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是皇权专制的时代，经学神学化，谶纬神学大行其道，自由思辨精神被窒息。“天命神权观”借经学的复兴与独尊卷土重来，直接导致了春秋战国时期理性化风尚的渐趋消沉，并决定了两汉文化神学化甚至宗教化的发展趋向。主要表现为易学“通感”思维与道德“实用”理性复归主流，“思辨”理性被挤压到文化的边缘地带。与此相应，文学呈现出强烈的实用理性化、道德化或神学非理性化色彩。通讽喻，宣上德，尽忠孝，润色王业，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和文学的主流。诗学同样成为以“道德—讽谏”为主导的功能主义诗学，其时之谣谚、鄙语、郊庙歌辞、乐府歌辞大多笼罩着道德感，并以通感思维方式为主。
但是，即使是在这样一个神学高涨、理性沉沦的时代，仍不难发现玄言诗突破阻碍顽强生长的姿态。司马迁《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两汉乃至后世的新诗理论与诗学世界。诸多汉初诗人与诗论家秉承战国理性精神余风，又从另外的角度实现了对先秦诗学的总结及对未来诗学的开辟。具体而言，该时期“玄言诗”的“踪迹”主要以隐蔽的方式存在于以下三类文献中：
首先，是在汉初骚体赋与东汉小赋中。汉初骚体赋多是两汉诗人继承、仿效屈原《离骚》而写作，情调凄恻哀怨，并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贾谊《惜誓》、《鵩鸟赋》、《吊屈原赋》，淮南小山《招隐士》，严忌《哀时命》都是其中的代表作。而在这种对现实的批判中，诗人们又常常追问现实忧喜祸福之后的深层哲理。如贾谊《鵩鸟赋》：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抟。忽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诗人从万物循环变化的无穷流转中，感悟到祸福、忧喜、吉凶只具有其现成相对性，而没有必然的分界。这无疑是汲取了老子祸福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及庄子“齐万物、等死生”的观念，是诗歌玄学化与思辨精神的继续成长。但在逐渐来临的大一统皇权专制淫威笼罩下，诗人有着强烈的无法挣脱命运的悲苦，而难以真正如庄子那样自由逍遥地生存。这首赋如省去其中的“兮”，则与东晋玄言诗无甚差别。
东汉小赋是士人突破专制皇权的个体化书写，萌动着诗人们对社会人生与命运时机的理性自觉。如张衡《思玄赋》，诗人在生活的常理中升华出一种生存的玄理，从人生的动静举止追问吉凶祸福的秘密；同时又引入《周易》、《诗经》、《庄子》阴阳相感相生的自然之理，以实现生命的解脱。多重思想来源使张衡《思玄赋》显示出其内在的复杂性：既有源自易学通感的本根性思维方式，也有非易学逻辑思辨精神的生长。赋中的“玄”是寓神秘自然与玄妙理性于一体的思想结晶。
其次，是在西汉焦延寿的《焦氏易林》中。焦延寿诗才并不高明，但他以较为规范的四言诗形式把先秦第一部玄学经典改写成了诗歌作品。这无疑是《易经》玄学诗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可以说，整部《焦氏易林》就是为了完成玄学的诗性诠说而写成的玄言诗集。这些玄言小诗基本上都是用具体的形象将卦变中隐寓的人生哲理吟咏出来，并具有生活化、口语化、寓言化的特征。它亦是《庄子》“寓言”写作方式的延续。兹举两首为例：
戴盆望天，不见星辰，顾小失大，福逃墙外。
——《贲》之《蒙》
作室山根，人以为安，一夕崩坠，破我壶餮。
——《贲》之《明夷》
第一首诗是说人如果鼠目寸光，就难以领悟吉凶祸福的秘密。第二首诗说人对自身的出处行止要慎之又慎，不然就会招致祸患。这两首诗所说的道理并不玄奥，但其重要之处在于诗人将《周易》的深玄之理以寓言与口语化的方式言说出来了。这种来自现实生活的体悟是生活经验的升华，既不神秘，也不卑俗，情趣不乏，理趣盎然。明代杨升庵评《易林》诗云“其辞古雅，魏晋以后，诗人莫及”，“尤为奥妙”（杨升庵《升庵集》）。其评价虽有溢美之嫌，但焦延寿作为一个普通的诗人，致力于将玄学诗化与生活化的努力，应当说是可贵的。无疑，焦氏在开启玄学诗化向度的自觉书写方面，是有其历史地位而应当被肯定的。
最后，是在东汉末年的古诗、文人诗及建安时期的诗歌中。东汉末年，随着大一统皇权思想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全面衰退，诗歌也开始有从“天人交感”及“道德至上”的模式中挣脱的趋势。如仲长统《见志诗》二首就是汉末文化理性反思精神漫延到文学、诗歌中的表现。兹举其一：
大道虽夷，见几者寡。任意无非，适物无可。古来绕绕，委曲如琐。百虑何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叛散五经，灭弃风雅。百家杂碎，请用从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气为舟，微风为柁。敖翔太清，纵意容冶。
“寄愁天上，埋忧地下”，表现了诗人深刻的时代忧患感。在诗人看来，汉代儒家经学思想的一元化导致了社会的危机，而思想的新生必来自对传统权威文本的颠覆，以实现多元话语的交响。在对经学的反叛中，诗人从老、庄那里找到了自由思想的理论武器。诗人察觉要逃脱现存经学话语的束缚，便必须追问人之生存的基础，这种生命的基础就是游于江海的“自由”，就是“敖翔太清，纵意容冶”的诗性本质之澄明。这种“诗性”必定沉浸到自由思想的“玄思”，从而实现“诗性”与“玄思”的互释互融。而这正是汉末诗歌突破经学、神学束缚，并逐渐玄学化之新趋势的鲜明体现。
生命的自由玄思与诗性澄明在汉末以迄建安时期的文人诗中蔚成风气。《古诗十九首》歌叹生命短促，期望以一种非经学、非道德化的方式解除现世的痛苦：“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是写作汉末古诗的那批中下层文人们排遣忧怀的典型形式。这种消忧形式在借助老、庄齐同万物生死的自然玄思中显出其达观。曹丕《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便有着一种深沉的忧伤同一种无奈达观的结合。曹植《薤露行》：“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虽旨在突出人生短暂，但已有明显的哲思意味。刘师培曾曰：“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渐藻玄思之反映于诗歌中，便是玄言诗复兴并进一步发展的证据。
可见，两汉时期随着皇权经学文化与神学文化的渐变，玄言或玄言诗也经历了一个从消沉到复兴的过程。汉初承战国理性精神余风，玄思的向度尚在诗歌中强韧地存在着。但在随之而来的漫长专制时代，它被经学意识形态与谶纬神学文化遮蔽了。其间虽有如《焦氏易林》的玄言诗篇结集，但染上了时代实用理性或实惠理性的印痕，而终与魏晋时代尚思辨的玄言诗有别。只是到了汉末，在经学与神学文化解体，玄学复兴之际，具有超越现实道德与实用理性之特性的玄言诗篇才又真正出现了。
在考察玄言诗生成的一般思想文化背景及其在魏晋前的早期历史中，我们指出了玄言诗生成的主因在于中国文化特有的诗学思维方式——“玄学思维”。中国玄言诗晚熟的原因在于自先秦以来诗歌史基本是以《诗经》体、《楚辞》体与《乐府》体等抒情诗的“通感思维”为主导思维方式，从而导致了玄言诗体的“玄学思维”方式难以被认同。这种诗性的玄学思维虽尚未有西方理性思维的彻底性，却激活了中国诗歌中的理境感悟传统。当然，玄言诗作为玄想思辨的超越之诗，必有待不受皇权意识形态文化牢笼关押的自由诗人来写作。在汉末皇权经学意识形态文化动摇中，新兴的独立魏晋世族文化无疑提供了自由诗人生长的肥沃土壤，并促进了玄言诗在魏晋时代的空前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