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补叙一些明朝宦官干预和破坏国家政治的事实，藉以说明在瓦剌大规模入侵以前明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混乱情况。宦官专政在中国历史上本来不是偶然的现象。明太祖害怕自己的子孙不争气，独裁政权会被宦官所把持，对于宦官防范很严密。一三八四年（洪武十七年）明太祖特制高三尺的铁牌一面，立在宫门内，牌上刻“内臣（宦官）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等字。明太祖临死前，又颁布“祖训”，规定宦官不得穿戴文武百官的各式衣冠，品极不得超过四品，各衙门官员不得和宦官有文件往来。明成祖在夺取帝位时曾利用宦官搜集情报，他做了皇帝就让宦官担任军职。明宣宗在位时，由于他叔父朱高煦想夺取帝位，他怕朝臣私通高煦，便靠宦官做耳目，在宫内设立“内书堂”，特派大学士陈山任教习，教年幼的宦官去读书，遂成定制。以後宦官逐渐干预政事，到正统时太监王振专权，破坏明朝制度，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
王振原先在故乡蔚州读过书，下过考场，做过某县的教官，九年无功。后来犯了罪，本当充军，适逢皇帝下诏，“有子者准净身入内”王振遂钻进了皇宫，在宫内教人读书，宫内都唤他王先生。后来王振詖派侍奉太子朱祁镇读书，太子很敬怕王振。一四三五年（宣德十年）正月，明宣宗死，太子年九岁登皇帝位。当时那些在内书堂里读书的小宦官，都还未能“深通文墨”，独有王振是白羊群里的黑驴，他是先通文墨然后进宫的，遂得以利用职位，舞文弄法。他担任司礼太监，管理内外章奏，因此得以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
恰巧皇帝童年骄纵，荒嬉无度，政权便逐渐被王振所把持。这年七月，太后命王振偕同文武大臣阅兵于朝阳门外，王振妄报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的骑射技术第一，并越级超升纪广做都督佥事。纪广是王振的私党，王振专权祸国，从此开端。
一四四一年（正统六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和乾清、坤宁两宫的修建工程完成，英宗（朱祁镇）大宴百官。按照明朝的礼制，宦官不得参加皇帝在殿廷上举行的宴会。
英宗关心“王先生”，特地派人去看他，王振正在那里发脾气，说：“我王振是当今的周公，为什么偏偏不能参加这样的宴会？”那人回报英宗，英宗竟发急起来，特令打开东华门的中间大门，让王振进来参加宴会。王振大摇大摆地走到东华门，参加宴会的百官都起来迎谒，王振才高兴起来。
一四四二年（正统七年），王振又私自把明太祖所立禁止宦官干预政事的铁牌毁掉。此后王振肆无忌惮，谁要是稍微触犯了他，必遭毒手。当时的贵族和大臣都喊王振“义父”，兵部尚书徐晞等谒见王振时总是望风跪拜。王振为了招权纳贿，立威惊众，随时唆御史挑剔或诬构文武大臣的过失，横施刑罚，如户部尚书刘中敷、吏部尚书王直、河南山西巡抚于谦等都因触犯王振，或被下狱，或被贬官夺俸。
王振迷信佛教，广建寺庙，大度僧道。在一四四〇年（正统五年）春夏两季内，他就发卖了度牒二万二千三百多份，和尚道士布满了北京城。一四四三年（正统八年），王振新建智化寺于京师皇城东，穷极土木。一四四八年（正统十三年）又重建西城的广寿寺（更名为大兴隆寺），寺宇壮丽豪华。王振邀来崇国寺的和尚多人，大设法会，英宗亲到寺内传法，并自称弟子，公侯百官奔走如行童（和尚的僮仆）。皇帝首先以反常的行动支持王振，助长阉党的凶焰，破坏国家的制度，政治势必日趋黑暗。
王振的爪牙遍布全国各地，地方行政也更加混乱。当时有个贪官福建参政宋彰为吏科给事中所弹劾，宋彰投靠王振，献上白银万两，王振反升宋彰做福建左布政使。宋彰便把他行贿的费用，摊派到福建各县，按户征收。政治这样混乱，人民痛苦加深，阶级矛盾就尖锐起来。一四四七年（正统十二年）六月，矿夫叶宗留、陈监胡在浙江庆元一带聚众起义；一四四八年（正统十三年）四月，佃农邓茂七在福建沙县率领农民起义；不久江西境内也出现了起义农民的队伍。明朝调动大军到闽浙一带镇压农民起义，北方边疆上的防御力量就更虚弱了。
一四四四年（正统九年）以后，瓦剌积极准备大规模地进攻明朝，北方的许多部族在两大国之间摇摆不定。明朝没有及时地充实国防，联络近塞各部族，以孤立瓦剌；反而欺压这些弱小部族，使他们投到瓦剌方面去，成为明朝的敌人。一四四六年（正统十一年）冬天，瓦剌攻打兀良哈部，预先派使臣到大同镇，要求明朝供给他们一些粮食，这是瓦剌向明朝的一种试探。明朝既不援助兀良哈，也不给也先粮食，竟坐视瓦剌征服兀良哈。一四四七年（正统十二年），住在沙州卫的蒙古部族遭到罕东、赤斤等部的侵扰，又值荒年，沙州卫部众普遍地陷入饥饿状态，明朝竟派甘肃总兵官任禮，“乘其窘乏，迁之内地”，把他们从肃州（甘肃洒泉县）迁到甘州（甘肃张掖县），再从甘州迁到山东，隶属于东昌、平山二卫。当时沙州卫的蒙古部众有一部分坚决不肯内迁，逃往瓦剌。明朝既然放弃嘉峪关外的哈密、罕东、赤斤、沙州等四个卫，丧失一大片领土；又强迫迁徙沙州卫的蒙古部众，增添国内矛盾，这充分说明了当权者的昏庸。
一四四九年（正统十四年）春天，瓦剌进一步向明朝挑衅，派使臣二千多人到北京来贡马，号称三千人，企图冒领赏品。王振平日和瓦剌有勾结，既已引狠入室，却又轻意调弄，命礼部按照贡使实际人数发给赏品，又减去马价五分之四。也先大怒，就藉口明朝使臣到瓦剌时曾许嫁公主于其子，这次所进马匹乃是定亲的礼物，而明朝失信，赖了婚姻，又侮辱了瓦剌使臣，随即派兵进扰明朝边疆。六月，瓦剌入侵的边报纷纷传来，明朝才慌忙调山西、河南的班军（各地卫所军士，每年轮番调到京师来操练并从事卫戍的），赶往大同、宣府去防御瓦剌，并派西宁侯宋瑛总督大同兵马。当时大同参将石亨等巡逻边境，到了箭豁山，擒杀兀良哈部五十多人，当瓦剌军南下时，兀良哈部便充当瓦剌军的向导。七月，也先集合各部族，分四路进攻：也先亲率所部进犯大同，阿剌知院率所部进犯宣府，围攻赤城——这是瓦剌的两路主力军；脱脱不花汗率所部及兀良哈部进攻辽东，别一支瓦剌军向甘肃一带进掠，牵掣明朝兵力。
七月十一日，明朝大同镇参将吴浩迎战也先军于猫儿庄（在大同城北），吴浩战死。明潮派驸马都尉井源等率兵四万出击，结果全军覆没。这时局势非常紧张。王振是蔚州人，蔚州靠近大同，他唯恐家乡受到瓦剌军侵扰；同时想在北方显耀武力，增加自己的威势，竭力劝明英宗亲自出征。明英宗听信王振，下令既日出征。兵部尚书邝埜、兵部右侍朗于谦等都不同意王振的主张，吏部尚书王直更率百官竭力劝阻，明英宗不听。邝埜等奉命从征，于谦留京师代理兵部事务。
七月十六，明英宗、王振率京军五十余万人仓皇从北京出发，英国公张辅、成国公朱勇、户部尚书王佐、兵部尚书邝埜以及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大批官员扈从皇帝车驾。曹鼐曾秘密和从征的挪史商议，想派武士一人，把王振打死，并揭发他的罪行，以劝止皇帝亲征，但是“诸御史惴惴无敢应者”。十九日明英宗率大军过居庸关，二十三日到宣府，八月初一日到达大同城。适逢大风雨，军士饥寒交迫，自相惊扰，兵部尚书邝埜从马背上跌下来，受了重伤，军中情况非常混乱。大同总督军务、西宁侯宋瑛，总兵官朱冕，都督石亨等，曾在七月十六日和瓦剌军激战于阳和（今山西阳高县）。因被监军太监郭敬所牵掣，全军覆没，宋瑛、朱冕战死，石亨只身逃回大同，郭敬藏伏在草中侥幸免死；另外，瓦剌阿剌知院进攻马营堡（在今河北赤城县西北六十里），守备杨后弃堡逃走；瓦剌军越过独石口（在今河北赤城县东北），攻破永宁城（在今河北延庆县东），守备孙刚等战死；阿刺知院挥军南下，进逼居庸关。到八月初二日，郭敬秘密把以上各地军队惨败的消息告知王振，王振异常惊惶，决定退兵。
八月初三日，大军东撤。大同副总兵郭敬通过学士曹鼐向英宗建议，大军经由紫荆关（在今河北易县西）退往京师，可保安全。从大同到紫荆并要经过蔚州，王振想邀请皇帝“临幸”他的老家，便指挥大军向蔚州进发。行军四十里，王振忽然变卦了，他恐怕人马经过蔚州时，会踏坏自己田地的庄稼，竟勒军东向，郭敬等极力劝阻，王振不听。大军循原先来时的道路奔向宣府。初十日到宣府，敌军追到，明英宗派殿军恭顺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等拒战。瓦刺军箭石乱发，明军死伤大半，吴克忠、吴克勤兄弟都壮烈牺牲。败报至，明英宗又派成国公朱勇、永顺伯薛绶率官军四万前往迎战，朱勇、薛绶冒险进至鹞儿岭（在今河北涿鹿县西北四十里），中了敌人的埋伏，全军覆没，薛绶战到弦断矢尽，仍用空弓抗击敌军，最后朱勇、薛绶又都战死。十三日，明英宗从宣府退到土木堡，离怀来城仅二十余里，因为王振的辎重车千余辆未到，王振不肯进城，明英宗就留驻在土木堡狼山上。兵部尚书邝埜力请明英宗急驰入关（居庸关），而派精兵为后殿，王振发怒，骂道：“你这个迂腐的儒生，哪里知晓兵事？再妄言将你斩首！”邝埜答道：“我为的是国家，我难道爱惜自己的性命吗！”王振喊侍卫将邝埜牵出，邝埜没法，和户部尚书王佐等愤泣帐中，军队都布营在土木堡附近。
土木堡是由居庸关通往宣府，大同等地去的交通要道上的一个重要驿站，座落在狼山西麓，东距当时的怀来卫（今河北怀来县）二十五里，东北距延庆州（今河北延庆县）八十里，西距保安州（在今河北汲鹿县北）四十里，“地界相错，为往来之孔道”。在它周围的百里地内，高峰耸立：东南有军都山系的龙山和松峯山，南有灵山，西有黄阳山系的云盖山，北有燕然山系的八宝山，土木堡就处在这群山环列的高地上。明英宗和王振只为等候后面的辎重车辆，竟把军队主力集中在这样不利于休整调动的地区。这时瓦剌侵略军分两路紧紧进逼：一路是也先军，从西北鹃儿岭方面乘胜追来；另一路是阿剌军，从东北赤城、永宁一带进袭明军的归路。明朝京营大军完全陷于被动的困难境地。
十四日黎明，瓦剌军追到土木堡，把狼山包围起来。土木堡地势高亢，明军掘地二丈多深，得不到水，堡南十五里外有一条河，但已被敌军占据，明军缺水两天，人马饥渴。也先分兵进攻土木堡西北的麻峪口，守麻峪口的都指挥郭灯拒战一夜，瓦剌军愈来愈多。十五日，瓦剌军诈退，遣使者持书来讲和，明英宗命学士曹鼐草答书，并派通事两人随也先使者同去瓦剌军营议和。王振立刻下令移营就水。这时明军阵势摇动，瓦剌铁骑突然从四面冲杀而来，挥长刀猛砍明军，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明军大乱，兵士弃甲奔逃，自相残踏而死的不知其数，宦官、侍卫等中箭满身。明英宗带亲兵突围，不得出去，下马盘膝而坐，遂被俘虏。从征大臣如英国公张辅、尚书埜王佐、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铉、副都御史邓棨等数百人都壮烈殉国，仅萧维桢、杨善等数人侥幸脱身。其实当时追到土木堡的瓦剌军仅两万余人，明军有五十万，却被打得大败，将士死伤过半，骡马损失二十多万头，盔甲、器械、辎重全被瓦剌军所夺。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土木之变”。
这一个丧师辱国的战役，是在明朝统治阶级内部陷于混乱、宦官把持政权的政治背景之下产生的，昏庸的明英宗就在这一个战役之后，为全国人民所唾弃；祸首王振，更为广大将士所切齿。当明英宗被俘时，护卫将军樊忠在旁边用铁锤把王振捶死，痛骂道：“我为天下，诛此奸贼”。随既冲向敌军，击杀数十人，他自己也英勇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