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时地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CEO陶勇博士
陶勇，1960年生于西安。1978年考入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1984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管理科学与工程系博士学位。曾成功主持和参与了多个全球企业的重大决策和管理咨询项目，包括上海通用的渠道战略制定、美国大银行呆滞资产债务重组的金融风险分析等。曾任美国NAVIGANTCONSULTING INC。大中华地区董事总经理，美国SDG亚太区副总裁。2002年回国在北京中关村海淀创业园创办北京时地人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获得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8万元创业资助。
陶勇不穿西装，没打领带，言谈儒雅中透着谦和，却又不乏自信。这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的博士，从90年代起，经历了从美国到中国几大决策咨询公司的种种历练，如今感觉已是举熏若轻，每每在为中国大公司培训“首席执行官”时谈笑风生，指点江山，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煮酒论英雄”。
陶博士的履历表清晰演绎着一位高学历、国际化背景造就的海归决策专家的成长历程。而在成功的背后，20多年来，从中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又回到中国，他又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和“商场如战场”的风风雨雨，陶勇感慨良多。
198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来自中国的陶勇正面临专业选择。按说，在中国他是西安交通大学系统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到美国自然接着读他的系统工程就是了。没成想，斯坦福大学的系统工程与中国完全不是一个概念。众所周知，斯坦福大学是一所特别重视“务实”教育的大学，强调理论为实践服务。当时斯坦福有一个工程经济系统专业，也是列在工学院名下，这个专业强调量化分析，招生时看重在某个技术领域有深厚功底的工科学生，陶勇恰好符合这些标准，所以最后选择了这个专业。惠普、雅虎、思科的创办人均出自该系，可见新兴学科造就了大量技术精英出身的管理精英。陶勇走过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
陶勇在培训企业高层管理人员时经常爱问的一句话是：“你是学文的，还是学理的？”通常，学文的人比较感性，学理的的人比较理性，二者的思维方式有很大不同。实际上，陶勇的父亲是学中文的，他深受父亲的影响，但1978年考大学时，正赶上刚刚粉碎“四人帮”，正是社会普遍认同“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重理轻文观念的时候，所以陶勇最终还是选择了工科，但他心底里一直在寻找机会往“文”方面靠一靠。这一下，倒是如愿以偿了。
曾任斯坦福大学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席的陶勇，是校园里的活跃人物。他经常参加校园里的辩论会，不过那时辩论的主角，都是学校里三大决策学院的知名教授。听着这些颇具雄辩才智的大牌学者唇枪舌剑地公开辩论，当时的感觉是过瘾，日后发现受益匪浅。多年后，陶博士面对众多中国大企业的领导层人物，任他们轮番上阵辩论，他的雄辩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对于一个企业领导人来说最重要的两个能力：一个是决策能力，另一个是执行能力。他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决策’更难，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比‘决策力’更珍贵了”。“决策”一词在英文中把字拆开之后就是用剪刀剪断的意思。做出一个决策需要做三件事：首先必须知道你要什么，必须有一个价值趋向，有一个需求或者欲望，没有这个欲望驱动那个需求然后再体现成价值的话没有必要做决策：第二是决策必须要有一个选择，没有选择余地的话就无所谓决策；第三个是环境，环境特点也决定决策。
作为决策咨询专家，陶勇特别指出，做战略决策时第一细节方面不要考虑太多，量化分析细节太多肯定就变成垃圾桶的模型；第二就是要考虑长远，这跟短期业绩是矛盾的；第三就是要考虑不确定性，整个市场行业发展趋势肯定有其不确定性，我们最近做通信行业3G的牌照，牌照发给谁，发几家这是巨大的不确定性，这些因素必须要考虑。
如何判断什么是好的决策？陶勇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一个方法是通过决策结果来判断，尤其是短平快的决策，决策结果很快可以看到，如果结果不好就是决策本身有问题。这就是所谓“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都是这样的。而另一种判断决策好坏的方法我们叫做“煮酒论英雄”，就是这个决策刚刚做出来还没有实施，对于那些决策结果周期太长的，往往知道结果时已经晚了，所以把判断决策好坏时间尽量提前，这样有可能保证你的决策，或者有可能改善你的决策。
陶勇在美国工作期间，曾任朗科公司CEO。这是一家基于深圳和硅谷的科技公司，提供移动无线数据存储产品，他们研发的U盘，如今已经广泛应用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