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71～公元1908年)
在位时间：公元1875～公元1908年
曾用年号：光绪
谥号：无
庙号：德宗
安葬地：不详
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精神，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中的“救世主”。但变法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以慈禧为主的清室贵族的阻挠。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颜戚戚，常若不悦”，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到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公元1874年的一个冬夜，暮色中的紫禁城戒备森严，只见朝廷重臣们鱼贯而入。一路上，几个大臣偷偷议论道：“今天老佛爷召见我们，不知是何急事啊？”另一个大臣说：“这些日子，皇上的病势是越来越重，会不会……”大臣们不由点了点头。不一会儿，这几个大臣就到了养心殿。不一会儿，太监李莲英出来唤诸位大臣进去，于是进了养心殿，向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请安后都立在一旁，慈禧太后顿了顿说：我请众爱卿来，是为了商议皇嗣的事情。大家都知道，皇上这几日，病势渐渐沉重，而皇上又没有留下子嗣，为了免得到时候局促，我想请众爱卿来推举一下，众亲王中载字辈的嗣子们，有谁能堪重任啊广诸王大臣跪下磕头道：“皇上春秋鼎盛，即有不豫，自能渐渐康泰，皇嗣一节，似可缓议。”慈禧后道：“我也不妨实告，皇帝今日已晏驾了。”此语一出，王公大臣们哭也不好，不哭也不好，面面相觑。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同治帝要是死了，让谁继承还不是慈禧一句话。自己即使不满，也万万不敢蹚这浑水，于是一言不发。慈禧看大家也不说话，于是站了起来，走了几步说：“我看醇王奕湉子载可以即立，应即决定，不可耽延时候。”于是大臣们唯唯诺诺，纷纷点头称是，就这样，清朝入关后的第九个皇帝载湉登基即位，是为清德宗，又称光绪帝。
慈禧立光绪为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按照清朝家法，同治帝死后，应该在溥字辈中选择一人为嗣。但如果这样做的话，慈禧就升任太皇太后，也就无法继续控制清王朝的大权，这对权欲熏心的慈禧来说，无疑是一件难以接受的大事，因此，她必须在与同治同为载字辈的皇族中寻找一个子弟来即位。慈禧在5岁的同治帝即位后垂帘听政，尝到了立幼主的甜头，她当然不可能立一个年龄较大的皇族子弟为帝，因此便把目光投向了年仅3岁的载湉。立载湉为帝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载湉既是自己的侄子，又是自己的外甥，关系密切，利于控制。就这样，小光绪离开了亲生父母，进入宫中，被迫认慈禧为唯一的母亲。
慈禧为了控制光绪，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手段。她一方面对光绪关怀备至，又严令宫中太监要经常告诉光绪，他不是醇亲王的儿子，慈禧才是他唯一的母亲；另一方面，慈禧还给光绪制定了一些不可违背的规矩，光绪每天早晨都必须去慈禧的住处问安。随着光绪年龄的增大，慈禧对他也越来越苛刻，甚至是有些不近情理。就这样，年少的光绪没有丝毫的人身自由，整日生活在慈禧的淫威下，给光绪幼小的心灵留下了阴影。此后，光绪非常害怕见到慈禧，见了面也是战战兢兢。
光绪没有人身自由，只有把全部心思投入到读书中去，也许只有那个时候，光绪才能忘却慈禧的阴影。光绪有一个好帝师，这就是翁同和龢。当过同治帝师傅的翁同和对这个小皇帝非常爱护，他希望能把光绪培养成一个治国安邦的明君。光绪得到这个好老师的谆谆教诲，逐渐充实自己的知识，也逐渐有了参政的意识。这对慈禧来讲无疑是晴天霹雳，自己亲手培养起来的傀儡，怎么能反戈一击呢？于是慈禧想方设法阻止光绪亲政，直到公元1889年光绪大婚以后，慈禧才假惺惺地宣布归政。
光绪结婚时，按规矩要立皇后和妃子，慈禧已经为光绪“钦定”了皇后和两个妃子。皇后是慈禧的侄女，都统桂祥的女儿，妃子是礼部侍郎长叙的两个女儿。光绪帝连选自己皇后和妃子的权利都没有，又怎么能掌握国家大权呢？
就这样，婚后的光绪“亲政”了，但他只是坐在龙椅上看着那些并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慈禧宠臣们争论不休，然后回到寝宫休息。而所有军国大事，都要送到慈禧那里请示，光绪仍是个招牌皇帝。
尽管如此，这个年轻的皇帝凭借着青年人所特有的锐气，鲜明地表明着自己对国家军政的态度。还是在光绪年幼时，中法战争爆发，在翁同龢的支持下，他坚决同意张树声和张之洞等人的抗战主张。在他成年后，中国出兵帮助朝鲜镇压人民起义，结果被明治维新后日益强大的日本偷袭，中日战争迫在眉睫。但这并不关慈禧的事，慈禧关心的是她的60大寿，甚至把军饷挪用到大寿典礼的筹备款中。而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则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坚决表示对日抗战，并一再催促李鸿章加紧备战。
战争终于爆发了，李鸿章在战事紧迫和光绪帝的一再催促下，终于开始抗战。光绪帝为了积极筹措军饷，力劝慈禧停止营建颐和园，慈禧没有办法，只好答应简化庆典的准备活动，同意光绪的要求。
战争在李鸿章的消极抗战下，呈一边倒的形势，很快日军就侵占了抚顺，将整个抚顺城杀得只剩下38人，又在威海卫海战中，全歼北洋水师。消息传来，吓得慈禧及一班投降派大臣赶紧请求议和，光绪虽力争，但还是在慈禧的逼迫下，无奈地在条约上签了字，这就是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使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一批具有民族责任感的文人官吏活跃起来，或行富强之道，或上自强之书。光绪帝虽在条约上签字，可每一笔每一画都像一把把刀子在割着他的心。国家的衰落，强国的蛮横，使光绪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他在寻找一条可以富国强民的道路。已经转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翁同龢又适时地指导了光绪，他建议光绪向西方学习，并向光绪推荐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领导人康有为等人及其主张。光绪在了解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后，在翁同龢、康有为等人的劝导下，决定向日本学习，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公元1898年，光绪冲破了重重阻力，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在这个诏书中，光绪帝尖锐地鞭挞了那些墨守成规、阻挠变革的守旧势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悬殊、国势衰败的严酷形势，明确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并下令朝野内外都要努力，发愤图强。
《明定国是诏》的宣布，犹如一声惊雷，引起了朝野上下不同的反响。一部分开明官吏和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拍手称快，纷纷行动起来，为变法的实施而努力。但当时的中国社会，无论是朝中王公大臣，还是地方上的百姓，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自然反对派就占了大多数。并且要在中国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很快，顽固派就开始反击了。
当《明定国是诏》的诏书颁发才四天，慈禧太后就于6月15日将翁同龢从光绪身边赶出北京，去除了光绪的左膀右臂，接着又规定，凡授二品以上的新任官员，都要到太后面前谢恩，这就控制了光绪帝的人事任免权，防止维新派获得高级官职。6月23日，慈禧太后又逼迫光绪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统率北洋三军，慈禧太后又用光绪帝的名义，宣布10月19日往天津检阅荣禄军队，准备到时发动政变，逼迫光绪帝退位。同时，慈禧太后还派出大批亲信太监，暗中监视光绪帝，把守各处宫门，盘查出入人员。维新派已在慈禧太后布置的天罗地网之中。
维新派既没有掌握军政实权，也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他们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从来都是十分错误的。他们把当时各地进行斗争的人民群众视作“盗匪”，命令官员查拿、镇压。在这危急的时刻，他们当然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他们反复商量，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托庇于袁世凯的军事力量。
就在这紧要关头，善于见风使舵的袁世凯又将变法推向了死胡同。在戊戌变法高涨时，北洋军中的重要将领袁世凯，曾投机参加强学会，一度表示过赞成变法。光绪就在康有为等人的支持下，两次召见手握一定兵权的袁世凯，希望他能为变法出力。后来谭嗣同又夜访袁世凯，请求袁世凯杀掉荣禄，包围慈禧所住的颐和园，袁世凯假意答应。随后，光绪帝又第二次召见袁世凯，命他保卫自己，要他保护新政。
袁世凯答应了，但随后立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乘专车进京，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袁世凯由于这一叛卖行动，从此飞黄腾达起来，他用维新派的血，染红了自己的顶戴，而将变法维新运动陷于血泊之中。第二天凌晨，慈禧气急败坏地从颐和园赶到紫禁城，闯进光绪帝寝宫，怒斥光绪道：“我抚养你二十多年，你竟然听信小人的话，要谋害我！”光绪吓得脸色发白，浑身颤抖，结结巴巴地说：“我没那个意思。”慈禧骂道：“蠢东西！今天没有我，明天还会有你吗？”于是下令把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并以光绪的名义宣布因病不能亲理政务，从9月21日起由慈禧太后“临朝听政”。同时，下令大肆搜捕维新派和倾向维新派的官员，康有为等人逃走，只有谭嗣同还在到处活动，想要营救光绪帝。有人对他说，这样太危险了，劝他赶快逃走。他回答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而能成功的，中国今天没有人为变法流过血，所以国家不能昌盛，现在就从我开始流血吧！”他已抱定了为变法牺牲的决心，因此他沉着地等着逮捕。入狱后，他在狱中墙上题诗一首，留下了广为传诵的名句：“我自横刀向天笑！”慈禧太后下令杀死谭嗣同、康广仁、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六人。他们被称为“戊戌六君子。”临刑时，谭嗣同神色从容，毫不畏惧。当屠刀举起时，他挺胸昂首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百日维新期间推行的全部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等少数几项措施以外，都被废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至此彻底失败了。
此后，光绪就被软禁在四面环水的瀛台，郁郁寡欢，10年后，即公元1908年，这个有心改革图强的皇帝抱憾死去，享年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