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外贸易中日益深化的国际分工
产业分工是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孙文远等研究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的动因和产品内国际分工强度的决定因素主要有如下五方面：第一，产品内部生产过程的可分性使得产品内国际分工成为可能；第二，要素的异质性与规模经济的存在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源泉；第三，交易成本的降低是产品内国际分工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第四，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和各国政府的鼓励是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制度保证；第五，跨国公司是实施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微观基础和组织保证。在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的背景下，产业内国际分工促进了国际性的产业转移和产业重组，通过技术扩散提升了各国的技术水平，拓展了国家间的合作空间。
曾铮等则在更广阔的理论范围内考察产业内分工问题，指出管理学“价值链”理论和经济学“产品内分工”理论研究是互相补充和渗透的。首先，从价值链过程构成来看，经济学和管理学都认为价值链过程包括从产品生产到产品实现和产品消耗殆尽的整个过程，表示为一种产品的生命周期，二者在价值链静态构造上的观点基本一致。其次，在基本经济层面上，经济学和管理学共同强调基本生产要素、中间产品投入以及技术水平是价值链的“肉体”，并对价值链形成及其发展有重要的决定意义。再次，在价值链延伸的分析上，经济学和管理学共同关注价值链延伸带来的额外成本对价值链发展的影响。以新制度经济学的交易费用概念为例，经济学和管理学都重视企业内部管理费用和市场交易费用在价值链和产业内分工中的作用，两种不同的范式遵循相同的理论逻辑。最后，在价值链内部基本经济变量内生化方面，经济学和管理学都认为价值链中所涉及的技术、市场和产品特征是内生的变量，而不是外生给定的。因此，理论上的共性使产业内分工问题更容易在管理学的视角下找到微观基础，从而提升理论的解释边界。
（二）对外贸易中日益强化的国际协作
贸易一体化是国际协作的显著标志。常黎在“泛东亚地区”的框架下探讨了1995～2005年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贸易一体化进展。随着中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深化，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贸易一体化进程明显加快，目前已经成为更多周边经济体的前三大贸易伙伴，而日本和美国的地位则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同时，中国与接壤邻国的贸易模式显著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东亚地区的经济体。一方面，在与东盟10国和日韩的贸易协作中，由于外商直接投资和跨国生产网络的影响，传统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形态从传统的“雁行模式”向“模块化”转变。新的分工形态既促进了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联系，更使得中间产品随着加工度的提升而多次完成进口和出口的跨国流动，因而占据贸易总量的很大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与其他14个邻国的贸易中，中国与14个邻国则主要以进口原材料、出口制成品为主，初级产品占中国从该组别进口总量的2/3.目前，东亚地区已经出现了若干个“轮轴-辐条”体系（Hub and Spoke）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的情况。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等经济大国都是轮轴国，各自寻求建立以本国为“轮轴”的双边自由贸易体系。因此，在未来发展趋势上，“泛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已经进入加速轨道，人们正在摸索哪种模式更为符合“泛东亚地区”各国的经济利益。常黎认为中国有责任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向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更高目标迈进。此外，贸易一体化只是经济一体化的基础和较低的层次，泛东亚地区必须努力推动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投资一体化、金融一体化、人员更自由流动等高级阶段的一体化。
自由贸易协定是国际协作的制度化体现。李众敏在区域贸易自由化的框架下，探讨了中国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韩国、日本和南非的贸易关系。实证分析显示，中国与日本、韩国的贸易关系较其他国家密切，而且贸易结构呈现较强的竞争关系；中国与印度的贸易结构出现较弱的竞争性。相反，中国与澳大利亚、南非和新西兰的贸易结构呈现为互补性，其综合OBC指数分别为0.1020、0.0121和0.0006.研究进一步表明：第一，从短期看，中国与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改善，特别是中国与澳大利亚、印度、新西兰、南非四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尤其需要改善，而且双方的贸易关系改善较为有利；第二，从长期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方向与短期有所不同，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中国与韩国、印度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产生较大的正面影响，与南非建立自由贸易区也有微弱的正面影响。因此，中国与六方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时，必须考虑当前中国与各方的贸易现状，有针对性地分别制定适当的贸易协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