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取茶陵进逼衡州在短短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清军从战略上实现了对吴三桂的外线大包围。这就是从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等省的东南沿海到南部,形成了半圆形的包围圈,西北陕甘地区叛军的归降,与南部各省又形成了南北进逼的局面。至于四川的叛军,已被清军切断了它与吴军大本营的联系,陕西汉中,兴安的叛军局限一偶。处于清军的严密监视之中,束手待毙。
在基本完成对吴军的外线包围后,清军在内线开始向湖南推进,仍就采取了南北夹攻的战略:北以岳州、长沙为攻击的重点,南则从广东、江西进兵,目标取衡阳。康熙十六年十一月三日,“征南将军”穆占率部进至江西的永新,矛头直指接近江西省前湖,南的茶陵。茶陵是江西门户重地,“江西通省,所系维在茶陵”。
夺取了茶陵,就可以扩通去湖南的道路。吴三桂于十一月六日进驻衡州(湖南衡阳)。茶陵在衡州的东面,两城相距较近,有水路通往甚为方便,从茶陵乘船,顺流而下,经攸县,进入湘江,转向南行,便可以直入湘江之畔的衡州。故而先取茶陵,就直接地威胁到吴三桂的重镇衡州。十一月十四日,穆占领兵从永新县进兵茶陵,守城的吴军已经弃城逃走,清军不战而占据了茶陵。穆占得此城后,立刻命令都统宜理布等马不停蹄地进兵追剿,这时吴军已跑到了茶陵北,洣水岸边的攸县城,据河岸迎战清军。宜理布挥军奋力猛冲,夺取了城门,吴军又弃城而逃。这次战役歼灭吴军4000多人。吴三桂失去了茶陵、攸县后,很快地陷入了困境,“馈饷不给,军士胥怨,民多远避”。十二月十四日,都统觉罗画特等率部攻克了湖南北部、邻近江西的平江。平江地处岳州和长沙之间,清军可南可北,从中可以截断吴军南北联系的通道。
清军从茶陵、攸县打开了从湖南的东南部进兵的缺口,为迅速扩大战果,加大进兵的缺口。穆占据茶陵、攸县后,又进兵攻克了茶陵南面的酃县,斩获吴军的总兵、副将等10多员。到康熙十七年(1678年)四月前后,穆占连续攻克湖南的彬州(彬县)、桂阳州、兴宁(今资兴)、宜章等城镇,招抚了吴将总兵官王育民等人,收复了临武、蓝山、喜乐、桂阳(前一桂阳为州,后一桂阳为县,今汝城),桂东等五县,再进兵到永兴。茶陵等十几个州县都在湖南东部、东南部到南部地区,已联成一片,与江西、广东、广西各省接近,道路已经打通,清兵可以畅通无阻地由这些省境源源不断地进入湖南。清军对已占领的这十几个城镇,决心固守,统帅部不惜派驻重兵,这对即将发起向湖南的总进攻是非常重要的。考虑到茶陵为军事重地,将军穆占特派驻满汉官兵,“有满兵每佐领4人”和总兵官赵应奎与穆占新率领的湖广绿旗兵,还留下简亲王喇布兵的一半,为数不少,约计1万多兵马。对其余的地方也都拨出强兵劲旅据守。
清兵已在湖南东和南部开辟战场,建立了稳固的据点,正在衡州的吴三桂已自在清军的进逼之中,吴三桂的危亡正日益逼近。
吴军动摇清军招降吴三桂在军事上的接连失利,导致了内部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内部核心不和,互相倾轧。吴三桂的心腹大将高大节,跟韩大任之间的矛盾,最终导致兵败,或死或降。
高大节十分骁勇善战,通晓军事,所率部卒都是精兵,临战向来是以少胜多,是吴三桂的一支劲旅。康熙十五年二月,他奉吴三桂的命令,率数万兵马进攻江西重镇吉安,仅数日便将吉安攻陷。因吉安对清军“关系最重”,康熙严令夺回。清重兵攻吉安,高大节“死守”,到六日,清军“尚未克复”。一次高大节仅率百余骑出战,竟把清军杀败。
高大节能战能守,不愧称一骁将!与高大节形成对照的是,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防守萍乡,于康熙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破安亲王岳乐统帅的满汉大军速破吴军12寨,歼灭吴军1万多人,他本人弃印败逃,将萍乡丢给了清军。夏国相失去萍乡这一战略要地,损兵折将,弃印而逃,本当重治其罪,吴三桂竟宽容,仅削去两级了事,引起内部的强烈不满。
高大节与韩大任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韩大任因献媚有功,被吴三桂晋升为“杨威将军”,其地位与高大节相当,高大节深感受辱,郁郁成疾,不久便病死在吉安。于是,韩大任独掌了吉安的兵权。
韩大任掌握了吉安的大权后,每天以诗酒自娱,对军事只字不提。清军为了夺回吉安,简亲喇布率领江西总督董卫国等10万大军围困吉安,韩大任害怕清军的势大,不敢出战,闭门坚守。
吴三桂得知吉安被围,急忙派遣大将马宝、陶继志、王绪率9000人马赶赴增援。马宝先派人,混进城中,通报援兵的消息。韩大任说,我听说马帅已降清,你来真伪不可知。
“来人说:马帅已虑及此,临行嘱我以‘棒槌’两字示信”韩大任沉默良久才说:马帅如真来增援,可到城下,免去胄帽,有头发在,我当出面会他。马宝进兵因受江水的阻隔,不能到达城下,而城中却寂然无一炮相应,马宝疑感,不敢再摧兵前进,便撤兵后退。
清军乘机追击,先攻王绪的大营,马宝和陶继忠挥军救援,却被清军击败,救援无效,便退回湖南去了。
马宝等吴军援救失败,而在其他战场上的吴军也日益吃紧,无法再向吉安增援。吉安属于要地,如果失守,将对吴军产生严重的影响。而吴三桂非常忧虑,无计可施,让其一天天拖下去,而韩大任及其将士却天天盼望救兵,终不见一兵一卒。清军将吉安城重重围住,但却攻不进去,就以断其粮饷相持。清军将吉安围困已达200多天,吴三桂无法救,城内的粮饷早已断绝,将士饥饿,眼看支持不下去了,韩大任决计弃城逃走。康熙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夜,韩大任率残部悄悄地出了南城门,渡白鹭州,然后发射大炮,击鼓,清军以为吴兵劫营,各营兵士惊扰,惶乱不安直到天亮,才知道韩大任已弃城逃跑,清军惧怕韩大任的兵精……不敢追剿,任其逃走。康熙得报,以为韩大任是吴三桂的要人,紧急指示简亲王喇布等堵截,一定要将韩大任剿灭。
康熙十七年正月二日,在江西地名为老虎的地方,韩大任被追剿的清兵击败,伤亡6000多人,营寨被清兵烧毁、总兵、副将等300多员被扑杀。这时韩大任力竭势穷,听从了属下的幕客孙旭的劝告,决定到福建康亲王杰书军前投诚。二月间,韩大任和属下部将陈尧先、李懋珠等率官员954员,兵卒1.3319万人到福州,归顺了清军。三月,清军又在万安、泰和等地歼灭韩大任的余部4万多人,招抚了总兵邱大成等300多员,兵丁4.6万多人。
韩大任携万名精兵和大批军用物资降清,清军又招抚了他的部众4.6万人,总计近6万兵马,骁将和统帅之一的高大节又忧郁而死。这对吴军来说,都是个极大的损失,这标志着吴三桂集团开始分崩离析,从此便急剧地走了下坡路。
长岳决战吴三桂归天长沙、岳州决战,是关系吴三桂政权生死存亡的关键之战,清廷能否最后歼灭吴三桂,重新统一全国,也取决于这次战役。所以长、岳之战,无论是与清廷和吴三桂,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长岳大战,从其酝酿、准备,到爆发,确实是经历了数年之久。
吴三桂占领湖南后,就以常德、长沙、岳州、湘潭、衡州为五个战略据点,其中又以长沙、岳州为战略的重点,派出精锐重兵驻守,各达7万多兵马。特派他的侄儿吴应期驻守岳州,抗拒江北荆州的清军;大将马宝等守长沙、萍乡、醴陵,以拒江西的清军。后以衡州为都城,其心腹大将女婿胡国柱、夏国相、吴国贵等都聚守衡州,吴三桂经常地去长沙坐镇,以坚其将士守御之志。
岳州位于湖南东北部,隔江和江北的湖北省相望,占据着战略位置,长沙是吴军的粮食基地,岳州等处的粮饷“全赖长沙水陆运送”。吴兵的水军所需的乌机船也在长沙制造。岳州与长沙互为依存,皆不可失。吴三桂对长、岳两城时刻给予关注,以两地恃洞庭湖和湘江之险,有水陆之便,设水师、列象阵,与陆军相配合,备有大量的火器、火药,掘重壕,挖陷坑,设水桩,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以护卫全城,吴三桂尽一切可用的手段来不断的加强长、岳的防御,自视为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吴三桂不想渡江北进,想以湖南为根本,要想固守湖南,就必须拼死守住长沙、岳州。
清政府则派重兵坚守荆州,并以荆州,襄阳,宜昌、武昌等处为重点,厚集兵力,迅速的沿长江布防,阻止吴军北上。当吴三桂驻足湖南后,康熙就很快的看出了吴三桂的战略意图,指示:
“岳州、长沙势如两足,此蹶则彼不能独立”。他特别重视岳州,说:
此城是“湖南咽喉要地,必此处恢复,则长沙、荆州之兵始能前进”。早在康熙十三年六月,他就一再的指令清军的统帅“速取岳州”。
但是战争的发展,很快就证明了,欲速则不达。康熙急于同吴军决战,速取长沙、岳州未免求胜心切,操之过急。虽说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可是脱离了实际,因此决战之日迟迟未到,却是一拖再拖。实际情况是,他所任命的清军统帅却是皇族贵胄全无实战经验,临敌怯弱不敢战,八旗兵久不参战,一时不适应突然到来的战争。再者清军兵力不足,大批的援军来到,粮饷未集,无法同兵马众多的吴军相匹敌,吴军正处极盛之时,兵锋锐不可挡。如果当时按康熙的战略决策进行决战,恐怕清军只能招致失败,遭到巨大的损失。
此后,康熙虽然反复向前线的统帅阐述他的战略意图,始终以攻取长沙、岳州为重点,但到决战前,除了康熙十三年七月发动了一次略有小胜的进攻岳州的战斗外,直到康熙十五年三月才对岳州进行第二次进攻。三月九日,大将军贝勒尚善率水陆大军攻取岳州,清兵水师舟舰进入洞庭湖,吴军水师拥腙数百只,横列南浔、君山等处迎战,被清水师击败,君山落入清军之手,逼岳州城下,又击退来增援的吴军,缴获吴水军船50只。十八日,顺永郡王勒尔锦与诸大臣统率满州、蒙古、汉军、绿旗兵数万出发,至文村,渡过长江,吴军人少,见势弃营逃走,在石首虎渡口焚毁吴军营寨二座,水师逼太平街泊营。二十七日,与吴军激战于丰州(丰县)太平街,吴军被击溃。此时,吴军因调往长沙增援,岳州一带吴军兵力单弱,如清军乘势猛攻,可以收到长驱直入的效果。但是清军渡江后,迁延不进,又不力扼虎渡口,给了吴军可乘之机。
吴三桂很快从松滋调来援军,勒尔锦惊荒,丢弃太平街不守,又以暑天为借口,急忙率部退保荆州,尚善的水师也没能断掉吴军的饷道,江湖险隘之地,又为吴军所据有。
经过两年多的准备,清军对岳州发动过两次进攻,都因为岳州防守坚固,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无功告退。在这期间长沙属于腹地,清军还没有力量去进攻它,直到对岳州第二次发动进攻之前,才首先发动了对长沙的进攻。康熙十五年二月十五日,安亲王岳乐帅大军攻克了萍乡和邻近的醴陵,长沙近在眼前。康熙指令“乘胜直取湖南”,进取长沙。他料定吴三桂必增调援兵固守长沙,其它地方的兵力不足,可乘隙速取岳州,没料想勒尔锦等竟在岳州城下失利。康熙只好改变战略决策,命令尚善分兵由通城陆路增援,会合岳乐攻长沙。
尚善委派副都统阿进泰率八旗骁骑兵800、蒙古与绿旗兵各500名共1800兵马,于四月二十六日从通城出发,前往长沙。在安亲王岳乐近逼长沙的同时,另一支清军正在围困吉安。吴三桂急从松滋率诸悍将到长沙增援,他的意图是先击攻岳乐,然后增援吉安。
岳乐的兵马扎营在长沙东、官山的后面,官山在长沙与浏阳之间。自城北跌佛寺后面布阵,到城西南,成半园形,分兵19路,绵延数10里。吴三桂的兵马出城西布阵,结营岳麓山……横区数10里,军容之盛,为近古所未见。吴三桂坐在谯楼上,亲自观战。战斗开始了,吴三桂的大将王绪率先出阵,冲入清军的阵营中,清军分兵合围,把王绪的数千人马围了数重……吴军的旗帜已淹没在数万清军包围之中,也听不到击鼓鸣金声。城上的吴军官兵大惊失色……连吴三桂也很惊荒,以为王绪和他的部众全军覆没。正在惊疑不定,忽听交枪连发,就象急骤的鼓声,白刃排空,涛翻雪舞,喊声振动天地,只见清军的骑兵纷纷落马,王绪和他的将士奋力冲杀,锐不可当,清军无人敢抵挡的。吴三桂的侄儿吴应正,大将马宝、夏国相等一齐冲出搏战。正在酣战中,吴应正忽然中流矢落马,夏国相力战,把他救起回营,清军乘势追至城下,忽然冲出一队巨象,把清军的攻势冲跨,冲到前面的清军骑兵都被象群踩在巨掌之下。清军见势不利,纷纷败退下来。原来吴三桂事先在城下设下埋伏,一群40多头大象伏在山冈下,若清军冲来,即让大象冲击。清军没有提防,吃了大亏。这场血战持续到中午……忽然天降大雨,双方才各收兵而退。吴三桂的本意要气吞官山,先以19路对阵,余驻岳麓……如前军不胜,后军继之,必平官山的清兵而后已。不料吴应正受伤,天又降大雨,吴三桂只好下令收兵回城据守。
这次战斗,双方各投入兵力达10万之众,吴军三路得胜,其余两方死伤相当。清军失利,不敢进攻,便扎营掘壕,与吴军相持。
据安亲王岳乐报告:清军于四月开始围困长沙。但实际上,并没有把长沙围住。一是兵力不足,无法把长沙的7万吴军围困起来;二是吴三桂把大批的战船调来长沙,占有水上作战的优势,而清军连一条船只也没有,岂能破敌。
为了打赢长沙、岳州这场战争,清廷不惜一切代价,在长沙、江宁等地制造大批的船舰,又从蒙古、京师等地征调了众多战马和红衣炮等军用物资。除了源源不断地供应前线军需,又陆续从其他战场增调兵马,投入长、岳两处。当陕甘叛乱一平定,康熙就令穆占率西北兵马万余人,速赴湖南。穆占奉命疾行,于康熙十五年十二月抵达荆州,大将军勒尔锦又增拨在荆州的满州、汉军、边外蒙古、绿骑兵共6000多人,率领赴岳州、长沙。次年正月十一日抵岳州,二十二日由岳州赴长沙。
同年二月初,调都统鄂鼐,付以“讨逆将军印”,令其统率舟师赴岳州。
经数次的征调,清军在长沙及其邻近地区已经集结了近10万人马,与吴军的人数大致相当,略占优势。
清军分布在岳州、长沙等地,战马、舟船、火器等兵马已备齐。康熙下命令,催促向岳州、长沙发起进攻,康熙十六年五月三日,清军的水师进入洞庭湖,将军鄂鼐率大军驾驶战舰200多只,直越吴船,进入君山(位岳阳西侧洞庭湖中),吴军水师出战迎敌,双方连续激战数日,清军不能突破吴军湖上的防线,被迫撤退。这次水战,再一次证明岳州吴军防守相当严密,清军仍不得尺寸之功。
吴三桂很清楚清军的意图,必取长沙、岳州。这两城相依为命,彼此互相依赖。他知道如果长沙失地,岳州的饷道断绝,孤立无援,势难自立;如失岳州,清军就会水陆齐进,势哪破竹,长沙不能久存。因此,每逢长、岳两城受到清军的攻击,他就不惜从别处调来大批援军,竭全力保固两城。他采取的另一战略是,以重兵出击,攻占了醴陵,窥测萍乡,切断岳乐兵马的后路,迫使清军从长沙撤出应援,以减轻清军对长沙的军事压力。另遣一军攻取吉安,占据江西与湖南的门户。
康熙识破了吴三桂的战略意图,一再指令清军收复醴陵、吉安,固守萍乡。双方应在这几个战略要地展开了反复的争夺。吴三桂又派精取广东的韶州、广西桂林,其目的是诱使清军兵分各地,借以保护湖南的后路。他的这一策略,使清兵疲于奔命,不得不从长沙战场分出一部分兵力应援。穆占奉命到乐昌等地,以切断进犯韶州吴军的后路。岳乐则分出一部分兵力防守不久刚收复的醴陵。战马不停地奔驰、战斗,极需休整,穆占获得批准率部到袁州养马25天,然后即奉命剿灭正在逃跑中吴三桂的大将韩大任。清军的兵力已分散在各战场,不能聚结兵力进攻长沙和岳州。岳乐请求增派战斗力较强的绿旗兵,先取岳州,再由水路进兵长沙。但是绿旗兵已没有能调之兵。因此只得暂时放弃取长、岳、分兵进取长沙以南湘潭。
从康熙十五年到十七年,双方的战斗日趋激烈,特别是在康熙十七年的上半年,争斗尤为酷烈。清军进入湖南的东部和东南部,先后攻占了茶陵、攸兴等12座县城。又在湖南东北攻取了平江、湘阴。康熙十七年三月,穆占率兵攻下彬州(彬县)、永兴、以数万兵马由永兴北上直取来阳,进逼衡阳。
此时吴三桂正在衡州,急命骁将马宝率部迎敌,他的兵马行至永兴以北60里,在盐沙岭设伏以待,清军毫无觉察,大队的兵马进入谷口,吴军伏兵四起,谷口被堵住,在岭上安设火器,猛烈地轰击。清兵进退不得,又不能驰驱,无法还击,听任吴军攻杀。吴军大获全胜……清军伤亡1万多人,都统宣理布、统领哈克三被击毙。吴军追到永兴,晚上渡过来水,在永兴城下扎营,虚张声势,仅以少量兵马立营,而以大队人马潜袭彬州。驻扎在彬州城外河南岸的清军大营被攻破,前锋将领硕岱、副都统托岱失利,退到彬州城,硕岱撤向永兴去了……吴军在一些战役中打了胜仗,暂时缓解了日益危机的局势,但是总的趋势不容乐观。吴三桂作为总指挥,以他的军事实践经验,比任何人都清楚目前的严峻形势。他不能高枕无忧,他愤于各将领争战不力,他或冒酷暑,或顶寒风,来往于各个战场,亲自调兵遣将,有时亲临战场,指挥对清军的战斗。在吴军失去吉安后,清顺永郡王勒尔锦率大军直逼长沙城下五里山扎营,吴三桂愤极,亲自临阵督战,没有成功,自家兵溃,往城里逃。幸亏在城下埋伏了6头大象,纵之出城,清军连同战马惊荒,不敢上前追击,慌忙退却。吴军的士气低落,连吴三桂也指挥不灵。在这二三年中,他北到松滋,窥视江北;回师长沙,率领兵马解围,“死守湖南”。康熙十六年四月,他率众去衡州,部署作战,九月他又到了湘潭,部署进攻广西;十一月又去了衡州。
吴三桂奔波于各个战略点之间,虽然一时奏效,却无回天之力。吴军的形势,如江河日下,不可能重振雄风了。
表面上看,岳州、长沙的防御坚固,似乎是无懈可击。然而大批大批的清军一天紧似一天的逼近,吴军在军事上一连窜的失败,给吴三桂广大将士的心灵上笼罩一层阴影,他们各怀心腹事,情绪异常低落。这些都是产生猜疑的土壤,猜忌一旦产生,就势必引为内江,加快了瓦解自身的组织。吴军守岳州的大将吴应期,妄自尊大,贪婪无比,克扣军饷,饱入私囊,引起部众和岳州城中的百姓无比的愤慨。吴军水师大将林兴珠,精通水上作战,因吴应期对其傲慢无礼,投顺了清军。安亲王岳乐等又针对吴军内部相互猜忌,屡设反间计,吴应期不变真假,抓住假证即杀,更引起部属惶惶不安,人人自危。清兵围长沙,断其饷道后,岳州失去了粮食供应,粮食一断,饥饿立即来临,挨饿的兵士想法逃出,没逃出的,也奄奄得毙。岳州危在旦夕。
清军对岳州在实行军事进攻的同时,又不断展开了政治攻势,向吴三桂的将士和被占地区的百姓发出告示,陈述形势,公布清廷的招降政策,指明出路。对吴军的广大官兵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增大了吴军内部的离心力。岳州吴军的总兵官陈华、李超等先后向清军投诚,其后,“陆续投诚”的络绎不绝。清廷克取岳州的条件与时机已趋成熟。
林兴珠于康熙十七年三月降清后,立即献出破岳州的策略。他根据清军的船舰较多,提出分一半战船停泊君山,用以切断常德的道路,其余的船只停泊香炉峡、偏山、布口袋诸处,沿九贡山陆路立营,截断长沙、衡州的通道,可阻塞岳州吴军陆上的交通。
即使城中有粮食,而薪刍器用必致缺乏,可以不战而使吴军毙命。
安亲王岳乐将此水陆布署向康熙报告,当即批准,特别嘱咐:水陆大军进攻岳州,既克之日,乘虚速取常德、醴州等城,“勿令贼得为备”。
清军即按上述方略布置,并于五月十八日由“安运清寇大将军”尚善、湖南总督蔡毓荣、提督桑格统帅水师,浩浩荡荡地驶入洞庭湖,发起对岳州的总进攻。数日来与吴军水师对抗,经过大小战斗10多次,屡次挫败了吴军。六月三日黎明,吴军的水师乘风而来,攻击柳林嘴、居山两处清军水师。清军各路战船一齐出动,分头给予迎击,火炮不断地击沉吴船,擒杀吴军的将领和士兵,终于将进攻的吴水师击退。
在对岳州发起总攻击的前夕,清军统师部加紧做瓦解岳州吴军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吴军将官兵士投诚,以减少清兵进攻的对抗力量。他们“大出告示,广布皇仁,更屡次密书悬置高脚庙地方”,向据守此地的吴军水师将官陈碧等人“晓以大义”。他们还请陈华、李起等已降清的吴军将领直接到城下,“高声传喻”清廷对他们的政策。陈碧认真考虑后,决定投诚。同时又有吴军的兵士及家属1000余口背吴投清。
到康熙十七年七月,清军水陆围困了岳州,而九贡山尚未立营,吴军仍然往来这个地方……以采柴木。康熙派到清军营下督察军事的詹事宜昌阿报告说:“如岳州不下,长沙无船可用,而荆州的清兵也不能渡江。应固守长沙、荆州,调余兵困岳州,使之内外不得通,断其樵采,吴军困穷,约十月内外,似可克复”。康熙指示:“岳州为湖南咽喉要地,必恢复此地,围攻长沙及荆州的兵始能前进。大将军顺承郡王所部兵数不少,攻取岳州,”事关紧要“再增助围,原调江西的陕西兵攻赴岳州,河南巡抚董国兴可遣标下兵1500人、安徽巡抚徐国相遣标下兵500人,令贤能官统领,都赴岳州,还有原军4000人也同往岳州。此诸路兵抵达,可于九贡山设一营,只要有机可乘,即进兵攻取”。
尽管康熙在岳州集结兵力达到六七万人马,战船准备数百只,军需山积、粮饷充足,可是岳州还是迟迟攻不下。到了八月,康熙看到各将军“破贼无期”,又担心满旗士兵不耐水土,因而挫伤士气,再也按奈不住,说:“今日之事,岳州最要。不可可速行攻取”。提出他要亲自统率六师,“躬行伐罪”。但是议政王大臣不赞成康熙亲征,极力阻止。这反映了康熙对他所遣将领不用力攻战的不满情绪,不久吴三桂病死的消息传来。康熙立即指示前线各将军:吴三桂已死,“贼必内变”,各路大军要时分路进剿。
清军从五月进入洞庭湖,到九月初,已有三月有余,虽小战多次,吴军并没受到多大的挫折,但不敢倾巢出战,而清军仍没有把城紧紧围住。问题是,清军将领临阵怯弱,不敢迎战。九月初,一队吴军乘船反20多只。赴湘阴取粮食和火药,经过清军副都统德业立和提督周卜世的防区,有战船130只,竟不敢击,任其出人。
十月二十二日,吴军水师将军巴养元、姜义等人率战船250艘,进攻陆石口,被清军击败;二十九日,清军进攻岳州,击破吴军1万多人。吴军出击的目的,是想打通道路,取得粮饷的支援。九月初吴军虽取粮成功,但据投清的吴军兵士说,取得的粮食也只能支持到十一月。在康熙的严督下,清军水陆两面加紧了对岳州的围困,断绝岳州的粮饷。湖广总督预先购买了数千根木头,打桩做牌,拦截上流,御防吴军水兵的出入。岳州城内粮食的来源已绝。十一月份,岳州吴军水师倾巢出动,意在疏通粮道,进攻柳林咀,双方激战不休。另有一支5000吴军从陆上进攻,从高家庙渡口进攻陆石口清兵的营寨,清军奋力阻击。由于清军在湖上频繁地出战,火炮损失颇多。“安运清寇大将军”贝勒察尼要求增拨江南子母等炮1000门。在高家庙、君山陆地设营,应调荆州水师营总兵张忠及其标下兵赴岳州。清廷一概应允。洞庭湖每年到冬季水量减少、干涸,部分湖殷露出陆地,不能行船。清兵以水陆相接,因湖水干涸,清军的营寨彼此隔绝,兵力又感不足。察民又要求增兵支援,议政王大臣不同意增派兵马,而康熙为了攻取岳州,仍然同意了察尼的要求。指令将岳乐增援永兴的兵马每佐领出2名可撤到岳州,长沙方面的战事稍缓,可发每佐领兵二三人增岳州,江西总督董卫国标下官兵可选调2500人,就进由铜鼓入武昌,赶赴岳州,立营于要地,都归察尼指挥。江西总督董卫国回奏,自己原率标兵5000,再调江西各营的兵马数千增援岳州。康熙嘉许。这次陆续调清兵总计1.8万人,看来康熙是不惜一切代价,把各地的兵马倾注于岳州一地,以求全胜,至此,岳州已集结清兵达10万左右。
康熙十七年十二月,吴军援兵救岳,“势甚猖獗”,但因清军水陆封锁严密,“不能飞渡”,于是败回,“而岳逆在城饥饿日甚”。根据随军的官员宜阿昌的报告,清军已截获的吴应期和各处往来的文书,内容却是呼叫救援,运送粮饷。都足以说明岳州城中的粮食已经断绝。从岳州“相继归诚”的吴军将士也证实岳州城中绝粮的悲惨境况。吴军将士继续潜逃投诚清军,到年底,岳州城内吴军的游击刘鹏等文武官员75人接受招抚,投奔了清廷。
吴应期所属的将士大量叛逃,致使岳州吴军的军事力量正在迅速的土崩瓦解。他已感到不能再支撑下去,但也不愿束手就擒,唯一的办法,只有逃跑。康熙十八年正月十八日,天还没亮,已经约降的吴军将士及家属约数千人,分乘乌船10余只,小船30多只,在前去接引的清军将士的引导下,开到高脚庙一带登岸,众多的清兵事先已在岸上站队迎接。同一天归顺的吴军,还有总兵官王度冲、将军陈珀等,各率舟师来降。当日夜晚,只见岳州城中火光四起,“贼众沸腾”。原来吴应期,在下午四……五时率领余部约数万兵马出城,丢弃了岳州城,向东南方向逃遁。清军急忙追赶200多里……因没有携带炊具而还军。正月十九日早,蔡毓荣、桑格等率领清兵浩浩荡荡地开进了岳州古城。
岳州这座坚城,在吴军固守下,历时五年,终被清军收复。岳州的收复,虽说是件喜事……但是康熙并不那么高兴。因为他数年来都一直在关注岳州城的收复,而他的将领们却迟迟地不敢进兵,致使这个胜利来得太迟了。他很清楚,为了岳州,他投入了这么多兵力、财力……竟没把城攻下,而是叛军主动的撤离,竟让吴应期率余部逃跑了,不过是得了座吴军“所弃之空城”罢了。为此康熙极为恼火,斥责贝勒察尼失计,竟让吴应期率数万人马,在清军的眼皮底下逃跑了!使这支有生力量没有被歼灭,势必加强了其它战略据点的防御,将给清军下一步的行动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岳州的收复,毕竟使清廷得到了一个战略要地,对全局的影响却具有重大的意义。
收复湖南、四川吴三桂死后,吴军的众将公推吴国贵总理军务,其方略是专力保固云贵,但也不能轻易丢弃湖南,还在尽一切力量力图保住湖南。这对保固云贵仍然是一大关键。原望虽好,但却不能左右形势急剧的逆转。自吴三桂一死,吴军军心进一步涣散,愈发不可收拾。吴应期丢弃岳州,湖南的门户调开,时刻待命渡江的荆州清军于康熙十八年正月二十七日蜂涌渡江,千帆竞发,漫江而来。康熙下令展开总进攻,遂成破竹之势,吴军全线溃退。
吴应期自撤出岳州城后,率残部投向辰州,于此同时胡国柱也撤出长沙。率部退屯展龙关,与吴应期相犄角,企图力守。
吴军一撤出长沙,清军随之进城,清廷收复长沙。康熙指示:“贼失岳州、长沙诸要地,正当惊惶骚动之时,乘机进攻衡州,击灭逆贼,殊为要务!”他命令大将军察尼,发出水师营总后官等率绿旗兵3800、沙船100、快艇80只赶赴长沙。除外速发满州兵,多带船炮,尽快至长沙。他又给广东的尚之信发布进军命令:“乘此各路贼寇涣散之际,平定广西”。他要求尚之信、将军莽依图、舒恕、额楚、傅弘烈、总督金光祖等“勿失事机,速定广西”。
下诏给江西省总督董卫国,率领所部兵马速赴大将军岳乐处,协力攻取衡州等地。
驻守荆州的清军一路由署都统多漠克图等率领度江,据守在大江对岸的太平街、虎渡口等处的吴军放弃抵抗,全都逃走。另一路清军由顺承王勒尔锦率领,较第一路清军晚二日,于二十九日渡扛,驻守之始,前队官兵分路追剿枝江、松滋、宜都(都在湖北境内,荆州上游,长江南岸),还有石门、慈利诸县与澧州的吴军,闻风逃跑,都被清军恢复,固守百里州(松滋附近),吴军水兵将官洪福率舟师投诚。二月十四日,清将勒尔锦到了澧州,遣派固山贝子准达等率兵进取常德。吴军弃城,在清军还未到之前,就纵火焚烧城中的房舍和船只……然后逃遁。十八日,清军进驻常德城。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先后攻占华容、安乡、湘潭,二月七日收复衡山县,命令前锋统领希福等进攻衡州。守城的吴军闻风丧胆,吴将吴国贵、夏国相等自度难守,弃城而逃。十三日,喇布率领清军进入衡州城。这座曾被吴三桂即位时更名为“定天府”的行在,吴军固守了多年而一朝失去,没来得及逃脱的官员100多投降。清军占据衡州后,马不停蹄地由衡州继续攻占了来阳、祁阳,三月五日,再克宝庆(今邵阳市)……
从正月吴军撤出岳州后,湖南战场的形势发生巨大的变化,各地的吴军纷纷弃城不守,闻风就逃,其势如退潮,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自北向南,吴军毫不停歇的向后退却,而清军则马不停蹄地尾随紧紧追赶,几乎是兵不血刃,遭到一处,就占据一处。于是在湖南广阔的战场上,出现了一种战争的奇规景象:清军铁骑如云,玉轴相接,好似狂潮奔腾,疾风骤雨,盖天铺地地席卷而来;而吴军则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急急如丧家之犬,狂奔逃命。造成这种局面,其根本的原因是吴军失去丁统一指挥,吴军的将帅已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无心抵抗,于是清兵未到,率先逃跑。到了三月里,吴军的大将吴国贵、夏国相、马宝等自衡州弃城出逃,奔永州(零陵),被清军击败、又逃向新宁,再逃到湖南的西南部、靠近贵州的武冈,才得到了喘息,驻扎下来……清军继取永州,再南下取就永晚(江永)、道州(道县)、江华(永明东南侧)、东安(今东安南)等诸县城。
吴应期、胡国柱、王绪等经长沙一气逃到辰州、安营下寨,依险固守。这时吴军除占有辰州、武冈、新宁等地区外,其余湖南的绝大部分地区都被清军收复。
残留在辰州等地区的吴军余部处境十分狼狈,武器弹药缺乏,粮饷没有。据清军侦探报告说,逃到辰州的吴军约上万人马,大部分兵士无甲,仅有窝统四五千只,在此之前所备有的大炮、鸟枪、兴隆等炮都丢弃了。“军饷全无,新从云南发来的两船黄金,每名士兵应摊银五两,折合金子才四分几厘。差派城中的文武官员去乡下买粮,只能买到三五十石,每名士兵给粮二斗。他们的粮晌不足,特别是从云贵征来的苗瑶族士兵大为不满。每天晚上总有几十人,甚至上百人逃跑。吴国贵、马宝等诸将每天总是愁眉苦脸,叹息不已。军中将士都怨恨吴应期”将岳州大门打开,致使清军势大难敌,吴军不断败逃。
吴应期等在辰州等诸城镇的驻兵,都结营在辰龙关到辰州之间,各据险要固守,陆续集结各处吴军溃散的兵马,巳达1.3万多人。吴应期等决意在这个地方固守,企图阻止清军进入云贵。辰州(沆陵)地接贵州和四川,位于沆江之畔,由陆路和水路可直通贵州。特别是辰龙关“乃通云贵的孔道”,此关一带,森林茂密,山高地险,人行不易,骑兵不能成列。辰龙关是辰州的门户,此关不破,就不能越过辰州。早在三月间,勒尔锦已经率部来到了辰龙关附近,但是看到群山林立,林深路险,不敢进兵,畏缩不前,又加上雨季的到来,便以此为藉口,“急行退还”,因而使吴军有了宽裕的时间从容部署,构筑防御工事,在这个地方稳定了局面。康熙对勒尔锦以及他派遣去攻取辰州的将领十非不满,下诏严历斥责。
到了康熙十八年七月,清兵仍旧没有攻取辰州。大将军简亲王喇布指挥属部,在辰州南的武冈,向据守在武冈的吴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吴军骁将吴国贵亲帅残部2万多人与清军抗争。喇布令穆占及其所部于八月一日先攻取新宁县,然后与大将军安亲王岳乐部合兵攻击武冈、枫木岭等处。他们知道吴国贵是一劲敌,不敢轻视,特集结优势的兵力;岳乐率每佐领各11人、绿旗兵1方人,约计1.5万人,简亲王喇布所部也不下2万人,总计近4万兵马……双方在枫木岭隘口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吴军尚有战斗力,没能被击退,而是迎战向前,拼力厮杀。新降清的林兴珠和提督赵国祚等将领深知吴军的内情,他们亲率清兵奋力攻击,吴军终被击败。在枪炮相互轰击中,吴军统帅吴国贵误中冷炮,当即倒地身亡。吴军见主帅已死,无心恋战,弃武冈而逃。清军固山贝子“定远平寇将军”章泰(岳乐已调回京师,其职务由章泰接任)等率部追赶到木瓜桥,再次击败吴军。于是,武冈、枫木岭等地随之而被清军攻占。
接着武冈战役后,辰州的战斗也开始了,从辰龙关到辰州,再到辰溪(在辰州南),吴军沿着沆江分水陆两路固守。胡国柱原守辰州,不久又改调到辰溪驻守,吴应期仍驻守在辰州的来窑铺,其余的吴军将官杨有录、周祯、杨宝荫、祖述舜等各率所部兵马占据要地。为了迷惑清军,他们每天都变动驻守地,“迁移不定”。吴军逃亡情况严重,有的营寨的士兵都几乎逃光了。
清军占领了武冈,切断了辰龙关的后路,吴军非常惊慌。
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大将军察尼挥军向辰州发起了进攻。他指挥清兵从间道突袭辰龙关,关破为清军占有,清兵于三月十三日到了辰州城下,吴军争先弃城逃窜。知府傅祖录献关投诚,守辰州地区的吴军将帅都放下武器,各帅所部归降。计有:
“援剿右将军”杨宝荫标下将官28员,士兵1531人;
“定北将军”杨有录标下副将许龙、石恩2员,士兵1961人;
“亲军后将军”祖述舜标下5营总兵官肖伏成、尹宗仔、何可量、库大有、柳应春等5员……“援剿总兵官”候登甲、“戎旗”副将石虎等所部士兵计2146人,还有游击、守备官舒明申等44员、千总和把总计17人;
“水师在将军”周珍标下“戎旗右营”参将陈长、中营领兵官都司陈贵、左营游击郑防……右营游击等“食俸领兵官”39人、“食全俸随征官”96员、侯被文职兵备道周其泽等8人……总计军官143员、士兵3600人、家属1254人;
水师“右将军”标下中副将吕贵原带随行政都司、守备陈灿等3员、士兵627人;
辰州总兵张敬先标下参将郭海龙带兵950人;辰州水师副将刘顺等带兵400名。
以上,各级军官294员,士兵1.1201万人。辰州不战而降,吴军损失之重,于此可见一斑。
清军得了辰州后,大军继续南下,攻破了沆州(芷江),吴应期、胡国柱等败走贵阳。“枫木岭、辰尤关一经开辟,则滇黔势同破竹。”道路已经打通,清军就势不可挡地直取云贵了。
湖南全境收复,吴军的余部都已经逃到云贵去了,于是清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立即就指向云南、贵州。
在扫荡湖南残余的吴军,追逐吴应期、胡国柱同时,康熙料到四川的叛军必然震惊,因而使不失时机的对四川的叛军发动了总攻击。
对四川总攻是从兴安、汉中开始的。康熙十八年(1679年)六月二十五日,康熙诏令清军大将速取兴安,平定四川。八月图海分兵四路:图海与将军佛尼勒由兴安出击,总兵官陈福亮为后援,驻守旧县关等地;将军必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由略阳进攻,西宁总兵官朱衣客为后援,驻守西河等处;将军王进宝、汉中总兵官费雅达等由栈道进兵,延绥总兵官高孟为后援、驻守宝鸡;宁夏提督赵良栋等由徽州经巴都山出击。图海请定于九月四日四路兵马齐进……后改为十月初二日,先取汉中,康熙命令将军噶尔汉等自郧阳进取兴安。
张勇、王进宝、赵良栋这三员汉将,已威镇西北地区,他们所部的绿旗兵都是精锐。因而康熙就把最难征剿的四川叛军交给他们去攻取,且让其打头阵,而满兵随其后前进。康熙给张勇的敕书中说得很明白:“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人剿平,彼时定有满兵助战哉!”
他所使用的政策还是入关前清太宗制定的“以汉攻汉”的策略、让英勇善战的陕西汉将及其所部去平定四川,而满兵则是“助战”。
早在攻取武冈、辰州和进剿四川之前,康熙就已经给吴三桂的核心人物王屏藩、马宝、夏国相、胡国柱、吴应期、郭壮图等人各写了招抚谕旨,强调:背恩反叛之罪在吴三桂,你们都是“附和之人”,朝廷愿意赦免和保全你们,同已降清的臭将一样“论功录用”,条件是必须归顺,接受清朝的名号。但康熙的如意算盘打错了,王屏藩等人非同其他人可比,他们都是和吴三桂结成了密不可分的联盟,在反对清廷的根本立场上完全一致,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即使吴三桂已死,他们始终要坚持到底,直到他们彻底失败而罢休!他们既不投降,那么满廷只有把他们全部灭除掉。
在大将军图海的统帅下,清兵冒着严寒,四路齐发,王屏藩拥兵数万于兴安、汉中等地……实力较为雄厚,叛军吴之茂盘踞在松藩地区。十月下旬,王进宝率部攻克武关,二十七日追逐叛军,直到汉中。王屏藩引兵从青石关撤往广元。清军收复了汉中府。赵良栋率部收复了徽州,又在巴都山击溃了叛军,收复了略阳。康熙催令湖广提督徐治都率水师溯江而上,直取重庆,又增派总督杨茂勋与徐部会师,同力进剿。不久,清兵统帅图海奏报,兴安已被清军收复,吴军总兵王永世率部献关投降。
兴安、汉中收复后,康熙即刻发出命令,各路兵马速进入四川围剿,特授提督赵良栋为“勇略将军”,以重事权。
康熙十九年正月初,赵良栋率兵马1.1万人,直逼成都,而王进宝部已于年前十二月分兵三路,进逼保宁。两位汉将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前进。赵良栋的兵马八日到达绵竹,叛军“劲武将军”汪文元献城投降。十一日到了成都郊区,叛军巡抚张文德率领文武诸官200多人迎降,清军进入城内。王进宝军却一路遇到了叛军的顽强抵抗。卫屏藩、吴之茂、陈君极等将领都坐镇保宁。王进宝兵马到了距保宁城20里的地方,占据孔道安下营寨。正月十三日……王屏藩出动兵马2万多人向清军进攻。王进宝分兵迎战,大败叛军,一直追到锦屏山,攻破了叛军的营寨4座。叛军追到宝桥,王进宝率兵再次发起进攻,夺桥斩关,一涌而进入城中。王屏藩和他的将军陈君极走投无路,自缢身亡。其余的叛军将官吴之茂等3人及总兵郭天春等17名将官被清兵活捉。康熙命把王屏藩、陈君极的头颅割下,并同被俘虏的叛将吴之茂、韩晋卿、张起龙等首要人物立即解送北京。
三月,这一行囚犯押解到了北京,康熙立即作了处理:将吴之茂、韩晋卿立即凌迟处死……割下首级,与王屏藩、陈君极的首级一起悬挂城门示众。张起龙原为吴三桂旗下属员,赦免一死,命他去云贵招抚,以赎其死罪。
再说四川的战事,继攻克保宁城之后,王进宝率部于同年正月十八日抵达顺庆(南充),叛军知府彭天寿率部出城迎降。于是,蓬州、合州、广安州、岳池、西充、邻水、营山、遂宁、渠县、蓬溪、仪陇诸州县相继而定。
湖广提督张治都的兵马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康熙十九年二月一日,徐部兵马到了夔州,守将刘之卫,总后瞿洪升等献关投诚。十三日,据守云阳的谭洪以及、“左将军”谭天秘率部属到徐治都军营前请降。十六日,另一支清军到了重庆。叛军没抵抗,守城的文武大员出城迎降,接着达州、太平、南江、东乡、安岳、新宁等州县,的叛军也随之降清。叛军将领杨来嘉、彭时亨等人各派员到清兵营寨缴印投诚。
四川古称天险之国。山险谷深,道路险阻,进兵不易,出兵亦难。因此康熙在先置四川的叛军而不问,首先解决陕西和江西、福建的东西两翼,然后再倾全力而突击湖南主战场,待湖南全境即将收复,就即命将率师入川。乘清军大胜,吴军节节败退的有利形势,一举收复了兴安、汉中,再深入四川内境,除个别的地方遇到抵抗外,其余所到之地皆降。于是四川全境,重新回到了清廷的手中,这给清军兵进云贵,提供了一大方便条件。
清军乘胜入云贵云贵之战,康熙十九年(1680年)三月,清军大将赵良栋奏请以湖广、广西、四川满汉大军分三路进攻云贵,约期八月底,各路兵马并进,直捣云南。清廷接受了他的建议,立即按此议命官选将,调遣军队。
夺取云贵,是清廷平叛的也是最后的关键性的一战,此次战役势必会遭到吴世藩集团的拼命抵抗,如仍然依靠皇室贵胄来统帅清军,很难完成这一战略任务。鉴于以住一些将帅征战不力,为夺取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对原将帅进行调整,重新选择新的将帅,因此康熙经慎重挑选后,任命担当三路大军统帅的是:
第一路即中路,大军统帅是“定远平寇大将军”贝子章泰。章泰曾随大将军贝勒尚善,参赞军务,以敢战善计谋屡立战功,康熙十八年十一月,清廷命安亲王岳乐解印回京,即以章泰接替岳乐,命为“定远平寇大将军”,由他接任岳乐的职务。其次是湖广总督蔡毓荣,于康熙十八年十二月被任命为“绥远将军”,总辖常德、武冈等地所有各省调拔的官兵及湖广全省绿旗兵马。总督董卫国、固有德、提督桑额、赵赖、周卜世,俱听其节制。湖南现有的文武百官听其遴选,携赴军前听用。有功者,可“具疏奏闻”,论功行尝;如有临阵退缩、运粮违误者,副将、知府以下各官“即以军法从事”,副将以上各官,“可指名飞章参颏”。此路大军都到湖南的沆州集结,由镇远一路,取贵州。总计兵数,“每佐领20人有奇”,再加上蔡毓荣和董卫国等总督及提督所部,兵数“甚多”。
第二路统帅为赖塔。吴三桂叛变时,他以都统被援为“平南将军”,先到浙江平叛,后又到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驻防,屡次立下战功,为清廷所赏识,康熙十九年(1680年)九月被援为“征南大将军”,统领广西满汉大军和选取驻广州清军的精锐,原属平南王藩下的部分官兵,由广南宁出师,速取云南。
第三路统帅为“勇略将军”赵良栋。他以“勇略茂著,操行廉洁”,深得清廷赏识,康熙十九年正月末,被授予云贵总督仍兼将军,统领四川和陕西满汉及绿旗兵,由四川分两路进兵,先取遵义,后取贵州。
三路大军总计40多万,清廷动用如此之多兵力,倾注于云南一隅之地,其意必欲踏平吴世瑶固守下的昆明,云南是吴氐政权的根本,其兵力多于贵州。但由于多年的征战,加之最后的大溃败,伤亡、逃走的,还有被招抚投清的,为数颇多,致使吴军兵员损失相当严重。从湖南撤回的兵员寥寥无几,而一直驻守在云南的吴军,不断增援到前线,不足之数,由当地的壮丁补充。到全线溃退时,守云南的吴军进一步的减少。情廷的40多方兵力对吴士蹯的寡兵,真是以石击卵,岂能不破吴士瑶的最后顽抗!
经过充分准备,并制定了攻取云贵的基本战略后,康熙十九年九月二日,康熙下达命令……各路大军“如期进剿”。湖南一路的统帅大将军章泰上谕报告,他所属兵马已完成了在沆州的集结,决定由蔡毓荣等统帅绿旗兵,兵分三路准备在九月十二日从沆州起兵,他自己所率满汉士兵于十八日随后启程,同取贵州。“清廷批准了他的进兵计划,同时通知广西、四川各清军将官、总督等出征的将军,”俱令如期速行剿贼。
正当清军“士奋马腾”、将要出师时,突然从四川传来发生叛乱的消息。原来,郭壮图等得知清军即将进剿时,便挟吴世瑶进屯贵州,以拒清廷的大军,并遣派吴军的大将胡国柱……马宝,夏国相、高启隆、王会等人,突袭四川,目的是牵制清军,分散清军的兵力,使之不能进兵云贵。四川的清军猛不及防,连失泸州、全州、怀仁、建昌、永宁等县城。已经投降清廷的叛将谭洪、彭时亨等乘机再次叛变,夔州府的百姓也随之而叛,谭洪一时得逞,率众到巫山,固守万县。
四川的形势出现反复,使清廷感到吃惊,担心四川的叛军若与贵阳的吴军“合势”,一旦“猖獗”难以制服,势必就推迟了清军进兵云贵的战略决策,清廷对此不敢轻视,速令四川的官兵进征,又急忙从进剿云贵的大军中抽调部分兵力扑灭叛乱。赦令徐治都等将官会同将军葛尔汉等部“连赴夔州”,执行“剿贼”任务,另遣将军王进宝等住镇“要地”保宁地区,兼守汉中诸处。康熙起初以为谭洪等人成不了什么气候,“不日歼灭。”但是实际情况却较为严重。谭洪、彭时亨在攻占了永宁各处后,又攻陷了涪州,两军会合一处,继而进到保宁附近地区,切断四川的饷道。清廷又急忙派遣陕西总督哈占速赴保宁。哈占以兵力不足,再请援军。
康熙速即指令护军统领佟佳等“束往应援”,甘肃巡抚、提都各臣分兵固守略阳、阳平各处。
四川的再度叛乱,打乱了清军从四川进兵云贵的战略部署,原定赵良栋统帅出征云贵,也“不能如期进定云南”,专力于平息谭洪等人的叛乱。但是四川的复叛并没有影响到其它两路军出征。章泰、蔡毓荣、赖塔等大将军,仍按原定日期属时出师。
康熙十九年九月十二日,蔡毓荣部自沆州率先出兵。沆州在地接贵州东部的湖南境内,有一河,名沆水,可从沆州直通贵州镇远。清兵借助水陆之便,迅速的进入贵州境内,在同后继兵部队将军章泰部会合后,向镇远进发。守城的吴军将领张足发、杨应选等弃城逃走。
清军没费一矢一箭,于十月十二日收复了镇远府城。清军派出轻骑兵向西追赶,随之恢复偏桥(镇远西)等地。
康熙自京师发出指令,以700里加急,昼夜飞驰到镇远。他写道:“镇远至贵阳,道平坦,料贼不守贵阻,必据鸡公背、铁索桥诸处。”他要求各将帅、大臣等“务同心协力,以济大事,速取贵阳,即分兵取遵义。”他特别提醒诸将:“遵义乃是叛军的后路,突入四川的叛军”势必退归。“因而,在四川的各军将领要”乘势长驱,荡平疆围“在这道指令中……康熙还要求赖塔等部统领广西的满汉大军”速进云南。
章泰与蔡毓荣、董卫国、林兴珠等各将官按照朝廷指授的进军策略,督率满汉大军直取贵阳。清军从镇远起兵,先后攻占了清平等城镇,于十月十七日大破吴将韩天福部,夺取了平越州,同时还收复了平越州面的新添、龙里两镇。贵阳城近在咫尺。章泰、蔡毓荣不给吴军以喘息的时间,挥军奋进,于二十一日直抵贵阳城下。
在清军即将出兵贵阳时,吴世璠急招夏国相、高启隆、王会等速从四川撤军应援贵阳,令马宝、胡国柱等继续在四川作哉。援兵尚未到达,清军已进至贵阳郊区。吴世璠惊慌失措……急忙与其叔父吴应期、将领刘国炳等率众乘夜晚逃到昆明去了。于是贵州省贵阳轻而易举被清军占据。吴世瑶的侍郎郭昌同文武官员202人投降了清军,经章泰的招降,原任清廷提督李本琛率大小文武百官上缴伪印扎归诚。
章泰继续挥军奋进,于十一月初,先后攻取了安顺、都匀、石阡、思南等城,平远(织金)知府郑开枢等献城归降。十日,清军抵达永宁州,击败了吴军,收复了永宁,突至鸡公背。距守的吴军1.3万多人,焚烧盘江上的铁索桥,慌忙逃走。盘江铁索桥是贵州通往云南的咽喉,清军夺据,就可以长驱无阻,直抵昆明城下,普安土司龙天佑、永宁土司沙起龙、礼廷试等迎请清军投诚,并表示愿架设浮桥,帮助清军顺利地渡过盘江。
贵州省境内的叛军基本平定。章泰、蔡毓荣等在贵阳“秣马已经月余”,正在等候圣旨进兵的命令,忽闻平远府又被吴攻占。原来是吴世蹯以高起隆为大将军,会同夏国相、王会……王永清、张足法等,共2万兵马,一举攻陷丁平远府。清军大将穆古统兵反攻,于康熙二十年正月二十二日把吴军击败,高起隆败军逃走,王会等率部下投降了清军。平远府再次被收复。康熙下了一道严令,即速取云南,于是大军浩浩荡荡直奔昆明。
吴世璠逃回云南后,吴氏集团已处于崩溃之中。康熙已正确的估计到“目前逆贼因迫已极,旦夕危亡,若不乘机剪除,恢定滇土,更需何日!”他再次命令章泰尽速进兵,不得推诿延迟。章泰在收复贵州后,先是借白“秣马”,逗留不进;后来又以叛军势大推托,按兵不动。于是康熙下了一道严令:如仍“逼留”,不疾速兵,将以重罪论处。康熙二十年(1681年)正月,章泰不得不起兵前进。
当章泰恢复贵州的时候,康熙就下令,赖塔一路广西大军速由南宁进兵云南。康熙十九年十月下旬,赖塔奉命,统领大军从南宁出发,经田州(田阳)、泗城(凌云)、抵达西隆州(隆林各族自治县),于十一月十五日进入云南边境。吴军将领何继祖等聚结兵马1万多人,在离安笼所30里坚守石门坎隘口。此地高耸云天,羊肠小径,易守难攻。赖塔派遣都统贝勒希福、成奇等率前队清军先进攻,他和金光祖等诸将兵分二队,做为后继。康熙二十年正月一日,清军乘势攻击,吴军被击溃,清军夺取了石门坎隘口,收复了安笼所城,吴军的总兵陈义魁等率部降清。
何继祖从石门坎兵败,逃到了新城所,会合吴军将领詹养等,又聚结了兵马2万多人,固守黄草坝,使用大象迎战。二月二日,赖塔督率满汉清兵进攻黄草坝,从早晨五、六时开战,双方一直激战到午后二、三时,吴军才被击败,夺取吴军营寨22座,俘虏了詹养、王有功和吴士兵3000多人。赖塔统兵乘胜前进,自黄草坝直奔曲靖府,吴军总兵尹士元,道元刘世忠率将吏没作任何抵抗,而归顺了清廷。清军继续收复交水城(云南沾益北)切断吴军的中路,吴将线败走。
线是在北盘江江西坡(今贵州晴隆与普安之间)被章泰部击败后而逃到交水城的……江西坡战斗打得十分惨烈,章泰统军于二月初五日到了安南卫,八日进至江西坡。线率领吴军1万多人拒战。江西坡重山峻岭,曲折盘旋,绕山上去,尤如缧纹。吴军据此险要,使用大象布阵。双方还没有交锋,清兵及其战马就被大象吓惊,回头奔溃,蔡毓荣见势急派正红旗兵督战,却也制止不了清军的奔溃。吴军驱赶象群趁势而进,而清军的正红旗兵也返身奔逃。清军疾走两天二夜,方才停止退却。清军的死尸堆积如山,大约死在吴军的手下的……有十分之二、三;互相践踏,被大象踩死,自相争着逃命而彼此格杀致死的,约占十分之六、七。这次战斗,清兵伤亡惨重,是平叛战争以来少见的。
过了二天,章泰令总兵白进功等再次发动进攻,到达砂子哨,吴军又驱赶大象下山拒战……清兵分成三队继进,战斗从中午开始,激战到傍晚,清军奋力争战,吴军最终被清军击败……线等吴军将士,乘夜逃走。章泰派都统龚图等随后追击,直赶到腊茄坡,双方再战,吴军又被击败,于是线才率领残部退到交水水城固守,结果又被赖塔战败。
泰击败线,清军收得新城所、普安州。同时,穆占也收复了黔西、大岂各州府,活捉吴军的巡抚张维坚,斩首军前。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十五日,章泰率军到交水城,遂与赖塔所率领的广西军会合。
章泰、蔡毓荣、桑额等所统领的湖广大军和赖塔所率领广西大军,各自突破吴军的种种阻击,终于实现丁战略的大会师,这是清军的一个重大胜利。两军自交水城分路并进,于二月十九日抵至昆明郊区40里外,在归化寺附近扎营。此寺西北的金马山、正北的鹦鹉山、寺的左右为石虎岗,都成了清兵的壁垒,军容之盛,令人望之不寒而慄。
二十一日,郭壮图派遣吴将胡国柄、刘起龙、黄明统领马步兵1万多人出城30里迎战,吴军驱赶大象5只上阵。章泰的兵马排列于左边,赖塔的兵马排列在右边,从早晨至中午,两军在阵前激战不休,由于清兵的力博,最后吴兵大败,清军一直追赶到昆明城下,阵斩吴将胡国柄、刘起龙等首领9员,俘虏吴军士兵600多人。景、赖两军一直推进到昆明城下。吴世璠拒不归降,坚闭城门,等待在四川的吴军大将马宝、夏国相、胡国柱等人的应援。赖塔和章泰顾虑到吴世璠闭门坚守,清军攻城必遭重大的伤亡,于是便决定掘壕围城。清军选取靠近昆明城的南坝、萨石街、走马街、双塔寺、得胜桥、重关等地,“扰吭立营”,连扎营塞数10里。章泰还广布檄文和清廷的旨意,派遣官员招降吴军的将士,在清廷招抚檄文感召下,吴军大理府的“定远大将军”、“东平公”张国柱、姚安府的“亲军车骑后将军”刘汉章、临安总兵徐衷明、范应泰、李玉彬等,以及永昌等各镇的吴将纷纷投诚。接着,还有吴将韩天福率官兵以武定府降清。从四川逃回来的“亲军铁骑左将军”杨洪德、将军赵玉、高启隆、杨开运、刘魁等一大批吴军的将官各率所部官员士兵先后到清营归降。
康熙得知在四川的吴将马宝等将回军云南援救的消息,迅速发出指示。严令将军介尼勒……赵良栋等各统官兵“速行蹑击”,使之不得至云南,就地全歼,如不遵此令,有失军机,将以贻误军情严处。
不出康熙所料,马宝已率部撤军,胡国柱也弃了叙州城,企图回军云南。驻守在永宁的吴军将官宁国辅感到孤军难以支持,随向清军乞降。清兵三月十五日进入了永宁城。
到了四月,四川的叛军基本上消灭,谭洪病死,余部已溃散,不足为虑。康熙立即下令……调将军葛尔汉和总督哈占、将军赵良栋率部速进云南。赵良栋接令后,亲率绿旗兵自雅州起兵,哈占也于五月十一日发兵。
五月里,吴军的大将马宝同将军巴养元等从遵义奔回了云南,携带妻子驻守楚雄。清将章泰派遣都统希福率兵追剿,把马宝等吴军追赶到鸟木山,马宝全军覆没,仅以身免,逃到姚安山中,收集溃卒不足百人。此时马宝等感到已无处可逃,便会同巴养元于七月五日到姚安府希福军营缴印投降。吴将随之投降的还有将军赵国诈、郑旺、李继业、总兵良应基等。
吴氏集团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吴国柱及其属将王绪等,从姚安逃散后,遁入鹤庆(属云南)、江一带的山中,清将赵良栋、哈占奉旨搜拿。都统希福、提督率额统兵追剿。吴国柱一行再次逃到云南龙州(今云南云龙南)青里尼,清军紧迫不舍。胡国柱等自料无法逃脱,便于属将王绪、李匡自缢身亡。余部在吴将王公良率领下到清军营前投诚。
吴三桂的女婿夏国相及其部众,被清军击溃后,带着少数的随从奔入广南(广西境内),躲避清军的追剿。清兵大将军章泰、赖塔檄令士官侬朋和防守临安总兵官李国梁统兵追击。康熙二十年十一月初,直抵西板桥,将夏国相和他随从将官包围,堵住逃路。夏国相见无路可逃,便带领将军王永清,杨松魁等及属下的官兵到清军营前,缴印投诚。
吴世璠与郭壮图期待着马宝、夏国相等人的外援都化为泡影,但是他不愿投降,仍在死守昆明城。清军已经围城有半年之多,仍没有破城的希望。由于清兵不服水土,生病的与日俱增,病死的也日益增多。粮饷供给不上,已经发生了饥荒,清军的日子也很艰难。城中的粮食也接济不上,生活也一天天的困难。双方继续缰持着。
康熙二十三年(1621年)九月十六日,清廷向围城的将士又下了一道严渝,催促他们速取昆明:“云南围困已久,若不速为克取,未免劳敝兵民,靡费粮饷。今逆贼外援已绝,株守孤城,穷迫已极”,如果继续“迁延时日,待贼粮尽,恐粮饷渐至于虚糜,兵丁亦苦于疾病”。他要求章泰、赖塔等“速行攻取云南省城”。他特别提到,清军中有不少是投诚的吴军吏士卒,应令他们攻城建功,以赎前罪。
昆明城久攻不破,固然是吴氏集团拼命死守,但主要原因是清军远离昆明城40里安营扎塞,一面临昆明湖,一面倚山,围困不严。特别是昆明城所依赖的水上运输昆明湖南北近百里,并未封锁,任其船只往来,无人查问。原来驻守在昆明一带的安宁、晋宁、昆阳、呈贡回州县的清军大部分都是吴军的旧部,他们不能眼看着昆明城内的亲属和部属同僚挨饿,所以没有严加封锁,随便让城内船只自由往来,转运粮食。城中有粮食供应,便加强了抵御到底的决心。当清军统帅部发现这种情况后,立即撤换了驻守昆明一带的吴军旧部,改派八旗兵驻守,从而切断了城内的粮食来源。
九月,赵良栋平定了四川的叛乱后,率领宁夏的兵马渡过金沙江,途经武定、绵竹抵达昆明,与章泰、赖塔两路士军会师。赵良栋贯彻康熙的作战方针,力主切断昆明水路,从速进攻昆明。在此之前,虽已加强了对昆明水路的封锁,但仍没有采取更有力的措施,致使城内的船只仍不时出入。经赵良栋的提议后,在昆明池内置“横筏施楼橹”大船,设置水军,来往巡逻,这才彻底切断了昆明与外界的通路。到十月,昆明城中粮食断绝,“人相食”。
在这种情况下,赵良栋坚持速攻,他说:“我等大军连营四布,不就近速战,等到日久,米粮不济,满兵无妨,绿旗兵何立存立?”满洲兵与绿旗兵待遇不平等,凡粮食都先满足满洲兵的需要,而绿旗兵还经常受他们的凌虐,为他们做杂役,备尝苦景。所以围困越久,绿旗兵的生活就越困苦。但是章泰他们却不顾绿旗兵的死活,只是顾全满洲兵的利益,不同意进攻。他说:“皇上豢养的满洲兵,岂可轻进,委之于敌人?你的军队从远道而来,也应该休养一段时间,怎能让他们再受伤损!”从表面上看,章泰等倒是兼顾了满洲兵和绿旗兵的利益,但是实际上是章泰等人害怕进攻遭到损失。赵良栋见他按兵不动,就率自己所部兵马发动进攻,力战夺取了土桥、新桥、至得胜桥,直抵昆明城下。他的部众远路跋涉,没有休息就投入战斗,确实疲惫不堪。章泰又说,“你部已过度劳累;应先撤回,可叫总督蔡毓荣率兵踞守。”赵良栋拒绝说:
“我兵死战所得之地,怎能交给他人看守!”章泰无法,于十月八日,只得下令各军进兵,直至城下,围困数重。
清兵进抵昆明城下,吴世瑶被迫派遣兵马,出城迎战,两军在归化寺附近激战多时,吴军败北,赖塔率部进抵银锭山,蔡毓荣攻占重重关与太平桥,赵良栋、穆占、巡抚王继文夺取玉皇阁。三路清军分拔后,开始连续日夜猛攻,吴世瑶与部郭壮图惊失措,眼看昆明城即将被攻破,却计无所出,一筹莫展。
清兵在昆明城下与城上的吴军相视,已进眼前。章泰等统帅在加紧攻城的同时,又展开了政治攻势,向城内射出一封封招降书,进一步动摇了吴兵的军心。城中粮米已尽,又面临清军日夜的攻击,无处可逃,昆城旦夕可破,却感到没有生路。城内的吴军包括将官也无心守城,打算早日投降,不失为死里求生。十月二十二日,吴将余从龙、吴成鏊悄悄出城投降……并将城中的虚实如数报告了清军的统帅。章泰等人知城内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亲自督战,各路大军猛攻,四面逼城,又秘密的遣派余从龙进城招抚。
康熙二十年十月二十八日,吴将线,吴国柱、吴世吉、原任都督何进忠林、天擎等人密谋,发劝兵变,欲逮扑吴世璠、郭壮图献给清军。吴世璠、郭壮图闻讯自杀身亡。
线等人擒住了吴三桂的大学士光琛及其儿子方学潜、侄子方学范首要分子,接管了全城。
十月二十九日,线等人打开昆明城门,向清军投诚。于是云贵全定。
由撤藩而引起的一场战争,使撤藩不能进行,迫使清廷宣布停撤。经过8年的血战,才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问题:吴藩在战争中被武力彻底消灭,耿尚两藩也是通过武力,被强行撤去。被清廷视为隐患和威胁的三藩,最终被以武力铲除,国家重归一统,由大乱走向大治……大清帝国的江山从此得到巩固。
吴三桂掀起的一场政治与军事的大乱,在激烈地争斗持续了8年之后,终于平息下来。
吴三桂起兵叛清的原因,大体上可为两个方面,首先是主观方面,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原明朝一批将吏,摇身一变成为新朝权贵的元勋。他们有自身的特殊利益。他们认为从清朝新主子那里得到富贵、权力、地位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受顾于清廷,当然的应获得合理的报酬,而一旦停止了这种报酬,象清廷对吴三桂等人那样,他们就会翻脸不认人,不惜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为保护政治上和物质上的特殊利益,是吴三桂起兵主观原因。
其次是客观方面,吴三桂起兵,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这是推动他前进的基本动力。他在云南振臂一呼,全国响应,东西南北“在在鼎沸”。既然他反叛朝廷,为何如此得人心?
这是因刚刚建立起全国统治的清廷并未得到全国的民心,广大汉族各阶层人民不喜欢这个朝廷,他们宁愿接受本民族的强人来统治,而不愿接受外来民族的发号施令。清兵入关南下屠杀成千上万的汉人,人们还记忆犹新,那种亡国的遗恨不会在短期内消失。新来的统治者,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光明,相反,清廷的封疆大吏、地方官府想法鱼肉百姓,新仇旧恨……激起人们怒火中烧,他们响应吴三桂起兵,正是这种不满和愤恨的总爆发。
吴三桂以失败告终,所以失败首先是:无论是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和其有关联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寄生的腐败的集团,他们仍保持着明时的某些腐败的习性,力图维护过去的旧制度,保持住他们政治上经济上的特殊权力,所以他们掀起的政治动乱,最终不可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广大人民群众中途抛弃他们,这是原因的根本所在。其次是吴三桂,缺乏政略才智,他没能乘起兵时民心士气所形成汹涌的气势,以及由此气势所造成的有利的形势,却徘徊于湘赣之间,失去了时机和优越的气势,人心由振奋而观望,由观望而踟蹰,由踟蹰而丧气,致使陕西的王辅臣、福建的耿精忠受挫降清,清军得以集中全力对付湖南的吴军。形势的急转,导致吴三桂最后灭亡。
再者,还在于政治上的分散,没形成一个核心力量。吴三桂和耿精忠、孙延岭、王辅臣……吴之茂等人,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既无集中统一的指挥,统一的步骤,彼此不受约束,各立旗号,孤军作战。又没有一个统一行动纲领和明确的斗争目标。他们都各顾各自的利益,形成不了一个有核心的统一支配的政治力量。
但是战争具有一种无穷的伟力,它能使那些用行政命令而无法消除的陈规旧迹一扫而尽……吴三桂发动的战争,以巨大的力量冲击清廷统治者强加给人民的不合时宜的枷锁,并打破了它的统一,使之在新的基础上再统一,调整和修改了以往不适合时代要求的政策。这些都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清廷倾全国的人力物力来进行这场战争,最后消灭吴三桂等各个政治和军事政权,在全国大地上,彻底铲除了明末以来所形成的腐败封建官僚兼地主的军阀集团,拔掉了植根在封建制度上的一个肿瘤,这也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可是,这场历时8年的战争,给人们招致生命和财产的巨大牺牲和损失,是无法补偿的,若从长远看,从社会的发展来看,付出某种代价,以损失的牺牲换来社会的进步,也是值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