第10页。
中国驻美公使一般兼任驻西班牙和秘鲁公使。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外务部认为美国与西班牙相隔遥远，一个在美洲，一个在欧洲，加上古巴已脱离西班牙而独立，这样跨地区的兼使已不合时宜，因此，改由使法大臣兼任西班牙公使。实际上，这些公使主要的事务集中处理中美事务，稍为顾及所兼国的事务，有些公使在任期间连兼任国也没有去过。如陈兰彬在其任内，始终没有抵达秘鲁任职，张荫桓也未赴西班牙任事，伍廷芳第一次出使时，未至秘鲁和古巴递交国书，梁诚未至西班牙、秘鲁及古巴任职，张荫棠也没有到墨西哥、秘鲁及古巴递交国书。所谓兼使，即有事时由兼使处理，没有事则形同虚设。
（二）使馆的编制
清季驻外使馆一般设有公使（清廷称“出使钦差大臣”）、参赞、翻译、领事、武官等。按当时国际惯例实行大使、公使、代办三级。大使只有在欧洲王室之间才派遣，不但级别高，且花费巨大，一般国家承担不起，当时一般国家都是派出公使。公使分四等：头等公使，是全权大臣，负责接待国君，与所驻国交涉及画押等事务。二等公使，代国家办理入境事务、觐见和呈递国书。我国派遣公使一般是二等公使。派遣驻外公使属于首创，没有成例可依。光绪元年（1875），上谕旨饬南北洋大臣及沈葆桢等，要不拘资格，切实保举使才。在没有固定选拔标准的前提下，公使的选拔一般由朝廷大臣或各地督抚保举，经总理衙门上奏，由皇帝直接任命。
早期使馆人员名额编制是不固定的。使馆内的参赞、领事、翻译官等人员，均由公使自行选用。为了节省使馆的开支，清廷又屡定章程，要求限定使馆人员的数额，要用人得当，但一直都难以执行。使馆人员采取月薪制，每月发给薪俸200两至1400两不等。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5596-5597页。外务部成立后明确规定，驻外公使及其参赞等随员，均由外务部派人员充任。
使馆还设有武官。初期称武弁，一般来自在总理衙门供事的马弁。他的职责是负责传递各国公使的紧要文件。光绪二十四年（1898），总署请饬驻各国公使，规定凡随带武弁，必须由水师武备各学堂中选派出洋，以期探求各国兵制。 张寿镛等编：《皇朝掌故汇编》，台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第1575页。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外务部决定，凡派驻外使馆武官，由陆军部奏定酌派，所有薪俸员缺额数亦另缮清单，不再由外务部派往。《东方杂志》第4卷第2号（1907年4月17日出版），外交，第17页。
光绪二年（1876），总理衙门颁布出使章程十二条。关于出使大臣事项有如下各款：
一、由礼部铸造铜关防颁发出使各国大臣各一颗，以昭信守。其文曰：大清钦差出使大臣关防。其未颁发以前先刊木质关防行用。
二、出使各国大臣拟自到某国之日起，约以三年为期，期满之前由总理衙门预请，简派大臣接办各国，副使亦一律办理。
三、出使各国大臣分头二三等名目，此次办理伊始，所有现在业经派出各国大臣拟请均暂作为二等。
四、出使各国大臣所带参赞、领事、翻译等员，应由该大臣酌定人数开列姓名等项，知照总理衙门查核，各该员亦随同出使大臣以三年为期，年满奏奖。如有堪留用者，应由接办大臣酌留，倘不能得力亦即撤回。
五、出使各国大臣到各国后，除紧要事件随时陈奏外，其寻常事件函咨总理衙门转为入奏。
六、出使各国大臣有兼摄数国事务者，应如何分驻之处，由该大臣酌定，知照总理衙门查核。邵之棠辑：《皇朝经世文统编》，第1918-1919页。
光绪十四年（1888），总理衙门酌定，各国使馆人数为参赞二人，翻译二至三人，随员二至三人，供事二人，武弁和学生各一人。如设有分馆者，准添参赞或领事一人，翻译、随员和供事各一人。［清］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第21页，总4837页。但是，实际上，使臣随带的人数总是超过定额。御史陈其璋非常感触，他认为英国与中国交涉的事最多，但英国驻华公使所带人员只有一名参赞、两名随员、两名翻译和一名医官。而中国驻外使馆人员却漫无限制，竟有一使臣带至三十余人。他希望重定章程，加以限制。外务部成立后，使馆的编制已趋完善，使馆上下外交人员均有实职，1907年并明确把外交官分十六级：一、头等出使大臣，正一品；二、二等出使大臣，正二品；三、三等出使大臣，正三品；四、头等参赞，正三品；五、总领事，正四品；六、二等参赞，正四品；七、头等通译官，正五品；八、领事，正五品；九、三等参赞，正五品；十、二等通译官，正五品；十一、副领事，正五品；十二、一等书记官，正五品；十三、商务委员，正五品；十四、三等通译官，正六品；十五、二等书记官，正六品；十六、三等书记，正七品。见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第75页。
由此可见，早期的中国驻外使馆，“大清钦差大臣”均暂作二等，相当于外国的公使职衔；公使任期为三年，没有连任之规；使馆人员由公使选用，任期三年，与公使共进退；驻外使馆与总理衙门是平行关系，两者只有咨询联络关系，两者直接对皇帝负责。陈兰彬在华盛顿建立的使馆全部遵循这些规则。
使馆里的参赞、领事、随员、翻译等外交官，一般由公使调聘。他们中有的是公使的亲友、同乡；有的是留学生，有的是同文馆毕业的学生，大多数是懂外语、识洋务的人才。他们的工作直接影响到使馆的工作效率，影响到使馆在美国人及旅美华人中的形象。据陈兰彬日记记载，陈兰彬一行从香港出发时其随员、仆从共三十四人。到了旧金山华人聚居的地方，陈兰彬深感这里的工作任务较重，所以在离开前留下七名随员在此地熟悉情况，这批人后来成了旧金山领事馆的班子。由于兼使制，除了美国的事务，还要兼顾西班牙和秘鲁的事务，工作比较分散。加上，后来在华人聚居的地方，如旧金山、檀香山、古巴等地设立领事馆，领事馆成员又从使馆随员中派出。光绪五年二月（1879年3月），檀香山设立商董会，陈兰彬派朱和钧前往筹备，当地商人陈国芬以同知衔任商董，试办一年后，建领事馆，授陈为领事官衔。光绪五年七月（1879年8月），古巴总领事馆设立，户部候补主事刘亮沅充总领事，候选同知陈善言充领事，兼任马萨丹领事。由于领事馆刚建，事务较繁，陈兰彬派四名随员前往协助工作，他们是户部笔帖式廷铎、候选州判刘宗骏、候选县丞谭乾初、从九品杨荣忠。
这么一来，人员分散，使馆人员就显得不多，当人员紧缺的时候，往往会请驻英、法使馆中抽调人员支援。如陈兰彬就曾向驻英、法使馆借调黎庶昌赴美国使馆工作。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于光绪五年（1879）底曾向朝廷报告：“出使美日秘三国大臣陈兰彬路经法国与臣面商，该大臣所调人员多未到差，现在需员甚急，拟奏调参赞官黎庶昌归该大臣差遣等因，除该参赞官改派差使应由陈兰彬另案专折奏陈外，所有驻法二等参赞官江苏候补直隶州知州黎庶昌出洋三年期满，相应遵照定章先准销差。”曾纪泽：《曾惠敏公奏疏》，清光绪十九年（1893）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第7页。可见，在工作的过程中，陈兰彬经常感到人员不足。
后来他又提出借调张斯栒。张斯栒从小跟从美国长老会派驻宁波的传教士丁韪良学习西学，内容涉及天文、算术、舆地、声光、化学以及枪炮机器制造等科学技术，洞窥到其中的奥秘，精通英语。之后，由沈葆桢保举，他跟随侍郎郭嵩焘出使英国。清光绪五年（1879），张斯栒又跟随驻英副使刘锡鸿出使德国，充当翻译官。数月后，曾纪泽出使英法两国。曾纪泽到任后，又留下张斯栒继续充当翻译官。清光绪六年（1880），陈兰彬久闻张斯栒翻译之功力，调张斯栒赴美国处理急事。曾纪泽在上奏《翻译官张斯栒暂归美日秘使臣差遣缘由片》谈及此事。奏曰：“张斯栒出洋三载，造就卓有可观，伏查交涉事宜，以翻译官为最关紧要，既须博通言语精究文字之员，尤须深明体制砥砺廉隅之士。”“现因出使美日秘大臣陈兰彬处翻译需员较臣处尤为紧要，与臣面商调张斯栒暂归该大臣差遣，臣自应先其所急，饬该随员随同陈兰彬起程前往，一俟该大臣续调有人，再令张斯栒回英当差。”曾纪泽：《曾惠敏公奏疏》，第7-8页。一年之后，张斯栒完成赴美使命。曾纪泽又奏《随员张斯栒回差照章领俸片》，说明张斯栒已回巴黎。奏曰：“臣接准前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十一月初四日咨称，前调英文翻译随员知府衔候选同知直隶州知州张斯栒赴美差遣，委办事件悉臻妥协，现当差期已满，给咨令该员回英当差以符前议等。因查张斯栒已于十二月十四日由美行抵巴黎，经臣饬令仍以随员兼办英文翻译随臣驻扎之处听候差遣，以资熟手。”曾纪泽：《曾惠敏公奏疏》，第46页。
总之，驻美使馆的建立有利于中美交涉。公使在美国，既可以及时了解美国对华政策，也可以直接与美国外交部交涉，遣使驻外在遏制列强在华扩张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列强想在中国扩张其经济利益时，公使可以直接与驻在国外交部门进行交涉，阻止或减弱列强经济扩张的势头。列强在中国享有片面最惠国待遇，当公使察觉到中国没有享受对等的最惠国待遇，处于不平等的状况时，可以直接和驻在国交涉，或提供信息，争取平等地位。
（三）使馆的职责
清政府规定驻外使臣有多种职能。公使抵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觐见驻在国元首并递交国书，礼节上与西方各国通常的外交礼仪一致，沿用鞠躬礼。使馆的事务范围很广，包括与驻在国的外交部接触，办理交涉；与其他各国使臣及驻在国的官绅、议员、商界、学术界、新闻界等交际往来，加强联系；为本国在外国采购军舰、军火等；使馆与总理衙门、北洋大臣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报告国外各种情况。
事实上，当时中国驻外公使的职能主要限定在保护驻在国及所属各殖民地的华侨，搜集驻在国的政治、经济及风土人情等情况报告朝廷。至于通过公使在驻在国主动办理外交，促进中国与外国的关系，以便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则考虑较少。这种情况，一方面反映清朝的外交政策是消极和被动的，并没有积极的长远的目标，另一方面，也反映早期派出的驻外公使处于探索阶段，他们的工作重于观察，少于实际。郭嵩焘曾给一位中国外交官提出了两个目标。第一，应该学习所驻国好的方面，使之造福于中国。第二，应千方百计维护中国和驻在国之间的和平关系。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第2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版，第714页。他的话实际上说出了驻外使馆必须履行的职责。陈兰彬使团也经常参加各种社交和文化活动。如光绪四年（1878），美国在巴尔的摩举行博览会，十月十一日（11月5日），美国政府邀请中国公使赴会参观，铁路公司主人将自用的极体面的火轮车开到华盛顿接待中国客人。中国使馆赴会人员有陈兰彬、容闳、叶树东、陈树棠、张启勋、陈兰馥等人，主办方“接待甚恭，观毕仍乘原车回华盛顿”。《请中国钦使赴赛会》，载《万国公报》合订本第10册，第5941页。
使馆人员有具体的分工，一般来说，公使掌管国际交涉，参赞佐之，领事掌管保护华侨工作。《清史稿》指出：“光绪元年定出使制，命侍郎郭嵩焘使英，翰林院侍讲何如璋使日本，京卿陈兰彬使美日秘国，俱置副使，别设秘日分馆，置金山、嘉里约、古巴各总领事，后为自主国改遣公使。二年定使馆参赞二人，翻译四人。十四年复定翻译随员二人或三人，分馆参赞兼领事一人，翻译随员各一人，参赞如故。”赵尔巽：《清史稿》，第1873页。
中国驻美使馆建立后，使馆的工作开始正常运作。容闳虽是副使，但由于精通英语以及熟悉美国的国情，使馆许多工作由他处理。当陈兰彬前往西班牙期间，使馆的事务交给容闳。除公使外，参赞的职务最为重要，此外是总领事。容增祥，原来负责留美学生工作，后任参赞。陈兰彬称他，“管理幼童肄业局务，已驻美国七年，熟悉情形，结实可靠”。王彦威纂辑：《清季外交史料》第1册，第273页。
参赞是使馆中重要的职位。光绪十五年（1889）御史杨晨奏，出使关系紧要，建议将参赞官由总署核定人数，在章京及外省熟悉洋务的人中选拔。“使臣远涉绝域，所带参赞，必须相知有素”，因此，出使大臣必须破除情面，慎选贤良。或奏调总署章京，或由外省督抚挑选有真知灼见，能胜任参赞的人奏带出洋。沈师徐、席裕福辑：《皇朝政典类纂》，第11222-11223页。五品衔主事容增祥任使馆参赞兼任管带学生，其父二品封职容功裕于光绪五年（1879）初病故，容增祥回国守孝。光绪五年四月二十日（1879年6月9日），陈兰彬致函李鸿章报告此事，并提出由于人手不够，希望容增祥守孝百日后再出洋办理幼童肄业事务。陈兰彬高度评价容增祥，称“容增祥驻洋八年，经理幼童肄业，办事认真。今遄行回藉，将来骤难得人接办，拟俟守制百日后，调令出洋，刻已商请副使容闳由纽约驰赴哈富，暂行摄理局务。查容增祥充当幼童教习为时最久，洋文洋语具有规模，风土人情素所熟悉”。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第594－595页。李鸿章也考虑到自从区谔良回华后，容增祥一直以参赞兼任管带学生，与副使容闳通融帮助办理，数月以来，各项工作都完成得不错。李鸿章也深感“实无可接管此事之人，若令垂成之绪辍于半途，殊属可惜”。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第590页。于是，李鸿章上奏朝廷，经批准，容增祥待守孝百日后即赴美继续工作。另一位参赞曾耀南（字次丰，后号樵江），广东茂名（今高州市）人。光绪三年（1877）上北京参加丁丑科会试，获进士，被派往刑部任五品衔官职。光绪四年（1878），陈兰彬荐其出任使馆参赞，奉准升四品衔，这是他外交官生涯的开始。在使馆内协助公使处理公务，与驻在国交涉文书多由他撰写。
任驻美使馆参赞及古巴领事的陈善言（即陈霭亭），出国前已是著名的报业界人士，王韬称之为“西学巨擘”。陈善言是广东新会人，原名陈言，又名陈贤，字慎。他出现在《华字日报》的名字为陈霭亭、陈蔼廷，其侄子陈止澜称他为“先伯霭亭公”。咸丰六年（1856）陈善言到香港，入读圣保罗书院，毕业后进入港府巡理府当书吏。同治十年（1871）受聘于西报《德臣报》，任副主笔并司理翻译事宜，同时负责主持该报每周一期的中文专页《中外新闻七日报》。李谷城：《香港中文报业发展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122页。《中外新闻七日报》这样介绍陈善言：“蔼廷陈善言先生前在巡理府充当书吏之职，今本馆延请司理翻译事务并英文日报副主笔。”《中外新闻七日报》1871年3月25日。同治十一年（1872），陈善言创刊《香港华字日报》，该报用《德臣报》的机器代印并由其代发行。侄子陈止澜在《〈华字日报〉创办以来》一文中谈及陈善言创办该报的宗旨。他写道：“……当创造本报之时，正为德臣西报译著之事。外观于世界潮流，内察乎国民程度，知非自强不足以自保，非开通民智无以图强；其时港粤报纸，正在萌芽，寥寥无几，霭亭公乃决意创办本报，期以世界知识，灌输于国人，以国内政俗，报告于侨胞，使民智日开，而奋起爱国之念，此其办报之唯一宗旨也。”钟紫主编：《香港报业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6页。可见，陈善言任参赞前已是个懂得西语西学之人，又是个爱国爱民、忧国忧民之士，他希望通过办报唤醒人民自强的精神。王韬非常赏识他，并在丁日昌前推荐他。王韬信中写道：“羁旅香港，十有四年矣。所识能于西国语言文字而具有深识远虑者，未尝无人，如陈蔼廷、张芝轩，皆其矫矫者也。……陈君之学，不名一家，弱冠即在英国衙署，律例尤所深知。近为西字日报，以华人而作西报，向所未有。非其西学稍有可观，西人安肯倾倒若是？……迩来肄习西学者虽众，而出类拔萃者甚少。如三君者，皆出西人之门，而为其所用。韬以是深惜天下之才，尽为西人牢笼搜括耳。如能用之，而使奏其效，断在阁下而已。伏冀少留意焉。”王韬：《弢园文新编》，第284页。光绪四年（1878）陈善言随陈兰彬出使美国，并以参赞身份随正、副公使一起到白宫拜会美国总统并递交国书。由于他懂得西方的律例，外语水平又高，一些交涉的事宜他都参与。后来任古巴领事官时，在沟通华人与当地政府，华人与清政府的关系起着重要的作用。
关于使馆的来往文书，过去在公使馆建立之初，各派一员接送来往公文。后来，在天津、上海两处设立文报局，由南北洋大臣派员管理，统管各使臣文报，保证不误公事。江苏试用同知黄惠和是驻美使馆收文报委员。该员负责转递使馆各项奏折公文，他认识到出使文报“关系紧要，奏事折件尤须慎重”，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第584页。从不迟误，札到迅速转递，细心登记检查。
使馆有一套奖励制度。出使章程规定，出使人员以三年为期，年满奏奖。如有堪留用者，应由接办大臣酌留，倘不能得力亦即撤回。光绪七年（1881），总署制定，凡“请奖仍照异常劳绩办理”，但原章程不准保举京职。这显然是不公平的，其一，出使人员远涉重洋，备尝艰险的程度超过在外省出力的官员；其二，有些原为京职人员，一经出使，就不能保留京职，这样，“势必致视出使为畏途，遴选人才更为不易”；其三，那些随公使出洋的同文馆学生，多是京职，精通外国语言文字，但出洋期满回国，“尽改外任”，实在不符合“储才”的原则，并造成继者乏人的后果。鉴于此，总署奏准，“就吏部此次章程量为变通”，“嗣后凡出使各国保奖人数，每三员准其酌保京职一员，以次递推，任缺无滥”。沈师徐、席裕福辑：《皇朝政典类纂》，第11217-11218页。实际上，这种变通，在另一角度看，也是重视人才的表现。
李鸿章曾经为陈兰彬、容闳、容增祥、叶源濬等人请奖，获批准。清政府嘉奖“陈兰彬补授宗人府府丞”。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第353页。李鸿章在“补用道容闳等捐购军火，恳恩给奖一片”，奏中陈述容闳在美国为政府购买枪炮，已陆续运回国内，经李鸿章亲自演试验收，确认为“精坚致远”的利器。同时，这些武器价值昂贵，容闳自行捐资英洋一万三千元，出洋局务委员候选光禄寺典簿叶源濬、候选内阁中书容增祥各捐一千五百元。除了他们出资购买军火外，李鸿章还陈述他们的功绩。指出：他们“选带幼童赴美国肄业，重洋远涉，备历艰辛，均系异常出力。”“容闳现蒙派充美国副使，叶源濬亦经陈兰彬奏派出使随员，容增祥在美国照料学生七年之久，竭诚尽心，结实可靠。核其异常劳勚，实非内地承办局务人员可比。”为此，朝廷批准李鸿章的推荐，“将花翎五品衔内阁中书容增祥，拟请免补中书，以主事分部行走。花翎五品衔光禄寺典簿叶源濬，拟请免选本班，以中书科中书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准将二品顶戴补用道容闳交部从优议叙。”黄嘉谟主编：《中美关系史料》光绪朝（一），第361页。参赞官陈嵩良是陈兰彬的侄子，由于这种关系，当使团回国后，陈兰彬不方便为他请奖。档案对陈嵩良有这样的记载：“陈嵩良系广东吴川县人，由附生于同治十年报捐贡生加捐郎中，签分刑部湖广司行走。十二年中式癸酉科顺天乡试副贡生。光绪二年经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奏调出洋，派充参赞官，四年报捐花翎，七年在美国差满交卸，经陈兰彬于汇保差满人员案内，奏明陈嵩良系属胞侄不敢拟乞恩施，奉旨照章奏请奖励。八年三月到部销差充江苏司主稿，奏留以本部郎中候补。五月经陈兰彬遵旨保奏，请免补郎中以知府分发省分归候补班前遇缺，尽先补用并加盐运使衔，奉旨依议，本年赴部呈请分发签制四川，本月十七日吏部带领引见奉旨照例发往。”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4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
在第一批走向世界的外交使臣中，他们的具体情况与当时西方的外交家们不同，与后来中国派去的外交使臣也不同。最大的不同是，早期出国的公使大多不懂外语，国际法和国际交往知识缺乏，这就极大地影响他们与外界的交往。在这样的情况下，使馆的翻译官就尤为重要，尤其是那些在国内同文馆毕业的学生，他们既懂外语，又懂西学，在外交活动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陈兰彬任公使的美国使馆里，陈善言、蔡锡勇、谭乾初等人就是出色的翻译官和外事活动家。
使馆翻译蔡锡勇（字毅若）在工作中显露其才能。他在同文馆受过系统的外语和西学训练，出国前已有很高水准的英语水平和西学知识。据档案介绍：“蔡锡勇……系福建龙溪县人，由文童选充广东同文馆学生。同治六年（1867）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调考试，奏准作为监生一体乡试，并准充翻译官回粤当差三年，期满保奏以府经历升用。十一年（1872）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咨调进京学习天文、算学、格致、公法、化学。十三年（1874）考取第二名，奏保以通判不论双单月即选。光绪元年（1875），给咨回粤办理洋务二年，经出使，美日秘国大臣陈兰彬奏调随带出洋。四年（1878）遵例捐升同知，派充驻美使署翻译兼办参赞事。”秦国经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第5册，第714页。他以使馆翻译兼办参赞的身份随同陈兰彬赴美。
在美期间，除了执行日常的工作外，他不断翻译美国报刊的有关消息，尤其是华人消息。在旧金山，他把有关美国排华的新闻及时翻译出来，供使馆参考。作为第一次走向世界的驻外使节，必须了解国际法，熟悉国际事务，也要了解美国社会，蔡锡勇翻译的《美国最初立国组织法》分九次刊载在《香港华字日报》。该报在第一次刊载时，以“按”的形式指出：“此编乃前清陈荔秋公使使美时，蔡君毅若随节，居美国三年，得华盛顿立国之初，与各部所立合邦盟约，译以汉文。”《香港华字日报》1913年4月21日。该译文也放在《使美记略》里，后任驻美公使的张荫桓在其《三洲日记》里亦全文转载此文。《张荫桓日记》，任青、马忠文整理，第81-94页。当李鸿章向陈兰彬借调蔡锡勇时，陈兰彬回答说：“蔡锡勇甚为得力，难以借用。”可见，陈兰彬高度肯定蔡氏的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不久，蔡锡勇被奏准以“候选通判”身份任驻美文化参赞。期间，他因解答某一世界数学难题而被哈佛大学授予博士学位。
中国驻美使馆人员也是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他们以敏锐的视角去考察西方文明，把西方的先进文化迅速介绍给国人，蔡锡勇的速记法就是典型的一例。在美国使馆工作期间，西方国家流行一种速记法，可以一字不差记录人说的话。蔡氏留心学习，回国后，他参考美国凌氏速记学，在研究古今音韵学的基础上，写出中国最早的速记著作《传音快字》。在该书的序中，蔡锡勇写道：“余昔随陈荔秋副宪出使美、日、秘三国，驻华盛顿四年，翻译之余，时考察其政教风俗，尝观其议政事，判词讼，大庭广众，各持一说，反复辩论，杂沓纷纭，事毕各散，而众论异同，业皆传播，记录稠叠，稿常盈寸，揣其必有捷法，继询彼邦人士，始知有‘快字’一种，行之已久，作者不一家，师承各异，然皆能笔随口述，不假思索，手不停挥，率每分钟能作二百余字。”蔡锡勇：《传音快字》自序，光绪二十二年（1896）湖北官书局印。 学部在其奏中也介绍《传音快字》一书，奏曰：“蔡锡勇所著《传音快字》书略谓速记学堂教授科目，以速记法为最。……蔡锡勇前经随使美国，于速记之学夙有研求，所著《传音快字》一书，取曲直斜正粗细各线为记音代字之符，其法等于美国人凌士礼，而参以己意，变化增损，以适于用。……该员以之传授乡里，通晓其法者颇不乏人，记录甚捷，一时称便，以充臣院速记教科之用，似尚合宜。奉旨书留览。”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第1941页。光绪十年（1884），蔡锡勇丁忧回国后，受两广总督张之洞重用，派充广东洋务局总办，负责办理交涉事务，开设银元局、枪炮厂、水陆师学堂以及制造兵轮等事。十五年（1889）由张之洞调任湖北铁政局总办，先后筹办湖北炼铁厂、枪炮厂、银元局、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自强学堂、武备学堂。十七年（1891）朝廷保奏加二品顶戴。张之洞称赞他“志向端谨、才识精详”，是办理洋务不可多得的人才。
综上所述，公使和他的同事们成为真正意义上走向世界的一个突出的外交官群体。他们的工作关系于中国的形象，随着他们外交实践的不断积累，以及他们国际法知识的增长，他们代表中国从事的外交活动使中国逐渐与世界外交接轨，使中国外交逐渐走向近代化。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官还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事业，他们及时地介绍西方先进文化，为国人了解世界打开一扇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