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传播语境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在主持人节目话语同一交际领域中，往往存在着多种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不同范畴的语境因素。与话语中心相关的时间、空间、社会背景、对象、话语目的及上下文等因素往往处在相互关涉、相互制约的状态下。这些多维的语境因素聚焦于同一话语中心，又与话语中心呈现纷繁复杂的关系，从而构成了主持人话语与传播语境的多形态格局。这就使主持人传播语境对话语的制约、干扰或生成呈现出极大的复杂性。
主持人语境的复杂性表现在内容的多元性、空间的多维性、形态的多样性和结构的多层次性。内容的多元性主要表现在主持人传播语境的内容，包括语符的外在层面和内在层面。语符内在层面的语言材料构成的言语代码体系由语音、语义、语法三个平面组成，是一个多层面的聚合；而语符外在层面是与主持人言语有关的所有其他因素，包括社会背景、时空背景、审美因素、心理因素等。空间的多维性主要表现在进入语境的主持人语言符号要受制于语境各因素，语境各因素的纵横交织构成了特定言语代码的坐标轴。有人把语境分为节目语言内部的“上下文语境”和节目语言外部的“情境语境”。形态的多样性主要表现在既有时间语境、空间语境，也有对象语境；既有目的语境、认知语境，也有审美语境。结构的多层次性主要表现在语境又可分为宏观语境、中观语境和微观语境。下面试从这些不同的语境角度阐述在主持人传播语境多维空间下的不同含义和对主持人语言的相应要求。
一、主持人语符的表层语境和深层语境
语境在语符层面不仅指语言材料紧邻的关系，还包括整个言语的全部背景。理解一个语言符号或符号组合，常常不能不联系言语运用的大语境。要理解某个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某句话，同样必须联系相关的言语大背景。如果离开我国著名跨栏运动员刘翔在雅典奥运会以及后来几年的骄人成绩和国内外（包括有关的名牌企业）对他在北京奥运会卫冕的高度关注与期望等背景材料，人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北京奥运会上当新闻节目主持人播出“刘翔因伤退赛”的消息时，会立刻在全球引发那么巨大的反响。
在语符层面中除了语言材料以显性形式构成语境要素外，还隐含着其他语境要素，即有些学者称为“言外语境”的语境要素。“言外语境”要素实际上也是以语符为外在载体的，只不过其所指隐含在语言材料的深层。这些语境要素包括时间、空间、对象、目的、背景等，各语境要素相互作用、相互协调，共同构成言语的语符层面。
主持人节目语符层面的语境，是指在主持人节目中运用的语言符号上下文所形成的言语环境和情景环境，它是由语词纵向组合而形成的链接，它以线性的外在形式作用于受众的视觉和听觉感官。在这一层面上语境以语言材料组成的上下文或主持人与嘉宾、现场观众的前言后语出现，又隐含着言语代码所表示的时间、空间、对象、背景等因素。就这一意义而言，主持人节目语符层面语境是由语符表层语境和深层语境构成的。
（一）主持人语符的表层语境
语符层面的表层语境是主持人节目语言符号构成的前言后语，或主持人与嘉宾、现场观众的前言后语所形成的言语环境，主持人对语境的适切首先就是要对这里所说的“上下文或主持人与嘉宾、现场观众的前言后语”进行组织、引导、衔接、过渡，使之上下连贯、表里贯通、流畅和谐，有时还要根据上下文的变化和现场某些情况的变化以及下文的需要进行必要的语言调适。试看下例：
1994年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问中国。中央电视台经过努力，得到了对基辛格博士的直接采访机会。但是中央电视台与基辛格博士的秘书商定的采访时间只有5分钟。负责采访他的是中央电视台的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水均益。其中有这样几个精彩的片段：
“基辛格博士，在‘冷战’结束前后的这些年，国际关系显然发生了很多变化，您认为‘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是一种什么关系？我们是朋友呢还是敌人？”看见基辛格坐定后水均益马上开始发问。
听到这个问题，基辛格并没有马上回答，而是从刚才斜靠着沙发扶手的姿势坐正了一点。他举起右手，用一个英文里常用来帮助说话人思索的语气词“well”开始了回答：“应该这么说，即使是在‘冷战’时期，中国也是处在一个很特殊的地位。美国在那个时候和共产主义是对立的。但是从政治上讲，我们同中国是最友好的。现在我们两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制度上有很多的不同，但是我们在政治上的友谊仍然是有基础的。我相信在‘冷战’之后，中美两国仍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合作。”
从基辛格的眼神和语气里，水均益感到第一个问题略微让他有一点意外，也许他对水均益戒备了起来。大概估计到水均益可能还有更“狠”的问题跟在后面，当水均益跟着问第二个问题时，基辛格听得格外认真，并且不住地点头。
“博士先生，既然您认为‘冷战’以后，中美两国是政治上的朋友，那么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两国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特别是在像最惠国待遇这样的同题上？”水均益问道。
“Well，”基辛格又用了这个语气词开始了他的回答。“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促进人权状况的改善。他们有时不一定理解其他一些国家，当然这不仅仅是指中国，这是一个内政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中美两国有很大的分歧。然而，我相信在未来的几周里，最惠国待遇问题是会得到解决的。”
由于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他们此后的采访进行得异常顺利和精彩。不知不觉中采访已经大大超过了原来那个苛刻的5分钟限度。看到基辛格似乎余兴未尽，水均益知道机会来了。他开始实施一个暗藏的小计划，他准备让基辛格和他一起同观众话别，一气呵成来结束本期的《热众时刻》节目。“博士先生，请允许我在此提前祝贺您生日快乐，因为我知道再过两个星期就是您71岁的生日了。”水均益借助前一天晚上才获取的这个信息把节目气氛推上了高潮。基辛格脸上露出了感激之情，他微笑着说：“谢谢，谢谢。”水均益说：“许多中国人在电视上看见您，感觉您十分严肃，不过我看您现在呢（此时，水均益停顿了一下，只见基辛格脸上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却是笑容可掬。那么，是否能请您对众多的中国观众说几句话？”
基辛格非常熟练地把脸正对着对面的摄像头，那充满磁性的男低音再一次回荡在空中：“我想告诉我的中国朋友，我对你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钦佩，我也对你们对朋友的真诚感到钦佩，我祝你们万事如意！”
面对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位曾经在国际上叱咤风云的政治家、美国国家元首顶尖智囊人物和接受过无数记者采访的行家里手，水均益的采访宛若一场激烈的攻坚战。虽然事前水均益和盖晨光、方宏进作了周密研究，但中美之间长期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对立，而且美方只安排5分钟的采访时间，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最佳的国际新闻传播效果，是难以想象的。水均益他们一开头就采取了闪电战的策略，单刀直入提出“‘冷战’结束后”中美双方是“朋友还是敌人”的发问，让面对广大电视观众的基辛格博士不得不在这个两难选择中作出积极的选择。这个提问为下文的“进攻”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语境。果然，对方在回答中虽然也直陈了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政治制度上有很多的不同”，但是还是承认中美两国是“友好的”，“在政治上的友谊仍然是有基础的”，“在‘冷战’之后，中美两国仍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合作”。
由于前面水均益旗开得胜，已经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语境气氛，接着采访就进入到“分歧和争论”，特别是“最惠国待遇”这样的问题。基辛格“左右抵挡”，委婉地评论了中国的人权问题，虽然用词严谨，水泼不进，但依然透露了“最惠国待遇问题”将得到解决的重要信息。
关键的尖锐问题解决后，主持人很懂得“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道理，紧接着送上几个令基辛格很舒服的问题，如回忆1971年那次光辉的秘密访华，会不会打乒乓球，这次有没有吃烤鸭，等等，弄得博士既轻松又兴奋。水均益见好便收，趁着基辛格的余兴，提前祝贺他的生日，令严肃的基辛格眉开眼笑，对着荧屏前的中国观众又是钦佩又是祝贺。采访到此戛然而止，在欢笑声中结束，双方都满意。这次采访的成功，究其原因，除了采访前周到的案头准备、匠心独运的提问设计和“打一巴掌揉三下”的策略等因素外，前面的采访不断为“下文”创设有利的语境，形成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的语情和语势，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二）主持人语符的深层语境
语符的深层语境主要是言语代码所表示的时间、空间、对象等因素。
1.时间语境
林明理在《想起了一道数学题》一文中曾经讲述了儿时（1975年）念小学二年级时，课本里有这样一道题：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为173公斤，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重量为83公斤，而美国的仅约8公斤。求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分别比苏联、美国的重多少？这道题做完后小学生们都无比自豪，因为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比苏联、美国的都重了许多。长大后又读了一些书，才知道这几个数据有着明显的时间差：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制造时间为1970年4月，而苏联的为1957年10月，美国的为1958年2月。作者在文章中讽刺了命题人为地突出我国的成就，不惜在时间因素上混淆视听、制造假象的“政治头脑”和“高超的取材技巧”，在社会价值取向上误导了人们的思维。可见时间语境对传播信息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时间语境，即与语言使用有关的一切时间要素，大到时代背景，小到某一时段、时刻。时间语境对语言使用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时间因素是语词所表现的内容的很重要的依据。在主持人节目的言语中，时间语境使节目的语言和主题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当中国运动员在由姚明高举的五星红旗指引下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入“鸟巢”会场的时候，人们看到走在姚明身旁的是一个活泼机灵的小孩子。这时候直播节目的主持人介绍说，这个小孩名叫林浩，他是在不久前汶川地震中参加了救灾并亲自救了两名小孩的小英雄。从开幕式现场到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立刻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这样一个画面与节目主持人的介绍，充分体现了这届北京奥运会的特殊时代背景和“人文奥运”的崇高理念。
2.空间语境
空间语境是主持人节目语符层面中隐含的语境要素之一。它是指任何人、事物和活动都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中，这些不同的空间不但构成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这些人、事物和活动的空间背景因素，而且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对这些人、事物和活动的理解、感觉和认识。
在王蒙的《莫须有事件——荒唐的游戏》一文中，大夫周丽珠说过这样一段话，可以说是对“空间语境”与物象关系的一个很形象的注脚：“任何人不会因为在菜田边的粪池里发现蝇的幼虫而晕倒。但如果是在某一家饭桌上，如果饭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如果台布上摆着的是景德镇出品的瓷花碗，如果小碗里端来的是晶莹剔透的冰花雪耳，如果当你拿起小匙一搅的时候突然看到了晶莹剔透的底层的大尾巴蛆，再一搅蛆又没了，又变成了味美色亮的冰花雪耳，当你下咽的时候发现冰花雪耳忽然又变成了蛆虫——我的天，你还能保持神经的平衡吗？你的前庭器官还能正常调节吗？你的内分泌还能正常渗透吗？你的消化器官——你能不呕吐吗？”这是周丽珠大夫得知王大壮的骗子行为后，产生的一个感觉联想，它说明不同的空间给同一事物所造成的不同的联想。前一空间语境与蛆是相和谐的，后一语境则与蛆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空间语境对节目主持人的言语意义与使用起着制约作用，进入特定空间语境的语词可能产生某种变异。特定的空间语境对表现节目主题既是制约，又是一种环境的渲染。空间语境是主持人节目语言传播必不可少的依赖因素。空间语境的缺失，或者是节目主持人与嘉宾、现场观众或者广大受众不处在对同一空间背景的认知中，有可能导致主持人节目的失误乃至失败。但是如果主持人在节目中充分运用了空间语境的渲染、典型化作用来引导、深化节目的主题，就会产生巨大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水均益曾经在节目中讲述他在巴格达的一次不寻常的采访。那是在伊拉克战争后的一天——
我来到巴格达战场的一片废墟上，这时，只见一位身穿黑色长袍的母亲将一个躺在地上的小女孩身上的被子轻轻地掀开，一股浓烈的腐烂味扑鼻而来，我定睛一看，身体不由地往后一仰。我感到一阵恶心，胃里的东西在往上翻。——我面前的小女孩全身已经腐烂，大腿根部的肉已经和小腹脱离，黄色的脓液顺着溃烂的肌肉流淌出来。她的身体已经变形，脖子上布满了疮疤，头发几乎全部脱落，只有一双大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我。我问旁边的一位医生小女孩的情况。医生告诉我，小女孩是因为玩耍时不慎划伤，伤口感染，由于没有消炎药品治疗，导致全身溃烂。我问医生：“你们医院没有消炎药？”医生摇摇头说：“没有。”“那你们怎么治疗？”我大惑不解地问道。“我们只能用清水把溃烂的地方擦一擦，然后包上一块纱布，没有别的办法。”医生说。“能管用吗？”我更加吃惊。医生摇摇头。“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还是不相信。“没有了，我们只能无奈地看着她痛苦地死去了。”
我咬了咬牙，招手让康铣过来，对他说：“哥儿们，这个镜头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敢拍的，我扶着你拍。”康铣见到小女孩先是往后退了一步，然后，他慢慢地蹲下来，开始拍摄了。我感到康铣的身体在一阵阵地颤抖。当康铣拍完站起身后，我看见他眼里含着泪水。
那天，当夜幕降临时，我站在新闻中心三楼的阳台上，完成了这期节目的结束语。我的身后是清真寺的宣礼塔和远处的底格里斯河以及巴格达市区的一部分。清真寺的喇叭里传出祈祷的声音。摄像机启动后，我拿起话筒，顿了顿，说道：“夜幕降临了。劳碌了一天的巴格达人又来到了清真寺。他们在祈祷能够得到面包、药品，同时，也在为一个宁静的夜晚而祈祷。许多人都还记得7年前海湾战争的第一枪就是首先从巴格达的夜空中打响的。而今天，又一次处在危机中的巴格达，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焦虑与不安就开始笼罩着这座城市。应该说，大多数巴格达市民还是乐观的。然而在这种乐观情绪的背后，我们也多少能够感觉到一种无奈。人们在无奈之中期待着目前的这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用这里的人们常说的一句阿拉伯语，就是：“Yinsh-sla（愿真主保佑）！”
水均益和他的战友们以坚强的意志和精深的构思，在后来的节目主持中，再现了战后的巴格达一幕。如果水均益仅仅是借助自己的嘴巴，告诉人们这个女孩由于战争后国家的全面瘫痪和人民的极度贫困，仅仅由于玩耍时“不慎划伤，伤口感染”，从医生到父母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去。这个悲剧虽然也让人感慨，可冲击力不会太强。水均益和他的战友们在现场受到强烈震撼后，不仅从内心喷发出充满人类良知与正义的激情，而且深晓这种典型场面作为“空间语境”的视觉冲击力和新闻价值，于是强忍着身心的多重痛苦，坚强地拍下这一悲惨的瞬间。出于节目编辑结构的考虑，水均益在这个题为“巴格达的一天”的节目中，选择了清真寺的宣礼塔和底格里斯河，以及巴格达市区作为背景，它以历史的沧桑与宗教的祈求建构了一种浓厚的节目氛围。而镜头前一个即将死亡的小女孩（她仅仅是遭受战争和经济制裁双重灾难的伊拉克无数悲剧人物中的一个！）无辜受难的惨烈画面与主持人声情并茂、爱憎分明的强烈控诉相得益彰，真实而深刻地昭示了战争的罪恶与残酷，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也免不了心灵的战栗。这个节目成了一段永恒的宝贵新闻史料。
3.对象语境
对象语境是隐含于语符层面的语境因素之一，人类社会好比一个天然舞台，人类社会的种种活动也好比一出连续剧，每个人都在这出连续剧中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不断地与社会上的人们进行各种社会交际活动并互为语境。在社会学看来，每个人的性别、性格、文化素养、职业、身份地位、心理、地域、民族等都成为对象语境的因素。这些因素，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上不同程度地制约着言语的表达与接收。节目主持人对对象语境的运用，主要体现在自己对节目主要传播对象群体的基本情况、特点与心理需求，做到因情制宜，因人施语，满足需求，深中肯綮。这里的对象包括了几个主次不同的层面：最直接的是节目现场的嘉宾和现场观众；最重要的是节目定位的主要对象群体；当然也包括其他有可能接收节目的广大受众。
节目主持人是在一定的语境中运用语言进行信息传播，面对现场嘉宾和广大观众，不但不应该置若罔闻，熟视无睹，反而应该充分借助这些在场或不在场的“对象语境”的有利因素，来策划和实施自己的语言活动。香港凤凰卫视的著名节目主持人许戈辉曾经在她主持的《名人面对面》中做过一期题为“彻底的戒毒者”的节目。其中有她和戒毒者黎振满的几段对答：
许戈辉：我记得杰克·赖特在他的《犯罪学导论》里就曾经说过，戒毒确实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因为即使是一个毒瘾再深的人，给他三五天的时间强行戒毒，他生理上对毒品的依赖性也就可以消除了，不过很难消除的是心理上对毒品的依赖性。所以专家就指出，只有暂时的戒毒者而没有彻底的戒毒者。真的是这样吗？
黎振满：我不大相信。
许戈辉：您认为您自己算不算是一个彻底的戒毒者？
黎振满：我觉得我彻底地戒除了。很多人说，你现在不是一个吸毒者，不代表你一生都不会吸毒，其实是想说，为什么人会吸毒？因为：第一，可以逃避现实世界；第二，可以麻醉他内心深处的羞耻感、内疚感或者是伤痛。吸毒只是一个结果，根是什么？如果人可以完全解决根的问题，比如羞耻感，他说出以前被侵犯、被伤害的经历，或者内疚，他不再觉得耻辱，他的根开始健康的时候，结出的果实就会健康。所以我觉得有沉溺性行为的人可能不吸毒，但是可能沉溺于酒精、色情，沉溺于工作、睡觉、购物，甚至沉溺于减肥，这些也是另一种沉溺性行为。所以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沉溺，各个人基本的根都是不同的，但如果解决好根的问题，则结出来的果就是健康的。
许戈辉主持这期节目时心里很清楚，虽然在直播室内是她与嘉宾黎振满这位戒毒者的谈话，但作为电视上的谈话节目，他们实际上也是在和许多吸毒者、戒毒者和与吸毒、戒毒有某种关系的人们谈话，这些人都构成了节目的对象语境。许戈辉有意先将专家的结论抛给黎振满：“生理上的戒毒与心理上的戒毒是两码事，瘾君子难以从心理上戒毒。”其实这并不是耸人听闻，正是因为许戈辉意识到，专家的这番“定论”对许多人是存在一定影响的，对正在实施戒毒者难免留下阴影，也造成了公众对戒毒的怀疑和偏见。但是许戈辉更了解黎振满的深刻认识和真切体验的说服力。为了消除专家戒毒理论的不良影响，她有意让黎振满发表意见，就是希望通过“彻底的戒毒者”黎振满这一“对象语境”的现身说法，对戒毒深存疑虑的人产生振聋发聩的鼓舞作用。黎振满对吸毒行为的内在因素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要解决根的问题。他的回答客观、合理，尤其是他的彻底戒毒的事实，驳斥了专家所谓的“定论”，鼓舞了广大戒毒者的信心，许戈辉需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她的节目之所以对观众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正是因为她不仅在“戒毒”的问题上急受众之所急、想受众之所想，而且充分认识到专家和成功戒毒者黎振满以及广大相关受众作为对象语境的情况和特点，也有效地利用了对象语境来巧妙安排节目的言语对话，节目自然会取得成功。
二、目的语境、认知语境和审美语境
（一）目的语境
目的语境隐含于话语深层，主持人节目传播中字词的选用往往隐含着主持人的深层的话语目的，并以特定的语言组合形式出现。受众凭借各种语境要素，在多姿多彩的言语形式中解读主持人话语的深层含义，并由此理解了节目的内容、主题和目的。所以，节目主持人在传播中应当首先构思好节目的目的语境，也就是话语的主题和目的，然后力求以巧妙新颖的构思和语言技巧让受众从中对节目的主题意义有一个深刻的感悟。
东方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曹可凡、袁鸣、夏霖，曾经与两位日本主持人阿部与田丽主持东方电视台（OTV）—日本广播协会（NHK）《亚洲歌坛实况传送》节目。节目一开始，荧屏就出现了日本实况传送现场，彩灯闪烁，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下面是东方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夏霖、曹可凡和袁鸣的开场语：
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我是在日本东京NHK电视台演播室向你们现场直播《亚洲歌坛实况传送》。现在是东京时间8点零2分，北京时间是7点零2分。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晚与我合作主持的两位日本同行：这位是阿部，这位是田丽。我们今天共同的愿望是推荐中日优秀歌手，并最大限度地展示东方大都市上海的魅力。为了本次节目，中国上海东方电视台也派出了优秀的主持人曹可凡、袁鸣。好，现在让我们将画面切到上海。曹可凡，袁鸣，你们听到了吗？
曹：你好，夏霖。你们从日本传来的画面和声音都非常清晰。上海从昨天下起了滂沱大雨，直到今天下午，上海还一直笼罩在一片蒙蒙细雨之中，但令人惊奇的是，就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雨停了。这预示着我们今天的实况传送一定会成功。
袁：的确如此，雨后的上海更平添了几分迷人浪漫的色彩。
曹：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建筑群在泛光灯的照射下更具魅力，上海的母亲河——黄浦江浮光跃金，巍巍的电视塔高耸入云，变革中的上海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袁：从这样的上海，我们向你们送出《亚洲歌坛实况传送》。通过音乐，促进亚洲歌坛的发展，增进亚洲人民的友谊是本次节目的宗旨。
这是一次由分处两地的两国主持人共同策划、主持，并利用时空的切割转换来直播传送的综艺节目。为了让上海、东京两地的观众甚至其他国家的受众受到感染，在获得审美艺术享受的同时深刻地领悟到节目的主题意义，主持人的开场白、过渡语和串联词都非常注意艺术地凸显节目的积极、鲜明的主题，指引受众欣赏。在东京主持的夏霖，一上场便开门见山，首先将举办这次节目的黄金时段、奇妙天气、壮观迷人的景致、鼎盛的演出阵容进行了铺叙和渲染，最后是推窗见月地点出了这次“中日优秀歌手”盛会的明确宗旨：“促进亚洲歌坛的发展，增进亚洲人民的友谊。”这个开头使得现场气氛热烈，使受众不仅得到美的享受，也深刻领会了节目的主题，使节目内容得以顺利推进，由此转轨定向进入下一个大程序。
如果主持人的深层目的语境不清楚甚至是错误的，那么就会对受众产生极大的误导，甚至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在世界反法西斯的“二战”期间出现的“东京玫瑰”——美籍日本人伊娃·达基诺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的罪人。她当时在日本NHK广播公司开设的“玫瑰”秘密电台专门负责播音，她用纯正的美国腔调和甜言蜜语玩弄美国士兵的感情，挑逗他们那被长时间压抑的生理欲望，渲染战争的恐怖和在潮湿的缅甸丛林的苦难，鼓动士兵的厌战情绪。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埃德温·赖肖尔评论说：“实际上多数美国听众对播送音乐的操美国口音的女性已产生了想入非非的爱慕之情。”日本投降后，麦克阿瑟将军下令逮捕了达基诺，最终以叛国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二）认知语境
认知语境包括共知前提和深层认知，这也是在语符层面中隐含的语境要素。它们是传播者话语表达的基础，也是受众理解话语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言语表达有赖于对知识背景的理解，话语接收也必须在了解知识背景的基础上。
共知前提是传播互动双方共同知道的前提背景资料，是传受双方信道畅通的必要条件，如果双方不在同一个前提条件下，便会造成信息交流沟通的障碍。在主持人节目中，主持人一般应当使节目受众建立起某些必需的共知前提，使之对节目的解读有了必要的共同基础；但有时候也可以利用受众对某些共知前提的不协调和缺乏，制造误解、歧义和矛盾冲突，创造悬念和幽默，推动节目出奇制胜地发展。
《东方时空》的著名主持人白岩松在1997年主持香港回归的直播节目时，正好碰上一场大雨，他在主持时稍微提了一下这场大雨后，便发挥想象力，联系“香港回归”新闻主题与这场大雨的关系即兴发挥，于是有了这样一个激情澎湃、撼动人心的开场白：
各位观众，在香港回归的今天，我们恰巧碰上了刚才下的一场滂沱大雨。我想，一场大雨洗刷的是中国百年的屈辱，而风雨过后，是中国晴朗的天空。
由于“香港回归”新闻的鲜明主题是大家共知的，下大雨和天气转晴的情况，即使有的香港人也不知道，经过主持人的提示也会获得这个共知前提。在这样的背景资料的基础上，白岩松由一场大雨和雨后天晴联想到“香港回归”前中国的百年屈辱和回归后香港的美好明天，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发人深省，在深刻地启迪了受众的深层认知的同时，也激发了他们深远的联想和澎湃的爱国激情。
深层认知，是由语符表层与深层的语境因素相融合而构建的深层意蕴。接受者在这一层面超越了对语符自身信息的理解，而依靠与其相关的更为广阔的语境因素，依靠自身的阅读体验，进入节目的编码意图空间。传播者与接受者在这一层面上进行心灵的沟通。读者在语链的断层中读出了主持人所要表现的真谛，从而超越了语符所传递的信息，获取了更为深刻的含义。
1999年5月8日，在刚刚得知美国军队袭击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后，白岩松在主持的《东方时空》节目中报道这一消息的结尾时是这样说的：
也许我们该看一下今天的日历，5月9日，母亲节，原本这该是充满人性温情的一天，在遇难者中有一位母亲和未来有可能成为母亲的年轻妻子，然而凭空而至的导弹却改变了这一切，她们再也体会不到这种人间温情，而所有的中国人也将在这一天分担她们家人的痛苦和悲伤。
白岩松凭借着他对这则骇人听闻的消息引发的无限悲愤之情，更凭借着他强大的联想和想象，把“母亲节”这一本来充满了人性温情的特殊时间背景与两位无辜的“母亲”被“凭空而至”的导弹杀害这一令人震撼与愤慨的惨烈事实联系起来，形成了一个深层的语境，产生了催人泪下的强大的感染力，而且引起了中国人民清醒而强烈的思考：“这个世界并不像善良的人们想象的那样善良……要想世界真正和平，中国必须强大！”
认知语境着重于受众对主持人节目深层义的解读，在这一层面上，语词内在蕴涵的意义得以揭示。受众如果不能深入理解主持人语言的变化，就有可能产生疑问，无法理解其中的差异，更无法深入理解主持人节目的用意。只有借助语词所具有的语境因素，受众才能达到与主持人节目最大限度的融合。
在认知层面，受众要依靠综合语境要素，读解出字里字面的综合义。主持人节目的语符代码往往具有超出代码本身的言外之意，这种言外之意是在特定的语境中生成的，尤其是要依据各语境要素与主持人达成共鸣。
（三）审美语境
按照《教育大词典》的解释，“审美是一种积极主动的价值取向活动或者说是价值实现活动，其内涵是领会事物或艺术品的美。它既不是感性认识，也不是理性认识。它是人类（主体）对世界（客体）的一种特殊体验，是主体与客体的沟通，是一种有意识的一体化。所谓审美是对美的事物和现象的观察、感知、联系、想象，乃至理解、判断等一系列思维活动。”
主持人语言审美层面的语境，是建立在目的语境和认知语境两个层面基础上的，其中渗透了主持人语义升华和受众审美体验的有机结合，它体现了主持人话语的价值。主持人语言的审美体验是主持人传播语境各要素在审美层面最终得到融合的产物，因此它是一种超语言的体验。我们上面谈到，主持人传播语境存在着多维空间，正是由于多层面的语境因素相互交织，使处于同一节目交流界域的语境呈现出复杂性，造成了主持人话语各层面内部、层面之间的平衡与不平衡。它既为主持人话语提供了多角度的审视领域，也为节目受众提供了广阔的鉴赏、思维和审美的空间。
胡范铸教授曾经在《幽默语言学》中谈到，语言的语境要素间的辩证关系往往表现为某些语境要素的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语符层面表层，而且表现在语符层面深层。由于所描写事物的情感介入，对自然界审美对象的描述往往出现与现实现象的不平衡。而且语境要素间的不平衡只是表层现象，如上下文、时间、空间、对象、情景等语境因素有时会出现某种程度的错位。而平衡则是深层次的，是语境某要素对颠覆的要素间的重新整合，颠覆是对语符层面规定语域的偏离。主持人语言也一样，有时也可以通过语境某要素对颠覆的要素间的重新整合，解构原有的语境协调规律，却在另一层面重建新的规律；它虽然似乎造成了一种缺陷，但在缺失的不圆满中又重塑了另一层面的圆满。“事实上，这种语境差具有特殊的审美效应，它体现在语境系统内的自我调适。有了语境各因素间的调节，不平衡就可以转化为平衡，语境系统内各因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对语境因素间的不平衡起了调节作用，将语境差中的不平衡和颠覆转化为美学信息。语符层面的颠覆是幽默话语语境差的常见形态。它或者表现为能指与所指关系的颠覆，或者表现为对能指组合链接形式的解构。”据此，胡范铸教授认为：“这种‘诉诸理智的可笑性’的内核，就在于合乎常规的内容采取了超乎常规的形式或者合乎常规的形式荷载了超乎常规的内容，所引起的心理能量（期待的、经验的、情感的……）遽然释放的可笑。”这一论述蕴涵着精辟的辩证理念，揭示了能指与所指超常组合所生成的幽默效果。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的颠覆是对符号约定俗成关系的“违约”，这是由语言材料构成的语言语境的内部颠覆。
张越是一个话语风格犀利、泼辣的女节目主持人，她甚至在节目中宣称自己是一个“每周折磨一个男人的女人”。她刚开始主持《谁来作客》节目时，有一次说到“男人是什么”，她说：
男人是一个食肉的动物，在毫无危险的时候他就躺在地上晒太阳，懒洋洋的，这个时候你几乎看不到他的力量。他的美感什么时候来临呢？当危险来临的时候，当荒原里传来血腥味和丛林里传来脚步声的时候，他就会一跃而起，在那个刹那，他的全部力量、全部激情就会迸发出来，那个时候他是美的、智慧的和有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就舍身饲虎吧，我就充当荒原里传来的血腥味和丛林里传来的脚步声吧。
张越这番关于“男人是什么”的“放胆之论”犀利、尖锐，也不乏幽默、调侃。对于这个话题如果是赤裸裸地说出来，会显得“不雅”和“出位”，因为这样一来谈话的语境可能就是一丝不挂的“性”。但是张越用的是文学化的、非常形象的语言，构建了一个充满了弱肉强食的大自然的新语境，通过比喻、描写、夸张，把男性刻画成一个“食肉的动物”，通过对男性平常“懒洋洋”的刻画，与下文盛赞男性临危不惧、刚强有力、富于美感和智慧的“阳刚之美”形成相得益彰的审美情趣，并即兴抒发自己愿意“舍身饲虎”，“充当荒原里传来的血腥味和丛林里传来的脚步声”的激情，形象地表明了强烈的自我。这就不但使得她能够对“男性是食肉的动物”之论自圆其说，而且使人们在美感的层面上对大自然赋予男性的阳刚之美有了一个非常形象、生动的认识，一笑之余也获得了美感的享受。在这里，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层面之间的差异以及主持人对语境要素的调适，形成了内在的张力。语意的“颠覆”是表层的，平衡则是隐含于深层的。语境张力参与颠覆与平衡的相互作用，从而构建了语境差在幽默话语中的美学价值层面。这正如胡范铸教授说的，这种颠覆解构是对语言规律的一种突围，幽默意味在突围中生成，审美价值也在规则与突围的背离中显现。
三、现实环境和信息环境
在现代社会里，随着人类信息传播手段的进步和它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人与现实客观环境的互动过程就通过大众传媒的信息传播构建了一个重要的“新环境”，这就是“虚拟环境”或者叫“信息环境”。李普曼很早就注意到了大众传播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在其《公众舆论》和《自由与新闻》等著作中，他不仅对新闻的性质及其选择过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而且提出了关于“两个环境”的重要概念：一个是“现实环境”，另一个是“虚拟环境”。李普曼认为，现代社会越来越巨大化和复杂化，人们由于实际活动的范围、精力和注意力有限，不可能对独立于人的意识、体验之外的客观世界——“现实世界”的“直接环境”保持经验性接触；对超出自己亲身感知的事物，人们的大部分外界信息都依靠各种大众传媒等“新闻供给机构”，通过提供的各种新闻消息（实际上是被人意识或体验的主观世界——“虚拟环境”）去了解认知。这样，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现实世界、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对新闻机构通过对象征性事件或信息进行选择和加工，重新加以结构化之后向人们提示的某种“虚拟世界”、“拟态环境”的反应。正如李普曼所感慨的：“我们的认识是何等的间接”，“我们大家都直接接触消息，而不是接触我们看不到的外界环境。”李普曼特别强调，一方面，由于大众传播的普及、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大众传播不仅是“虚拟环境”的主要营造者，而且它们所创造的“虚拟环境”已经延伸到一般人根本看不到的其他星球上；而另一方面，现代人对这种“虚拟环境”的验证能力却相对地大大缩小了，同时又将“虚拟环境”视为“现实环境”来展开现实的行动，这就十分危险了。
日本学者后藤和彦曾经指出：信息环境，即在与自然环境相区别的社会环境中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社会成员之行为方式的符号部分；并且，它主要是通过非人际关系向社会提示的环境。媒介是信息环境的主要营造者。
由此看来，节目主持人也就不可避免地正在充当着这种“信息环境”的重要营造者。如何才能使主持人在节目中通过传递信息所营造的“信息环境”更接近客观真实的“现实环境”，这是主持人必须认真考虑的重大问题。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客观环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依据，也是主持人在各类节目中传播信息、监测社会、传承文化的客观标准，所以我们应当“不唯上，不唯书，而唯实”，坚持面向社会、面向基础、面向群众，多做调查研究，从而使我们的语言能更客观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内在联系和客观规律。但是由于时间、经历、视野和经验的局限，主持人又不可能事事都亲力亲为做调查，尤其是在当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信息社会”中，信息传播更加需要分秒必争。于是，在人类大众传播与网络传播中就创造了一个把全人类的知识、信息都连成一体的无边无垠、精彩纷呈却又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的“信息之网”。如何解决好两个环境之间的矛盾问题，是我们节目主持人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四、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
俗话说：“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引申到平常说话，就是指说话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来进行恰当、有效的表达。传播学认为，信息传播的过程是一个社会交往过程，任何形式的语言信息传播，都离不开对于语言环境的依赖。传播环境的因素对语言的表达和理解、对美感的凸显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如果在计划生育委员会的门口立上这样一块标语牌：“经济搞上去，人口降下来”，大家就会拍手叫好，因为短短10个字，简单明了，句式整齐，对比鲜明，使人们对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的关系一目了然。但人们如果在北京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仪式时，或在火葬场入口见到这样一句口号，就会让前来祭奠亲人的人心里不舒服。如果再挂到养老院，后果就更不堪设想！可见，语言艺术的魅力不能离开传播环境。
我们现在有些自以为高明的年轻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喜欢摆出一副“全知全能”、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架势，不分场合，不看对象，或者从别人的口水里捡来一些自认为最时髦的话，或生搬硬套，依葫芦画瓢；或自作多情，娇声娇气；或天马行空，不着边际。这些人心里只有哗众取宠之意，没有为大众服务的实事求是之心。什么媒介功能、节目宗旨、服务对象、时间地点、环境对象、现场情景和传播效果，全都被他们抛诸脑后。
个别节目主持人为了戴上“金话筒”的“光环”，不惜为自己的“虚张声势”花去大量时间，不惜离开节目的需要去哗众取宠地“煽情”，一出镜不是含情脉脉就是眼泪涟涟。有位失恋的观众给某女主持人写了一封信，诉说自己如何被女友抛弃了，自己的处境是多么孤独、无奈，甚至想到了轻生。作为主持人，本来应该帮助他宣泄郁闷，给予他理解、安慰和引导，增加他的自信和勇气，可这位主持人为了把故事渲染得更悲切，就不加节选地、动情地读那封在心理障碍阴影笼罩下写出来的苦涩的信，而且故作痛苦状。听众有的觉得她可怜，也跟着莫名其妙地哭了起来，更多的人则是对该主持人的哭感到莫名其妙。有人来信问她，是不是你这位主持人也失恋了？你们俩的感情怎么是一样的啊！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正是不同层面的事物构成了不同层次的大、小系统；而即使是地球这样一个由大自然和人类社会构成的大千世界，其实也只是无边无垠的宇宙系统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系统。虽然我们无意动辄把主持人传播语境的问题上升到太空宇宙的高度来研究，但是我们有必要运用系统论这样一种现代科学的思想方法论来探究对主持人节目语言具有一定影响和制约力的不同层面上的各种语境因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处理和利用这些语境因素，提高节目主持人在不同语境下的语言魅力和表达效果。
按照“格式塔”心理学的“场”的理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许多行为，是由所处的‘场’决定的，例如心理场、行为场、环境场、思维场等。这些不同的‘场’刺激着节目主持人对自己特定角色行为模式作隐蔽性调节：原来的知识经验结构（‘格式塔’）随情境的变化作整体的‘豁然性’调整，新的心理结构在行为环境的催动下，在不知不觉中形成，在主体与客体的平衡、不平衡的调节过程中，某种适境、切旨的言语和态势随之出现。”实际上，节目主持人不管他有多大能耐，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处的从人类世界到国家民族，从政治思想、法律制度到语言文化、风情习俗，从传播媒介到主持的节目，从身处直播室、录音室、演播厅的特邀嘉宾、现场观众的互动到主持人自身言行举止等多种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场”的影响和制约，而不能天马行空，为所欲为。
（一）宏观环境及其对主持人的要求
宏观环境主要包括社会语境、文化语境、民族语境、地域语境和时代语境等。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环境是人类进行包括主持人节目在内的各种交际传播活动的基本背景，在大众传播中，语言运用与社会存在的宏观环境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首先是社会语境。它构成了节目中语言交际的社会总体宏观环境，并从深层次决定着整个社会的语言潜在信息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世界观、价值观、道德观、自由观、伦理观和审美观。尤其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直接决定着它的传播制度。所谓社会制度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围绕着一定目标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它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也包括传播制度。传播制度就是社会制度中对大众传播活动直接或间接地起着制约和控制作用的部分，一定的社会制度对大众传播的控制体现着与之相一致的传播制度，社会制度决定传播制度是必然的。19世纪，西方的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声称遵循自由至上主义原则，他们虽然在社会起源等问题上给出了各种不同解释，但都一致认为“社会的首要功能就是促进社会成员的利益”，“他们站在自然状态的角度上，带着超越任何人类文明熏染的怀旧眼光来看待人”，强烈否认国家是人类奋斗最高体现的一个实体，国家政府对大众传播活动的主导是至高无上的国家管理层面的调控。事实上，任何社会制度都必然决定传播制度，社会的统治阶级必然会要求大众传播系统与社会规范体系、政治经济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保持一致，把大众传播的价值系统与高层系统的价值要义统一起来；大众传播事业与社会大系统诸方面发生多边关系，其关系必然是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结构依赖关系；国家的现代社会管理就是对全社会包括物质、能量在内的全信息管理。这种国家出于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虑，对信息传播调控所形成的宏观语境在2008年8月的北京奥运会转播中就表现得非常明显：
据新华社报道，由于北京奥运会在美国的唯一电视转播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决定延播奥运会开幕式，美国的电视观众不得不推迟将近12小时后才能在电视上欣赏到开幕式实况。不少读者看到《纽约时报》的报道后纷纷在网站留言板上发帖，表达对全国广播公司录播决定的不满。网友安德鲁留言说：“太可笑了。我还以为今早起床就能看到开幕式。”网友埃里克说：“我无法理解在信息实时、多媒体传播的2008年，全国广播公司怎么还像是在上世纪50年代，让观众‘等着看’现场报道？”为此，美国华人还给布什写信：“总统先生，当您在中国正准备欣赏奥运会开幕式的盛况时，您可知道每一个美国人都无法拥有观看开幕式直播的幸运。NBC决定不直播奥运会开幕式，而是在12个小时之后才播出。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将失去和世界一起分享奥运会的机会，这是错误且不可接受的。太多的商业因素和限制与奥运会的宗旨以及奥林匹克精神背道而驰。希望总统先生能够制止这种错误，帮助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获得这一权利。”
其实，NBC这一决策全是为了商业利润。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发言人说，决定不直播奥运会开幕式，而将其推迟将近12个小时在美国当地晚间黄金时段录播，“这是个商业决策，”旨在吸引更多观众收看开幕式，“这样可以保护我们的附属电视台和广告商，尽可能吸引更多观众”。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7日宣布，公司在北京奥运会上的广告收入已经达到了10亿美元。NBC花费了8.94亿美元从国际奥委会购买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在美国的电视和数字转播权。所以北京奥运会刚开幕，NBC就已经赚了1亿美元。
从国家和民族的全局利益和社会管理出发，政府必然成为对传播制度宏观控制的高位主体，对信息传播的管理责无旁贷。美国前总统杰弗逊就曾提出“宁要报纸，不要政府”的惊人之论。古今中外，媒介的议程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政府，政府对媒体和信源的控制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在民主自由的西方国家里，媒体也不可能完全不受任何来自政府的干扰。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出现和普及，一方面，将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自由，同时也将加大社会控制的难度。托夫勒曾在分析这种情况的时候说过：国家——任何国家——都竭力设法维护政权。正如国家在工业革命造成大众传播媒介的问世的同时发明实现思想控制的新形式一样，它将寻找新的手段和方法来对通过新的电子基础设施传播给它统治下人民的映象、思想、符号和观念形态至少保持某种控制。
宏观环境也包括国际语境、时代语境、文化语境、民族语境、地域语境、宗教语境以及重大的自然环境变化等。国际语境中的国际惯例、国际法律、各国国情，时代语境中的思想情操、价值观念，文化语境中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思维模式、审美情趣，民族语境中的民族习惯、民俗风情、民族禁忌，地域语境中的地域文化、地方方言，宗教语境中的宗教节日、宗教习惯、宗教禁忌，以及重大自然灾害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主持人节目的主题内容和语言运用。如果这些语境运用得好，会有助于节目促进世界和平进步，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引领社会先进文化，加强民族和睦团结，彰显地域文化特色，维护宗教合法权益。有人认为，太宏观的时代、社会、文化背景我们看不见、够不着，那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能适应眼前的环境就不错了，这其实只是井底之蛙的一孔之见。传播学的受众选择理论告诉我们，受众所处的社会环境、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的不同，使不同的受众对相同的传播内容产生不同的看法和态度，从而受传播的影响也不同。巴赫鲁·斯宾诺莎说过：人是社会的动物。因此，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而很多社会事业的兴起和发展也是源于人的需要。社会上不同的人组成了不同的阶级、阶层、团体、组织，每个人都隶属于不同的部分，受众的思想观念、道德、行为规范等都会受到其影响和约束。每个社会组织类型（团体）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规范、准则、章程，这些无形的约束使得全体社会成员有几乎相同的价值取向。可见，在人类大大小小不同层面的“文化场”（大语境）中，宏观的大“文化场”常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和约束小的“文化场”。换言之，任何小的语境总是在比它更大的语境的影响和制约下存在、生长和发展的。如果缺乏对这些宏观环境的正确认识，目无全局、信口开河，那就必然会违背社会发展规律而导致节目的失败。媒体只有随时随地及时捕捉和利用宏观环境中的重大事件、重大新闻传递重要信息，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作为党和人民“喉舌”、“耳目”的神圣职责。
2008年年初，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与冰冻横扫三湘大地。一时间，交通堵塞，电力中断，供水紧张，使得正欲欢度新春的人们处于恐慌之中。这场冰雪所造成的灾害强度之大、时间之长、损失之重，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在国家和人民面临重大灾难的关键时刻，国家自然环境的危机事件就是命令！在抗击灾害的斗争中，湖南省各路媒体行动迅速，合力同心，为抗灾救灾营造了浓厚的氛围，迅速掀起了抗冰救灾的宣传热潮。各家新闻媒体各显其能，调动了一切可用资源和手段，全程参与，很快在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全方位、广覆盖的宣传声势。从1月26日至2月4日，全省有近2000名新闻工作者奋战在抗冰救灾第一线，发出新闻稿件六千多条，有效地营造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击冰雪、共渡难关的舆论氛围，为全省夺取抗冰救灾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和思想保障。湖南卫视、湖南经济电视台的记者和主持人亲赴抗击冰雪灾害第一线，宣传各级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中的感人事迹；新闻由平时的2档增加到7档滚动播出，单是2月5日一天，就连续直播了15个小时。湖南卫视4次启动直升机航拍，全景式地记录全省抗冰救灾情况；湖南经济电视台第一时间把转播车开到抗冰救灾现场，直播各种感天动地的场景。他们通过新闻报道、论坛互动、评论跟进、专题集束、视频访谈等多种宣传形式，彰显救灾中出现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为读者提供迅捷的信息，同时倡导募捐活动，支援受灾群众渡过难关，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香港凤凰卫视2000年在香港上市后，其主打节目是以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最新信息为核心，24小时播放汉语新闻，卫星节目的接收地区也从当初的亚洲扩展到欧美。现在它不仅深受中国内地及香港、台湾地区广大受众的欢迎，就连居住在美国有中国血统的受众也超过了100万户。凤凰卫视的成功与它的准确定位有直接的关系。它的几个非常成功的主持人如杨澜、吴小莉、陈鲁豫、许戈辉和窦文涛等主持的节目之所以受到广大受众的欢迎和青睐，主要原因是他们不仅对当今时代发展的趋势非常关注和熟悉，而且对中国海峡两岸与港澳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渊源和广大炎黄子孙的思想观念、国情民情、地域特色、信息需求有着深切的了解和服务的愿望。他们决心把凤凰卫视办成宣传中国文化的汉语版CNN。现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的著名主持人吴小莉更是雄心勃勃，在中新社记者就2001年“两会”采访她时，她说：“有人说凤凰卫视资讯台想做中国的CNN，我说我们的野心更大，我们想做中国的CNN和CNBC。”在她每晚8点到9点主持的《凤凰环球播报》节目中，她的结束语是：“无论你身在何方，吴小莉在香港祝全体华人平安。”
宏观环境控制包括广大受众对传播媒介的控制。虽然从表面看，受众对节目的控制比较脆弱和隐蔽，但这其实是最重要的调控，因为广大受众是一切社会信息的来源、目的地和归宿，也是任何政府和媒介的服务对象。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法的效力确认了人民群众在新闻传播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广大受众不但有知情权、传播权和对媒体的监督权，他们还成为大众传媒的“上帝”，受众对媒体的认同度直接影响到各媒体在媒介市场的占有率和广告效益。受众的选择与抵制、受众的调查与评选、受众的质询与参与，都是受众行使对媒介活动的监督、控制权的表现。比如前段时间先后在网络媒体发生的“虎照门”和“艳照门”事件，都是首先由媒体的受众发起，通过曝光、评价、争议、再曝光，以致引起了传媒的关注、政府与法律机构的介入，才最终获得某种程度的解决。
节目主持人在节目中应该自觉遵循社会语境的规约，在节目主题的确定、素材的选择、议程的设置、表达的形式、情感的传递和舆论的把关上，确保节目成为服务国家、民族和人民大众的“喉舌”。在节目中说什么、怎么说，该倡导什么、反对什么、抵制什么，都应该坚持自己作为主持人“守土有责”的意识，切切实实当好百姓的知心人、舆论的把关人。
（二）中观环境及其对主持人的要求
中观环境，就是指媒介语境，具体说也就是指广播电视媒介的传播管理控制、功能性质和主持人自己的职业角色和岗位职责。作为节目主持人必须自觉地将自己置身其中，并应当把它作为自己必须充分利用和发挥的一个无形的语境空间。
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传媒机构都会通过各种共同的文化理念和管理制度对节目产生重要的影响。它集中体现为传播媒介对主持人节目的传播控制主导，这也是传媒业界对自身业务管理理所当然的调控。而这种控制主导作用有时候也会产生对另一个传播控制主体——政府的调控作用。为什么传媒机构必须行使这样的调控功能？原因很简单：一方面，大众传播机构是全球化社会和国家大系统中具有双向性功能的重要结构性因素，它既受到政府的宏观控制，同时也在履行自身的多种功能与责任，维护公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隐私权、知识产权等多种合法权利。如何处理政府的“喉舌”、“扬声器”和公众的“传声筒”、“守望器”这双重管理功能的关系，这本身就需要媒体加强对传播的主导性控制。另一方面，在媒体走上自主经营的产业之路以后，媒体如何满足媒介市场的“上帝”——广大受众的多元信息消费需求和民主参与舆论传播的愿望，就成了传媒开拓市场求生存、求发展的关键。媒介要处理好自身的市场需求与政府主导和大众主导的关系，也就更需要媒介切实加强对自身的主导性控制来认真把握和有效调控。2003年，孙志刚事件发生后，许多主流媒体凭着它们的政治敏锐性和高度责任感，纷纷予以曝光，策划和设置了相关议程并进行跟踪报道，一时间，在广大群众积极参与的大讨论中，公众舆论对执法者的野蛮和收容遣送制度的“非人道”提出了强烈的质疑，表达了无比的愤慨。法学界的学者两次以公民名义向人大常委会上书，最终的结果是政府废止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终结了我国收容遣送的历史，取而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这个案例的议程流向为：媒介积极主导→公众舆论监督→政府完善管理。在这里，媒介的主导调控就是通过议程设置引导舆论来监督和协助各级政府纠正偏差，完善管理。
媒介的主导调控也体现在一些有世界影响力的全国性大型庆典活动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从1958年开始创办，1983年在中央电视台首次以现场直播的方式播出以来，到今天，“春节联欢晚会”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一般的电视剧的意义，成了几乎所有中国人春节必然参与的全民庆典。它从一个展示中国文化传统的政治文化符号演进成为一个涉及现代政治、文化、经济、娱乐多重功能的海内外联欢互动的大平台，与《新闻联播》、《同一首歌》等节目，主旋律电影以及各级党报，共同构成了大众传媒语境中的主流话语体系。爱国主义、国际主义、民族团结、改革开放、经济建设、法律法规、精神文明、文化娱乐、民权民生都通过这些渠道转化为既具有思想教育意义，又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传统团聚喜庆活动。近3年来，春节联欢晚会的主题分别为“爱与和谐”、“欢乐和谐中国年”、“和谐共新春，创新奥运年”——这三个主题都具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喜庆元素，又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家政策遥相呼应。2008年的主题更是与奥运会这一国家意义上的重大活动融合在一起。在2008年春晚中，主题宣传的形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营造盛世景象；融合个人叙事与国家叙事；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民族文化；以艺术手法解构社会公众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
2008年北京奥运会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原因除了国际奥委会、中国政府和中国奥委会的正确指引和各行各业与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外，作为最重要的主流媒体之一的中央电视台也在奥运会新闻信息传播的管理调控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核心作用，其中他们成功地在全国各地推荐的大量优秀的节目主持人中选拔出来的人才组成了北京奥运会节目主持人“国家队”，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据《南方都市报》2008年8月4日报道，在8月3日，以孙正平为首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解说“国家队”在正式开始奥运转播工作的前夕，集结在央视新址办公楼内举行宣誓仪式。有关负责人提醒首先要有国家意识和责任感：央视奥运频道节目总监江和平表示，北京奥运会让中国体育解说迎来了又一个黄金期，奥运会解说“国家队”当然具有国家水平，否则也不可能称为“国家队”。央视体育中心播音组组长、奥运会解说“国家队”队长孙正平也称，酝酿一年有余的解说“国家队”有望成就中国历史上最完美、最成功的一次奥运会电视解说和报道。
主持人自身的职业角色和社会功能也是大众媒介中观环境的重要调控因素。节目主持人是集双重任务于一身的社会职业角色：一方面，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这是他的社会性，他的节目主持要遵循党的新闻宣传工作的原则和方针；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以受众乐于接受的朋友身份出现，以与群众平等的关系，以个性化、人性化的亲和方式与受众进行传播交流的传播者。这与节目主持人具有自己个性化的风格和形象没有矛盾。主持人的形象设计定位，从宏观角度看，首先是他在社会中的公众人物形象；从微观角度看，才是他在节目中的具体形象。那么怎么样才能利用这两方面的中观环境来发挥节目主持人语言的艺术魅力呢？吴郁教授概括了许多优秀的节目主持人的经验，提出了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做“灵魂站在高处，姿态放得平和”。他希望主持人的语言能够具有“传媒机构的视野”、“专家的深度”、“主持人的独特角度”和“百姓乐于接受的方式”。这种“四结合”的语言内容和方式，既能坚持广播电视媒体社会性传播的根本要求，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又能保证满足受众的需求、接受心理及习惯，提供量大而有深度的新闻信息。
比如《焦点访谈》节目主持人敬一丹曾经采访制作了一个题为“在沙漠边缘”的节目。片子通过触目惊心的画面，报道了我国西北地区土地荒漠化的严峻现实：
采访快结束时，在一所农家小院里，敬一丹和一位妇女拉家常，问她怀里抱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沙沙”。敏感的敬一丹好像感觉到了什么，忙问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这位母亲说，“因为出门是沙，进门也是沙”。紧接着敬一丹又问站在旁边的邻家小姐姐的名字，得知叫“翠翠”。她心动了，把这段看似闲聊家常的细节用到节目里，她对观众说：“这个小姐姐叫‘翠翠’，沙窝里的孩子起出这样水灵灵、绿莹莹的名字，不能看出乡亲们的盼头吗？”接着敬一丹略一侧身，指着充满整个大屏幕、随风翻飞的碧绿的杨树叶说：“在我即将完成这个节目的时候，特意编辑了这样一组画面放在结尾。这绿色，是我们一路采访时追寻的颜色，是西北沙漠大片灰黄基调上的亮色，也应该是伴随着沙沙、翠翠长大的颜色。一位摄影记者说，到西北沙漠画画，只需要带两种颜料。带十管黄的、一管绿的就够。我想，画今天的沙漠是这样，但愿画明天的沙漠时，多带几管绿颜色。”
在这个节目中，作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应如何为加强对沙漠的改造、维护人类的生态平衡、造福沙漠地区的普通百姓摇旗呐喊、鸣锣开道，这既是它们作为政府“喉舌”的光荣使命，也是它们作为人民群众“喉舌”的神圣职责。敬一丹将这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她虽然心中牢记着自己的职责和使命，却没有像救世主那样居高临下地空发议论或无病呻吟。从上面一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主持人对土地沙化深切关注的高视角、独具的深沉浓郁的人情味和感同身受的亲切朴实的语言风格，使我们的心灵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感染力和冲击力。
（三）微观环境及其对主持人的要求
微观环境主要是指主持人节目演播现场的现实语境，其中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具体某一节目类型的服务宗旨和满足特定受众需求的定位；二是主持人节目具体、动态的现场环境。由于不同类型的节目具有不同的传播服务宗旨和受众定位，这就规定了该节目必须面对的一种特殊的微观环境。在媒体的传播中主持人是节目传播的主体，是完成节目传播功能的具体执行者，主持人的个性应当成为适应节目需要、实现节目功能的重要因素，必须处理好栏目定位与本色及个性的关系。央视著名主持人王小丫就认为：“每一个栏目都有自己的风格和表现形式，但真正好的主持人是要适应栏目的，为栏目服务好才是最重要的，这样才能‘天人合一’，其实，我属于既文静又比较活泼的那种人，该活泼时就活泼，该文静时就文静，我就算是个本色主持人吧。”
现代大众传播和网络传播都推崇如何进一步发挥类似人际传播的优势，寻求与受众的共同经验。人际传播的实质在于人们经由符号而结成的一种关系，用施拉姆的话说：“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来到一起，试图共享某种信息。”主持人节目要接近人际传播的形态和效果，需要在一种相同、相通或相似的经验范围内进行，否则就会导致传而不通。由于人们的社会阅历、生活体验和心理需求千差万别，因而要求节目主持人必须寻求与节目特定主体受众对在视觉、听觉、思想情感上的交流，诱发观众的现场感，激起观众身临其境的参与感。这就需要我们的节目主持人具有组织和驾驭特定节目所需要的学识、兴趣和能力。目前我国著名主持人在学识上和经验上的优势，使他们在电视观众那里获得了很高的威信。但是，在他们的成长道路上，却都充满了磨难。杨澜刚开始主持《正大综艺》节目让她“一夜成名”，后来当她开始主持访谈节目时，马上显得有些力不从心。当她面对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某学科成就空前的学者、某位世界名流时，她在知识储备方面的不足就暴露出来了，她问的多是一些常识性、知识性的问题，无法站在一个相应的高度，提出带有根本意义的问题，这与节目的定位很不相称。这是一个主持人应对一个具体节目的知识基础的问题。当然，由于她胸怀大志、谦虚好学、悟性极高，经过不断的积累和锤炼，她逐渐得心应手起来，最终成为我国节目主持人中在全球影响力很大的主持人。
主持人的个人气质也必须符合特定的节目和话题的需要。个人气质和风格绝不是原始自我的表现。气质和风格表现手段虽然都来自于真实的自我，但是他所表现的情感与“本我”的个体保持着某种“心理距离”；他所发出的声音和行为举止虽然是他自己的，却包含了更多节目和主题需要的特定含义。节目主持人所表现的“人类普遍情感”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是主要由他们的个人好恶所决定的，而是主要由其社会角色和传播语境先行规定的。比如作为新闻节目主持人的客观公正和作为娱乐节目主持人的轻松活泼，不管由哪个主持人来表现都应当树立这样的共同目标，只不过由于各人自身的不同条件，在气质和风格上表现出千差万别。节目主持人被符号化的过程也就是他们的个体因素与传播任务相结合的过程。真正成为主持风格的那些行为特点，实际上是根据主持人节目的传播任务和要求，将自我的外表形象和内在人格元素符号化后的结果。强化和升华那些对于节目与受众要求一致的个性因素，割舍和淡化那些相悖的个性因素，无非是为了完成主持人节目的传播目标，最大限度地满足主体受众对节目的需求。
现在在气质和风格上不适合某些节目的主持人的例子不胜枚举，对诸如此类的主持人，有人曾经这样概括：有的场上对答如流，但知识浅薄，这是“俗气”主持人；有的感情腔调很特别，却令一般人难以接受，这是“怪气”主持人；有的反应迟钝，难以流利对话，这是“呆气”主持人；有的话语轻浮不持重，这是“哮气”主持人；还有的习惯“说上句”，遇到不顺耳的话就与对方抵触，这是“牛气”主持人。总之，以上都是“小气”主持人，与一个大媒体的形象毫不相称，与正经话题也风马牛不相及，是不可能引导好各类话题节目的。当然，主持人的引导作用绝不应是单枪匹马，包打天下。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主持人的出色发挥还需要有合适的嘉宾、现场观众的扶持，发挥各方面辅助配合的作用。
微观环境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某一特定的动态节目现场环境。这种意义上的微观环境因素也会发生某些临时的变化和制约，节目主持人应该学会驾驭这一现场变化，因境、因时、因人、因物而为，即兴捕捉有利于发挥的某些因素，加以利用，通过精心挑选的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语言方式来创造出特殊的表达效果。记得2004年笔者应邀出席香港亚视创办47周年台庆晚会，当时有这样精彩的一幕：
亚视创办47周年台庆晚会举行的前两天，适逢AC米兰足球队到香港参加一场友谊赛，全体队员也临时被邀请参加晚会。当AC米兰的队员在热烈的掌声中走进会场时，主持人说：“谁都知道今天是我们亚视的台庆，但我要荣幸地告诉大家，在我们的嘉宾AC米兰的队员中，有一位的生日也是今天，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接着，在主持人的指挥下，全场一起唱起《生日歌》，刚刚被送来的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送到了这位队员面前，这位队员流泪了，全场也沸腾了！
微观环境有时还表现为临场发生的一些意外情况。这时，应做到遇变不乱，应付自如，表现出临场调控经验和语言应变能力。比如：有一次著名节目主持人曹可凡正在主持一场群星荟萃的国际“白玉兰”电视节音乐会。当法国著名歌星多罗黛正精神抖擞地走向台中央的时候，音响设备却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哐”地轰天一响，场上顿时十分尴尬。在法国主持过节目的多罗黛以特有的幽默举起双手做了个打枪的姿势，曹可凡灵机一动，当即发挥道：“多罗黛小姐，刚才是上海的热情观众对您的到来表示欢迎，鸣礼炮一响。”话音刚落，全场一片掌声，一场尴尬就这样轻松地被化解了。
总的来说，要做到适应微观环境的需要和制约，首先要树立三种意识和能力：
一是节目的对象意识和因人施语的能力。节目主持人心中必须非常明确本节目所定位的受众主体目标，并且把为他们服务作为自己节目全过程的宗旨所在。古人云：“与智者言，依于博；与博者言，依于辨；与辨者言，依于要；与贵者言，依于势；与富者言，依于高；与贫者言，依于利；与贱者言，依于谦；与勇者言，依于敢；与愚者言，依于锐。”（《邓析子·转辞》）这说的是言语交际要适应对象，根据不同的言语接受者，采取不同的言语表达方式。而节目主持人这一特殊职业，决定了他们在工作中要面对不同的对象（包括嘉宾和现场观众），这就要求主持人在节目主持中不仅要适切对方的背景知识、文化修养，而且要适切对方的思想状况、心理特点等；不仅要切合对方的年龄、身份，而且要切合对方的个性、习惯。
应当注意的是，节目主持人面对的微观环境常常又是多角度的，因此主持人在节目中也要根据这种多角度的不同需要适时地转换语体。比如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节目“话说广场鸽”中有这样几段对话：
主持人：（对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说）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实话实说》节目！应该说，城市的繁荣跟鸟类是没有什么缘分的。我们已经知道，现在城市的鸟已经越来越少。有这么一句诗，叫做“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有人说，它现在只能存在于城市人的梦中。还有人说，鸟类是人类的朋友，可有人说，我们的“朋友”在城市里，就只剩下乌鸦和麻雀了。最近，在北京、上海、大连等一些大城市，出现了一些新的人文景观，其中一个就是“广场鸽”。那么，人们究竟应不应该放养广场鸽，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转为对嘉宾一说）江炜，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人们把鸽子叫做“和平鸽”？
江炜（律师）：这个我知道得也不是很确切，但据我所知，这恐怕是来自《圣经》的一个故事。当初上帝不满人类的所作所为，发大水淹没了所有的陆地，只有诺亚一家乘方舟逃过了这场劫难。一天，他们看见一只鸽子，衔过来一枝嫩绿的橄榄枝，他们根据这个信号，知道有陆地露出来了。但据我看，上帝停止惩罚人类，信号是那嫩绿的橄榄枝，而不是那只鸽子。但我觉得从和平的意义上看，应该是种树，而不是养鸽子。（掌声）
主持人：（转为对嘉宾二说）舒乙先生，您在研究文学之余，有没有养几只鸽子？
舒乙：我虽然不养鸽子，但我觉得鸽子是一个永恒的话题，而且是一个美丽的话题。
（大家纷纷发表意见）
男士一：我是一个“自然之友”的人。我同意刚才江炜律师的观点，就事论事地讲，养鸽子头一点是需要吃粮食，一只鸽子吃35～40克。一年多少？一万只多少？
主持人：（对男士一说）这与每一只鸽子的条件，比如体重啊，有关系吗？
男士一：当然有关系啦，冬天多吃一点，夏天少吃一点呗！但它有一个平均数。如果拿这些粮食去扶贫呢？
男士二：我养的是信鸽，对广场鸽不熟悉，但对江律师刚才的有些观点我是不赞成的。
主持人：（对男士二说）他伤害了你的鸽子，也伤了你的心。
男士二：如果上面的这位说要支援灾区，那就干脆把所有的动物全都宰了。
男士三：我是中国人民大学环境与发展学会的会长，也是农业经济系的。广场鸽的粪便如果处理好的话，它是可以拿来做肥料的。
主持人：（对男士三说）从您的专业角度来说，不但鸽子可以养得多，还希望它的粪便要多一点。（大笑）
……
主持人：（转为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有这么一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老生常谈，叫做“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实际上，地球除了我们人类，还有植物，还有动物，这个地球同样属于它们。当我们在强调了人和人之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爱护的时候，也希望我们关心鸟类，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分一份，哪怕是一小份给它们。在我们即将结束今天的节目时，我们请台上的四位客人，每个人用一句话，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请！
在上面主持人与嘉宾的几段对话中，主持人根据交流互动的需要，先后以电视机前的观众、嘉宾一、嘉宾二、男士一、男士二、男士三为语境；然后再转为以电视机前的观众为语境，于是，主持人的语体也就分别表现为“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对嘉宾说”和“对现场观众说”等几种不同的语体。
二是现场的时空意识和即兴取材的能力。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因宜适变”的主张，就是要求根据不同的时机，选择合适的言语表达手段。主持人节目现场的时间和空间都是客观存在于一种动态与静态交互变化的过程中的。在节目的现场或直播室，总存在一定的现场环境、氛围、人、景和物；在节目过程中也会出现各种辅助的传播手段、图像、声音、热线电话等，虽然都很“微观”，但是在节目镜头的聚焦下，它们对于节目的亿万受众来说，是一个非常真切的，会引发注意、想象和思考的动态图景，并常常成为受众对节目主题和背景发挥想象的基础。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节目的成功有特殊的推进作用。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场“时空意识”也包括主持人的头脑中必须时刻装着“现场的微观时空”这个具体语境概念。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主持人主观上要有一种“借助现场一切有利于节目顺利进行的情况，消除化解现场一切不利于节目顺利进行的情况”的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灵活的应变力。而“即兴取材”的能力，也就是指主持人要有善于捕捉现场有利于推进节目顺利进行，或有利于化解节目临时遇到的不利于节目顺利进行的人、事物、环境等有关细节的东西，为我所用，达到出奇制胜的现场效果的能力。这就要靠主持人自己从理论上去认识和从意念上去把握，并通过发挥自己的现场观察力、想象力和语言表现力，来创造一种虚实结合的时空感。节目主持是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同嘉宾与观众进行言语交流的过程。由于主持的环境、现场的条件、对象的情绪等多种因素影响，主持具有较大的随机性、灵活性，节目运作过程中有时也会有不同的“言语交流时机”出现，如何把握时机，审时度势，出语制胜，化解“危机”，是主持人在主持节目时必须要注意的问题。只有切合时机地进行言语表达，才能收到“一语胜千言”的效果。有这样的一个例子：
1996年5月，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赴江西遂川县革命老区演出，场地在户外。当著名歌唱家关牧村演唱《多情的土地》时，天上下起了小雨。但关牧村仍然认真地唱完了歌曲。这时，主持人赵忠祥走到舞台中央，深情地说：“一曲《多情的土地》，关牧村的眼睛湿润了，老天爷的眼睛也湿润了，下起雨来了……只要大家还在看，我们都不会走的。”
在这里，赵忠祥面对意外，能够把握时机，临场发挥，运用丰富的联想和巧妙的比喻，赢得了观众热烈的掌声。
三是随机应变的意识和应急调控的能力。主持人节目一般都会提前作出一定的策划，安排好相关程序，但是现场的微观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随着主持人的出色发挥和嘉宾、现场观众的积极投入，节目过程常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甚至是非常不利的因素，或者主持人会突然发现某些可以信手拈来对节目的别开生面非常有利的事物、细节，这时节目主持人能否及时抓住，即兴发挥，推波助澜，另辟蹊径，这是对节目主持人的舞台调控经验、临场应变能力和语言创新能力的最好考验。这一点在下面谈到有关节目主持人传播效果中“应变”的内容时将作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