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是古人之语，也是此刻我胸中汹涌着的兴奋大潮的真实投影。
A兄从美国回来了！消息尤如插上雄健的双翼，不多时便在朋友间超音速般地飞翔，其航行轨迹像传说中的飞碟，倏然而至，亮得灼目，腾起一片光晕；又寂然而逝，遁泯得神秘空濛，踪影皆无。
A兄的归来的确神秘。连我这个昔日与A兄以“同志加兄弟”自诩的人物对他的归来居然事先一点消息都不知晓，并且当我得知他确凿无疑地回来了时已经是“正月十五贴门神”了。我急不可待地想去看望他。不管他是“衣锦还乡”，还是腰缠万贯回来经商，我视他还是原来心目中的他。可是当扮演“二传手”的朋友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他不知道A住在什么地方，就是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也不会如实秉告，因为A已声称将闭门慎独，亲朋好友一律不见时，愈发凭添了我的疑虑和忧思，阵阵浓重的阴霾闪着金属般硬冷的光在眼前磨来擦去，令人心里寒彻。
对于A兄的了解，我自信堪为“入木三分”。我们不仅是“光腚和泥”长大的同好，而且工作后又都对文学创作独钟，所以较之其他同学与同事具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与追求。可是四年前，我却对他“刮目相看”了。缘于他突然告诉我说他出国。
“去哪国？”我惊讶地问。
“去美国。”他成竹在胸地答。
“为什么？”我惶惑不解地想弄个究竟。
“不为什么，不，也为什么。你没听歌星们扯着嗓子嚎‘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吗？我也想当当‘老外’，到国外去开开洋荤。”他说话时一副踌躇满志的神态。
莫不是想当个“淘金者”吧？我问话的语调明显带有对“拜金主义”者的鄙夷。不然他神经病似地出国去干什么？论知名度，由于他的中短篇小说接连在全国获奖，“作家”头上又加上“著名”的桂冠，论经济收入，虽不及那些打着各种公司旗号的老板和阔少日进斗金，但较之为数众多的吃“皇粮”的机关工作人员还是多了一项丰厚的稿酬，加之他拥有“娇妻爱子”，小日子应该讲够“滋润”的了。已经快接近不惑之年了，到国外去当“盲流”，简直不可思议。
可是，他坦然一笑：“要说去淘金，也不假，不过，应该说去进行某种体验更确切。”
我知道这老兄是个极有主见的人，他认定的事儿，八条犍子牛也拉不回。可是，这恰恰又说明他是个地道的汉子。就这样，他走了。一别竟是四年。四年来，我们通信虽然寥若晨星，但也悟出他处境维艰。可是尽管如此，他却丝毫没流露过要撤回来的意思。谁知今天，他怎么突然回来了呢？
为了弄明究竟，我给A兄的妻子打电话，他妻子告诉我他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不过，她还是告诉我，A兄还在原来的住处，我便急如星火地叩响了他的屋门。门开处，涨满我眼帘的A兄形象与过去判若两人。他原来在国内时极注重外表，多会儿也是衣冠楚楚，可是眼下他上身穿件老头式圆领背心，下身是件蓝条大裤衩子，手里拿着一把蒲葵叶制成的芭蕉扇，满脸的络腮胡子，深陷的眼窝里两只浑黄的眼球罩着一层细网状的血丝，目光疲惫而慵懒，看上去一副落拓不羁放浪形骸的样子。
“老弟，别来无恙。”A兄看到我没有表现出久别重逢的热情，一边转身一边不凉不酸地寒暄了一句，然后像例行公事般地用芭蕉扇一指靠墙根儿的沙发，“坐吧”。
此刻，我的心像被冰镇着似的发冷，两个肩胛随之一抖。我顿时想起一个留美朋友说过的一句话：美国是个以利益导向为时尚的国度，在那里谈论人与人之间感情的炽烈、纯洁与真挚，对美国人是滑稽，对中国人则是迂腐。看来，A兄在美国被熏陶和教化了四年，完全变成了一个缺乏情感的冷血动物。
“你从美国回来，怎么连我也不告诉一声呢？是不是‘发’了，怕我这个穷哥们儿找上门来讨饭吃？”我尖刻地说了句挖苦话。
A兄听了只是淡淡一笑：“在美国有句劝告人的话：除非你成心想摧残他，不然就不要去打搅他。可是，我回来发现中国人也务实多了，所以就没有必要跟你们过不去。”
“屁话，中国还没堕落到不讲情份和六亲不认的地步！”我执言驳斥。
“从成就一个人的事业讲，在美国人的角度看，情份不过是愚昧的遮羞布。”他边说边用玩味的目光看着我，大有反唇相讥的态势。
“看来你四年时间没白费，现在满脑子都是美国人的处世哲学。那就请你谈谈美国之行吧。”我点燃一只烟，调整好坐姿，摆出一副洗耳恭听的架式。
“讲感性的还是讲理性的？”他征询地看着我，样子显得很郑重。
“都讲。”我也认真回答。
“要讲感性的，就不多费口舌了。你前一段时间一定看过根据曹桂林的同名小说《北京人在纽约》改编的电视剧，听说这部电视剧轰动了北京。电视剧中主要角色王起明到美国后的景遇，与我的情况差不多。”他说着，一口接一口地吸烟，团团铅灰色的浓雾锁住了他的头颅。看他那凝思的面容，此时已陷入往事如烟的追溯中。
“你初到美国也在餐馆打工？”
“嗯。”
“你在美国的姨妈，也和王起明的爱人郭燕的姨妈一样，把你放在一个贫民窟样的住处就撒手不管了？”
“嗯。”
“后来你也干起了织毛衣的行当，并且也‘发’成了老板？”
“这点倒不雷同，我后来干的还是餐馆生意。”
“‘发’了没有呢？”
“开始‘发’了点，后来又穷困潦倒了。”
“为什么？”
“是被同去美国的一个朋友挤垮的，这点又和王起明的人物关系不同。”
“你爱人没有跟你一起去，当然也就没有婚变一说了。不过，我问你，你老兄在美国生活了四年，有没有遇到阿春那样的女人呢？”
“有。不过都是逢场作戏。不像王起明与阿春那样投入。”他说到这里，脸上露出一种伤感，道：“王起明的婚变是在美国，而我的婚变却发生在国内。这事儿不怪她，都怪我，尽管我变成被抛弃者。”
我怕再顺着这条线索谈下去会加重他的心理上的枷锁，急忙地说；“下面讲点理性的吧。”我一下切断前面的话茬口，不然，话会越说越荤。
“要讲理性的，其一，就是明白了为什么一个中国人对一个日本人则是英雄；而三个中国人对三个日本人则变成了孬种的真谛。”
“那其二呢？”
“就是由我们的文明古国获得的‘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专利却在资本主义的美国倒成了‘国粹’，人与人的利害是个透明体。”
“还有其三吗？”我怕他的话撞上“地雷”，急忙引开。
“这其三，也是四年最重要的心感身受，即能够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这类国家自立自强的华人和华侨，个个都可称得上是精英人物！”
“能说具体点吗？”我现在已是“侨”字圈儿里的人，自然对他字字珠玑般的话语倍感兴趣。
接着A兄向我坦露心迹地说，过去他看到从美国回来的姨妈财大气粗，神气活现，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如果到了美国，照样摇身一变成为富翁。结果为了获得这种证实，他去了美国，才感到美国是个“优胜劣汰”达到极至的国度。A谈到这里，哑然一笑，像是自嘲，又像是折服，压低声音告诉我，他将马上着手写几部反映华侨和华人在美国奋斗的长篇纪实小说，塑造一个华人群体，形成一个系列，其中的人物有的聪明绝顶，学富五车；有的机巧乖张，谋略过人；有的含辛茹苦，卧薪尝胆；有的敢当冒险家，虎口拔牙；有的身陷泥淖，浪子回头……其可读性绝对不亚于《北京人在纽约》。他的话虽非慷慨激昂，却洋溢着一种勃发的律动。
此时，我理解了A兄美国之行的真实意图，禁不住兴奋地给他肩膀一拳：“嘿，真有你的，到时候我要先睹为快！”
断想录：本文中的A兄到美国当“洋打工”，旨在了解“黄金帝国”的社会底蕴，无疑对今后的创作大有裨益，可他却又失去了许多，其中包括与妻子的离异。人生啊，为什么带给人的都是难以弥补的缺憾呢？