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如果从生态学的角度讲，是指为生物生长发育提供促进和制约的条件和空间。如果从系统科学的角度讲，“环境本身则是一个系统，是‘一个系统之外的一切事物或系统的总和’”，是大系统之外的大系统或母系统。
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在哲学和方法论的宏观层面上使传播学有了学科独立的新的理论根基和理论价值。由于“信息”新概念的提出，传播学的理论终于超越了以往一般意义上的传播现象研究而上升到“信息流动”的高度，学科理论的起点问题便得到解决。控制论对传播学的意义主要在于它的反馈论，正是经过反馈，传播活动中的各方才发生传播关系，才得以同处一个传播系统之中。系统论对传播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方法论上，没有系统的概念就不会有对传播活动的整体把握。系统论用要素、结构、层次、功能、环境等一系列概念以及其整体性、调节性、相关性、开放性、目的性、优化原则等概念，揭示了事物的普遍属性和规律，使各学科的研究视野更广阔、更系统，也更科学、规范和精确。按照系统论的上述观点，环境“是小系统之外的大系统或母系统。按照系统理论的观点，任何子系统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比它更大的系统——由其他相关系统构成的环境的影响，而且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互塑共生的现象。环境对系统有两种相反的作用或输入，其既可以给系统提供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资源、激励或其他条件，也可以给系统施加约束、扰动、压力甚至危害系统生存发展”。
研究主持人的语言传播，也应该从系统论的高度上来考察主持人传播活动的整体结构，把节目传播系统看成是整个社会大系统和传媒支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主持人节目是与社会进程相关联的社会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一来对主持人节目的认识就具有了整体性、动态性、交叉性和层次性。从传播的环境论看，它有助于我们丰富关于主持人节目语言传播效果与多层面的社会传播环境的认识并处理好其中的各种关系。
研究主持人节目的传播环境，必然会涉及语言交际中的语境。“语境”是现代修辞学一个重要的概念。语境即语言环境，亦即使用语言的环境。古语云“言有宜也”，就是要求语言表达要与环境相适宜。语境（context）自1923年由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首次提出后，现已成为语言学、语用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共同关心的问题。修辞学家陈望道早在1932年就提出了题旨情景理论，认为“修辞以适应题旨情景为第一义”，这里的题旨情景也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播环境。没有语境，就没有修辞；没有传播环境，就没有传播的语言。一切传播活动，包括主持人的语言传播活动，都发生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语言交际离不开语境，主持人节目的编码与解码也离不开语言的传播环境。主持人节目传播语境要素间的复杂关系，构成了话语表达与接受的复杂性，也构成了语境在表达层面和接受层面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突出表现在语境对话语的干涉与反干涉诸方面。主持人节目传播环境多重因素的相互制约、综合作用，使传播环境成为合成主持人语言的必不可缺的因素。但它既可能帮助话语表达、话语接收，又可能干扰表达、干扰接收，形成了主持人传播语境的复杂关系。
主持人与不同层面的社会传播环境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适应和制约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句话：“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这句话一语道破了人和人的行为与他所存在的客观世界之间互为因果和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人的所有实践活动离不开一定的环境，任何主持节目的语言传播活动也必然与一定的语言环境联系在一起，主持人不仅有一个适应环境的问题，还有一个利用和改变环境的问题。
在主持人节目中，从主持人的编码到受众的解码，以及双方互为传播者与接受者的互动过程中，宏观、中观、微观的传播环境自始至终参与了节目全过程。在一定的时代大背景下，在某种媒介结构的管理环境中，在主持人节目的具体现场环境下，编码者依赖语境传播信息，叙述事件，发表言论，提出主张，表达情感，创造美感，表现一定的思想主题；解码者借助传播语境了解信息，理解思想，领悟意旨，作出反馈，享受美感。因此可以说，脱离传播语境，就无运用语言的编码与解码的界面可言。
根据系统科学的上述观点，节目主持人的传播本身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元系统，但是它不是完全独立的，它从属于由记者、编辑、嘉宾、现场受众以及其他人员组成的“栏目”（或者“节目”）这个比它大的子系统。这些元系统和子系统其实又都只是社会传播中的微观环境。影响主持人传播的“提供促进和制约的条件和空间”的环境还有传播媒介的行业和机构，它可以看成是比主持人栏目更大的中观环境。而在媒介之外的宏观环境则包括自然界、人类、国家以及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种种因素，这些不同层面的系统和因素，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向度、广度和深度上影响、促进或制约主持人传播的生存和发展。
一、不问语境，永远不可能真正认识和充分使用语言
从人类社会交际学的角度来看，“社交活动不是在与世隔绝的真空中进行的，人类的交际总是和一定的时间、空间相联系的，社交主体必然要受自身和自身之外诸如历史背景、文化经济环境、风俗习惯、交际场合乃至交际对象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如果不能把握好这些客观因素，交际就难以有效地进行并达到交际的目的。”所以俗话说得好：“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
语言学的研究把应用语言的环境称为“语境”。学者们对“语境”有不同的分类。但是，无论从什么角度去分类，我们都无法否认，任何形式的语言的应用和研究都离不开对语言环境的依赖。“社会人文环境、时空环境从各个角度制约着语言的运用，不认识这一点，忽略语境的重要作用，再漂亮的词语、再闪光的语言，也只能是‘对牛弹琴’。”语言研究学者西桢光正说：“语言，特别是语言的应用，因其是活的，这才显示出语境的重要作用。不问语境，是永远也不可能真正地认识和充分地使用语言的。”所以研究节目主持人的语言艺术一定要研究“语境”。王占馥先生在《语境学导论》中对“语境网络”进行了解构性的描述，认为应当将纷繁复杂的语境因素放到由时间、空间构成的二维坐标中观察，沿着时、空两条线将所有因素串联起来，从两个相异的角度观察语境的性质。它从纵向提出语境在时间轴在线表现出的传承性、渐变性和突变性特点；从横向提出语境在空间轴在线表现出的独特性、多变性和交叉性。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在“活”的语境相应采取“活”的策略。这对把握语境有重要的意义。一个优秀的主持人必须使自己的节目和语言切中语境，即所谓“切境”，也就是“语用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方位、多角度地调动或利用语境因素之力，激发言语的各种潜能所进行的创造性和制约性的语言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节目真正达到“得体”的效果，也就是王希杰在《修辞学通论》中所说的“语效”：“合位、合境、合礼、合俗、合式。”
如果离开了传播环境来探讨节目主持人的语言技巧，就如同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一样。
二、应对传播环境的能力决定着主持人语言的传播效果
从大众传播学的角度来看，节目主持人的传播是节目主持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包括宏观、中观、微观）下，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现代工具和平台，通过和嘉宾、现场观众的互动配合，主持某一主题内容的节目，为广大受众提供传递信息、监测社会、传承文化、娱乐身心、发展经济等服务的一个信息流动的过程。大大小小不同层面的一切因素，共同构成了主持人节目一刻也离不开的多层面的重要相关因素：信息源泉、控制主体、传播媒介、传播环境、制约因素、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节目主持人对于各种层面语境认识程度的高低，乃至在适应传播环境的前提下，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及营造环境、利用环境、控制环境的能力，直接决定着主持人及其节目传播的效果与魅力。
现在有的人对环境与节目、环境与主持人的关系认识不到位，认为节目成败的关键就在于主持人自己的本事。他们还认为强调宏观环境是国家和媒介为了对主持人节目实施干预。这是非常片面的看法。从国家的层面来看，作为宏观环境的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乃至自然气候的重大变化，远远不仅是直接或间接地与媒介、节目构成一种制约与被制约的关系，而且就是这些环境本身，许多时候就包含了广大受众每天都必须获得的重要信息需求，它们无不与广大受众的工作、生活乃至生存的宏观环境、长远或根本利益、事业或家庭前景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其实，在当代政治格局多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传播国际化的复杂背景下，即使是许多看来只是体育、文化、娱乐的事情，常常都与全球传播中的大背景联系在一起。如何抓住这些广大受众最关注的且涉及世界、国家、民族和人民切身利益的重大背景事件，满足受众的需求，本身也是媒介和节目主持人的重要职责。
比如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就不仅仅是一次精彩的世界性体育赛事。虽然我们反对把奥运与世界政治斗争环境挂钩，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环境”始终在干扰着我们。在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的过程中，西方某些国家“几个苍蝇碰壁”的声音此起彼伏。直到离奥运会开幕只有几天的时候，部分西方媒体还借新闻发布会进行公然挑衅。2008年8月2日，国际奥委会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然后召开了北京奥运会上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当国际奥委会女新闻发言人戴维斯介绍完执委会上午的决议情况后，部分西方媒体突然向戴维斯发难，他们就互联网问题、所谓的人权问题、中国体操运动员年龄问题向国际奥委会提出了近乎无理取闹的挑衅，完全违背了政治不干预体育的原则。戴维斯对西方记者的“围追堵截”不急不躁，从容应对，使得部分明显带有偏见的西方媒体一无所获。当晚7时，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第一次在北京奥运会新闻发布会上公开亮相，他在回答记者提问前发表了声明，他首先高度赞扬了北京奥运会组委会的工作，认为奥组委的组织出色；本届奥运会的奥运村是历届奥运会中最好的奥运村。报告结束后又有一些西方媒体公然向罗格发难，再次就所谓的互联网问题、中国人权问题大闹发布会，一名澳大利亚女记者甚至把罗格的表态形容为“纵容中国政府”的“天真”想法；还有一名加拿大记者居然要罗格在互联网问题上向媒体道歉。罗格终于罕见地发怒了。他说：
国际奥委会不会道歉，因为我们和中国方面的立场都已经非常清楚，中国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一切都取得了进展；国际奥委会与中国也没有任何交易和协议。
同时，罗格指出，他从来就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国际奥委会允许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自由发表意见，也允许他们离开中国。但是国际奥委会要求运动员在奥运会期间不要成为政治、宗教、种族、商业等方面的宣传工具，奥运村里有205个国家和地区的运动员，他们的国家和地区之间本身就有许多政治、军事、宗教方面的冲击，如果任由其发展，奥运会就完了，这也是一名运动员的常识。
在回答BBC记者的提问时，罗格更是显示出了他卓越的领导才能和对中国公正的评价：
每个人对奥运会都有自己的印象和意见，我个人认为北京奥运会的组织工作非常出色，我非常高兴中国政府遵守当初申办奥运会的各种承诺，相比之下，所谓的互联网接入问题只是一个次要问题。我记得在4年前，雅典奥运会在开幕前一周，国际奥委会甚至还在担忧奥运会的场馆问题，而北京奥运会场馆却提前一年就可以进行测试赛了，这使国际奥委会非常满意，北京奥组委的组织工作没有让我们担心的地方。我可以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将会是最完美的奥运会开幕式，北京奥运会将会是最成功的奥运会！
我们前面就论述过，主持人有多重角色身份。“镜头前主持人所充当的角色，是一种媒体角色……媒体角色不同于一般的社会角色，应当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角色，因为他履行了社会角色的职责，还需要显示出具体鲜明的个性特征的自我。也就是说，媒介角色应以媒体意志、社会化的审美需求来调节心理、控制言行。”主持人要履行好这种特殊的社会角色，需要有对于宏观社会环境、中观媒介环境和自身个性特征相互关系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只有前两者，没有自身个性不行；反过来，如果只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却没有对宏观社会环境、中观媒介环境的准确把握也不行。所以，主持人在节目中要对自己的这种角色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尤其是不能离开环境的制约，过于强调自我中心化、个人化、情绪化。美国大众传播历史上最著名的主持人克朗凯特就有过两次让人们终身难忘的经历。一次是：
1963年11月22日中午12点30分，美国总统肯尼迪在达拉斯遭到枪击。枪声一响，总统车队最后一辆车上的记者梅里梅·史密斯立即抓住车上的无线电话向合众国际社达拉斯分社报告了这一消息，并很快就通过不同渠道传送给其他电视台、电台和报纸。12点36分，纽约ABC电台播出了这条消息。12点39分，史密斯在帕克兰医院发出第二条消息：“肯尼迪伤势严重，或许很严重，或许遭到暗杀子弹的致命枪击。”12点40分，克朗凯特出现在CBS《当世界改变时》的节目中，他打断节目的正常播出，根据合众社的两条简讯报告说：“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有三枪射向肯尼迪总统的车队。第一次报道说，总统的伤势严重。”克朗凯特报告这一消息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两眼含着泪水。
CBS新闻部领导立刻决定将克朗凯特撤换掉，系列片继续播放。撤换他的原因很简单：新闻报道应该遵守客观、冷静的原则，肯尼迪遇刺是涉及重大社会政治背景和危机事件的硬性新闻事件，事情的进展还需要进一步证实和观察，西方对硬新闻特别讲求政治性、政策性、时效性，表述上要求严肃、质朴、准确、严密，强调对受众的理性指导作用。无论从国家的安全利益还是从媒介调控的原则来看，主持人都应该控制自我感情的流露。另一次是：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将宇航员尼尔·阿姆斯特朗和埃德温·奥尔德森送上月球，掀开了人类登月历史崭新的一页。当克朗凯特出现在屏幕前时，守候已久的电视观众兴奋不已。克朗凯特面带笑容但不失庄重地向观众介绍宇宙飞船登月的背景信息和现场环境、状况。他穿针引线，将月球和地球的活动组织成一个统一体。尼尔·阿姆斯特朗在月球上说：“对一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一大飞跃。”尼克松站在地球上说：“由于你完成的事业，太空已经成为人类世界的一部分，并且因为你从‘安宁之海’和我们通话，这就激励我们要加倍努力把和平和安宁带给地球。”克朗凯特流着热泪，开始了他那权威性的评论。
克朗凯特的这次节目主持获得了美国总统和广大受众的高度赞扬，也是与这次事件所涉及的环境和背景对主持人的控制要求不同有关。这次关于宇宙飞船登月专题节目的内容既有属于硬新闻的重大新闻事件，也有软新闻的性质，因为这是社会各阶层广大受众普遍感兴趣和非常关注的社会事件，西方国家对这类新闻比较讲求报道的社会性、情趣性和人情味，可以灵活运用多种报道手法，让受众看到节目后产生“即时报道效应”。这同样说明不同的传播环境对主持人传播技巧的制约作用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一些节目主持人根本不关心宏观环境，“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不闻；家事、国事、天下事，不关我事”，所以他们做节目时心目中根本就没有“环境”的概念。这些主持人只注意在着装外形、片言只语上哗众取宠，却没有胸怀全局的世界眼光，缺乏思想的高度与深度、缺少充满时代气息和生命活力的个性化语言。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实践一再证明，“主持人语言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能在语境诸种关系的把握上找到原因。例如主持人语言态度方面的问题，亲昵发嗲、自作多情也好，自以为是、盛气凌人也好；与嘉宾的谈话，只能‘嗯嗯啊啊’点头称是也罢，抢话堵话显示自己也罢；或者在语言定位上去扮演一个‘专家’式的、‘有文化的’、‘全知全能’的主持人，直到表达层面语气、基调上的失准，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主持人没有摆正节目与时代、节目与媒介、节目与受众、自己与‘搭档’（含嘉宾）的关系，对社会、对大众传播基本职能和节目主题、特色缺乏深刻的认识，对自己‘主持人’的身份及作用没有把握一个准确的‘度’，或者低估或者夸大，而这种‘失度’都会从不得体的语言中显露出来，让人感到别扭、不舒服。”吴郁教授指出：在当今时代，要实现有效传播，必须调整主持人传播的话语关系，不是令行禁止或正襟危坐式的说教，也不是口若悬河的炫耀或巧言令色的作秀，而是强调一种平等的传递和交流，一种顿悟和心灵的渗透。在社会语境和传媒语境中说话的主持人，在思想文化异常活跃、传播竞争激烈的情势中说话的主持人，要想吸引受众，实现有效传播，必须率先确立主持人的话语策略，这是不能绕过的具有大前提意义的重要理念。这也告诉我们，要在主持人传播中实施平等、有效的传递和交流，话语策略必须与社会语境和传媒语境相适应。
三、从传播模式理论看主持人节目现场语境的流变
传播是一个从传播者到受传者的信息流动过程。在申农—韦弗“数学通信模式”的启发下，从传播学的集大成者施拉姆开始，传播学发展不同阶段的研究者一直在运用传播模式理论来探索人类传播信息过程所体现的模式变化。由于得到了信息论、控制论和系统论的启发，先辈们先后从人类的众多传播实践的宏观和微观角度，概括出人类信息传播的多种传播模式，虽然见仁见智，但有几种模式的鲜明特点还是可以明确区分的，这就是：单向直线传播模式（如拉斯韦尔1948年在《传播的社会职能与结构》中提出的“五W模式”）、双向互动传播模式（如施拉姆在1954年提出的“循环模式”）和多向网状立体传播模式（如罗杰斯和金凯德在1981年提出的“辐合传播模式”），这些不同的传播模式理论的演进，实际上反映了传播学的研究者对人类信息传播活动中存在的各种相关的传播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认识。如果说，单向直线传播模式还只能使人们认识到传播中的传播者、传播对象、传播信息、传播媒介、传播效果等五种传播要素的简单的直线、静态关系的话，那么，双向互动传播模式就由于接受了“控制论”的“反馈论”的思想，在单向直线传播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了在信息传播活动中双方的传播与反馈是互为基础的，传播的双方互为传播者与受众。而上面两种传播模式都只是孤立地研究和描写信息传播的传受双方，完全没有考虑到对传播者和传播过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重大影响和制约作用的“传播环境”的问题。我们今天研究主持人节目的语言也一样，应当高度重视研究主持人节目的语境问题。关于主持人节目的宏观、中观和微观环境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的最后部分进行详细分析，这里先就主持人节目现场微观环境的语境流变问题进行探讨。
随着社会科学技术、社会经济和政治文明的进步，现代社会人们的精神需求和物质需求愈来愈呈现出人类信息需求的高层次和多元化趋势。大众传播和网络信息技术为人们创造了日益先进的信息传播渠道和越来越广阔的互动交流平台。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全球传播不断进步，使得人们对直接参与大众传播的话语权诉求也在不断增长。通过直接参与主持人节目获得倾诉、交流、畅谈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普遍需求，满足这种社会需求对疏解社会压力、排遣心理压力、排除心理困惑，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而在各种主持人节目方兴未艾的情况下，随着大众传播技术的不断发展，主持人节目现场的结构因素和传播形态也在不断改革之中，换言之，主持人节目的现场语境也在社会改革中不断演进。
现场语境是主持人节目过程中参与者运用语言表达思想、交流情感或猜测推导、分析理解所听到的话语含义时所依赖的各种因素。其中就包括现场的各种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对主持人来说，现场语境的主观因素主要是主持人的身份、职业、思想、修养以及心情；客观因素则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对象和直接参与节目的现场嘉宾与观众等。由于上述这些语境因素的不断演变，主持人节目的语境也在不断发生改变。回顾主持人节目的发展历程，主持人节目的现场语境发展所呈现的演进轨迹完全符合人类传播模式演进的三个阶段：单向直线传播模式、双向互动传播模式和多向网状立体传播模式。
（一）单向直线式语境
回顾早期的广播和电视主持人节目，多是一个或两个主持人在直播间里就某一话题展开评说或对话。这时，主持人根据节目的定位对听众的类别、层次、年龄、知识水平等进行想象，模拟人际交谈，通过点对面的方式，以语音或语音加上形象在一个封闭的空间里向受众直线单向传播信息。听众与主持人不能面对面进行交流，主持人与受众处在一个虚设的人际语言环境中，大家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加强虚拟的现场感、对象感、亲切感和真实感。在这种较为单一的语境中，主持人的现场干扰少，环境固定而熟悉，思想就容易集中，而且在不接“热线”、“不带观众”的情况下，语境也比较稳定。主持人按“既定方案”如法炮制，操作起来也相对容易。这种技术和历史局限条件下产生的主持人节目当然不乏精品，其中1981年元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之声”开播的《空中之友》节目，就开了这种模式的先河，并且获得成功，在我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影响。后来四川金堂电视台的《听众信箱》、《青年之友》等，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这些节目在创造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广播的一段辉煌之后，由于它缺乏双向交互性和即时反馈性，远远脱离了人们要求增强作为社会主题的话语权的需求，于是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双向交流式谈话节目的迅速风靡。
（二）双向交互式语境
随着热线电话的开通、现场观众和嘉宾的大量引入，主持人节目的现场语境开始复杂化。在模拟语境的基础上，主持人必须直接面对人际语境。一种是嘉宾、现场观众与主持人在直播室或节目现场直接面对面进行交谈，在主持人的引导下共同推进节目的进程，双方的表情、手势、姿态等都能呈现在面前，还须共同面对广大受众；另一种是通过热线电话，在主持人、邀请嘉宾与来电者之间建立起一个临时的交流互动的空间。节目现场者与来电者虽然见不着面，但其间不乏因直接交谈而带来的人际交流式的语境。在这种多层次、交叉性的语境中，既有轻松随和的人际交流，也能让这样一个人际传播的场面和效果通过广播电视延伸到广大受众。1986年12月15日珠江经济台李一萍主持的《大众信箱》节目，徐曼、傅成励主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午间半小时》、《今晚八点半》，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侯桂兰主持的《蔚兰信箱》等节目，以其大板块、全直播、提纲加资料、热线电话引入受众直接参与的新模式、新特点，为主持人节目提供了一个双向交互式的媒介语境。
（三）多向立体式语境
随着广播电视谈话节目的升温和电视语境的广泛运用，这时主持人节目的交流不仅是双向的，还是多向的，语境也更加多元化、复合化、立体化。其中有四种情况：
一是主持人在节目中把多位嘉宾、现场观众请进节目直播室或节目现场，甚至把直播间设在一个舞台上。这样一来，主持人与为数不少的进入直播室的嘉宾和现场观众共同面对广大受众。如中央电视台新推出的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就是按照这种模式运行的。
二是节目现场不再局限于电台的直播室，而是拉到外景地去进行录制与播出同步的现场直播。和以前的人际语境相比，这种“语言场”的语境既开放又公开，私人空间相对缩小，公共空间进一步拓宽，网上的虚拟空间也介入了。主持人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类似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角色。当然这样的直播现场语境噪音大、干扰多、易分神，“未知数”和“不可预测性”增大，导播把关无从兑现，对主持人营造语境、控制语境、活跃气氛等方面的控场经验与技能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考验与挑战。
三是节目现场与广播、电视和网络的全面互动。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在商业上的广泛应用，网站、上网人数、计算机数量、网络经济的发展速度每年都翻番。1998年，联合国正式把互联网确定为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网络已经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央视国际在200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亮出了“在线主持”的新概念，晚会中出现了“上网”、“点击”的新名词，而网民们则以“上网发帖子”的行动实实在在地宣告了一个全新的广播、电视和网络的全面互动时代已经到来了。
四是互联网的开通使一部分网民不用听收音机就可以直接进入节目，向主持人和嘉宾提问题。2002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央视国际首次向晚会引入广播电视与网络整体互动、传统与时尚互动的理念，这是一种全新的传播形态，以其独具的优势与电视联手，使晚会呈现出“联”欢、时尚、互动的崭新面貌。晚会通过网络、手机短信息和中国电信“168声讯”这三种方式为观众提供了反馈平台，把观众与晚会现场联系在一起，取得了“晚会和观众互动，网络与电视互动”的效果，这种把广播、电视、手机、网络与晚会“联”起共欢的根本意义，就是在线互动——“在线”保证了“直接相连”，而“互动”则实现了“多向交流”。春节电视晚会与网络的结合体现了传统与时尚的互动，其优势体现为“六化”，包括：传播过程的网络化；传受身份的交互化；媒介互动的多元立体化；节目主持的在线化；传统与时尚的互动化；传播范围的国际化。这使得“举国同庆”、“万民共欢”的春节联欢晚会在既定意义上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从传播观念上讲，央视国际首次向晚会引入网络整体互动的理念，第一次将晚会向全球互联网用户进行网上直播，弥补了电视信号在海外不易落地的缺憾，使海外华人华侨能如愿以偿地收看来自祖国的盛典，使更多的海外观众可以在网上收看到中国的春节联欢晚会，扩大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影响，也为举办重大庆典晚会开创了崭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